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蘑菇
　　那人站在那儿，端详老橡树根部杂生的蘑菇与矮树丛。他的右腿包裹着钓鱼用的，长及大腿的塑胶防水长靴，左脚却穿着跑鞋；一手持长手杖，一手拎着蓝色购物袋。
　　他转到树的另一面，包着塑胶长靴的腿跨步向前，紧张地拿手杖往树丛里戳，像个剑术家，担心遭到对方敏捷凶猛的还击。塑胶腿再次向前：防卫、刺出、退出、刺出。他全付心思都放在这场斗剑上，当然不知我在他身旁观战。我的一只狗走到他身后，嗅嗅他的后腿。
　　他跳起来——妈的！——这才看到狗，还有我。他不大好意思，我则道歉说不该盯着他瞧。
　　“刚才，”他说：“我还以为谁在攻击我。”
　　他以为谁会先闻间他的腿，再攻击他？我问他在找什么，他举起购物袋：“蘑菇。”
　　难怪卢布隆山区充满了奇人异事。但再怎么样，蘑菇，就算是野菇，总也不会这样如临大敌吧。我问他蘑菇是不是会害人。“有的能害死你。”
　　这我倒相信。可是穿塑胶长靴、拿棍子戳弄，怎么说？不怕别人当我是没知识的乡巴佬，我指着他的右腿问。
　　“穿靴子是为了安全？”
　　“当然是。”
　　他用那柄“木剑”拍打胶靴，昂首阔步地走向我，猛地朝我面前的一丛七里香使出反手一击。
　　“蛇。”他说时带嘶嘶之声。“它们正准备冬眠呢。如果你骚扰到它——嘶嘶——它们就发动攻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给我看购物袋里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从林子里采来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一定有毒，颜色有的深蓝、有的褐红，还有极艳的桔色，完全不像市场上出售的，规规矩矩的白菇。他把袋子凑近我的鼻尖，让我呼吸一下他所谓的山之精华。我惊讶地发现确实好闻，是大地的气息；丰润饱满，带几分坚果的味道。
　　我再仔细观察这些蘑菇。以前我在树林里看过的，它们成团长在树下，看起来鲜艳得恶毒，我以为吃了必死无疑。那位穿靴的朋友向我保证，不但没毒，而且好吃。
　　“但是，”他言道：“你得认识那几种有毒。大概有．两三种。如果你不确定，拿到药房去检验。”
　　我倒从来没想过，蘑菇在收获与蛋炒之前，需要先接受医学检定。不过，既然肠胃在法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器官，这么做确实挺有道理。不久我有事去亚维隆，便到几家药房去转了一圈。一点不错，药房成了蘑菇检验中心。本来贴在窗子上的总是些手术器具或减肥美女的图片，现在却张挂着大型草类辨识表。有些药房更慎重，竟在橱窗里摆了成堆的参考书，内容详述人类已知的各种可食野草，并附插图。
　　我看见有人拎着污脏的袋子走进药房，准备接受范种罕见疾病的检测似的，忧心忡忡地把袋子呈上柜台，身披白袍的药房专家，严肃地审视袋子里那些沾泥的东西，接着宣布判决。整日在痔疮药与鱼肝油之间打转的平淡日子，这对药师是一种饶富趣味的变化吧。
　　我在旁也看得兴味盎然，差点忘了自己来亚维隆的目的；不是在药房之间附近瞎逛，而是到糕点之王那里买面包。
　　面包之灵
　　住在普罗旺斯，我们也染上对面包的狂热，选购每天吃的面包已成一大乐趣。梅纳村的小面包店开店时间颇不规律——“等老板娘梳妆完毕她便会重开店门，有一天我竟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于是往其他村落去是找面包，结果大出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吃惯了的、稀松平常的面包，原来其中另有天地。
　　我们尝了吕蜜尔村密实、耐嚼的产品，比一般长条面包来得胖而且扁；尝了卡布瑞村外皮焦黑的圆包，大如压扁了的足球。知道了哪种面包可以放一天，哪种则3小时内不吃就走了味； 什么面包做菜用最合适，又是什么面包适合点缀在鱼汤的表面。还有许多小糕点，都是当天早晨做的，不到中午便卖光了。小糕点旁边摆放着一瓶一瓶待售的香摈，我们初见有些惊讶，后来看惯便觉得看着开心。
　　每家面包店各有独门妙方，产品与超级市场大量贩卖的不同；外形稍作变化、别出心裁的装饰，给人精心巧制的感觉，像艺术家在作品上签了名。这些面包师傅，完全视那些切在卡维隆，电话号码簿上登录的面包店有17家。听别人说其中有一家出类拔苹，种类既多，品质亦佳，堪称糕点面包之王。他们说，在这家叫做“欧西馆”（ChezAuzet）的店子里，面包与糕点的烘焙和食用，简直神圣如宗教。
　　天气暖和的日子，店外的人行道上摆了桌椅，卡维隆的婶子大娘们便坐在那里，啜饮热巧克力，咀嚼杏仁饼干或草莓点心，慢慢考虑买些什么面包回家作午餐和晚餐。为了帮助她们作决定，店里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目录。我便从柜台上取了一份产品目录，叫了咖啡，坐在阳光里展读。
　　这一读，我又长了一层见识。目录上不但介绍了许多我过去听也没听过的面包，还明确坚定地告诉我，哪种面包是配什么吃的。例如喝饭前开胃酒时，我可选择被称作土司的小面包，或是散了盐肉的“惊奇面包”，或是咸味干层酥。这还简单，进入正餐阶段可就复杂了。假如我要先来点生菜，可搭配的面包就有四种：洋葱面包、大蒜面包、橄榄面包和羊乳酪面包。应有尽有？那么，我可以改吃海鲜，因为欧西咖啡馆只批准了一种面包可配海鲜，便是切成薄片的裸麦面包。
　　所以这家店子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列举出我吃猪肉时、鹅肝时、喝汤时各该配些什么，禽类和畜类是如何，腌肉又是如何，还有混合沙拉（可别与各式纯素菜沙拉混为一谈）与三种成分各异的乳酪吃法。我算了一下，香草的、辣味的、核桃的。可是，吃小牛肝时，该配什么呢？
　　她往货架了上制览了一番，挑出一种粗短的棕色面包。“你这人懂得面包，”她说，“不像有些人。”
　　我呢，算是初窥面包的门径，正如我刚开始领略蘑菇的世界。这天早晨可学到不少。
　　大地的最美衣裳
　　马索风度潇洒，富于诗意。我在俯望遍地葡萄园的小山头上遇见他，他刚出得门来，准备到林子里去打点什么野味。手里端着枪，嘴角叼着黄色雪茄，他注视着脚下的山谷。“你看葡萄藤，”他说：“大地穿上它最美的衣装了。”
　　这令人意外的诗情随即被他自己破坏；他大声清理喉咙，啪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过他说的没错，葡萄树好看极了、一畦一畦的枯褐、艳黄、猩红，宁静地立在阳光下，葡萄已经采收完，再没有机器或人来干扰我们欣赏美景。要等到叶片落尽，剪枝的活儿才能开始。正处于两季之间的空档，天依旧热，却不是夏，又还没到秋。
　　我问马索，他卖房子的事可有进展？有没有哪对和善可亲的德国夫妇，在附近露营时爱上这座房子？
　　提到露营客，他怒发冲冠。“他们才买不起我这样的房子呢。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卖了，到1992年再说。你等着吧，欧洲统一，边界消失之后，他们全会跑到我们南方来找房子。英国人啦、比利时人啦……”他挥着手，好像要把共同市场的全部国家都包含进去：“那时候，房价就不同了。卢贝隆山区的房子会身价大涨，一座小房子也可能值上一两百万。”
　　1992年，不时有人提起，仿佛到那一年，欧洲合而为一，外国钱就会涌进普罗旺斯。欧洲人合组一个快乐大家庭，不再分彼此。金融限制取消——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会怎么做？还不是赶紧拎着钞票，到普罗旺斯来买房子？
　　很多人这么想，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普罗旺斯已经住了不少外国人，他们买房子从没困难。再讲到欧共体的整合，签订一纸协约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争执、欺诈和刁难，尤其是法国。也许50年后，情况会好转；1992年吗？不可能。
　　然而马索深信不疑。到1992年，他会把房子卖掉，从此退休；或在亚维隆顶下一间小酒吧，兼卖烟草。我问到时候他那三条凶恶的狗怎么办。顿时他的眼泪仿佛就要夺眶而出。
　　“他们不会喜欢住在城里的，”他说：“我得射死他们。”
　　他陪我走了几分钟，一路喃喃诉说那一定会到手的财富和随之而来清闲。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总该有点收获；人到了晚年就该享点清福，不该还守在土地上折磨那几根老骨头。虽然在这山区，他的房子实在是少见的难看，他谈起来却好像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说着说着他离开山径，走进林中去吓唬鸟儿。这个残忍、贪心又虚伪的老无赖！我愈来愈喜欢他了。
　　山道上散落着猎枪的空子弹盒，是马索鄙视并称之为“小路猎人”的那些家伙留下的。他们要打猎又怕树林里的泥巴沾污了靴子，便在山径上徘徊，期待鸟儿飞进他们的射程。除了乱丢的子弹盒，更有揉成一团的香烟包、空的沙丁鱼罐头和酒瓶，都是“爱好自然”的当地人遗留的纪念品。他们大声疾呼自然保护，抱怨观光客破坏卢布隆山美景，却不愿带走自己的垃圾。
　　普罗旺斯的猎人，真是不知检点的一群。
　　蚂蚁的天敌
　　我回到家，发现一场小型会议正在举行，开会地点在后院深藏在树丛里的电表之旁。法国电力公司的查表员来查电表。打开盖子，只见一窝蚂蚁，数不胜数堆作一团。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电，无法查考。蚂蚁须得赶走。除我妻和查表员外，加入讨论的是曼尼古酉先生；他最爱做的事莫过于对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家中发生任何难题，他都乐于介入。
　　“啊呀呀，”曼尼古西弯下腰去仔细观察，之后说了；“这些蚂蚁，不多嘛。”这回他倒是轻描淡写，蚂蚁多到结成黑黑的一块，结结实实地填满了装电表的金属箱子。
　　“我可不打算打扰它们，”查表员叫嚷着：“它们会爬到衣服里面咬人。上回我清过一个蚂蚁窝，后来整个下午它们都藏在我身上。”
　　他站在一旁观看那蠕蠕而动的黑团，拿螺丝起子轻敲牙齿，然后转向曼尼古西：“你有氧焊枪没有？”
　　“我是铅管工，当然有吹焰管。”
　　“那好，我们可以烧了它们。”
　　曼尼古西呆住了。他退后一步，在胸前画十字。他拍打额头，他伸出食指，意思是极不赞同，又似要发表一场演说，也或者两意皆有。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用氧焊枪烧？你知道这里面的电流有多强吗？”
　　查表员不大高兴：“氧焊枪当然，我是电气技师。”
　　曼尼古西假装惊讶：“真的？那你一定清楚，把电缆烧破会有什么后果。”
　　“我会非常小心。”
　　“小心！小心！老天，我们可能会和这些蚂蚁同归于尽。”
　　查表员把螺丝起子收入袋中，两手环抱起来：“那好，我就不管这码子事了，你来处理吧。”
　　曼尼古西思量了一会儿，像魔术师在表演超级大魔术之前，先准备好道具一般，转头向我妻说：“夫人可否给我几个新鲜柠檬——两三个就够了，外加一把刀子？”
　　夫人，那魔术师的助手，果然带着刀子和柠檬回来了。曼尼古西把每个柠檬都切成四块。“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教给我的，”他又低声嘲笑着氧焊枪烧这个主意的愚蠢不智——“去他的氧焊枪！”查表员怏怏不乐地站在一棵树下。
　　切好柠檬，曼尼古西凑近蚂蚁窝，来来回回地往上面挤柠檬汁，偶然停下来观看这场酸暴雨的效果。
　　蚂蚁投降了，他们互相践踏着，争先恐后地逃出电表箱。曼尼古西得意洋洋：“懂了吧，年轻人？”他对查表员说：“蚂蚁受不了新鲜柠檬的酸汁。你今天可学了个手艺。只须在电表箱里放几片柠檬，以后蚂蚁再不会来了。”
　　查表员受教之余，显然毫不感激。他嘀嘀咕咕说他又不卖柠檬，而且柠檬汁弄得电表黏答答的。“黏答答的，总比被烧成灰好，”曼尼古西回敬。他临走还带上一句：“是啊，黏手总比烧死好。”
　　雷雨季节
　　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要生炉火。就寝和起床时的感觉似在不同的季节里，这便是普罗旺斯的典型气候。
　　雨在夜间降下，持续到第二天。不是夏天那种温暖大颗的雨点，而是灰色的雨线，连续不断地垂直落下，冲刷过葡萄园，击倒灌木丛，把花圃化作泥泞，又把泥泞化作褐色的小河。倾盆大雨直到接近傍晚才停，我们出去察看屋前车道现在怎么样了。八月的大雷雨中，车道原已受损；可是与眼前我们所见相比，原来的损伤不过如猫的爪痕。现在，弹坑似的破洞一个接一个，砂砾石块胡乱堆积，有些原本组成路面的东西，被吹到房子对面的瓜田里去了——最远的竟跑了一百多公尺。遭到爆破的矿区大约也不过如此。除非恨死了自己的车，否则不会有谁愿意把车开上这条车道。我们需要一辆推土机来清理这一片凌乱，还需要运几吨砂石来填补被冲毁的部分。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这些日子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活电话号码簿，又因为他对我们的房子有一份近乎房主的感情，他说他提供任何建议都好像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听我诉说那失去的车道，偶然加点意见——“大灾难呵！”他叨念了不止一次，表示他深切了解问题的严重。
　　曼尼古西喃喃复述我们的需求；“推土机，没问题，大卡车、砂石、压路机，…”他哼一小段音乐，好像是莫扎特的音乐，来帮助思考，这才下定决心：“好。有个年轻人，邻居的儿子，是推土机专家，价钱也公道。名字是桑士，我叫他明天来。”
　　我提醒曼尼古西，等闲的汽车开不上我家车道。
　　“他早习惯了，”曼尼古西说。“他骑特制轮胎的摩托车，任何地方都能去。”第二天早晨，我看着桑士奋力与那车道周旋。他像弯道滑雪似的骑车转来转去，避开坑洞；过土堆时，他站在踏板上往前冲。熄火之后，他回望车道，浑身上下体现了典型的摩托骑士形象，黑头发，皮黑外套，黑摩托车。他戴着飞行员式的太阳眼镜，镜片反光，让人一点儿也看不透。我忽然想起，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那位保险业务员法图先生。他们两人可是一对儿。
　　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亲身踏勘过这块矿区，估了价，并且打电话订购了砂石。他与我们订下金石之约，说是两天以后，他会开推土机来。这话，我们不大敢当真。晚上，曼尼古西以上级指导员口吻打电话来询问，我告诉他，桑士先生的效率颇为惊人。
　　“那是他们的家风，”曼尼古西说：“他爹种瓜发了财，做儿子的将来也会靠推土机发财。他们虽然是西班牙人，做事倒十分严谨。”他回忆说，桑士的爹年轻时到法国来找工作，后来研究出一种方法，能让甜瓜长得又快又好，普罗旺斯无人能及。他现在呀，曼尼古西说，阔气了，一年只工作两个月，冬天还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Alicante）去度假。
　　桑家儿子如约而来，一整天都坐在推土机上来回整地。他的动作准确利落，填平成吨的土像泥水匠使用泥刀一般从容，动作优美。坑洞填上，他用巨大的耙齿抹平面，并邀请我们来观赏他的成绩；平整无暇，教人舍不得踩上去。他又为车道稍稍添加了些坡度，以后再下倾盆大雨，雨水自会顺坡而下，流入葡萄园去。
　　“还好吧？”
　　好得跟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说。
　　“那好，我明天再来。”他爬上推土机的驾驶座，以15公里的时速，稳健地开走了。明天，他会带砂石来。
　　大富翁铺车道
　　第二天早晨，一辆卡车开上车道，直抵屋前，打破了新耙梳好的路面之完美。那车看起来比福斯坦的运葡萄车更老旧不堪，车身松垮，排气管都快要垂到地面了。熄火时，它得像灵魂出窍一般一阵颤抖。车里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圆滚滚的身材，满面风尘之色。他们站在卡车旁，饶有兴味地看着房子。不用说，这是一对流动季节工，在回南方过冬的路上，希望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
　　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我油然生出怜悯之心。
　　“田里的葡萄，恐怕都已经采收完了，”我说。
　　男人裂开嘴笑，还点着头：“很好，在大雨降临之前采完，你运气不错。”他伸手指向屋后的森林：“那里有很多蘑菇吧，我猜。”
　　“是啊，”我说，“很多。”
　　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于是说道，他们尽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上山采蘑菇去。
　　“不了，不了，”男人说：“我们今天要做工。我儿子就要运砂子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位瓜农富翁！他打开卡车后厢的门，取出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还有木头制的长齿耙。“其他的，留给他去搬，”他说：“我可不想压断脚。”
　　我往里望去。车座后面紧紧绑着，足有卡车那么长的是小型蒸汽滚筒压路机。
　　等待儿子到来之际，桑老先生谈论人生，说起对快乐之追求。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他说，他还是喜欢偶尔亲自动手做工。瓜田里的工作，七月间就结束了，以后他便闲居无聊。有钱固然很好，可是人需要的不只是钱。他即然喜欢双手劳动，何不帮忙儿子做工？
　　我从没雇佣过大富翁，通常我也没机会与他们相处，可是这一位，在这里待了一整天。桑士运来了砂石，倒在车道上，桑老爹便用铲子铲开，桑大娘随后用木耙推平、铺匀。接着压路机卸下了；像大型婴儿车似的，在车道上压来压去。桑士坐在驾驶座上，对他爹娘发号施令——这里加一铲上，那里多耙几下，留神你的脚，还有，别踩到葡萄藤了。
　　全家通力合作，天擦黑时，我们屋前就展开了缎带似的一条油灰色路径。如果有什么推土机杂志举办什么车道大赛，我们这条准可以参加。
　　压路机塞进卡车后厢，爹娘请进前座，桑士说道，价钱比他原先估的要低些，但到底多少他还得回去算算才知道。帐单，他爹会送来。
　　次晨我起床，看见一辆颇眼生的厢型车停在屋外。我四处寻找车主，却不见人影。大概是哪个懒惰猎人，贪图近便，由此走上山去打猎吧。
　　早餐快吃完时，我们听到窗子上咔吱一响，桑老爹那圆圆的褐色面庞出现了。他不肯进屋，说是靴子太脏。他六点钟就入林去了，带了个礼物给我们。他伸出的格子花纹旧帽里面盛着野蘑菇。他教给我们他最爱的烹调法——加奶油、大蒜和芹菜末。又接着讲了一个恐怖故事，说三个人晚餐时误食有毒的蘑菇而死，邻居发现时，他们仍坐在桌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毒菌子把他们完全麻痹了。桑老爹绘声给色地讲述着并作出翻白眼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对于他帽子里的蘑菇，他敢用生命保证，尽管多吃！
　　当晚，妻和我便吃了。食间不时互相审视，看可有脸面麻痹或翻白眼的现象。野菌子比普通的白菇好吃太多了，我们决定投资，买一本野草图解书，再买一双防蛇长靴，两人各穿一只。
　　庭前碎石
　　整修老房子，耗日费时。到后来，一心只盼早早完工，修得好不好，已经顾不得了。一拖再拖，不能上工的理由干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偷。油漆匠得了流行性感冒……。约好五月来修，后来说是六月一定来，最后是直到九月才露面。在等待的期问，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固定布景。在炎热的夏天，阳光之下万物生辉，倒还容易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看着它们，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建筑师克里斯钦走遍全屋，听他述说什么工该由谁做，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迷人又乐观的克里斯钦说：“只需要六七天便可做完。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刷刷油漆，就结束了。”
　　我们大感振奋。告诉克里斯钦，近来有时会想象在圣诞节早晨醒来，身边因围绕着遍地瓦砾的情景而沮丧万分。
　　每一部分都作出受惊的表情——手摊开。眉毛上扬、肩膀耸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已经快完工了，不该再耽搁。他会打电话给工作小组各成员，立刻展开一周的密集行动。会有结果。
　　小组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别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匠午餐时间来，泥水匠雷蒙晚间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可不是来做工，是来看有什么工待做。他们都对这事情拖了这么久表示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另有其人似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等某人做完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要拖到圣诞节，他们都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该盖好了、不过，要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修茸完毕，他们无不大感为难。
　　“你何时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无奈于这样的回答。步出前庭，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着前门阶梯。仿佛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棵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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