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这瘟疫流行之地！
　　　　　　炎热恶劣的天气使疾病滋生盛行——
　　　　　　拥挤的街市曾一度挤满了人群，
　　　　　　而今像教堂下的墓穴死一般寂静。
　　　　　　惊恐地发抖着，大自然屏住了呼吸，
　　　　　　在凄惨的恐惧中，在她强有力的心头
　　　　　　感受着死亡的极度悲痛。
　　对于蒙特利尔我所能介绍的没有多少。霍乱正处于猖獗时期，我们离它的河岸越近，怕受感染的恐惧就越强。这种恐惧给观光罩上了一层阴影，有碍于我们去看看受到感染的街道。甲板上所有人的感受几乎跟我一样，可以从乘客和水手们忧虑的面部表情上觉察出来。我们的船长以前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他心中对此事存有的忧虑，现在也向我们吐露他深信他不会活着离开该城：“该诅咒的霍乱！我在俄国摆脱了它，回到利斯时发现了它——在加拿大又再次遇上它。这第三次是跑不掉了。”如果说船长的断言在他身上得到证实的话，那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在英格兰摔掉了霍乱，在苏格兰又碰上了，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在加拿大幸免于这致命的灾难。
　　然而在抵达蒙特利尔的第一天，对霍乱的担心和惧怕使我一次又一次忧虑地望着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们的船由于没有风而被迫在纽芬兰的堤岸旁停了三个星期。这期间我病得很重，我免遭霍乱也应归功于这场病。当船到达魁北克时，我既虚弱又紧张不安，然而沿圣劳伦斯河边流而上，一路清新的空气以及美丽的景色使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
　　从河上看，蒙特利尔呈现出一派令人喜悦的面貌，但是它缺少魁北克那种壮观与庄严。那座美丽的山岳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背景，城市的前面是圣海伦岛，圣劳伦斯河与渥太华河在此汇合——它们并驾齐驱地向前奔流，各自的界线仅仅由翻着白沫的长长细浪显现出来；圣劳伦斯河的颜色显得更深更蓝一些——这两条河流构成了这一带最显著的景观特征。
　　在那个时期，这座城镇很肮脏，路面铺设极差。为了净化这一地区，同时制止瘟疫的蹂，所有的下水道都挖开了，使得公共通道几乎不能通行。空气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恶臭，这与其说是为了阻止瘟疫的蔓延，不如说很可能引起新的疫情。这场瘟疫越闹越凶，原因十之八九是长期没有处理不清洁的容器。
　　前来检查该船卸货的税收官讲述了霍乱造成可怕浩劫的凄凉情景，我们听了后再也不想上岸了。
　　“你如果能逃脱这场劫难将是一个奇迹，”他说，“每天有好几百移民死去，要是没有斯蒂芬·爱尔斯神助似的来到我们中间，蒙特利尔这时候一个活人也没有了。”
　　“斯蒂芬·爱尔斯是谁？”我问。
　　“天晓得，”他严肃地答道，“由上天派了个人来，他的名字叫约翰”。
　　“但我想这个人不是叫做斯蒂芬吗？”
　　“是的，他是这样叫他自己的。但他肯定不是凡人。血肉之躯绝对干不了他所做的那一番事情——必有上帝相助。此外，没人知道他是谁，从何处而来。当霍乱病最猖獗的时候，所有的男人吓得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们的医生毫无办法制止霍乱的发展，这个人，或者说天使，或者说圣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街道上。他来得平平常常，坐着一辆牛车，车由两条瘦牛拉着，共用一套绳索挽具。就这一条多了不起呀！这样一位救星坐着一辆老牛车，用一套绳索挽具！这事本身就是奇迹。他并没有炫耀他能干什么，只是挂起一个简单的纸板告示，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对付霍乱的万无一失的药方，并保证把所有送到他那里就诊的人治好。”
　　“他成功了吗？”
　　“成功了！这一切都难以置信。他的药方非常简单！数日之内，我们都把他当做江湖医生，一点不相信他，尽管他对那些请不起大夫的人施行了奇妙的治疗。印第安人的村落也受到了霍乱的侵袭，他来到他们中间，使百余印第安人得到彻底的康复。印第安人把瘦牛从牛车上卸下来，他们自己当牛喜气洋洋地把他拉回蒙特利尔。这使得他一举成名，不到几天的工夫，他就发了财。甚至那些真正的大夫都请他给他们治病。现在有希望几天之内他把霍乱赶出该城。”
　　“你知道这著名的药方吗？”
　　“我怎么不知道？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不是他救了我吗？嘿，他根本不保密。那玩艺儿是从枫树上提取的。首先他把一种药膏涂遍病人全身，那药膏是用猪油、枫糖和草木灰做的。随后他给病人热服枫糖和牧草熬制的药，这使病人大汗淋漓，随后静静地睡着，醒来之后病就彻底好了”。这就是我们最初听到斯蒂芬·爱尔斯，那位霍乱病医生的情况。人们普遍地认为他施行了奇妙的医术，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殖民地①。
　　①我的一位朋友在该城镇，他有一幅这位高尚的江湖医生的画像——这位由上天派来的人。他的脸相当英俊，不过表情敏锐狡诈，从肤色和相貌上看显然是位美国人。——原注
　　我们到达蒙特利尔港的那天都花在打行李包上，为湖行该国的长途旅行做准备。日落时分我走上甲板，以领略河面上清风的凉爽。夜色迷人，圣海伦岛上士兵白色的帐篷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回荡在水面上的军号声显得如此欢快，如此振奋人心，以致于驱走了对霍乱病怀有的恐惧，也驱散了自我们离开魁北克一直沉重地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我能够再次跟大自然进行亲切的交谈，并且饱览丰富多彩与和谐一致的自然风景所具有的那种柔和秀色。
　　一位船员高声的呼喊吓了我一跳，我把目光转向河里，看到一个人在离我们船不远的河水里挣扎。他是个年轻的水手，从我们近旁的一艘船的牙樯上掉进水里。
　　看到一个人危在眉睫而又无力相救，的确令人震惊而恐怖。目睹他垂死挣扎——你自己也经历了希望与恐惧可怕的交替过程——最后眼睁睁看着他死，不能做出任何努力保护他，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就在他落水的当儿，一只乘坐着三位男人的船离现场只有几码远，实际上就从他沉没的地点驶过。河岸上聚集的人群里发出“可耻！”的喊叫，却丝毫没能唤起这几位为拯救一位垂死的人做出努力，小船驶了过去。溺水者再次露出水面，手脚痉挛的动作在水面上清晰可见，但是很明显，这是他最后的挣扎。
　　“离河岸如此之近，一把浆伸出去都能救他的命，他们却让他死去，这可能吗？”这是我心中令人极度痛苦的问题。当时我目睹这可怕的场面，受到严重刺激，几乎处于半疯的状态。大家众目睽睽地看着同一个目标——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每一个人似乎都希望他的同伴做出那种他自己无力尝试的一点努力。
　　正在这当儿——扑通一声！一位水手从邻近一只船的甲板上跳到水里，随溺水者潜入水下。深深的一句“谢天谢地！”从我内心里迸发出来。当那位见义勇为者的头出现在水面上时，我才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呼喊那只小船上的人递给他一把浆，否则那位溺水者会要了他俩的命。他们慢慢地把船划了回来——浆是递了过去，但是太晚了！那位名叫库克的水手摆脱奄奄一息的溺水人的纠缠以自保性命。他再次潜入水底，成功地把那位他白费劲救助了半天的不幸者的尸体拖上了岸。不大一会儿，他来到我们船上，对小船上那几位所表现出的残酷冷漠大发雷霆之怒。
　　“如果他们能及时地把浆递给我，我就能救他的命。我很了解他——他是位好人，一位好水手。在利物浦他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可怜他妻子珍妮！——我怎么对她讲我没能救了她的丈夫？”
　　他痛哭流涕，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目睹其情而不为之悲伤。
　　从他的同伴那里我了解到就这同一位年轻人，当那只试图把霍斯利·希尔号上的乘客送上岸的小船在格罗斯岛沉没时救了三位妇女和一个孩子的命。
　　这样的英雄之举在身份卑贱的人中是常见的。因而，纯洁无瑕的美玉往往包裹在最粗糙的外壳之中，人类纯真美好的情感培育于贫寒的环境之中。
　　当这件悲伤的事占据了我们的心，引起了许多痛苦的回忆时。一声无限喜悦的惊叫立刻改变了我们的心情，使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惊奇与喜悦。玛吉·格兰特晕倒在她丈夫的怀抱里。
　　是啊，泰姆就在眼前——她亲爱的、粗心大意的泰姆，不顾她的眼泪和悲伤，将他年轻的妻子搂在他的怀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那可亲可爱的小名。
　　他在魁北克遇到一些同乡，在那欢乐的场合喝了太多的威士忌，误了安妮号航船，但几个小时之后他乘坐另一趟汽船跟了上来。他一边亲着玛古举到他面前的小泰姆，疼爱地注视着小家伙，一边向此刻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玛吉保证，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罪过了。也许他会遵守诺言的，但我很担心一有诱惑就会使这活泼的小伙子忘记他的承诺。
　　我们的行李被搬到了海关，包括我们的被褥。船长把船上各种旗子都收集来做我们的铺盖用，我用这些旗子整理出一个还算舒适的床。我们梦里梦的如果是英格兰的话，又有什么奇怪，有她光荣的旗帜裹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头枕着英国国旗，我们还会梦别的吗？
　　早晨，我们不得不进城为我们逆流而上的旅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天热极了，一层雷云低沉地压在山头上。闷热而且满是尘土的街道上寂静无声，并且几乎空旷无人。这里那里可以看到一群生病的移民，神色忧郁，愁眉苦脸，依墙坐在他们的行李堆中，悲哀地沉思着他们未来的前景。
　　丧钟沉闷的敲击声，承办丧葬者窗户下裸露的成品棺材，在某某地方提供丧葬的布告，频频出现在墙壁上。最低廉的费用，最简短的通知，都痛苦地提醒我们，在街道每一个转弯的地方，死亡随处可见——也许就潜伏在我们前面的路上。我们没有心思来观赏该地的美景。一种不祥的感觉布满我们心头。公共建筑物也没有多少吸引人之处，我们决定在此处逗留的时间尽可能地短一些。
　　跟疾病传染的城市相比，我们的船显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我带着喜悦与信心返回，但这种喜悦和自信很快就化为泡影。我们几乎还没有回到我们的舱室，就听到消息，霍乱病出现了：船长的一位兄弟遭到侵袭。
　　明智一点的做法是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条船，然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检疫官员。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几分钟时间就足够了。不出半小时，我们就住在古德伊纳福旅馆舒适的套房里了。我们的旅行将在第二天乘公共马车进行。
　　这一变迁像场梦似的。闷热而空气污浊的船舱换到宽敞、通风、设备良好的房间，而且有干净的服务员，假如没有因惧怕霍乱而对我们周围一切事物心怀担忧的话，这个变化本是我们应该享受的一种奢侈。然而霍乱一事，很显然是我们心中考虑最多的问题。就在那个星期，几位移民就死在那可怕的骚扰之中，正好就在为我们这风挡雨的同一个屋檐下。有人告诉我们，霍乱还在这个国度上延伸，远至金斯顿。因而即使侥幸之至逃离这一疾病的大本营，此事仍然给我们前面的旅途罩上了阴影。
　　翌日清晨六时，我们坐上了四轮马车前往拉辛。当我们把蒙特利尔教堂的尖顶远远地留在身后的时候，我们对这场瘟疫的恐惧就大大地减弱了。由蒙特利尔西行的旅程已被许多天才之笔做了详尽的描述，因而我这里也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圣劳伦斯河两岸景色如画，风景秀美，尤其是那些可以看到美国那边好景色的地方。那些整齐的农舍，对我这双眼睛看惯了水汪汪的荒野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美好而幸福的乐园。还有那些美丽的果园，果树在那个季节里正好挂满了各种各样成熟了的水果，看上去鲜嫩爽口。
　　我对苹果有特殊的喜好，这一点被一位对苹果怀有恐惧的同行旅人注意到了。“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就别碰苹果。”每一点新鲜的空气和水都让我觉得健康，情绪振作，所以我没有理睬这好意的劝告。对我提出劝告的先生刚刚从这场可怕的疾病中康复。他是位中年男子，一位加拿大出生的来自上殖民地①的农夫。他也是因事第一次会蒙特利尔。“咳，先生，”他说，用以回答我丈夫向他提出的有关这种疾病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染上霍乱是怎么一回事。染上霍乱等于直接面对死伸，所受的痛苦之剧使得病人巴不得一死以摆脱折磨。”
　　①殖民地时期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称为上加拿大，以安大略省为主，下游地区称为下加拿大，以魁北克省为主。
　　“你很幸运，先生，能幸免”，一位在丛林地带安家的移民说，他就坐在对面的座位上，“许多比你年纪还轻的人都死于这种病。”
　　“唉，但我认为我要是不吃那家旅馆给我们当晚餐的一些东西，我就不会染上霍乱。他们把那东西叫蚝，还是活的！一位朋友劝我吃，当时我很喜欢那东西。但是我向你们声明，一整夜我都感到他们在我的胃里到处乱爬。第二天早晨我就害了霍乱病。”
　　“那东西你是囫囵吞下去的吗，先生？”前面讲话的那位说道，他已被蟋那种恶作剧逗得开心极了。
　　“我确切地对你说，那东西是活的。你把它们放在舌头上，我敢肯定你会乐意让它们尽快地滑下去。”
　　“难怪你得了霍乱病，”那位来自丛林区的人说，“你愚昧无知，活该如此。如果要我现在有美美一盘蚝，我会教你吃蚝的方法。”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部分是乘四轮马车，部分是乘轮船。当我们在康沃尔登陆时已是晚上九点时分了。随后我们又乘四轮马车前往普雷斯科特。我们所经过的乡野在明朗的月光下显得很美丽，只是天气寒冷，并且由于结霜使得寒冷略微加剧。在九月初就出现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奇怪，但在加拿大这是很常见的。九位乘客紧紧地挤在窄小的车辆里，然而四边都是粗帆布做的，用来当窗户的开口又没有装玻璃，我冷得发抖，甚至到了痛苦难忍的程度。黎明时分，我们到达一个叫做马蒂尔德的小村庄。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我们应该停下来在路边的一间小客栈里吃顿早餐，再继续动身前往普雷斯科特前暖暖身子。
　　小客栈里的人们并不忙碌，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白发老者开了门，把我们领进一间屋里，里面弥漫着烟草味，窗上挂着纸做的百叶窗帘，遮得屋里光线昏暗。我问他能否让我带孩子到一间有火的屋里去。
　　“我想对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冷的夜晚了，”他说，“来吧，我带你到厨房去，那儿一直有火。”我兴高彩烈地跟他去，陪我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的仆人。
　　我们的到来是出乎意料的，不受我们在那儿见到的那些人的欢迎。一位衣不遗体、红头发的爱尔兰佣人跪在地上架火；一位瘦高个儿的女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只眼睛像一条黑蛇，从墙角的一张床上出现了。我们很快发现这位鬼怪似的人物是这屋里的女主人。
　　“这些人不能到这儿来！”她用了种刺耳的声音尖叫着，并向这位可怜的老人投来了愤怒的目光。
　　“这儿确实有个孩子，而这两个娘儿们也冻僵了。”那位好心的老人恳求道。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她们没权利到我的厨房来。”
　　“好啦，阿尔米拉，快别这么说。这是那辆停下来想在我们这儿共进早餐的车上的人，你知道我们并不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当儿那位女性，阿尔米拉，尽快地穿好衣服，当我们哆嗦着站在那里烤火取暖时，她斜眼瞪着这两个不受欢迎的女客人。
　　“早餐！”她嘟囔着，“我拿什么给他们吃？他们上千次地从我们门上经过，没有一个人下车。现在好啦，当我一切都用光了，他们偏要在这不合情理的时候停下来吃早餐。你们有多少人？”她凶狠地问我。
　　“九位，”我简短地答道，不停地擦热孩子的手脚。
　　“九位！那点牛肉够干什么，切成九块牛排。该做点什么，乔？”（对那老人说）。
　　“鸡蛋火腿，一些干鹿肉，南瓜馅饼。’哪位随从参谋考虑周到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别的配料。”
　　“那么，得麻利点，把桌摆开，因为马车不会停太久，”那泼妇喊道，从墙上取下一柄煎锅，准备煎鸡蛋和火腿用。“我自己得用火。人们不能都来挤到这儿，我得为九个人准备早餐，尤其是我们有别的好房间叫他们住。”
　　我接受了这一暗示，退回休息室。在休息室我看到别的乘客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等待早餐的到来。
　　为阿尔米拉说句公道话吧，她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用不太富裕的东西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这顿早餐，她按人头收了我们每人两角伍分钱。
　　在普雷斯科特我们登上了一艘漂亮的新轮船，威廉四世号，一艘挤满了爱尔兰移民的轮船，继续前往科堡和多伦多。
　　在甲板上踱步时，我丈夫对在场的一位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对夫妇没有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挣扎在极度的悲伤之中，对此尽管他们极力掩饰，但还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强烈地流露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跟那位妇女开始交谈，从她那儿我了解到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这位丈夫是一位拥有庞大地产的苏格兰绅士的地产管理人，那位苏格兰绅士在他前往加拿大，在他把大笔的钱投资于该国的荒野前，向他汇报该国的潜力。他们得到了旅行的一应费用，直到那天早晨一切都是成功的。他们有幸快速漂洋过海，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极其满意。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他们的独生子，一位年方十四岁的漂亮小伙子，那天死于霍乱，他们未来的全部希望都随之埋进了坟墓。为了他，他们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安了一个家。也就在这儿，就在这新生活刚刚开了个头的时候，可怕的疾病把他从他们的身边永远地夺走了——这儿有这么一大群人，这位可怜的心都要碎了的母亲甚至都不能发泄一下她正常的悲痛！
　　“唉，得找一个地方我可以痛哭一场！”她说，“那会缓解我心中难以忍受的重压。但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我，我放声大哭显得丢脸。”
　　“唉，珍妮，我可怜的女人，”那位丈夫抓着她的手说，“你得挺住；这是上帝的意愿，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绝不能抱怨。可是啊，夫人，”他转向我说，“今天我们的心大悲痛了！”
　　可怜的失去亲人的人们，我对他们的悲伤怀有多么深切的同情——我多么敬重那可怜的父亲，以近乎苛刻的努力向那些冷漠的旁观者隐瞒着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极度痛苦。眼泪是可以用来治疗心头极度痛苦的最好止痛膏。宗教告诫一个人应变得坚强一些来承受他心中的悲伤，但是眼泪对减缓和治愈引起泪水的创伤却是相当有效的。
　　在布罗克维尔，我们的船接纳了一伙妇女，某种程度上略微缓解了一下船舱中的单调，而且我喜欢倾听她们那快活的唠叨以及她们以求驱散航程的漫长与乏味的简短闲谈。那天暴风雨太大，以至都不能到甲板上去——雷电交加，伴随着倾盆大雨。在一阵飘摇的风雨之中，我试图去甲板上望一眼千岛湖，然而迅猛的暴风雨使所有的东西模糊一片，我湿淋淋地回来，失望地回到我的铺位上。午夜时分我们经过金斯顿，所有的女乘客都下了船，只剩下两位。大风一直刮到黎明时分，喧嚣与混乱持续了一整夜，一位粗野的爱尔兰移民又叫又闹地折腾大大加剧了混乱。那位爱尔兰移民认为把他的床铺安放在舱门前的地席上比较合适。他又唱又喊，对他的同乡高谈阔论地演讲绿宝石岛的政治态势，语调很高，但是没有表情。睡觉是不可能的了，而他那声音宏亮的肺继续滔滔不绝地迸发着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语。
　　我们那位荷兰女乘务员极为愤怒。他的举动，她说，“太不像样子了。”她打开门，踹了他几脚，叫他滚开，“滚出去，”要么她向船长告他。
　　以回敬其抗议，他抓住她的脚，把她拉倒在地。随后，把他破草帽的剩余部分在空中挥舞着，得意扬扬地喊道：“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老丑妇！真的，女士们、漂亮的心肝们是不会派你去向船长告状的，他爱她们爱得如此之深，以至他打算在这神圣的夜晚一整夜都守望着她们。”随后，他荒唐可笑地鞠了一躬，接着说：“女士们，听候你们的吩咐，但愿我能得到教皇的特许，要你们全嫁给我。”那位女乘务员把门插上，那疯子继续吵闹不停，以至我们都希望把他扔到安大略湖底去。
　　次日潮湿阴暗，暴风雨使我们的航行延长好几个小时，致使我们在科堡上岸时已是午夜时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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