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不久，她在维克托·朗格的严格监督下写了一篇很难写的文章，即对不同的晚期浪漫派诗人进行比较。出于对维克托·朗格的爱，那个不再是那么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几乎把学过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与早期浪漫派、晚期浪漫派，甚至与所有浪漫派相去甚远或与之仅有一点儿联系的文章她都背过了。她全神贯注、挖空心思地把学过的东西用到由学校盖了章并从中间折叠起来的卷子上，她并不东张西望。当六个小时过去，她的右手变得僵硬、抓笔的手指开始痉挛的时候，她才停止她那泉涌般的思路，来到校园里。
　　晚上十点钟，当她疲倦地、睡意矇眬地靠在窗户旁，希望能再见维克托·朗格一面时，她打开了书包，想掏出她那蜗牛形甘草糖果吃。这时，她吓了一大跳，她的德语卷子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弗兰西丝卡决定马上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尽管她并不期望别人会相信她，但她还是光着脚，穿着睡衣，嘴里含着一块甘草糖走了出去。她一分钟也没有耽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教师办公室的门。是谁给她开门呢？
　　不是别人，正是维克托·朗格本人！
　　他正留在办公室里批改考卷。她感到非常狼狈，一声不响地把卷子交给了目光疲倦的老师。
　　维克托·朗格没说一句话，他接过卷子，微微地向她点了点头，然后就关上了门。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她领回了卷子，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得了个甲等。
　　然而使她更加感到幸福的是，维克托·朗格老师对此事再也没有提起过。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也包括对她本人。
　　“维利，请把刀子给我好吗？”
　　“不给，我也要削土豆皮。”
　　“刀子，叉子，剪子，灯……”
　　“……小小孩子不能动。”
　　“好孩子，现在该把刀子给我了吧？”
　　“不给。”维利倔强地握着带尖的刀子。
　　我心里害怕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杂志《成才与堕落》是怎样建议的呢？当然是引开他的注意力了。以游戏的方式先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开，然后，作为替代，把适合孩子玩的玩具塞到他手里，比如积木、图画书什么的。
　　“快看，维利，妈妈这里有一个用好多好多颜色搭成的积木塔。”
　　“我不想要。你自己玩吧，我现在要削土豆皮。”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要决定继续耐心地哄他时，电话铃响了。维利扔下刀子，扭着包着尿垫的屁股踉踉跄跄地跑向客厅。我捡起刀子，把它放到维利够不着的柜子上，然后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喂？”维利对着话筒说，“衷心祝贺。”
　　“谁打来的电话？”我问道，想去抓话筒。
　　“不知道。”维利遗憾地说，把话筒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耳朵上。
　　“把话筒给我。”我亲切地说。
　　可维利就是不给我话筒。那意思就像在表示，刚才我打扰了他削土豆，现在至少要让他安安静静地打电话才对。妈妈总是这么叫人讨厌！
　　他倔强地用力抓着耳朵旁的话筒。
　　“妈咪在削土豆。”他告诉对方说。我弯腰凑到儿子抓着的话筒旁，想知道打电话的是谁。
　　“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埃诺·温克尔。
　　“我在打电话。”维利说。然后他准备一分钟不说话，欣赏地转着那只脏玩具兔的耳朵玩。
　　我一边兴奋地喊马上就来接电话，一边奔进厨房，给小维利冲了一瓶牛奶。
　　“你好吗？”当我把奶瓶递给维利的时候，温克尔先生耐心地在电话的另一端问道。
　　“不错。”维利说，一边欣赏地把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
　　“你叫什么名字？”
　　“维利。”维利说。
　　“这名字很好听啊。”埃诺·温克尔逗他说，“你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妈咪在削土豆。”维利说，他没有上埃诺的当。
　　我觉得维利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在他旁边跪了整整一分钟了，一直在哄他把话筒交给我。
　　我友好又坚决地抓起了维利的手臂，把脏兔子和奶瓶递给了他。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并高兴地向我的律师告别。在我儿子的吵闹声中，我抬高了嗓门询问有什么新的情况。
　　温克尔先生对我教育孩子的能力有点担忧。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有兴趣问维利正在干什么了。他在电话中一次又一次地喊，我丈夫对我的离婚申请显得很惊讶！
　　“就这些？”我一边把使劲挣扎的孩子搂到身边，一边大声喊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迫切需要您的笔记！”埃诺叫道，“没有您的笔记，我们手里可什么材料也没有。”
　　他说的在理，也完全对。
　　“明白了！”我叫道，“可是您听到这儿正在乱折腾了吧！”
　　温克尔先生现在很同情我的处境。
　　“您自己抽时间吧，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完全理解您的境遇，可是您要想到，您越早把笔记交给我，我就可以越早地办理您的事。”
　　“那房地产的事怎么办？”我这位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给你办的！我眼睛里有东西了！”
　　“太好了！”我说。
　　维利已经安静下来，心满意足地吸着牛奶。这一时的寂静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
　　“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了，亲爱的、尊敬的律师先生？”
　　“只要事情一定下来我就马上告诉您。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妈妈，”维利插进来，“为什么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东西？”
　　“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了房子！”我亲切地对维利说，然后又感激地冲着话筒喊道：“很好，好极了！您最近身体怎样？”
　　埃诺笑了。“我是说您感情上现在如何？我指的是现在，在您大胆地朝自己的独立迈出决定性步子的时候。”
　　“他为什么眼睛里还有房子？”
　　我仿佛看到律师先生就在我面前，正惬意地坐在皮沙发上，面前的写字台上摊放着他母亲今天早上充满爱心地为他准备的三明治早餐。
　　“亲爱的律师先生，”我有些调侃地说，并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独立了，多年以来就是独立的了，虽然我只是一位整天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的妇女！”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
　　“我亲爱的、尊敬的赫尔夫人……”
　　“对不起了！煮土豆的水开了！”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维利生气地嚷着，把他的玩具兔摔到我的身上。
　　“就这么说的！”我对他吼道，“咱们一起到厨房去，我解释给你听！”
　　“祝您愉快！”就在我把话筒放下之前，埃诺又喊道。
　　弗兰茨现在定期去市森林旁的新幼儿园了。维利也常到几个适合儿童玩的幼儿班去，这样，社会环境对他就相对稳定了。我经常开车跑来跑去，这当然使我很恼火，可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久就要搬到好地方去了。毕竟，埃诺眼中已经有一所房子了。
　　在做妇幼体操时，一位长得非常标致的女士同我打招呼。上次在一起时，她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经常穿着烫得平整的绣花衬衣和非常突出女性特点、包到小腿的百褶裙，同孩子们一起在蹦床上蹦蹦跳跳。她那细心烫过的短鬈发在蹦跳中几乎没有紊乱的痕迹。所有女士看起来都这样高雅。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高贵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寒酸、失业并带着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女演员。
　　我本人倒觉得，不管在哪里，同孩子们在一起时穿牛仔服和短袜要更切实际。毕竟，有一个小时你总得扶着孩子，在上课结束后还要定期愉快地为孩子们做伸展运动示范。
　　这位保养有方的女士一边让她的拉法埃尔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和我说话。她说，我应该抽时间去拜访她一下，因为她的拉法埃尔很愿意和我的弗兰茨玩耍。我看了看那个正在荡秋千的孩子，他还不到四岁，显得弱不禁风。我心里在问，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孩子怎么非要同我那粗胳膊粗腿的弗兰茨在一起玩呢？这位女士又说，如果我觉得合适，可以约个时间到她家去一下，喝杯咖啡。她本人认为，尼古拉日去比较合适。另外，她叫苏姗娜，这位烫着鬈发的女士好意地说，在她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直接用“你”称呼。
　　她的这番话立即勾起了我对早先做妇幼体操时认识的另一位苏姗娜的回忆。当时，这一地区的体操馆已经使我疑虑重重。首先，孩子们得涉过一堆瓦砾碎片才能来到破旧的大门；另外，混凝土块垒成的墙上很久以来就涂满了难以辨认的口号。自从在那里出现＃字标志和犹太人的星形标志以后，我心里就打定主意，立即叫我的孩子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去锻炼身体。还有比市森林这一片更好的地方吗？再说，我们反正就要搬到这儿来了。
　　这另一位苏姗娜有一头天生的黑发，长长的，没有梳理。她身上总有一股轻微的健康母亲特有的汗腥味，身上从不穿戴那么多累赘的东西，如胸罩什么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苏姗娜五年来不停地给两个孩子喂奶，她的一个乳房就再也没有从这天生美好的哺乳中恢复过来，但至少伤寒或其他什么传染病在她两个流鼻涕的女儿身上没有出现过。贫困和坎坷在这双出生在大城市的苦难儿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次，我送给另一位苏姗娜一块尿垫时，我们搭上了话。她很不愿意用我的尿垫，可她没办法，因为在她的旅行背包中再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尿垫了。另一位苏姗娜憎恨别的父母强迫孩子使用塑料尿垫和一切人造的、对环境有害的东西。她喜欢自然天生的东西，如果能在所在的地区找到无花果叶，她一定会用这种天然的东西把她的女儿包裹起来的。
　　另一位苏姗娜在做妇幼体操时也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因为她女儿想和我儿子玩。她的家位于一块不时用来做马戏场或游乐场的农田旁边，是一套两居室的社会福利房。孩子的爸爸是一家左翼激进周报的自由撰稿人，与苏姗娜分居生活。他偶尔也照看一下两个女儿，这时的苏姗娜就到一家新妇女书店打打临时工。
　　另一位苏姗娜是一位很不错的人。有一次，我见到了她那位蓬头散发、戴着一副无边眼镜的孩子的爸爸，看到他垂着肩，背着一个装满燕麦片、啤酒和报纸的挎包走进了他五楼的办公室。见到这样一个男人以后，我就非常钦佩她那平和的脾气了。她没有家具的陋室里总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得承认，当我看到她同她女儿用来睡觉的绵羊皮时，我确实吓得直往后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她每天早上盘腿坐在女儿身后，为她从头发里找虱子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提出到外面去玩。我们坐在通向八户人家合住的房子的台阶上，一边用没有把的裂纹杯子喝着荨麻茶，一边随便地聊大天，谈论我们那两位抛弃我们不管的自私自利的讨厌男人。我承认，我的威尔长得要比她的埃贡英俊，可是论人品，埃贡以前对她还不错，苏姗娜愉快地说。说话期间，晾在活动衣架上像羊毛一样雪白、经免环境污染肥皂洗涤的衣服随风飘动。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欢快地玩泥巴，抹得全身都是。
　　另一位苏姗娜给我讲了她和埃贡的事。他们是在一次游行中认识的，然后就同居一室。不久，另一位苏姗娜就怀孕了。
　　“和我的情况几乎一样！”我禁不住叫道。
　　“你们也是在游行中认识的？”
　　“不，是在一次叫《和平与暴动》的文艺演出中认识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游行。”
　　“我的威尔当时在一家私人剧院做导演。他在找一位愿意裸体出场、对工作投入、能自己进入角色、能把握剧本精神的大学生演员，你懂吗？”
　　“我懂。”另一位苏姗娜漫不经心地说，“裸体出场最刺激了，要是我的话也这样做。”
　　“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是什么都不怕的。”我说。我想至少叫她明白我这样做的艺术背景，稍微给她留下一些印象。
　　“然后，你们就干上了。”另一位苏姗娜毫不惊讶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另一位苏姗娜大笑着说，“要是我也会干上的。”
　　同另一位苏姗娜交往的那段时间是很美好的，我们不用多说话便互相了解对方。
　　可遗憾的是，我们从此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现在回到第二位苏姗娜的身上。
　　她的别墅坐落在一座像公园一样的花园里，有篱笆墙遮护，好奇的目光是看不到里面的。别墅的大门把手是马头形状。我按了按门铃，第二位苏姗娜家的女管家悄悄地、毫无声响地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了铁栅大门。在庄园的门前停放着一排小面包车，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运动欲，所以这次又是步行来的，这样我们就晚到了一个半小时。自从维利发现自己独立活动的好处以后，我们要朝一个方向走就不那么容易了。弗兰茨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就急着叫：“我可以过去吗？”而我这时就用好话哄着小儿子，叫他不要老用手里的小棍去捣腾垃圾箱，我们一定还会碰到许多其他有趣的垃圾箱要去捣呢。
　　当我们终于到达庄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庄园，我的两个儿子都惊呆了。我只好拽着他们，走过宽阔的石子路，向四周环绕着玫瑰花的灯火通明的别墅走去。
　　我把送人的礼物——一束揉皱的具有异国风味的茶花——贴到胸前，环顾了一下冬日修剪过的花园。花园里的桌椅板凳都被细心地盖上了东西，游泳池也用帆布益严了。几只笨重的湿地宠物正满身泥泞地躺在安全篱笆网的后面，一团薄雾从这些冬眠的爬行动物中的鼻孔中喷出。金鱼池里几朵晚开的睡莲正在腐烂。喷水池石狮子的嘴里已没有水喷出。用几百支电蜡烛装饰的圣诞树立在房门的入口处。
　　第二位苏姗娜静静地等在客厅里。我用各种诱人的许诺说服我的两个小家伙再坚持走完最后二十米，这样才好不容易来到了房门处。
　　我悄悄地把已经弄脏的小推车放到一片垂柳下，让它掩映在柳枝中。车里面放着一床已经发黄的羊皮褥，看起来很像另一位苏姗娜家的枕头。
　　黄铜色大门的周围缠绕着棕树枝、霓虹灯和红饰带，它们搭配得体，和谐优美。从宫殿的里面传来一阵阵压低了的声音。
　　“还有很多别的人来造访你？”我惊讶地问。
　　“就只等你们了。”第二位苏姗娜满脸笑容地说。即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穿着高领衬衫和百褶裙，脖子上挂着双排式珍珠项链，脚上穿一双精致的山羊皮轻便鞋，上面各扎一个别致的漆革蝴蝶结，使她洒脱的形象更加圆满。
　　我把孩子拖到房门前的最后几级台阶上，先给他们脱掉了肮脏的靴子、厚上衣和条绒裤。两个孩子高兴地穿着袜子和衬裤跑进大厅。一位扎着白围裙的女管家悄悄地拿走了我们的衣帽，把它们放进白瓷砖过道的镜柜里。我悄悄地擦了擦鼻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穿着长袜忐忑不安地跟着女管家走了过去。
　　“现在来的是格罗斯克特尔夫人与她的弗兰茨和维利。”第二位苏姗娜打开大厅的门，向里面的人介绍说。大约有二十五位穿着编织毛衣的母亲同三十多名打扮得整齐干净的孩子坐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下，正在把烫热的红葡萄酒和小杯盛的意大利浓咖啡举到嘴边喝着，并高兴地向我这边望过来。
　　也许她们想像中的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正是我这副样子：一位来自贫民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请坐！”
　　真讨厌，我心中暗想，但外表上我却是满脸笑容地说：“祝大家晚上愉快。”然后很随便地走进了圈子，要了一杯压惊的热葡萄酒。
　　弗兰茨和维利马上就钻进孩子堆里去了，这是我巴不得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坐在地上，大喝一通这种热乎乎的东西了。
　　我刚刚把这种舒服的液体举到嘴边，窗户旁突然出现了穿着华贵丝绒长衣的尼古拉老人和黑皮肤老人汉斯·穆夫。我的两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所以他们非常惊恐地跑到我这儿，把身子紧紧地贴到我的腿上（幸运的是，我刚刚把那杯溢出的热饮料放下了），并用因害怕而变调的声音乞求我马上回家。我得承认，我觉得这种突然的穿插游戏很令人讨厌，可房间里别的母亲和孩子却被迷住了。他们激动地簇拥在圣诞老人的周围，急忙从皮包里掏出小照相机，闪烁不停地拍摄着，尼古拉老人则开始用深沉的声音教导孩子们。
　　在后来的半个小时里，我终于把两个孩子放到手臂上，抱着他们重新回到客厅，从远处合适的地方观看尼古拉，累得我的背都像断了似的。当圣诞老人终于走了之后，我才能重新把他们放到地上。我的背痛得要命，痛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样，于是我无力地一屁股坐到地上。要是在另一位苏姗娜那里，我现在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滚到她的羊皮床上睡一小觉了，而这里只有锦缎沙发靠垫，懒洋洋地躺在上面舒展一下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真是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除此以外，应该说这儿还是蛮舒服惬意的。遗憾的是，我融入不了在座女士们的谈话圈子，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同她们聊不起来。要是聊的话，我也搞不清那些马术老师、芭蕾舞老师或击剑学校的名字。
　　我飞快地想了一下，那些喝意大利浓咖啡的母亲中会不会有人对我《和平与暴动》的故事感兴趣呢？
　　但由于时间已晚，我放弃了以这种方式融入谈话圈子的打算，只是耐着性子听着那些舒服、单调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
　　没有人与我交谈。
　　为什么要和我交谈呢？
　　我可不是一位高贵的夫人！
　　这天晚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累。
　　我费了不少口舌才哄孩子们上床睡了觉。维利对天上的人物关系还是搞不清，他问道，是不是圣马丁也穿运动鞋，因为尼古拉今天就穿了一双这样的鞋。弗兰茨想了解，为什么尼古拉不表示一下他的友谊，去同街头流浪汉分享他穿的丝绒大衣呢？为了使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躺下睡觉，我努力给他们解释了其中的道理。
　　将近九点半钟，当我精疲力竭地坐到客厅里的时候，只剩下一点儿翻电视报的力气了。
　　我渴望看一部优秀的德国老片子。片子中的母亲走上了邪路，而父亲却是一位高贵、正直的乐队队长，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雇用了一位保姆。这位保姆富有牺牲精神，不计报酬地照料着用高八度声音说话的金发男童奥斯卡。
　　母亲走上邪路只是因为她酗酒，而酗酒的原因则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感到自己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这位高贵的乐队队长绝顶聪明，他把他夫人的歇斯底里看成是一种心灵上的呼唤，因此给钱叫她乘船去威尼斯旅行，为的是使她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而他自己却利用这一机会爱上了贞洁的保姆盖尔塔。这位盖尔塔留着无可挑剔的分头，说话轻声细语，其朴实无华和谦虚态度颇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但所发生的这一切却使小奥斯卡病倒了。他高烧不退，有一种会夭折的征兆。家庭医生同不断给孩子量体温、做冷敷的盖尔塔交换着忧虑的目光，做乐队总指挥的爸爸绝望地喝着闷酒。就在这时，当他目光迷惘地甩着落在面部的纷乱头发，在壁炉前踟蹰，想给客厅生火时，他的妻子突然非常清醒地从威尼斯回来了，把正在生火的丈夫从壁炉前一把扯开，然后就满脸泪水地扑在奥斯卡的病床上。这时，奥斯卡睁开眼睛，用高八度的声音喊道：“妈咪。”从这时起一直到片子结束，他一直健康而又幸福地微笑着，把泪流满面的父母的手互相交叉着叠放在一起，而背景后面的保姆盖尔塔和医生这时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可在所有二十三套闭路电视节目里我却找不到一部这样的电影。我仔细地浏览了一遍所有面向德国普通电视爱好者的电影介绍，如：
　　“失败的律师马塞罗大胆尝试新生活……”这没有意思，我自己也正在这样做呢。
　　“一位从拉普兰来的矿工在赫尔辛基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佣人……”每个男人都会在某个时候结识一位女佣人的，他不是把她当佣人使唤，而是同她结婚，因为他觉得这样更省钱。这个笨拉普兰矿工，真傻！
　　“一名海关人员在他的上级弗茨格拉尔特少校的车里发现……”也许是毒品、假钞、武器或其他什么无聊的东西。这种事连家庭妇女都不会感到吃惊的！
　　“爱嫉妒的范妮·莫尔和楼房管理员胡根杜布尔关系暧昧，欺骗了体育老师施伯希特……”这有什么！这种事我也会！有魅力的话剧女生弗兰西丝卡爱上了她的老师维克托·朗格，而他本人却没有意识到。几年以后，她失望地同另一个她喜欢的男人好上了……
　　我对着葡萄酒瓶喝了一大口。真舒服！
　　本来今天应该是我好好坐下来整理笔记的日子。这个埃诺·温克尔对我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兴趣，也许应该首先给他讲讲我的俄国巡回演出，这至少和那个给壁炉点火的乐队指挥的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我们八个人坐在一间车厢里，列车摇摇晃晃地在夜间行驶。刚刚一岁半的小弗兰茨就睡在我的怀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二战中的逃难妇女，再加上我怀着维利，我所依托的男人又在“前线”，就更使我觉得像逃难的了。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正在车厢走廊里同他电影中的女主角多罗塔娅调情。带着孩子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冒着零下十六度的严寒去东欧作巡回演出，这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使得大家情绪高昂。我感觉有点疲倦，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保持高昂的情绪，只要车厢狭窄的空间允许，大家就轮流表演即兴小品。再往后我们就轮流讲童年时代的奇闻轶事，我就讲了维克托·朗格的故事。“你以后又见过他吗？”有人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维克托·朗格对我的样子，不管怀孕与否，根本不会特别重视的，也许他早已把我忘记了。
　　然后又有人讲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杀人故事。暗杀之后，警察把杀人凶器吃掉了，自己竟然丝毫不知。原来，那位聪明的妻子是用冷冻的兔腿把她男人杀死的。
　　我觉得用兔腿杀人的想法真吸引人。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冒出这种想法，也用兔腿在威尔身上试一试。他坚持我们——弗兰茨、我肚子里怀着的维利和我——一起同行，因为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搞一次现场拍摄。这大概是他职业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一次发生在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自然分娩过程！这是威尔·格罗斯①导演的电视节目！
　　
　　①威尔·格罗斯是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昵称。
　　早在出发的路上，这位天才的年轻导演就以他投入艺术时所特有的疯狂爱上了这位女演员。我对他的这一行为完全理解，毕竟，他所追求的多罗塔娅没有怀孕，也没有带着一个烦人的婴儿。
　　威尔·格罗斯拼命地追求多罗塔娅。在肮脏的华沙火车站上，他把那里所有能买到的十二支花都赠送给了她，夜里同她坐在旅馆的酒吧里调情。而我呢，为了哄可怜而又紧张的小弗兰茨入睡，却不得不留在了肮脏的旅馆房间里。同事们都替我伤透了脑筋，我怎么能够容忍这么一个无耻的家伙呢？我装做无所谓的样子。我的上帝，他那么英俊，那么有才华，这种事我事先就有所预料。还有，同女主角调情也属于导演的一门技巧，我对此有充分的理解！要是我在他的电视里演主角，我也会同威尔·格罗斯调情的！
　　是的，我对此充分理解！
　　第二天夜里，我那位亲爱的、体贴的丈夫和孩子的爸爸就不再到我们的旅馆房间里来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有几小时之久，丝毫没有一点儿睡意。我要不要穿着我的阿妮塔牌孕服悄悄地走到走廊上，挨门听一听，直到听到我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满足地呻吟呢？我要不要叫喊着冲进他们的爱巢，把暖瓶扔向多罗塔娅，并且提醒我的丈夫想一想他的海誓山盟呢？我要不要打死这个英俊的格罗斯？可这儿没有冷冻兔腿，我也就没有合适的杀人凶器了。我要不要把这些老掉牙的水龙头从墙上拔下来？可它们冻得邦邦硬。但一想到杀人后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监狱里受到审讯，想到那些西伯利亚大兵喝着伏特加，尖声怪叫着，用一盏刺眼的灯照着我，提着叫人听不懂的问题，并狂笑着把我逼到墙角的情景，我就打退堂鼓了。
　　我要不要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充满理解和宽容地坐到那两个人的床沿上，可能的话还要钻到他们的被窝里（这个旅馆里太冷了），求他们就在我们三人之间把话说清楚？亲爱的多罗塔娅，不要因为我搅了你们的好事而生我的气。可是，你不觉得在我怀孕的时候把你那带有挑衅性的放荡行为往后推一推，选一个合适的日子岂不更好吗？你说什么？你正好不在排卵期？对你来说没有更合适的日子了？这我可以理解，请原谅，多罗塔娅，那我现在就回我的房间，去看看我的小家伙，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我当然也可以对多罗塔娅不屑一顾，只冲着威尔·格罗斯说话。亲爱的，非得这样吗？而且正好又在今天！你知道，我怀孕九个月了，常常情绪不好，搞不好我就又要流羊水了。
　　不，不能这样，我不想开玩笑诅咒自己。
　　在度过这个不眠之夜后的第二天，我脸色灰白、精神不振地同小弗兰茨坐在一间难看的、需要维修的冷冰冰的饭厅里用早餐。他手里拿着两个小汤匙在脏地板上爬着玩。我感觉维利在我的肚子里乱踢乱蹬，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哭好还是笑好。
　　将近十一点，多罗塔娅和威尔兴高采烈地出现了，他们手挽手地来到我的餐桌旁。
　　“睡得好吗？”
　　我瞪了他们一眼。
　　“睡得不好，你们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好，好极了。”他向多罗塔娅投去一个感谢的目光。她也兴奋地用目光回答了他。
　　“我们幸福得难以形容，你呢？”
　　这时，一种潜在的回答下意识地从我的脑袋里冒了出来。
　　“可不会长久了！”（砰！）
　　“可不会长久了！”（砰！砰！）
　　我还是什么都不回答最好。
　　多罗塔娅把她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放到我的肩上。“伙计，我们得谈谈。”
　　从她的口气里丝毫听不出良心受谴责的感觉，甚至连一丁点儿做错事的语气都没有。
　　“这儿还有空位子吗？”威尔说，尽管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们坐了下来。
　　小弗兰茨开始哭叫起来，他饿了，又冷又累，并且总在拉稀。我从地板上拾起奶嘴，嘬了一口，然后重新放进弗兰茨的嘴里。我一边轻轻拍打着弗兰茨，一边开始了我们值得深思的坦率的对话。
　　“喂，弗兰西丝卡，我简直爱上了你的男人，一见钟情，就这么快。”
　　我点了点头，因为毕竟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现在就任其发展吧。”威尔说。
　　“你们已经这么做了。”我说。
　　“如果仅仅因为你怀孕了或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就压制自己的感情，那是没用的。”
　　“是这样的，我们俩都互相有了感情。”
　　“我们要让它释放出来！”
　　紧接着便是充满期待的沉默。弗兰西丝卡！说吧！这是该说关键话的时候了！宽恕我们，祝福我们，大家和睦相处吧！
　　我拒绝作出回答，这就更刺激威尔和多罗塔娅把心中的肮脏东西倾吐在已经吃得丝毫不剩的早餐桌上了。
　　“不要犹豫了，你就扮演这个角色吧。”
　　“生活提供了这一角色，我们要担当这一角色，这是我们的使命。”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事就会有个了结，只是不知何时。遗憾的是眼下还看不到结果！”
　　我还是一声不吭，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说的话我句句明白！究竟哪条条文上规定，一个人应属于另一个人？难道因为同他结婚了，就卖给他了？租给他了？受到了合同的束缚？
　　但如果他不愿意呢？如果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呢？
　　“从我本人来说，我愿意了结此事。”我无精打采地说。
　　“不！我们三人必须在一起和睦相处！”
　　“对，就是这样！我们决不想背着你干这种事！”
　　“这样做非常不公平！”
　　“我们三人要同甘共苦。”
　　“对！我们要一起聊天，侃大山，不停地在一起聊。”
　　“尽管如此，我觉得眼下还是有点儿紧张。”我勉强笑了一下。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多罗塔娅说。她没有把她的手从我的肩头上拿下来，又用它抚摸了一下小弗兰茨的头。
　　“要是你愿意，我们明天夜里三人睡在一起。”威尔说。
　　“我已经同多罗塔娅事先谈过此事了，她对你的处境非常理解。”
　　“谢谢。”我说。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他们怎么一下子变得有如此好的心肠，一下子给人如此多的温暖，一下子作出如此衷心的让步了？
　　“只是我躺在床上要占很大的地方。”
　　“多罗塔娅的房间里有一张沙发。”威尔显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那上面现在放着她一大堆的化妆品，可她会为你清理出来的。”
　　我受感动了。“可弗兰茨怎么办？”
　　“噢，这点我可根本没想到。”多罗塔娅说，“他夜里一定很闹人吧？”
　　“不行，这不行。”威尔说，“多罗塔娅要拍电影，她一定要保持绝对健康才行。我当然也要保持健康。我们需要睡眠，昨天和今天我们已经睡得太少了……”
　　这对相爱的斑鸠恶作剧地哧哧地笑着，互相看着对方。是呀，是呀，说得都有道理。我不想使他们两位睡不好觉，他们毕竟不像我。我是为了消遣才到这儿来的！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里作现场拍摄这种事威尔·格罗斯这样的导演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的。
　　我就这样思如泉涌地写着，不知不觉已到午夜。突然，埃诺·温克尔打电话来了。他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打电话，大概是想安安静静地同我在电话里聊一聊吧。也许只是因为他感到寂寞，他母亲一定已经上床休息了。
　　“喂？”我高兴地说。
　　“我是不是打扰您了？我们要不要谈一谈您离婚的事？”
　　“根本没打扰我！我正在写有关我婚姻的情况！您不是也很想要我这个记录吗？”
　　“我对此很感兴趣，也很想了解。”埃诺说。
　　“是有关格罗斯克特尔的事吗？”我停止了打字。
　　埃诺·温克尔向我解释说，威廉·格罗斯克特尔也请了一位律师，当然对这事我们也不能责怪他。
　　另外，请的这位律师还是埃诺的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叫哈特温·盖格。他们两位定期去洗桑拿浴，而且总在星期二。
　　我脑子里立即开始想像埃诺同他的伙计一起蹲在桑拿浴里的情景，想像埃诺怎样向他描绘他那位愚蠢透顶的女委托人的情况，讲她怎样出于疏忽递交了离婚申请，实际上她只是想把黑钱投入房地产里去！
　　这个蠢得可爱的女人，哈哈哈！
　　他的同事听到后一定会激动地捧腹大笑。
　　他们一定笑得前仰后合，互相拍打着对方赤裸的大腿，然后把毛巾搭到肩上，甩掉洗澡拖鞋，手挽手地去做下一道桑拿浴程序。很可能是喝了红葡萄酒的缘故，我突然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就好像在眼前似的。
　　“随他去吧。”我说，“您的同事对这事怎么说？”
　　“您的丈夫……”
　　“我们还是把丈夫二字去掉吧。”我用平和的口气说。
　　“嗯……格罗斯克特尔……威尔……先生，不，是威尔·格罗斯，他最近拍的两部电视可是赚了一笔钱……不，是一大笔钱……”
　　“还有吗？”我充满期待地问。
　　“一定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电视剧在晚间黄金时段连续播放三集……”
　　“还有什么情况？”我问道，颇有些对钱害红眼病的感觉。“您是说，我们可以从中拿到一笔？”
　　“是的，正是这个意思……”埃诺·温克尔说，“您不是在愚弄我吧？好像您对这事一无所知！”
　　你听听这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个老谋深算的女人，故意拖着离婚的事，拖到丈夫挣了几百万马克，然后才冷笑着要求根据民法某某条款从中获得七分之三！
　　“亲爱的温克尔博士先生！”我抬高嗓门说道，同时把酒瓶里的最后一点儿葡萄酒倒在杯子里。“与我丈夫离婚的想法恰恰是在您通知我这件事的时候出现的！‘盈利’这个词我以前可从没听说过！我的目的就是和和气气地离婚，不要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不要为钱的事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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