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着一杯水，玻璃杯上印着美国总统的印章。我坐在一间小公寓里，这里是贝弗利山一幢大厦的10楼。这座大厦的位置很不错，就在洛杉矶市区南部，距离市中心只有几英里路。此时，11月底的阳光正在大厦外的玻璃墙上跳动。
　　这套公寓给人的感觉稍稍有点混乱，似乎是用中东的风格装修的。客厅整整一面墙全都是镜子，地上铺着纯白色的地毯，其他几面墙也是白色的，大门开着，从那里可以径直走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厨房看来很现代，同样，那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旁边则是一间卧室，乍一看似乎全无特色。一看便知，主人刚刚搬到这里，到处都乱糟糟的，包装箱是半空的，有些东西还没来得及取出。地上满是撕下来的包装纸，没有读过的报纸，没有打开的包裹。新主人似乎想在这套窄小而平淡的公寓里，更多地融入她本人的风格，她自己将这种风格称为“破烂时髦”。一个装饰有玫瑰图案的古董大衣橱，几盏绘有玫瑰图案的台灯，几方绣着粉色玫瑰的桌布，成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同时，她还将白色的墙上挂上了几个古董画框，这些画框上同样刻着玫瑰花，她说，这些画框是她在伦敦的波托贝罗路旧货市场上买到的，花了30美元。显而易见，这个女孩极其喜爱玫瑰，而且肯定喜欢逛跳蚤市场，享受从中淘到便宜古董的乐趣。
　　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新家，正是因为她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的婚外情，使得克林顿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民选总统。可是，这个被人非议的姑娘看起来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老谋深算，此时，她坐在一张盖着米黄色布料的摇椅里，这是她买来的打折货品，她正在编织着一条深蓝与咖啡色相间的围巾，准备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她的一位朋友。她看起来中等身高，大约5英尺6英寸高（译者注：合167厘米），长着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她穿着一套老海军牌的深蓝色运动衫，两只脚什么也没穿，舒服地盘腿坐着。她的双唇很圆润，手很小，但富于表情。她的声音听来非常轻柔而年轻，当她大笑时，右颊会出现一个酒窝。
　　在她的身后，电视正在现场直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给她的生活带来无休止的苦痛的男人，正在滔滔不绝地进行着他的指控。当他出示种种证据，证明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总统应该遭到弹劾、离开这个神圣的职位时，莫妮卡则在悠闲地谈着她的童年故事，手里的编织针不停地发出轻微的撞击声。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出现在此时此刻，甚至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合适，有一种魔幻的味道。当斯塔尔正在对严肃的司法委员会讨论弹劾总统这样的国家大事时——事实上，这场报告他总共谈了12个小时，莱温斯基的名字不断地从他纤薄的嘴唇中跳出来，而莫妮卡本人却在喃喃自语，说她应该换些细一点儿的编织针，免得把这条围巾织得太大。
　　她的不动声色，直到斯塔尔接受总统代表律师大卫·肯达尔的质询时，才突然消失殆尽。肯达尔律师提到了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那是1998年1月的一天，她被一群荷枪实弹的FBI探员带进了一间旅馆房间里，在那里，她被羁押了12小时，斯塔尔的手下不断向她盘问各种问题。在电视上，斯塔尔反复讨论她被羁押的事实，莫妮卡放下了她手中的活计，大声对着电视屏幕叫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当时你根本就不在那里！”
　　在我对莫妮卡的第一印象里，她是一个活泼而又沉着冷静的年轻女人，当她具体地向我谈起她生命中所遇到的一桩桩事情时，她可以清晰而准确地记起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日期，这一点让我对她刮目相看。而且可以看出，她的才思就如同她正在编织的手指一样敏捷，当我手中的录音机出了点小毛病，向她请教时，她立即讽刺地答道，“为什么你不去请教琳达·特里普？”显然，对于那个背叛了她，用录音机录下她们之间电话谈话的女人，时间到现在都没冲淡莫妮卡对她的仇恨。
　　我与她进行了一共22次长时间的交谈，很快我就明白，为什么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会相信她一个绝佳而又令人信服的证人。她的所有家人都非常崇拜她过目不忘的能力，每当我问的一些问题他们发觉很难回答时就会对我说，“你想知道这件事的具体日期？去问莫妮卡好了，她肯定记得。”和总统一样，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特别喜欢玩一些智力游戏，可是她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讽刺的是，对于政治，除了少部分关于教育的话题，其他话题她一概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翻看她读中学和大学时所写的文章，看起来，她的见识和思想并不那么深刻缜密，很难想象，她就是那篇著名的《论据》的作者，在这个备忘录中，她有条不紊地写下她给琳达·特里普的建议，指示她如何在琼斯指控总统犯有性骚扰的案件中作证。
　　尽管莫妮卡的思维极其有条不紊、逻辑清晰，可是她的日常生活却是一团糟，她会不停地去找她的钥匙、购物清单或者其他生活日用品。事实上，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不注意整洁的人，对我的批评，她一笑带过，轻描淡写地解释说，这是遗传的错，不是她的错，因为她的家里永远有一个女仆，为他们进行各种清洁工作。莫妮卡就是这样的女孩，如果让她自己选择，她宁愿在法庭上驳斥律师，也不愿意煮一枚鸡蛋。
　　她很了解自己的头脑，却无法控制她的内心。当我们翻看她全家的影集时，她这种感情上的不确定立刻暴露无遗，她不停地说，“噢，这张照片里我实在显得太胖了”，“你看看啊，这年夏天我长了多少磅肉”，“这会儿我已经减了20磅了”，诸如此类。这些照片是她本人不安全感、不自信的标志，也都反映了她早年不快乐的家庭背景对她的影响，因为她的父母在她刚刚十几岁时就离婚了。而她的这种心理，也就使得她的体形忽胖忽瘦，波动特别大，同时也使得超重问题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在认识了莫妮卡短短几天后，我就已经明白，为什么在总统的精液弄脏了她的那件蓝裙子后，她却始终没有将这件衣服拿去清洗，她本人懒散的习性和神经质的情绪，使得她根本懒得再去理裙子的事情。
　　事实上，真实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与那个挑逗总统的贝弗利山花花小姐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一周前，当我在她纽约代理律师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的办公室里与她见面时，我想当然地以为，之所以她想找我写她的传记，是因为她已经看过了我写的那本黛安娜王妃的传记，而且非常欣赏我散文式的写作手法。可是事实上，她从未读过我写的这本书，《黛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甚至几乎很少关注这位已故王妃。真实的原因更加平常，却更有趣。
　　1998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外面刮着大风下着大雨，英国一家周末报的记者突然造访我位于伦敦北部的家，并且告诉我，他所在的报纸得到了一条非常可靠的消息，说是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书。这对我还真是一条新闻，于是我照实对他说了，可是这家报纸显然遵循着舰队街的那句名言：“永远不要让事实挡住一条好新闻”，次日早上，这条新闻还是照常刊登了。这条假新闻于是乎漂洋过海，到达了大西洋的对岸，被莫妮卡的律师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看见了。他在接下来那周的星期五晚上，找到了我的出版人迈克尔·奥马拉伦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对与莫妮卡见面很有兴趣。这就是我们这次出版计划中，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有了那条假新闻，却开始促使我们写一本真正的传记。
　　迈克尔与我笑了好半天，最终决定买两张飞往纽约的机票，见一见那个传说中的女士。在飞机上，我们喝了几杯香槟，然后商量出了一个复杂而狡猾的计划：如果莫妮卡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女人，那么，我们就随便编个借口脱身。反正圣诞节就要到了，商店里正在打折，我们就在纽约逗留一两天，买些礼物再回家。
　　在她律师办公室狭小的会客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莫妮卡，她是一个非常娴静、有礼貌的年轻女人，与媒体所描述的那个厚颜无耻的贝弗利山漂亮宝贝形象一点都不符合。我发现她是一个开朗、活泼而又聪明的女孩，虽然她的身上仍旧带有媒体羞辱带来的创伤，可是，她仍然非常坚强。她受过良好教育，喜欢唱歌、购物，而且爱好诗歌，T.S.艾略特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从她的电子邮件、她的电脑硬驱和她的衣橱里，也许，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莫妮卡。她的意志很坚强，甚至有些固执，可是她却可以无条件地信任我，允许我进入
　　她的内心深处，甚至重新揭开她的伤疤。
　　听到了她的讲述，我发现，这将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中，爱将导致总统被弹劾，这个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在我眼中，这是一个寓言，一个不成熟、而且在感情上非常脆弱的年轻女人来到华盛顿，结果，她爱上了这个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这个男人本身也是个谜，他的身上充满了疑问与欲望。他们之间的秘闻显然不仅仅是一次逢场作戏，事实上，他们在两年里见面的次数超过20次，而且还在深夜里打了无数次电话，所有这些电话都是总统主动拨给她的。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说是相互之间的迷恋与吸引；可是，他们却都已经为这段感情付出了高昂而且永久的代价，她付出了她的真诚和她的爱，他付出了他的欲望和谎言。今天，回首这段感情，莫妮卡承认，“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需要对方。他是已婚男人，所以我们的感情确实是个错，可是，毕竟我当时还太年轻。这是一个错，可它毕竟发生了。我明白，我是将自己投入到一个我根本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去。当他与我说话时，他就控制住了我。当他看着我时，他就控制住了我。他控制了这段感┣椤…”
　　当我们和她、她的母亲玛西娅·刘易斯、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还有其他人一起去中央公园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时，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她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一群人正在其乐融融地聊着天，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曾经担任过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国务卿，他对我最新出版的一本有关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书非常感兴趣，而迈克尔·奥马拉则在与莫妮卡的母亲谈论歌剧，因为玛西娅是个行家，她本人也写过一本关于世界三大男高音的书。
　　可是，这种欢乐的气氛转瞬即逝。当莫妮卡和她的母亲、继父先行离开餐馆时，他们发现门口的闪光灯开始闪个不停，似乎全纽约的小报记者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想要尽快溜走，可是这些新闻记者开始对莫妮卡骂出很难听的话，希望莫妮卡能对此作出反应，好让他们写进新闻里去。第二天早上，她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头版，标题是“莫妮卡的伟大塑身计划”，整篇文章都是捏造，写了莫妮卡是如何在某一家餐馆引起混乱的，同时还对她的身材进行了一番讽刺。（不过，这篇报道却为莫妮卡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保护人。她当时住在一家旅馆里，门口总是住着一位无家可归的男人，她每天都会给这个可怜人送点食物和饮料，在看到这篇报道后，这个人向莫妮卡保证，他会替她赶走所有讨厌的狗仔队。）
　　从这件小插曲中可以看到一个最不幸的事实是，莫妮卡竟然已经将这些无止尽的骚扰当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正在接受大众传媒、独立检察官和白宫宰割的事实。可是此时，她还在开玩笑，她笑着说，“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竟然没有把我带到雪茄吧去。”她指的是她与总统的雪茄曾经发生的一桩秘闻，可怕的是，这种闺房之事却出现在了斯塔尔的报告中，随后又在四处被人津津乐道。
　　事实上，当莫妮卡处在她最黑暗的日子里，她这种黑色幽默帮了她大忙，使得她走出了危机，同时避免她成为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竞争的替罪羊。她甚至会自己说些关于“莫妮卡和比尔”的笑话，去年感恩节过后，当她与父亲一起住在洛杉矶时，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总统丑闻的幽默剧，这部剧集正好是由他们家族的一个老友保罗·霍纳所写的，她竟然觉得这部幽默集编得不错，看得津津有味。
　　事实上，在去年，当她与总统之间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曝光，当独立检察官与媒体不断地侮辱着莫妮卡时，在这段她最痛苦的日子里，是她家人与朋友的爱和支持，支撑着她走了过来。她的母亲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为了家庭可以完全忘记她自己的女人，在这段日子里，她成了莫妮卡倾诉的垃圾桶和发泄愤怒的沙包，她无条件地接受了女儿的怒火、眼泪和折磨。可是，她也并不是一味地在袒护女儿，她承认，“不管我们是多么爱莫妮卡，不管我们多么想保护她，我们都承认一点，她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虽然母亲始终在
　　支持着女儿，可是，当斯塔尔为了攻击总统，有效地利用母亲的证词对付女儿时，玛西娅本人的精神也濒临崩溃。莫妮卡的父亲伯尼·莱温斯基医生，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时至今日，他还是常常会在噩梦中惊醒，他不断地梦到女儿被人拉进了监狱。这个白宫实习生与总统之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又一个可怕的事实，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不仅可以轻易地打击和毁灭个人，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莫妮卡与她的家人似乎是在绝境中重逢了。她现在与父亲的关系比原先亲近多了，当年她还是一个少女时，父母离婚的事情曾给她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也曾使她暗暗对父亲产生了敌意。可是自从丑闻发生后，莫妮卡曾经在父亲与继母芭芭拉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她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看便知，当莫妮卡与父亲在一起时，她显得非常安静、顺从，而且更加细心。而她与母亲在一起时，她们之间的情感确实很深，可有时却会不由自主地互相伤害。
　　丑闻毁灭又重塑了莱温斯基的家庭，同样，也使得她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朋友给了她最真诚的支持。可是，为了维系与朋友之间的感情，她每次与她们见面时，却都不得不搞得跟一次秘密军事演习一样紧张。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解释说，由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对她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而且大部分媒体都对她深怀敌意，因此，莫妮卡几乎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说，“现在她没法坐飞机出去旅行，没法见朋友，这让她感觉非常孤独。”去年11月的一天，我和莫妮卡一起搭飞机去波特兰市，去见她那些读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时认识的老友，我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一对逃亡者，全程使用假名、低着头，棒球帽檐压得低低的，彼此不看对方一眼，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被人认出来。
　　这个周末莫妮卡有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因为只有她们了解那个真实的她，新闻头条背后的那个莫妮卡，她们知道她的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她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可是她们同样知道她的所有优点与美德，和她们在一起，莫妮卡可以真正放松下来。当莫妮卡与她的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琳达·埃斯特加德和卡莉·亨德逊聚在一起时，她们可以一起挤在车子后座一面大声唱着歌，一面发出大笑，然后开车去一家泰国餐馆吃饭。正如凯瑟琳所说，“莫妮卡非常成熟、非常体贴而且善良，可是她确实犯了错，很大的错误。可是，真实的莫妮卡真的与那个在丑闻中被曝光的人有很大不同。”
　　这个女孩引起了比尔·克林顿总统，一个有着公认的吸引力的男人，年纪足足是她的两倍有余的男人注意，她的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她很了解她的头脑，却对自己的心完全没有把握；她有着强烈的忠诚感，却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她可以听任自己的心对行动作出指引，她非常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感情，却对现代的婚姻制度心存疑虑。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矛盾，使得她在成年后的两段恋爱，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已婚男人。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女孩看起来是个话非常多、而且善于社交的人，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贝弗利山的美丽面具下，她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天真、难以想象的诚实，毫无保留地相信着别人。她中学时的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就说，“她确实有缺点，可没有人应该怀疑她的善良。”更何况，她“经受住了公众对她最隐私的生活的蹂躏”。出现在公众场合，她永远那么阳光，总是显得巧笑倩兮，而且乐于帮助别人；可是在私底下，她却非常消极、不可自拔得绝望。
　　可是，也正是莫妮卡那张在公众场合才会使用的面具，那个开朗、活泼、有趣、爱出风头的22岁的姑娘，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吸引了总统的视线。之后，一次特殊的政治风波又使他们得以在白宫相识。今天，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清醒，回忆起那一刻，“那只是一次调情，是我，我们之间确实从那时起就互相吸引，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会与他从前无数次的调情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时机很合适，而我们确实又互相需要。”
　　如果这里使用“正确”是恰如其分的话，那么，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一个出现在正确的场合的正确的姑娘，只是，时间不对。其余的，他们说，那已经成为历史。
　　在五角大楼城的一次背叛。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莫妮卡·莱温斯基穿上了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和一件灰色的T恤，然后费力地走到家门口。她的这套位于华盛顿市区水门大厦的公寓，现在显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装得半满的包装箱。刚刚走出大厦，她就钻进了她弟弟的那辆切诺基里，然后在清晨的塞车长龙里，开了15分钟车，来到了她新加入的一家健身房，这里位于华盛顿最时尚的康涅狄格大道。
　　莫妮卡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将加盟纽约的露华浓化妆品公司，在公共关系部任职。她想在开始这份新工作前好好锻炼一下，使自己的体形看起来更健康。虽然这份工作让她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美好前景，可是，一方面她对新生活怀有无限憧憬，一方面心中却掺杂着一丝悔意。她就要离开她深爱的那个人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人曾经占据了她清醒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曾经占领了她的每一个梦境，曾经让她在每一个夜晚焦急地等待——这个人，是美国总统。
　　莫妮卡感到心中的焦虑越来越深。上着早上的有氧健身课时，她仍然不断地想着那个男人，她曾经深爱过他，可是现在她才知道，其实她注定会失去他。她被迫在一个官司中作证，原告是葆拉·琼斯，曾是总统家乡阿肯色州的一名行政人员，她指控说，1991年5月，当克林顿还是州长时，他曾经对她行使了性骚扰和性侵犯。为了保护他，她在法庭上作出了伪证。在莫妮卡看来，就算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发生了感情，那也只是她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即便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一边随着健身房里的迪斯科节奏跳动，莫妮卡一边思考着她现在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她已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问题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啮咬着她的心。她曾经向她的一个女朋友、她五角大楼里同一间办公室的中年秘书，透露过她的故事。现在，她的这个朋友威胁说要向外界宣布她的事情。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莫妮卡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房产送给她，只想换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所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更糟糕的是，她的身边已经串联起了一群人，包括一个右翼政治间谍、一个杂志记者和琼斯的律师团。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
　　莫妮卡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脱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边喝着咖啡，她一边翻看着1月16日星期五的《华盛顿邮报》，这时，她的呼机响了，上面出现了“玛丽”的字样，这是特里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电话，希望她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心转意，事实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书，她们两个人都会立刻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特里普带着浓厚的新泽西口音说，她今天下
　　午准备去见她的新律师，她想先与莫妮卡当面谈一下，在取得共识后，她再向律师咨询，究竟应该在宣誓书里说些什么。莫妮卡立刻答应了，安排两人在上午11点时，在五角大楼城的购物商厦里见面。莫妮卡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继续开始看报纸，可是她的呼机又响了起来，对方还是“玛丽”，特里普要求将约会推迟到12点45分。莫妮卡还是同意了。
　　在这个足以改变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机显得很忙碌，接下来她又接到了一个传呼，显示的名字是“凯”——这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的化名。贝蒂告诉莫妮卡，她已经跟总统通报了媒体要求采访的情况，特别提起了《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的采访要求，他的问题表明，他对莫妮卡作伪证一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总统的意思是让莫妮卡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莫妮卡让贝蒂向总统转告，她预祝总统好运，因为她知道，明天总统就要在琼斯案中发表他的辩护词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决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为她搬去纽约做准备。她想，如果特里普可以坚持不改变她的誓词，而且总统能在次日咬紧牙关，坚持说与之前相一致的辩护词，那么，她就肯定能从这场愚蠢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倒霉的琼斯案也将从此远离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时间后，莫妮卡还是提前来到了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然后站在一间寿司吧旁边读一本女性杂志。可是，现在她却开始感到恶心和强烈的不适。她已经完全对特里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她生厌。事实上，莫妮卡已经发现，这个人与一年前、她向对方倾诉自己与总统的感情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厌倦了琳达·特里普，厌倦了她无休止的欺骗与谎言；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彻底被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更不用说信任的女人所胁迫。两天前，她们曾经在一起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这简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听着对方狡猾的借口，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更要命的是，特里普竟然迟到了。
　　莫妮卡觉得她现在应该离开商城，回家继续整理行李。可是她还是犹豫不决，她担心她的“英俊先生”——这是她对总统的昵称——一旦发现她将他们那么隐秘的事情泄露出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假如特里普将在证词中表示，她确实知道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丑闻，那么，一切都会败露。
　　她还是在寿司吧旁边闲逛，这时，她终于看到了特里普肥胖的身形，她穿着一套深棕色的套装，正在乘电梯下楼。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杂志，换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脸向特里普走过去，准备迎接她这位“朋友”，心中却在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时间可以尽可能短一点。她一面说着“嗨”，一面伸手拥抱特里普，却发现特里普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对她的友好也没有做出一点回应。更糟糕的是，她发现特里普正在用眼神向旁边两个男人作着暗示，这两个人穿着一色的白衬衫、黑西服，刚才在电梯上就和特里普站在一块儿。
　　他们向莫妮卡逼近，她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她觉得难以呼吸。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后拿出一块闪闪发亮的铁皮徽章证明他们的身份。此时正是午餐时间，商城里熙来攘往，非常吵闹，他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告诉莫妮卡，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莱诺的批准，奉命调查与琼斯诉讼案有关的罪行。
　　“女士，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们向她警告，“不过我们很乐意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莫妮卡大口大口喘着气，悲哀地看着眼前的两位探员，然后，又瞥了一眼琳达·特里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怎么可以那么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么久？莫妮卡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脏跳动得从未有过的急促。突然，她挣脱着说出了一句在所有侦探片里都会出现的话，“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我不会跟你们说一句话。”
　　他们笃定地回答，“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就没办法帮助你自己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和你谈谈。只要你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莫妮卡在他们说完这句话后，已经全面崩溃，又惊又怕，她开始不停地流泪。这时，特里普向她说了第一句话，她用粗糙的声音告诉莫妮卡，“相信我，莫妮卡，这都是为你好。听他们的话吧。他们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接着，她走向前，就像犹大一样，想要拥抱莫妮卡。莫妮卡厌恶地一把将她推开。
　　FBI探员向她保证，只要她肯跟他们合作就保证她平安无事，花了好几秒钟，莫妮卡才可以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她的直觉告诉她，赶紧离开，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诉她，如果真是调头就走，她就不会发现目前案件的发展情况，也就没办法帮助她或总统脱身。于是，她同意与FBI探员一起去他们入住的里兹-卡尔顿酒店，酒店就在这座购物中心的旁边。此时，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必须赶紧对总统发出警告。
　　他们开始走上电梯，电梯一面向上升，莫妮卡一面想向过路的人群大叫，“救命！这群怪物抓住了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上帝啊，请帮帮我。”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上，发现了她求助的信号。
　　她陷入了恐惧与痛苦之中，现在，她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电梯带着莫妮卡、她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两个冷酷的FBI探员一路上升，在走进里兹-卡尔顿酒店1012室时，她不停地想着：“我怎么会落入这般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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