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
　　《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就这样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杰出的文学家。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可以帮我的忙了。
　　前面曾经提过，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编者按：指1928年)，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超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觉得十分快慰。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因此，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愉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也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在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和风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扑鼻的香味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如同做梦一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呜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啁啾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辞了。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仁慈的诚实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人，他讲
　　的故事常常引我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在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獗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招商银行股票走势和K线图分析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