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我们六点半就起床了。我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干嘛希望出太阳？电台在评论中东的局势。我从安娜分娩那天我送给她的那盆花上摘了四片红叶，做成一个花束，随身带走。那盆花也要死了。
　　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医院。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很注意守时。
　　在太平间顶端，有个与冷房相连的三角形房间，墙上的石膏已剥落。双扉边门开着，朝着马路。雪白的花束和花篮靠墙摆着。
　　我们向已经到达的家庭成员和几个朋友打了招呼。安娜跟着我后面，我们走了进去。右边，一个漆过的小棺材放在两张小搁凳上。棺材盖遮住了一部分尸体，上面固定着一个装框的金属牌，刻着爱德华的姓、名和生卒日期。
　　爱德华枕着一个绣着假花边的白枕头，眼帘还红红的，嘴唇不那么肿胀了，但灰黑灰黑的，颅骨像脱开了一般。他看起来像个老人。
　　一只大苍蝇停在他的额头上。父亲把它赶走了。安娜和我凝视着这张带有痛苦和死亡特征的脸。
　　显然，他受了苦。
　　外面突然骚动起来。原来，一些外省人来搬尸体。他们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这家医院，孩子死了。一共有四家。棺材已经盖上，抬起来，放在汽车的车厢里。车子开走了。爱德华似乎被死人也抛下了。
　　每次有人送花来，殡葬公司的职员便把夹在花中的名片抽出来递给我。我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放进了口袋。
　　“车子不会来迟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二十分。”
　　“五分钟后就到。”
　　安娜想看看玩具有没有放在爱德华的棺材里。保安掀起盖子，找了找，没找到。他走到冷库，乒乒乓乓开了好几扇门，然后嘟嘟囔囔地走出来，一副尴尬的样子。他想了一会，说：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弄错了。我一定是把它放在刚刚运走的那副棺材里了……真是糊涂，啊，太糊涂……请原谅……”
　　我朝他笑笑，安慰他。这荒唐的小插曲跟眼前的这件大事一样，已不能使我痛心了。
　　八点二十五分，一辆布满装饰的黑色小货车如约来到。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下了车，马上开始搬花车。那个业务员通知我棺材马上就要钉上了。我们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的脸。我吻了吻他的额头。棺材钉上了，被抬上了运柩车。
　　到医院以后，我一直没有松开安娜的手。她脸色苍白，头发用一块黑白相间的丝巾扎着，眼睛哭得红红的，由于眼圈黑了，显得特别大。她似乎十分虚弱。我们一一上车，我们和父亲一道，把棺材一直护送到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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