他喜欢自己的演员身份。1998年3月，他被邀请参加为庆祝《时代》杂志70周年而举办的晚宴——这场要求穿半正式礼服的晚宴群星闪耀，后来还被评为当年的名流晚宴。金斯堡欣然接受，还告诉莫妮卡，自己和同为荣誉嘉宾的克林顿都要作发言。他的当事人非常不安，不仅因为自己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再见到“英俊先生”，而且正是因为自己的悲惨境遇，金斯堡才能得到邀请。
　　第二天，她还是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总统。金斯堡自吹自擂起来：“是啊，我见到他了，他说‘我祝她一路好运，’还朝我眨了眨眼。”莫妮卡得意洋洋，那个她拼命也要保护的男人还挂念着她，为她送上祝福，这令她兴奋。大概一个月以后，她才知道金斯堡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
　　这事恰好刻画出莫妮卡和她的明星律师之间紧张混乱的关系。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她的代父，从未意识到莫妮卡对总统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自己那些不当又华丽的评论又如何加重了她的内心痛楚和公众羞辱。同时，喜欢在莱温斯基家庭成员间横插一杠子也是这个自称为“伯父金斯堡先生”的另一大问题。就像肯尼斯·斯塔尔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敌人，几周后金斯堡也被莫妮卡和她的家人看成一个敌人，无论是法律、情感还是经济方面。彼得·斯特劳斯专门指出这律师的最大弱点：“回头再想，他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热爱表演，喜欢不计成本地到处活动，反而强化了莫妮卡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贝弗利山庄女孩的形象。”
　　莫妮卡看着她家庭在压力下分崩离析的时候，她的律师正享受着聚光灯下的新生活。每天，一大堆记者都会围在金斯堡华盛顿大本营、都市俱乐部的门口，等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今日话题。这造成大量复制活动，不过，声光世界的新国王让媒体中人也不满起来。“电视早餐”节目主持人凯迪·克利奇就提到，金斯堡曾经吹嘘自己有一天赶了五场电视脱口秀。
　　当莫妮卡抱怨的时候，他就耸耸肩，说：“如果你不给熊（媒体）喂食，它就会因为饥饿而过来吃掉你。如果你喂的东西太多了，它就会扔还给你。不过，如果你喂熊喂的正好，那么它就会随便你干吗。”不幸的是，是在重要的《华盛顿邮报》编辑会上做即兴演讲，还是在电视台录音棚里敏捷地边想边说，金斯堡都只是不停地给熊喂食，不管他的手被熊咀嚼了多少次。
　　他喜欢上镜，每次和莫妮卡出去吃饭或到其他公共场合总能招来大批记者和摄影师，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也让媒体给她贴上了“毒瘾犯”的标签。比如说，1998年4月初，金斯堡要去费城的全美律师协会做主题发言，本来就是因为他飞速蹿红——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才拿到这个邀请的。金斯堡想让莫妮卡走出华盛顿公寓的四面墙，就带她一起去，他许诺说只要他们在酒店登记入住了，就会带她去看美国自由的象征——著名的自由塔。
　　她回忆说，当他们来到酒店，大批电视台人员、记者和摄影师围在外头，她本以为会和金斯堡低调外出，不过他的想法不同：一个CNN记者走上前来，问他几时会去看自由钟。莫妮卡一下子恨上了她┑穆墒Α＊“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内心是如此愤恨，于是就离开了。”当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站在盛放着有着著名裂缝的自由钟的独立厅，四处浏览时，大概十来个记者和摄影师还跟在后面，狂拍不已。
　　大量记者的存在就会吸引其他游客的注意力，果然，围观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打断了一个庆祝希腊独立日的游行队伍，活动的组织者也非常恼怒。所有注意力的中心却很苦恼：“这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比尔爱上镜，才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不过，金斯堡也不是每回都能得逞的。4月初，他想要参加白宫组织的年度记者晚宴——按照传统，总统和第一夫人都是特邀嘉宾，莫妮卡和她全家都气愤地表示反对。换作平时，莫妮卡会非常欣喜地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过虽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是她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动动要去的念头也是愚不可及的。她的父母支持她，父亲还表示，如果金斯堡不理他们的抗议，坚持要去赴约的话，那么他们将另请高明了。最终，他放弃了原先的想法，不过这是一场莫妮卡全家根本没料到的战争。她回忆说：“太令人沮丧了。我的律师总是想当家作主。”
　　金斯堡拼命要在公众面前出风头，不过更让人厌烦的是，他总喜欢潜入莫妮卡家庭氛围中，不断挑起他们之间的争执。比如说，3月份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时，他热情地谈到了伯尼·莱温斯基，不过给了玛西娅一个“咄咄逼人”的评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一个家庭律师的本分。
　　问题是，金斯堡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看成一个律师，他经常吹嘘自己是莫妮卡独一无二的代父，还说自己在莫妮卡6岁的时候就吻过她的大腿内侧，“看看那些小痱子”。他还说自己造成了莫妮卡的重生，虽然他认识莫妮卡的时候，她已经20岁出头了。考虑到这案子具有的性意味，这些话不仅很不恰当，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的想象。更对莫妮卡不敬的是，他曾经还形容她是“一条24岁困在力比多之笼的狗”，这话也很快就印上了《时代》周刊。
　　私底下，他更是粗俗不堪，在洛杉矶家中招待莫妮卡和伯尼的┩硌缰校?他评论说总统只喜欢各色的女人，这明显是指莱温斯基。┧的妻子劳拉受不了这样粗鄙的言谈，?气得走出了屋子。莫妮卡也觉得奇怪，金斯堡有这样一个家庭幸福、有两个十多岁孩子的男人，怎么会那么想了解对她和总统性关系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一般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
　　他自封的“代父”身份终于把她推上了绝路。4月的一天，在伯尼布兰特福德的家中，父女正在聊天，金斯堡带着芭芭拉·沃特斯过来拜访，后者前几周还专访了伯尼。金斯堡一把搂住了正在说话的父女，说：“我们可不希望你们俩太亲密了，是吧？”两个男人聊天时，莫妮卡则向她解释，自己长大的时候是个好孩子，从不惹麻烦，也不抽烟不吸毒，成绩一直不错，还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去店里偷东西。沃特斯不忘开个玩笑：“下回，偷一次。”
　　两个女人在房间里聊天的时候，伯尼和金斯堡在别处的谈话则严肃得多，律师强调了以前在长途电话中就不断提到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伯尼，她对你非常生气，你知道她对你恨之入骨吗？”如果他的话是真的，那也是干扰他人家庭，令人无法忍受；如果那是假的，那就叫人无法原谅了。
　　莫妮卡听到他说的话时，惊呆了。“这时我的父亲——他的心碎了，他的金钱在流失，然后听到金斯堡说，他为之承受如此多苦吹呐儿，居然恨透了他。我爱我的父亲，他和芭芭?
　　在整个事件中干得漂亮极了。当然，我和父亲总有些麻烦和冲突，但谁没有呢？那都是我自
　　己的问题。”她父亲以惯有的谨慎语气，补充说：“金斯堡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卷入了家庭内部，他的话只能增加我们已有的痛苦和压力。”
　　在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上，金斯堡分而治之的策略终于公开化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声称莫妮卡坚持要坐着专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到处走动，然后寄来一份份能体现这点的惊人账单。“现在，你还要对莫妮卡耐心点。”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诉伯尼：“我会劝她断了这个念头的。”其实，莫妮卡难得从水门公寓出来走远门，平时都坐的士，或者就步行。有一次，她看到父亲正在签署一张给金斯堡的巨额支票，里面有一笔账是为了“莫妮卡的安全”雇佣豪华轿车，5000元，真相这才水落石出。
　　在和朋友的闲聊中，金斯堡再度越过了界限，他告诉他们莫妮卡曾经企图自杀。她直到3月份才发现他这个轻率的行为：金斯堡的一个女性朋友过来安慰她说：“比尔告诉我，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你是多么恐惧，我只想告诉你没人值得你为他自杀。”她很好心，但无法让莫妮卡提供对金斯堡判断力的信任度。
　　虽然并不愿意，但家庭其他成员也开始接受莫妮卡对金斯堡的态度了。
　　名利场上的莫妮卡·莱温斯基正在受到媒体的受害。她开始与自己的明星律师产生分歧，并且希望这位律师能够离开名利场，而专注于自己的法律问题。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进来，“莱温斯基团”诞生了。莫妮卡和朱迪并肩作战，寻求公众支持，保证不让斯塔尔可以控诉她。
　　1998年夏天发行的一期名牌月刊《名利场》，刊登了一组莫妮卡光彩照人的相片，特别是其中一张她躺在加州马里布海滩，拿着星条旗摆pose的照片，让许多爱国者的骂声蜂拥而至。
　　莫妮卡当模特，拍一组照片的主意是很偶然的机会提出来的。3月，她和金斯堡去参加CNN名嘴拉里·金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书首发式，这是她难得走出公寓的一个机会，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去了。她在派对上和不同的人聊，其中一个《名利场》的记者建议她可以拍一组个人照。这个主意自然很有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到那时为止她出现在媒体上的照片都是狗仔队在她没准备的时候偷拍的。那时，生命中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即使是自己形象也是如此，现在是时候拿回一些指挥权了。
　　因此，四月，她飞到洛杉矶参加拍摄工作，摄影师是著名的赫布·镒取Ｋ回忆说：“因?
　　我一直担心自己的体重，所以非常紧张。”除了为照片本身而担忧，莫妮卡还同金斯堡商量了最终审批权和如何保密等问题，要他答应由他们来完全掌握最后刊登的内容。当她问起一些法律问题时，金斯堡用他一贯的方式，火冒三丈地回答说，如果她不喜欢他的安排，他们可以把整个活动取消。毫不奇怪，刚度过监狱般的几个月的莫妮卡，正陶醉于泡在阳光和新鲜空气里的憧憬，没有“听从”他这个建议。
　　她参加的拍摄就像“灵魂的香槟。过去四个月，我一直被嘲笑，被批判……这事真让我兴奋。”她也喜欢和赫布·里兹一起工作，在他面前，拿着各种不同的道具摆出造型，有些让她有几分伊丽莎白·泰勒的样子。她有自己的化妆师、发型师，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一个专门看管她拍照时戴上的价值60万美元的珠宝。这时，她真是一个“一日女王”。
　　当她父亲，也是一个痴迷的摄影爱好者，和芭芭拉一起到那里的时候，为眼前超现实的景象而欢欣鼓舞：莫妮卡穿着一条蓝色薄纱裙，牵着一条粉色的狮子狗apinkpoodle。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金斯堡又来了一句粗鄙的评语，他告诉伯尼：“如果总统看到这，肯定会弄脏裤子的。”
　　莫妮卡依然对马里布的那天心存矛盾。她珍惜自己交到的朋友，还有那种体验，让她再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如果有先见之明，她不会拿美国国旗当道具，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过，她就后悔这一点，她没有觉得，也从不会觉得自己不忠于国家，也看不出要为国家最珍贵的象征而羞愧难当的理由。
　　其实，早在《名利场》风波前，玛西娅就非常担心金斯堡这样误导媒体，会给女儿带来伤害。她太多时候看到，莫妮卡因为自己律师一句态度不好、不准确或夸大其词的评论而落泪。莫妮卡已经有了一个“疯狂想当名人”的形象，最不需要的就是金斯堡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了。
　　玛西娅焦急地同自己的律师比利·马丁、姐姐黛布拉讨论了媒体关系问题，然后决定专
　　门聘请一个公共关系专家，而让律师团专注于法庭问题。马丁不仅是玛西娅，而且是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推荐了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朱迪·史密斯，一个资深的公共关系专家和律师，曾经为白宫和NBC电视网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过。他们和莫妮卡商量了一下，后者已经知道斯塔尔聘请了自己的公共关系顾问，心想这应该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她马上被朱迪打动了，她精明、时髦和专注，还有最重要的，打算为善良而战。
　　接下来的麻烦就是说服金斯堡，让他明白自己Ω眉中精力在法庭上，而不是和CBS、CNN或其他电视网的记者狂欢作乐。因此，4月下旬，伯尼和芭芭拉在洛杉矶的家中，一个全面的家庭会议召开，律师也参加了。这会议唤醒了莫妮卡尘封多年的记忆，它有两个第┮?——近几年她的父母第一次同时呆在同一间屋子，还有她的父亲、芭芭拉第一次和母亲、彼得·斯特劳斯见面。她回忆说：“所有人都相处得其乐融融。我感到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意，和父母一起坐下来吃饭，看他们融洽相处，真是太棒了。”
　　惟一煞风景的是比尔·金斯堡。当主持会议的莫妮卡拿出提案，把朱迪·史密斯召入团队时，他故意在拍纸簿上乱涂乱抹，明显表现出对这个建议没什么兴趣。莫妮卡准备了三页提纲，简单勾勒了把媒体和法律问题分开处理的原因。她解释道：“我们已经进入案件的转折点。首先，斯塔尔说他要打持久战，聘用了一个媒体顾问，我们团队就成为惟一没有专门拥有媒体经验人才的一方。”
　　虽然她保证，自己不会亲自去回复那些对她操守的攻击，但是她觉得迫切需要一个人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她的麻烦。“我的名声很臭，只是一个90210谷的女孩，专门为男人服务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我。”完全可以想见，尽管她的论证严密，金斯堡还是反对这个计划，他强调说自己应该继续完全掌握这个家庭案件，最后才不情不愿地答应，放弃控制莫妮卡的公共形象。
　　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进来，“莱温斯基团”诞生了。莫妮卡和朱迪并肩作战，寻求公众支持，保证不让斯塔尔可以控诉她。5月17日，在洛杉矶海特公园酒店举行的另一次家庭仪式中，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家庭成员们都在午饭后走了出去，只有愁眉苦脸的金斯堡面对媒体的采访，一个记者描写道：“相比笑逐颜开的家庭成员，律师一直绷着脸。”
　　不只这一件事让莫妮卡欢欣鼓舞。两天前，一家联邦申诉法庭开始参与到她和斯塔尔关于她是否拥有免予起诉的豁免权问题的长期争执中。2月以来，当独立调查官拒绝了豁免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团就开始和他对战，攻击他的手段，质疑他的诚实。现在，金斯堡已经不满足于要求豁免协议合法化，而要求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正式立案调查斯塔尔办公室泄露案件档案一事，还想让勒诺对斯塔尔和他手下几个调查员进行测谎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真向记者泄露了机密内容。
　　总统私人律师大卫·肯达尔也立刻给予配合。他早在2月初就递交申诉，控告斯塔尔藐视法庭，要求对OIC展开调查；现在又提出正式诉状，控告斯尔泄露交给大陪审团的证词。?
　　个司法调查组开始行动，发现大陪审团得到的文件有24处可能被泄露，这违反了联邦法律。法官下令展开调查。
　　当斯塔尔在法庭作战，金斯堡则继续进行他的录音室官司，在无尽的脱口秀节目中不停地指责斯塔尔，一次甚至将特别调查官描绘成“一个混蛋……一个反宪法的恶魔”。无论是否恰当，他这些说法都变成了绝妙的标题，不过他也更像一个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而非莫妮卡的辩护人。
　　他的策略也让诺玛·霍洛维·约翰逊法官不舒服，后者是一个著名不喜欢浮华律师的华盛顿地区法官。在裁决是否莫妮卡和OIC之间签有豁免协议这个麻烦问题时，她就说得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案子在媒体上审判，这直接就是在说金斯堡平日的行为。他的搭档纳瑟尼┒·斯派兹也催促他别再“喂熊”了，再这么搞下去肯定会给他们的官司带来麻烦，不过只要麦克风戳到他的方向，金斯堡就要发言。
　　在媒体上气喘吁吁地折腾着，金斯堡这个华盛顿的圈外人面临斯塔尔的沉重打击。他或许就像一条烦恼又热情的侦探狗，不停地咬着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连串证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而且国会投票通过为这个可能造成弹劾案的调查拨款130万美元，看上去独立检察官又将所有好牌握在手里了。
　　莱温斯基炒掉了所谓的“伯父金斯堡先生”。这位所谓的律师对她而言“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接着，这起案件的另外两位明星律师出现了。
　　在这场法律纸牌游戏中，莱温斯基家在和高手对赌，很快他们就输光了手中的筹码。情急之下，伯尼筹建了一个辩护基金，还在“拉里·金秀”和别的电视节目中亮相，来为不断增加的法律支出筹集资金。他从好心人那里筹得35000美元，不过金斯堡不高兴了，保证自己还要不久后就上同样的电视节目，来证明自己依然是媒体明星。正如伯尼所说：“我去上电视的时候，他觉得是在剥夺他的权利。他不想让（莫妮卡的）父亲也扮演一个角色。”
　　一缕阳光终于暂时照亮到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苏珊·韦伯·赖特法官驳回了琼丝对克林顿的诉讼，宣布“他的行为不构成性侵犯”。之后，根据民意测验，全国大概每三人中有两个都希望斯塔尔也能停止他的调查。不过，他无意退让，还表示苏珊法官的裁决“不会影响我们的案子”。对莫妮卡来说，她为总统感到高兴，不过这种喜悦沾染了悲伤，因为她无法和他分享快乐。“在我内心深处，思念着他。我感觉孤独，想去看看听到这个好消息时，他脸上的表情。”
　　实际上，现在不用再为总统担心了，但她还是有着太多的烦恼：是她，而不是他，面临着牢狱之灾。在给莫妮卡律师团的一次警告说得很清楚，如果约翰逊法官站在他们这边，也就是裁决2月那份豁免协议和OIC无关，那么斯塔尔方面的强硬派就会积极起诉她作伪证。那样，如果以后要再和斯塔尔签署一份豁免协议，莫妮卡就要有更进一步的陈述——承诺她会在宣誓情况下出庭指证克林顿和她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又企图掩盖。
　　她的两个律师都对那天胜诉充满信心。他们错了。4月底，约翰逊法官驳回金斯堡认为那份豁免协议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诉。金斯堡现在又改变了调子，说他已经预料到会在地区法官那里输掉，不过对最后上诉还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输了，他期待审讯期，盘问证人席上的琳达·特里普。公平地说，比起他那些缺点来说，金斯堡是一个出色的庭审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败和挫折，他总能一句话愉快地化解掉，现在莱温斯基一家都无情地嘲笑这句不朽的名言：“我们就在我们想要的地方。”仅仅两周过后，哥伦比亚地区的上诉法庭拒绝进入此案，莫妮卡发现她自己正好呆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临着起诉，可能因为作伪证和其他罪名而锒铛入狱。一个媒体小人评论说：“现在是时候了，莫妮卡该决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监狱连身服的样子。”
　　对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来说，这远远不是一个笑话。她以前要在监狱里呆上整整27年的担忧已经渐渐消散了，不过她还是经常在夜半醒来，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像苏珊·麦克道加尔一样镣铐加身。她的父亲和她一样焦虑，老是做着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帮被囚禁起来的女儿逃狱，他说：“我总是看不清戴着镣铐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权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惧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突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警车过来让他们靠边，FBI也用这样的车。一个没穿制服的探员走出车子，过来亮出他的银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发干，浑身出汗。后来发现，那警察停下他们的车，只是因为司机违反了交通条例。不过，这事复活了莫妮卡在1012号房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那时那刻，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起诉我的。”她回忆时还有点瑟瑟发抖：“那之后，我就陷入噩梦之中。”
　　在她恶名远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成群的摄影记者，他们围在水门公寓附近，监视她的每个动作。即使其他的记者也都惊骇于她被围捕的景象。一个不断在电波里辱骂莫妮卡的电视花边节目评论员，在她们共同的发型师那里撞见了她，惊讶地发现外面人行道布满了电视机组人员和摄影记者，不停地通过玻璃窗拍摄正做着头发的莫妮卡（她现在留短发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里自己护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摄影记者的围追堵截）。
　　为了给敌人错误的印象，以为她从不在他们不知情情况下离开，莫妮卡很少走水门大楼的正门。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开媒体的逼抢，隐姓埋名地在华盛顿到处游走。戴上黑色墨镜，把头发放到后面，塞在一个草帽下面，她就能逃过那些追踪者，至少有一阵安宁了。一次，她在时尚地带乔治镇闲逛的时候，总统车队开过，不过她一眼也没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数周日，一个为比利·马丁工作的私人调查员瓦尔特·埃勒比就会打电话到她的公寓，用暗号问道：“包裹能拿了吗？”然后，他和肖恩·赖特就会等在外面，用车子带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剩下来的时间里，莫妮卡一直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她生活在这样的座右铭下：“只是因为你很多疑，这并不意味着没人在跟踪你。”她的猜测在6月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当时她和朱迪坐飞机去洛杉矶：斯塔尔的副手、曾经在1012房间审问过莫妮卡的麦克·艾米克也在飞机上。
　　5月15日上诉法院驳回了她的豁免请求后，监狱的阴影开始真正地逼近她。几天后，独立检察官传唤她到洛杉矶联邦法院接受指纹检测。正如她的律师们常常警告她的那样，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最终的高潮是拜访如果被定罪她会去的监狱。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亲、比尔·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师托德·西奥朵拉的陪同下穿过守候在威尔士大街联邦大楼外面的记者队伍，在这里她的指纹被正式取下并归档。在回答一个被大声喊出的问题时，伯尼说：“我女儿被两个有权势的人作为人质来利用。这是非美国的。”在阴暗的大楼内，莫妮卡不得不面对持续的敏感和不是那么敏感的胁迫，四个多月前她曾经在1012房间反抗过它们。一行人首先通过全封闭的旋转栅门，然后被领着经过脸部照片拍摄室，来到指纹检测室。曾经试图通过展示他的枪和手铐吓唬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法龙突
　　然出现在她身边，莫妮卡相信这不是巧合。
　　指纹检测时间很长，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检察官们还要她手前面、侧面和掌心的印痕。这个过程总共进行了30分钟——伯尼·莱温斯基知道，因为他看了时间。“看到他们这样对她时，我在哭泣。”他承认，“这很吓人，而且是不必要的——毕竟，她在五角大楼接受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故意胁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杀人罪。”
　　斯塔尔的副手们没有要她的声音样本，但他们要她全面的笔迹样本；她不得不用各种类型的钢笔写不同字体的字。由于不信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当他们试图让她签支票和抄写一封她曾经寄给总统的信时，她拒绝了。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过程，而且由于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师，不熟悉这个程序，不得不不断地给他的同事、从事刑法工作的纳瑟尼尔·斯派兹打电话寻求帮助，一切变得更加紧张。莫妮卡回忆道：“我很坚强和平静，但内心里我吓呆了。”
　　对这个法律行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们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他们像西方电影中复仇的警察局长一样走过一大群记者。然而，迄今为止莫妮卡只想干掉一个人：比尔·金斯堡。两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肯尼斯·斯塔尔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实上承认了莫妮卡和总统之间发生过性关系。考虑到现在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虚假证词，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体的骚乱和法律界的惊骇。
　　金斯堡也指责斯塔尔践踏了莫妮卡的隐私权，把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尔先生！”他写道，“作为你对珍贵的宪法权利的无情漠视的结果，你也许已经成功地揭开了两个成年人之间彼此同意的一段性关系。当然，通过这样做，你也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时花去了她们1000美元律师费来保护自己不受你办公室的虐待。”
　　甚至备受尊敬的律师和法律学者阿兰·德肖维茨也震惊了，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性的麦卡锡主义》中严厉批评斯塔尔“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系列低俗遭遇变成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金斯堡的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远了。德肖维茨公开建议莱温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华盛顿律师。伯尼·莱温斯基勉强地承认——他说：“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经没用了。
　　其实，金斯堡的轻率举动本来或许会糟糕得多。在拍摄《名利场》的那个周末，他曾经打电话给莫妮卡说，《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委托他写那篇文章。她很担心，觉得更大的公开度只会减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当金斯堡给她读文章的草稿时，她最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现在斯塔尔先生，”他写道，“因为你，我们将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个嘴唇亲吻过总统身体的私处。”
　　莫妮卡惊呆了。“比尔，你不能这么说！这会杀了我！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粗鄙、最骇人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顺从，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证缓和文章的调子，并在文章发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现在莫妮卡情况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师又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了。又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委托比利·马丁整理一份能够接受好这个案子的律师的小名单。大家达成共识：新队伍的成员，必须是能在残酷的处境下机智应对和经验丰富的律师。伯尼一个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经在《纽约客》上读到过一篇杰克·斯泰恩的傲人简介，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独立检察官。马丁联系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里斯——他认识他们15年了，两人都表示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前提是不与比尔·金斯堡合作。
　　在找到另外两位律师后，比利·马丁在朴素的华盛顿法院酒店为6月1日星期一租用了一间会议室。他安排了一次一整天的“选美比赛”，在其中莫妮卡可以接触她未来可能的律师，看看她喜欢谁，然后作出决定。
　　刚刚重建的“莱温斯基队伍”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怎样把依然身在洛杉矶的莫妮卡偷偷送到华盛顿，而不被媒体或——更重要的┦恰—比尔·金斯堡发现。托词是需要的。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连夜赶到华盛顿，沃尔特·埃勒把他们从机场直接接到了酒店。就这样，就在身处洛杉矶的金斯堡以为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海滩时，其实她、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正在听杰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里斯和另外两位律师陈述他们的法律策略。
　　低调典雅、一头银发的斯泰恩是名单上的第一人。他对莫妮卡说，他相信，尽管在上诉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帮她得到豁免权。接下来是普拉托·卡切里斯，一位和蔼但聪明的律师，他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为一定程度的豁免讨价还价，那他不是他们要的人。他不准备进入这个案子，除非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审判时进行激烈的辩护。他觉得这是可以采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并不无理由地把这一决定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在80年代对伊朗反对派丑闻的调查中，他曾经帮助另一位著名的辩护人、奥利
　　弗·诺思的秘书福恩·赫尔争取到豁免权。
　　两人都给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来，在接触和考虑其他的律师后，她被他们各种各样对付斯塔尔的计划搞晕了。当天上午她曾经打电话告诉她父亲，她觉得斯泰恩和卡切里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议她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于是，晚上11点，马丁打电话给这两位律师，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一起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实上，他们已经非正式地讨论过这个主意，认为他们并肩作战会更有效率。
　　第二天，6月2日，他们又见面了，玛西娅参加了这次会谈，伯尼也通过会议电话参加了。他对斯泰恩和卡切里斯说：“我想要的就是确信我女儿得到很好的照顾。”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在讨论了报酬后，两位律师离开了，以便一家人和他们的顾问们可以讨论这个决定，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接受它。此后不久，比利·马丁打电话给莫妮卡的新律师们，正式邀请他们组成她的新律师“梦之队”。
　　接手案子后，斯泰恩认为慎重起见，应该立即给斯塔尔打电话；他渴望让独立检察官在媒体得到有关这个新安排的风声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斯塔尔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于是卡切里斯打电话给他的一位副手鲍伯·比特曼，告诉他，现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
　　与此同时，依然假装在洛杉矶的朱迪·史密斯给金斯堡打了电话。过去几天他已经威胁要退出，媒体不断升温的批评和他与莫妮卡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让他很愤怒。当朱迪和他交谈时，他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但她没有暗示新安排，担心他会立即把它泄露给媒体，他当然会说他辞职，而不是被解雇了。
　　6月2日作出公开声明前仅仅半个小时，朱迪和莫妮卡在一个长途电话中告诉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十分愤怒。他指责莫妮卡对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领情，威胁——如果说不是明确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来保护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请求他“姿态高一点”，并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会宣布这是一个双方同意的决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挂断了电话，随后愤怒地打电话给伯尼，发泄了他对自己被抛弃的愤怒。伯尼的立场很坚定：“我感谢他的努力与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牺牲。”他大方地补充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早先他确实来营救过我们。”
　　有关“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后评论也许可以留给玛西娅，她的观点虽然没有伯尼大方，却特别透彻。“他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
　　过去几个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认识、信任和爱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她几乎不认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的人表现出了一种耀人的正直：水门大楼的看门人拒绝让记者检查她的垃圾；车库管理员拒绝了一家报纸提供的5000美元，他们要求他向他们的记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踪。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支持和鼓励的信件。
　　律师更换过程挺顺利、专业的，纳斯尼尔·斯派兹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连消息都没走漏。人行道上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中，莫妮卡静静地站在后面，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宣布了这个消息，它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然而，虽然她得到了两位精明能干的领路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华盛顿丛林周围的路，但是依然没人能够保证会把她安全地带回家。她徘徊在法律丛林中，每天面对着指控和监狱的前景，在这个不确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帮助来支持她。
　　过去几个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认识、信任和爱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她几乎不认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的人表现出了一种耀人的正直：水门大楼的看门人拒绝让记者检查她的垃圾；车库管理员拒绝了一家报纸提供的5000美元，他们要求他向他们的记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踪。她对这些正直行径非常感激。“我从这件事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永远不要匆忙对人下结论。所有在水门工作的人都被提供了几千美元。（与收钱）相反，他们像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保护和尊重我，为此，我会永远感激他们和经理克里斯·休普勒。”
　　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支持和鼓励的信件。一位101岁高龄的老太太写道，莫妮卡不应该为这件丑闻受到指责，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安慰。一位瑞典男子似乎真正理解了她和她的家人感受到的巨大担忧。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知道你正面对着国家的可怕权力更恐怖的了。”令人振奋的是，甚至随着丑闻的蔓延，这样的友好依然继续。1998年的最后一天，在国王大道咖啡馆，一位年轻的男子送给莫妮卡一小束花，说：“新年快乐。你配得上它们。”
　　所有信件中也许最感人的来自4月寄给莫妮卡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两封信——一封给她，另一封给她父亲——和一个小包。在第一封信中，这位匿名的女作者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觉得这让她联想到莫妮卡正在承受的困难。给她父亲的小包里有一个昂贵漂亮的钻石和蓝宝石戒指，装在一个典雅的盒子里，发信人请伯尼把这个戒指戴到莫妮卡的手指上，提醒她，她有多么特别。她写下了她送这个戒指的理由：在她生活中一个同样痛苦的时刻，她收到了一个类似的戒指和相同的讯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想要和我分享这件可爱礼物，她的慷
　　慨令人感动。”莫妮卡回忆道。她通过包裹公司追踪到这位女子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感情诚挚的感谢信。
　　一些公众人物也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比如女喜剧演员凯斯·布克利，她天生耳聋，但由于直到二十几岁才被诊断出来，她被送进一所为精神障碍者开放的学校。在她的单人秀中，她向观众讲述了自己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曾经被一辆救生车碾过，还不得不征服乳腺┌——引得他们时哭时笑；让表演变得更加有趣的是，她无法发字母“f”的音。
　　1998年6月，凯斯在一家洛杉矶剧院中表演。在与斯泰恩和卡切里斯签约后回到洛杉矶的莫妮卡、伯尼和芭芭拉去看她，当她谈论自己曾经面对的批评和敌意时，他们微笑着哭了起来。表演结束时，她向过去攻击过她的所有人发出了口头一击：“别惹我。”说这些话时，她朝莫妮卡使了个眼色，给了她一个飞吻。
　　表演结束后，凯斯下台问候她的观众，径直走向了莫妮卡。她亲热地拥抱了这个女孩，告诉她自己常常为她祈祷，这时两个女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她把双手放到莫妮卡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像我做得那样做，莫妮卡。就当自己是个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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