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
  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
  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
  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
  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
  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
  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
  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
  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
  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
  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
  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
  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
  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
  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
  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
  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
  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
  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
  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
  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
  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
  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
  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
  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
  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
  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
  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
  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盟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
  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
  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
  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
  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
  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
  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
  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
  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
  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
  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
  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
  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
  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
  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
  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
  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
  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
  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
  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
  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
  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
  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
  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
  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
  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
  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
  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
  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
  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
  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
  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
  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
  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
  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
  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
  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
  “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
  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
  “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
  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
  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
  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
  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
  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
  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
  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
  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
  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
  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
  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
  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
  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
  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
  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
  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
  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
  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
  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
  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
  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
  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
  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
  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
  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
  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
  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
  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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