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忙得不亦乐乎，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各机构性资金管理者都认为邦兹银行将降低利率，因此，都想赶在这之前把马克兑换成美元，华尔街对此大为吃惊，在最近发行的瑞典债券之前囤积起来的欧洲债券已经几乎全部被买空，有一些经纪人的处境十分不利。推销员们不断地打来电话，试图劝诱我们把我们的债券卖给他们。但是我们按兵不动，让他们去干着急吧。
　　戴比今天迟到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接所有的电话，这可真够我忙的。
　　9点钟时，我大声问卡伦：“你有戴比的消息吗？”我们昨天晚上酒喝得并不算过量，她应该能够来上班。
　　“还没有，”她说。
　　9点半时，汉密尔顿晃悠着来到我的交易台旁。“戴比来了没有？”
　　“还没有。”
　　“我想她就是病了，至少也会礼貌地来个电话说一声。”
　　我没有辩解。如果没发生别的事，不来上班似乎显得有点儿不明智。不管是什么借口，总比没有借口好。戴比三天两头会称病告假，几天不来上班，但她通常会打个电话来，编造个借口。
　　上午的时光在一点点流逝，尽管卡什、克莱尔、戴维和其他推销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诱我卖出我们的债券，但我还是设法抵挡住了诱惑。
　　卡伦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全神贯注，她声音中流露出的那种担心，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腔调吸引了我以及交易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
　　“汉密尔顿！警察局的电话，他们想找人谈谈戴比的事。”
　　汉密尔顿拿起听筒，我们都看着他，不一会儿，他便双眉微蹙，他轻声地谈了约莫5分钟时间。然后，他慢慢放下了听筒，他站起身，走到我的交易台旁，尔后又走到戴比的交易台旁边站住了，他示意大家靠拢过来。
　　“我得到一个坏消息，戴比死了，她昨晚淹死了。”
　　听到这几句话，我感到万分震惊，脸色陡变。我两耳顿时嗡嗡直响，双眼模糊不清，我瘫倒在椅子里，当汉密尔顿和警察谈话时，我脑子里在胡猜乱想着种种可能发生在戴比身上的可怕的事情，但对这种打击却毫无心理准备。我感觉到身后那张交易台已经空空如也，平日里，那是闲谈和笑声的中心，如今却沉默无声了，我只是恍恍惚惚地听见汉密尔顿在继续往下讲。
　　“她的尸体是今天早晨6点钟在米尔沃尔船坞附近的泰晤士河里发现的，今天下午警察要来找我们谈话。他们要求我查问一下，昨天晚上最后看见戴比的是谁。”
　　“是我。”我说，或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要说。我嘴里吐出的只是一声咕哝。“是我。”我又说了一遍，这一回更清楚些。
　　汉密尔顿转过脸看着我，他的面容冷酷严厉。“好吧，保罗，他们也许想从你这儿取证。”
　　这时，大伙儿都好奇地望着我。“我最后看见她是在昨晚9点半左右。”我说，“我们刚刚喝完酒，她沿着泰晤士河河堤大街步行，别的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尽管心乱如麻，但仍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他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罗布问。
　　“还不清楚，”汉密尔顿答道。“据警察说，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肯定，她掉进了河里。但是怎么会掉进泰晤士河呢？无论昨晚风有多大，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掉进泰晤士河，这就是说，她要么是跳下去的，要么是被人推下去的。这时，昨晚戴比高船之前，那个强行捏摸她的男人的瘦脸和毫无生气的眼睛又隐隐出现在我眼前，我发誓他一定与此事有牵连。
　　电话指示灯在不住地闪烁着。汉密尔顿说；“我们最好还是去接电话吧。”
　　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互不说话，我们都想不出该说什么是好，我们各自默默承受着这一事件给我们各人带来的不同打击。卡伦捂着手帕悄悄抽泣，罗布和戈登站在旁边，想找什么事干，以免闲呆着空难受。
　　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戴比的交易台。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我依然能看见她那丰润的脸颊在船舱里的柔和灯光下泛着红晕，还有那双会笑的眼睛。那仅仅是数小时之前的事，准确地说是14小时之前，像她这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没了呢？就不再存在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眼睛如针扎般刺痛，我双手抱头，呆呆地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这样坐了多久，后来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我抬起头来，见是汉密尔顿。
　　“我很难过，”他说，“你们是好搭档。”
　　我仰脸看着他，点点头。
　　“你想回家吗？”汉密尔顿问。
　　我摇摇头。
　　“我能提个建议吗？”
　　“什么？”我说这话时嗓音嘶哑。
　　“拿起电话和别人谈谈。”
　　他说得对，我需要把自己罩在日常工作的安全网下，价格、聊天、收益、买卖差价。
　　我没有勇气告诉别人关于戴比的事。但是，没过多久，消息就在证券界传扬开了。于是，那个上午的剩余时间更加难熬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赞同人们对戴比的评价，说她是个爱逗笑的妙人儿，说她的死真令人难过。
　　午餐时间，警察来了，他们与汉密尔顿交谈了半小时。然后，他把我叫进会议室，两个人坐在那儿等着我，两人中个头较大的那位自我介绍说他是鲍威尔警长。他身材粗壮，35岁左右，身穿一件廉价的双排扣西装，敞着胸，系着一条花哨俗艳的领带。他站起来时动作很快，粗壮的身体肌肉发达，而非虚胖，他看上去是个勤于行动的人，在德琼公司空气稀薄的会议室里感到很不自在，他的同事琼斯警探在后面，手握铅笔准备记录。
　　“麦肯齐先生说，蔡特小姐死之前，你是这儿见到她的最后一个人，是吗？”鲍威尔开始问道。他操着一口低沉的伦敦口音，说话的口气使一句简单的问话听起来更像是起诉控告，他显得不耐烦。
　　“确实如此，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喝了一杯。”我把头天晚上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讲述了一遍，那个警探做了大量的笔录。当我说到侵犯戴比后消失在雨夜里的那个男人时，他们追问得更紧了。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一一作答，进行了相当准确的描述，并表示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协助警察破案。接着，鲍威尔的问题陡然一转。
　　“麦肯齐先生说，你与蔡特小姐最接近？”
　　“是的，我想此话不假。”
　　“你认为蔡特小姐近来情绪很低沉吗？”他问。
　　“不，我不这样认为。”
　　“没有与朋友发生什么矛盾？”
　　“她对我只字未提。”
　　“有任何工作方面的问题吗？”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真的没有。”
　　“一点没有？”鲍威尔逼视着我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的犹豫不决。
　　“嗯，她最近有点儿不快。”我告诉了他关于戴比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以及在芬斯伯里广场她与我的谈话。“不过，她还不至于为此去寻短见。”我说。
　　“那种事总是很难说，先生。”鲍威尔说。“令人惊奇的是，表面上情绪稳定的人常常会因为某种亲朋好友认为无足轻重的琐事而轻生。”
　　“不，你不知道，”我说。“她从未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上，她总是笑口常开，她热爱生活。”
　　鲍威尔看上去好像并未全部听进我的话，他对已合上笔记本的同事点点头，然后说道：“默里先生，谢谢你，占用你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一定会再予合作的，是吗？”
　　我点点头，随后两个警察起身离去。
　　那天，我总算勉强熬了过去，大约七点钟时，我关上机器回家。
　　我在等电梯时，汉密尔顿也来了，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在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与汉密尔顿搭话闲聊尚且都很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愿动脑筋找什么轻松有趣的话题与他交谈。
　　最后，电梯来了，我们俩走进电梯间。电梯往下降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保罗，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不做什么，回家。”我说。
　　“你愿意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我那儿坐坐喝一杯吗？”汉密尔顿问。
　　我起先没有回答，我对这邀请感到惊愕，汉密尔顿完全不是那种愿意邀请别人进行交际的人。当时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和他在一起别别扭扭地谈上半小时，但又不好拒绝。
　　“承蒙邀请，我非常感激。”我说。
　　汉密尔顿住在扼守伦敦城北入口的巴比坎地区的一幢灰色条纹的混凝土塔楼里，从办公室到那儿只需步行15分钟。我们几乎是一路无话，躲闪着来往的车辆和下班的人群。巴比坎是一个混凝土人行道和塔楼组成的迷宫，曲曲弯弯地绕着高出街道大约20英尺的伦敦古城墙和教堂。这地方令人分辨不出方向，漆在人行道上的黄线会把你引到你想去或者不想去的不同地点。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居住区。
　　我们终于来到了汉密尔顿居住的塔楼，乘电梯上了顶楼，他的寓所小巧而适用。价格昂贵但并不精致的家具摆设为主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功能，墙上仅有的一组画是19世纪的苏格兰教堂。墙上是应该挂一些画，但恐怕很难看见比这更阴郁的画了，我好奇地朝一间敞着门的房间看过去，只看见一张写字台。
　　“那是我的书房，”汉密尔顿说，“我领你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那儿的确有一张面窗的写字台，四壁从地板到天花板排立着书架和文件柜。那间小屋里藏有数以千计的书报文件，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大学教师的住所，只不过非常整洁干净，每一样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写字台上除一台计算机以外别无它物。
　　我飞快地扫掠了一下书架，我看见的所有书籍的书名几乎都与金融或经济有关，其中有许多书是19世纪的著作。有一个书架上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上面有格莱克的《混沌理论》、鲁德的《青史众生》，甚至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另外还有心理学、物理学、宗教和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汉密尔顿走到我身旁。“你应该读一些这种书，那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市场是什么，是价格波动，是人群间的相互作用，是竞争，是信息，是恐惧、贪婪、信念，”他继续说。“门类繁多的学科都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各门学科都可以提高你对市场行为的洞察力。”
　　“噢，我明白了，”我说。现在，我懂了，在汉密尔顿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的伟大学者们都对金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毕竟是有些作用的。
　　我抽出尼古拉·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一本呢？”我指着它对汉密尔顿说。
　　他笑了笑。“噢，马基雅弗利懂得权力，那本书通篇都是有关权力以及如何运用权力的事，金融市场就是如此，金钱是权力，信息是权力，分析能力也是权力。”
　　“但他没写怎样变成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吗？”
　　“噢，不，这话说得过分简单化了。当然，他相信手段能证明结局的正确。但是，尽管一位成功的君主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但他将始终保持高尚品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
　　我看上去一脸迷惑。
　　汉密尔顿笑出声来。“在市场上，这意味着精明，富于想象力，但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你的声誉，记住这一点。”
　　“我会记住的。”我说着，把书放回书架。
　　“我喜欢这个房间，”汉密尔顿说着，变得轻松起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你瞧那边的景致。”
　　景色确实壮观，放眼远眺，可以看见从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东区之间的一幢幢办公大楼。德琼公司的办公楼清晰可辨，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每当他沉浸于市场研究之中时，那办公楼就是他灵感的源泉。
　　我们回到客厅里。“来点威士忌？”他问道。
　　“好，请来一点。”
　　他往两只杯子里倒了很多威士忌，然后分别兑了少量的水，他递给我一杯，我们两人坐了下来。
　　品了一会儿酒之后，汉密尔顿问：“你认为她是自杀吗？”他紧紧盯着我的脸端详。
　　我叹了一口气。“不，”我说。“不管警察怎么说，戴比决不会做出那种事来。”
　　“不过，她是很为自己的工作担忧，不是吗？”汉密尔顿说。“我不知道她是否对你说过，不过，在她死前不久，关于她的前途，我们是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谈话。”
　　“是的，我知道，”我说。“关于那次谈话，她是告诉过我，确实使她有点儿恼火，但她很快就把它抛到脑后了。她不是那种因为一点工作上的小事就会影响她享受生活的人，我非常肯定那不是她的死因。”
　　汉密尔顿松了一口气。“不，她一点儿也不像那种会自杀的人，”他说，“一定是一个意外。”
　　一阵沉默。
　　“我不敢肯定，”我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在她死前不久，我见过一个人。”
　　“见过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在伦敦城里工作的什么人。瘦削，35岁左右，非常健康，样子卑鄙。”
　　“他在干什么？你看见他对戴比干些什么了吗？”
　　“当时我们正准备离开。他走到她跟前，摸了摸她的乳房，然后就消失在雨夜里。过了几分钟，她也走了。”
　　“多么反常的事情！你没有任何反应吗？”
　　“戴比阻止了我，”我说，“她看上去很害怕，我没有责备她，那人好像非常怪。”
　　“你告诉警察了吗？”
　　“告诉了。”
　　“他们怎么认为？”
　　“嗯，他们记了很多笔记，他们没有谈任何具体的看法。但是，依我看，一定是他把戴比推进了河里，你不这样认为？”
　　汉密尔顿默坐片刻，以他习惯的沉思姿势轻轻摸着下巴。“当然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缄口不言地坐了一分钟，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汉密尔顿无疑是想解开这个疑团，而我则是在思念着戴比，这是漫长的一天。
　　我端起威士忌一饮而尽。“我来给你再倒一杯。”汉密尔顿说。
　　我手中稳稳地端着第二杯酒，换了个话题。“你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道。
　　“噢，快5年了。”汉密尔顿答道。“自从我离婚以后，上班非常方便。”
　　“你离过婚？我不知道。”我试探性地说道。我心中没数，关于个人问题汉密尔顿愿意交谈到什么程度，但我很好奇。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汉密尔顿工作以外的任何生活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对此猜测不已。
　　“你不知道？我想你不会知道的，我不太说起这事，我有一个儿子，叫阿拉斯代尔。”他指了指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面带微笑的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踢足球。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张照片。这男孩长得很像汉密尔顿，但没有他那种忧郁的神色。
　　“你经常看见他吗？”我问。
　　“哦，是的，每隔一个周末见一次，”他说，“我在他母亲住处附近的珀斯郡有一幢小屋，那很有用。让他在那儿长大比生活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要强得多，那儿风景如画，你可以爬山登高，忘掉这一切。”他指了指窗外。
　　我向他谈起了巴思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高沼地上漫游的童年生活，汉密尔顿倾听着。对汉密尔顿谈起这些事情似乎有些奇怪，但他却显得很感兴趣，因此，我说着说着，开始感到无拘无束了。谈起远在数百英里之外，10年前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比谈起此时此地更令人愉快。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留在爱丁堡，”汉密尔顿说，“我可以在那儿找个轻松的好工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管理几亿资金。”
　　“那你为什么没留下？”我问。
　　“这个，我尝试了一下，但对我不合适，”他说。“那些苏格兰资金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冒险意识。我需要扎在这儿，在风口浪尖上。”我看着他的威士忌酒杯里面。“当然，莫伊拉不喜欢我这样做，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工作那么长时间，她认为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其余时间应该呆在家里。然而，这种工作需要花费的时间远不止此，她就是不相信我。所以，我们分手了。”
　　“很抱歉，谈起这事。”我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本是个孤僻的人，现在，离开了妻子和儿子，他一定倍感孤独。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义无反顾地把工作看得重于婚姻。即使这样，我依然非常同情他。我仿佛看到，10年后我自己也会处于同样的境地。我禁不住不寒而栗，我想起了我和戴比的谈话，我开始感到她的话言之有理。
　　汉密尔顿从威士忌上抬起头来。“你来德琼公司已经6个月了，怎么样？喜欢它吗？”
　　“是的，喜欢。非常喜欢，我很高兴加盟这个公司。”
　　“你觉得交易这工作怎么样？”
　　“我很喜欢，我只是希望能干得更好些。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了这里面的门道，结果却发现全都错了，我怀疑这是否不仅仅全靠运气。”
　　汉密尔顿朗笑起来。“小伙子，你决不应该这样想，这当然全靠运气，或者说至少每一笔具体的交易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自己，看准有利机会才出手交易的话，最终，你一定会脱颖而出，这是基础统计学。”
　　汉密尔顿看着我的表情又笑了起来。“是的，你是对的，这行当并不那么简单。其中的诀窍是要知道机会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这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但是别担心，你的路子是对的。只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做法，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最终，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我们将会合作得很好。”
　　我希望如此，我觉得激动得心潮澎湃，汉密尔顿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我决心不断努力，按照他的教诲去做。
　　“我记得看见过你赛跑。”汉密尔顿说。
　　“哦，我不知道你还观看田径比赛。”
　　“嗯，人人都观看奥运会，连我也不例外。我的确喜欢田径，体育运动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我看过几次你赛跑，但真正记住的是决赛，当时你跑在最前面，电视上有你脸部表情的近镜头，神色坚定，但也很痛苦。我以为你要赢了，但接着那个肯尼亚人和西班牙人超过了你。”
　　“是爱尔兰人，”我低声咕哝说。
　　“什么？”
　　“爱尔兰人，他是爱尔兰人，不是西班牙人，”我说，“一个跑得很快的爱尔兰人。”
　　汉密尔顿笑了起来。“哦，我非常高兴你现在为我工作了。我想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德琼公司办得很好。”
　　“我非常愿意。”我说道，的确非常愿意。
　　戴比的葬礼在肯特一个小村庄的一个肃穆的教堂墓地举行。我代表公司前去参加。那天天气极好，烈日直晒着送葬者，我身穿西装感到很热，能感觉得到汗流浃背。通往教堂墓地门旁边的一片小灌木林里，一群白嘴鸦在假心假意地呱呱哀叫。与其说乌鸦哀叫破坏了寂静，倒不如说是为之增色。这是一个小小的乡村葬礼上完美无瑕的伴唱。
　　教区牧师竭尽全力减轻笼罩着葬礼的哀愁气氛，说戴比也许想看到她的送葬者们微笑着为她送行，说我们应该感谢她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逻辑，而且他的话也未能奏效。任何一个年轻人的早逝都会给人带来撕心裂肺的悲痛，无论你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种痛苦。如此热爱生命而又过早被夺去生命的戴比带给人们的也是同样的悲痛。
　　她的父母都参加了葬礼，戴比的长相特征从他们两人的脸上依稀可见，两位矮小的白发人双双沉浸在悲痛之中。
　　当我们大家慢慢走回小路时，我发现自己走在一个瘦高个红发姑娘旁边，她穿一双高跟鞋，其中一只鞋跟被卡在路上的铺路石中间了，我弯腰帮她拔出鞋子。
　　“谢谢你，”她说。“我讨厌这双该死的鞋子。”然后，她环顾一下四周问道：“这些人你都认识？”
　　“没几个。”我说，“你呢？”
　　“认识一两个吧，我曾和戴比合住一套公寓，所以我认识她的一些男朋友。”
　　“一些？”我惊讶地说。“这儿来了几个？”
　　她朝周围看看。“我认识的只有一、两个。你不是她的男朋友之一吧，对吗？”她说道，眼睛取笑地看着我。
　　“不，”我厉声说道，有点儿震惊。“我和她是同事。”
　　“我并无冒犯之意，她通常品味很高。”那姑娘说。“你要路过车站吗？”
　　“是的。我能捎你一程吗？”
　　“那我非常感激，顺便告诉你，我叫费利西蒂。”
　　“我叫保罗。”我们走出墓地来到路上。“这就是我的车。”当我们走到我的那辆小型标致车前时，我对她说道。
　　我们上了车，朝着三英里外那个最近的车站驶去。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戴比会有许多男朋友，”我说，“在我看来，她似乎是追求稳定关系的那种女孩。”
　　“她并不完全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不过，她确实很会自我享受，我们住的房子里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出出进进，其中大部分还不错，但有几个相当令人讨厌。我想有一、两个可能是由于工作关系结识的。”
　　“我想，不是令人讨厌的那两个吧？”
　　费利西蒂笑起来了。“不，我想不是的，虽然最近有一个人使她痛苦不堪，我想那人可能与工作有关。”
　　我不知道这人究竟会是谁，由于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我继续追问下去。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她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两年以前，他是个十足的讨厌鬼。”
　　我没再问下去。“你是怎么认识戴比的？”
　　“噢，我们俩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做雇员，我仍在那儿干，但如你所知，戴比到别处干大事业去了。既然我们俩都想在伦敦租房子，因此，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合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咬了一下嘴唇，“我会想念她的。”
　　“想念她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当我们驶近车站时，我说道。我在车站入口处停住车。
　　“非常感谢，”她一边钻出汽车，一边说道。“我希望我们能在稍微愉快一点的场合再见面。”说完，她便走进车站消失了。驱车回伦敦的路上，我想象着费利西蒂所描述的戴比与一大串男人睡觉的情景。照她的性格，她似乎不应该是这种人。但是，换句话说，她为什么不能如此？
　　戴比的交易台看上去仍是老样子，做了半半拉拉工作的碎纸散页撒落其上。黄色的不干胶小纸片上记着她要做的事和需要回电话的人名。翻开的国际债券交易商协会的债券目录反扣在桌上，等着她在翻开的那页把它重新捧起。我倒宁愿它保持整洁，让它看上去像一个生命已经结束而不是中断的人的交易台。
　　她有一本黑色的大台历，上面印有哈里森兄弟公司的徽记，那是去年的圣诞礼物，我翻阅起来，没发现什么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事，下个星期的约会排得满满的，然后，当7月结束，进入8月后便渐渐稀疏了，9月以后便是一页页空白。
　　其中一页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与德琼先生的约见，时间是她死后的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奇怪的是戴比怎么会和他约会，我们很少看见他，虽然他偶尔会来与汉密尔顿见见面，但是我在他办公室里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我加入该公司的那一天，尽管他非常友好和善，但却谈不上平易近人。
　　我开始整理戴比的所有物件，我首先把她的所有私人物品装进一个旧的复印纸盒子里。东西不多，当然没有什么对其他人有价值的物件。一只旧的带镜小粉盒、几双裤袜、3瓶酸奶、一大把塑料调羹、一把裁纸刀，上面刻着她干法律工作期间所参与的一宗交易的名称，几包面巾纸，还有一本翻得很旧的吉利·库珀小说。我本想把它给扔了，但又于心不忍。除了酸奶之外，我把其他所有东西一古脑儿装进纸盒里。我将把它送到戴比的公寓，和她的其他遗物放在一起。
　　然后，我开始分类整理她的所有文件和卷宗，我把大部分都扔了，但把有一些放到一边，准备交图书室存档。
　　我清理到一堆招股章程，其中大部分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各公司发行的债券有关。最上面是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招股章程，就是戴比扔在我交易台上的那份。她曾说过它很可疑，我拿起来飞快翻阅着，我觉得它似乎没什么太奇怪之处，页边空白上有一、两处用铅笔写的很淡的注释，似乎没什么令人惊奇的含意。
　　我把那份招股章程放在一边，继续整理卷宗。不一会儿，我看到了关于塔希提饭店的信息备忘录，我慢慢地翻阅着，戴比用黄色荧光笔在上面作了一些记号，总共也只有两三段作了记号。这些段落有趣得多，她划出了欧文·派珀的名字，还有提及内华达州赌博管理委员会的那部分，有一段文字特意用黄色荧光笔划出：
　　“可能的投资者请注意，内华达州赌博管理委员会的政策是，拒绝对被证实有犯罪行为的任何人发放营业执照。在考虑颁发营业执照时，申请者良好的道德品质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凯茜·莱森比在我们会面时曾提及这个政策，证明派用是个有德之士，也许她信错人了，也许戴比发现了什么，表明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也许这正是她的死因。
　　我站起来，向窗外放眼西眺伦敦城，我敢肯定戴比不会自杀，我认为虽然有可能是意外，但是我不相信。是有人把她推下河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我们离船时狠狠恐吓她的那个男人。如果戴比是他杀，必定事出有因，但有人要加害于戴比的确切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
　　我复又坐下，继续分类整理文件，一个半小时以后，我刚刚清理完毕，卡伦拿着一封信走了过来。
　　“戴比的信怎么处理。”她问。
　　我不知道人死后，继续收到邮件的情形会持续多长时间。“我想，交给我吧，”我说。
　　卡伦递给我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压印着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徽记。信封上标着：私人信件，保密，仅由收信人亲启，已经不可能了，我心中忧伤地想道。
　　我拆开了信。
　　
　　亲爱的蔡特小姐：
　　谢谢你最近关于美国石膏公司股份交易的来函。关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雇员在这种股票上可能采取了不规则行为一事，我们业已开始着手调查。我建议我们应该见个面，交换和共享有关此事的信息，我将于下周初打电话给你安排个时间。
　　你的诚挚的，
　　罗纳德·鲍恩　首席检查官
　　我兴趣骤起。在DGB宣布收购之前，石膏股票无疑已经暴涨。这封信表明戴比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德琼公司该由谁来处理此事，我想我实际上应该把这封信交给汉密尔顿，因为我们不再有一位正式检查官了，但是我很好奇。既然我正在处理戴比的所有遗留工作，为何不可以也处理一下此事呢？
　　我拿起电话，拨通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要求与鲍恩先生通话。
　　“我是鲍恩。”他的声音沙哑而殷勤有加，像布龙菲尔德-韦斯这样的投资银行很重视督检工作。一则丑闻不仅会让他们掏出几百万的罚款，而且会使他们名誉扫地。在蓝箭风波中，康提-纳特韦斯特公司的一名检查官的申诉被拒绝受理而驳回，之后，各大公司便确保有有效法律措施约束他们的检查官。他们这些人一切照章办事而不会任人摆布。
　　“早上好，鲍恩先生，我是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保罗·默里，”我说，“我打电话是关于你最近写给敝公司检查官戴比·蔡特的那封信。”
　　“哦，是的。”
　　“我恐怕得告诉你，戴比最近刚刚去世。”此事已经过去数日，也已经多次对人说起，因此，再说起来似乎不那么难开口了。
　　“我很难过，”鲍恩说，但听起来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不知道，关于美国石膏公司的事，我是否能帮你的忙。我和戴比是一起做这笔交易的，今天上午我看了你写给她的信。”
　　“你也许能帮忙，让我拿一下我的卷宗。”电话里传来一阵沙沙的纸响声。“是的，我在纽约的一位同事提醒我们注意石膏股份价格的异常波动。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事实，但是尚无任何可据以采取行动的事实，收到蔡特小姐概述她自己的疑惑的信后，我们非常感兴趣，整个调查在现阶段仍是非常秘密的，谅必你能理解。”
　　“是的，那当然，”我说。
　　“好。我们正在调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两个雇员和该公司的一个客户。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声音消失了，这时我听见他翻动纸张的哗哗声。
　　“你说你是默里先生，对吗？”鲍恩先生说，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些，也更严肃了。
　　“是的，”我说。我咽下嘴边的话。
　　“啊，我很抱歉，恐怕卷宗里没有更多的情况了。再见，默里先生。”
　　“但是，如你所建议的，我们不应该见见吗？”我问道。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了，”鲍恩坚决地说道。“再见。”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倒在椅子里思索着，我不喜欢这次调查。
　　审判和监禁的想法模模糊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后，我恢复了镇定，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戴比这样说过，她是懂法律的人。我没有内幕消息。鉴于我购买的股份，人们调查我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点儿也没有。
　　但是，最好还是弄弄明白。我再次拨通了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电话，是凯茜接的电话。
　　“请问卡什在吗？”我问。
　　“不在，他刚出去倒杯咖啡去了，”凯茜那清晰的声音答道。“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也许你能帮个忙，”他说。
　　“如果你认为我行的话，”凯茜说，声调里含有挖苦之意。
　　她大概是因为我找卡什而没找她便生气了，我心里想道。也许她认为我怀疑她的能力，我正欲开口道歉，却又止住了自己，该死，有些人就是那么容易神经过敏。
　　“我对上星期你们买的所有那些石膏债券感到好奇，”我说。“它们是进在你们自己的帐上吗？”
　　“不是，是为一个客户买的。”
　　“他一定干得非常不错，”我说。
　　“当然，”凯茜说，“实际上……”
　　卡什对她大声喊叫，打断了她的话。“别挂，”她说，卡嗒一声按下电话上的保持键。片刻之后，她回来了，“对不起，我有点事情。我会告诉卡什，说你找他。”她挂上了电话。
　　罗布走过我的交易台，见我沉脸凝视着电话听筒。“怎么回事？碰见鬼了？”他的微笑转瞬即逝。“对不起，我尽说傻话。”
　　“地球照样转动，”我说，“但我会想念她。”
　　“我也是，”罗布说。
　　“她有很多男朋友，对不对？”
　　“我想，有一些吧。”罗布瞥见了我的眼光，他的脸红了，“有一些，”他又说道，转身走了。
　　我耸耸肩膀，继续工作起来，我看着躺在我脚边装着戴比遗物的小盒子。我想，我应该把它们送回她的寓所，我掏出电话号码簿，打电话到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我要求与费利西蒂通话，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女人叫那个名字，她来接电话了。
　　“你好，我是保罗·默里，”我说，“我们在戴比的葬礼上见过面。”
　　“噢，对，”她说，“你是她以前的同事。”
　　“不，我这儿有她的一些东西，东西不多，也没啥重要的，我可以把它们送过来吗？”
　　“没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她说。
　　“今天晚上行吗？”
　　“可以。7点钟左右来吧，地址是卡文迪什路25号，克拉彭南站是最近的地铁站，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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