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梯里进进出出，在楼层里上上下下，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好不容易才找到抢救室。指路的箭头标得让人非迷路不可……
　　我们终于来到一条走廊里，几个房间两头都没有门。里面的孩子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在玩，大大小小，得什么病的都有。看护他们的护士态度有些粗暴。我们对面有间办公室，有个穿蓝罩衫、白长裤的瘦瘦的男护士在里面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浇花。右边是一扇大玻璃门，门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几个字：抢救室。禁止入内。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张塑料带编织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那是候见室。母亲和安娜在那儿坐下，父亲打算推开抢救室的门，想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他按了按门铃。
　　有个护士马上开门出来。
　　“您好，小姐……我是热里厄医生。我想看看我的孙子，他是昨天晚上送来的……”
　　“请等一会，先生，我去找医生……”
　　我们等着。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父亲几次把手指放在门铃上。但没有按。母亲焦急地敲着鞋跟。安娜盯着墙，一言不发。我看着她。
　　一个年轻的医生出现了，很和蔼，很稳重。他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本能地跟我父亲说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简短地谈了一会之后，我父亲要求去看看孙子，但医生劝他不要看……父亲没有坚持。安娜似乎很害怕。孩子现在该怎么样了？
　　医生彬彬有礼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当我们走向汽车时，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
　　“最好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你明白吗？对孩子来说，最好……这将非常可怕……”
　　我忍不住哭了。母亲和安娜在等我们上车，当我们来到汽车跟前时，看到我泪如雨下，她们也不想问什么了。
　　我们回了家，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感到羞耻，大家都放声大哭。
　　父亲显然非常伤心，弄得我心慌意乱。
　　痛哭一场之后，母亲和安娜去弄便饭。父亲嚎啕大哭，有时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向我解释了医生的话：确实是大肠杆菌病。
　　“对他来说，也许最好是死……尽快……”
　　我感谢父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我对此已不再怀疑。他知道我完全信任他。他打消了我的所有希望，我佩服他的勇气。
　　中饭准备好了，吃得很快。我们谈起了我的兄弟姐妹们，谈起了他们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我问母亲她养的狗怎么样了，还有她的花。安娜则谈起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被这场我们希望忘掉的意外事故取消的计划。
　　四点左右，母亲给我端来茶水和她去买来的点心。父亲打电话去医院，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毫无好转。我们又谈了一分钟，然后，快到他们上车的时间了，我把他们送到车站。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但我们依依不舍，好像要分开很长时间一样。他们难以掩饰目光中巨大的痛苦，这使我们更加难受。
　　夜晚一直持续到黎明。午夜前后，安娜给我端来一大碗加奶咖啡，我们读着几星期前互赠的书，直至睡着。
　　七点钟时，电话铃把我们惊醒了。我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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