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戈利金不能对渗透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军情五处因此陷入了迷津。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高层间谍（因为“流畅”委员会认为罗杰·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动被搁置起来，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猎取中级间谍。汉利的问题一经查实，就失去了明显的前进目标了。我们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纯属虚构而放弃搜寻中级间谍呢，还是在类似汉利这样情况的一些人中间继续寻找嫌疑犯？如果我们假定戈林涅夫斯基关于中级间谍的故事是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假定的这个圈套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中级间谍身上引开呢，还是从高级间谍身上引开？这两种情况是都存在的呢，还是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腊悲剧里的演员那样，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四面出击。
　　下面一个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个性格外向、天资聪颖而又带点恶作剧式的幽默的官员。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个比汉利更深的波兰背景。他有一半的波兰血统，而且他已爬到了汉利原先的职位上，成为军情五处波兰科的头。在那里，他对他母亲的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可以说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谈话的官员，也是第一个听说中级间谍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访古曾科一样，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巧合？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他非常聪明，”医生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的聪明有时会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点‘沃尔特·米蒂’，我认为你不能总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怀疑当初是否应该把他招进来。这事看起来很难说清。他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对情报机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归根到底，仔细审查的话，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进情报部门。精神病问题只是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他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许可下定期去波兰度假，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一个和他关系特别亲密的舅舅是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俩还偶尔在伦敦会面。军情五处通常对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国共产党略有牵扯的申请者一概不予录用。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而且，像他这样一个人同中级间谍的调查有联系这个事实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为他为了洗刷自己，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审查来证明他是清白的。而由于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铁幕后面，进行这样一次审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尽力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史蒂文斯被召唤来接受审讯。这次审讯由我和帕特里克两人主持。帕特里克是个独眼的廓尔喀军官，是D 处三科的审讯员。
　　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戈林涅夫斯基讲的关于和波兰人联系的中级间谍的事以后，史蒂文斯就对受传唤有所预料。他在进攻和防守两者中变来变去。他神经质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承认这种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并且承认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被像军情五处这样的组织录用是件离奇的事。
　　“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人们会记起我是半个波兰人，”他说，“我想这次审查我是过不了关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不过，如果这可使你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决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琼斯。”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
　　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造成了长时间的摩擦。它一开始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的叛逃引起的。当时军情五处着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提供的情报。克里维茨基的情报中有关于一个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冯·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况。克里维茨基宣称：彼得洛夫在战前曾是格鲁乌第四局的一个重要的谍报人员，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在这两个国家活动，并作为双重间谍同时为德国和俄国服务。
　　军情五处对找出谁是那些情报的供应者产生了兴趣。因此，他们研究了冯·彼得洛夫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战争结束时德国情报局官员所作的一些情况汇报。德国情报局官员证实了彼得洛夫作为他们的间谍受着他们的管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样为俄国人工作。有几份报告提到冯·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有个内线，此人得到我们的作战指令及重大行动的细节，如我们对连接希特勒和他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的秘密电话的窃听情况。有一个德国情报局官员甚至记得彼得洛夫的那个内线的名字，他是一个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有一个俄国妻子。
　　查尔斯·“迪基”·埃利斯当时是军情六处的一个高级官员，刚从军情六处远东事务负责人升任为负责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动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军情六处，当时，他以巴黎为基地，负责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间谍。就在这期间，他招募了一个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间谍。
　　战前的白俄流亡者社会是一帮靠不住的保皇党人聚成的乌合之众。当军情五处提出对埃利斯的怀疑时，军情六处否定了他是个间谍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坚持说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为保护他自己而撒谎。无论如何，埃利斯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并打算返回澳大利亚去的。由于对菲尔比的怀疑逐渐增多，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濒于破裂。新任军情五处局长的狄克·怀特，为了不再激化这种紧张关系，同意搁置埃利斯案件。于是这个案子就放在了档案室变霉，直到我接手D 处三科的工作为止。
　　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NFA 。”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尔比受到怀疑后的一年内，埃利斯申请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亚，担任了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处——澳大利亚收集海外情报的机构——的顾问。一个澳大利亚人向他汇报，贝利亚的亲信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选择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运气，即将叛逃。一听到这消息，埃利斯几乎是立刻返回英国并和金·菲尔比接头，尽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特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但从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怀疑。当他觉察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保险箱让人撬开过之后，他立即把他预定叛逃的时间提前。在莫斯科派来的那两个克格勃壮汉带他回国的前两小时，他机警地逃脱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总是设想，他认为那个即将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个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冯·彼得洛夫，而后者知道他叛变的秘密。
　　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后，他回到了设在老国防部地下室、被称为055 号房间的审讯室，手里拿着一份打好的文件。它类似于一份供词。他声称他是早年在军情六处供职时被卷进去的，他当时在既没有受训又没有钱的情况下给派出去干外勤的。为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作为交换，他开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齐兰斯基提供关于军情六处工作计划的零碎消息。而齐兰斯基同冯·彼得洛夫有联系。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不久，他就受到了讹诈。他说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钱，所以他同意向齐兰斯基提供更多的情报。
　　埃利斯的供词避开锋芒，小心仔细地掩饰了实质性问题，诸如他送了哪些情报，送到哪里去了等等，因此，在审讯中我们要求他说清楚这些事情。他承认曾送出英国情报机构作战指令计划的详细内容，并泄露过窃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专线电话的情报，尽管他知道这些材料将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国。（德国情报局的情报，一部分是来自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他们在荷德边境中了盖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国抓获。我们一直到战后才能同他们谈话。他们在接受审讯时说，他们非常奇怪德国情报局怎么会对军情六处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我们问埃利斯什么时候中断和白俄流亡者的联系的，他承认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战爆发后。
　　埃利斯是个贪财而狡诈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苍白，大腹便便，但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表示一点歉疚。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可以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选择苏联，但无法理解他在战争期间居然为了几英镑小钱而把自己的同事出卖给德国人。我告诉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间给抓获的，他早就被绞死了。
　　埃利斯显然以为审讯已告结束，但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我说，我们要知道有关他和苏联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一下，然后发起反击。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们引导他回顾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亚之旅，他仓促返回伦敦，以及这些活动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认，甚至在有关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动的谎话被一再戳穿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对他说可以免于起诉，但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尽管这样，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国人有关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写了此案的结案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依我们看，埃利斯肯定为德国人做过间谍工作，包括在大战期间；同时我们还相信，他还在一个长时期中充当俄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直到他被从接近秘密的岗位上调离。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它提交给了狄克·怀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奥德菲尔德是个腼腆的好人，深谙反间谍工作的原理，但却缺乏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力。起初他怀疑埃利斯的供认的真实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给他放了审讯时关键对话的录音他才相信。尽管我们揭露了一个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时觉得好像受到责备的反倒是我。奥德菲尔德鄙视因菲尔波茨搞的审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气氛，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 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 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 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仅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我才意识到：在那过去的年月里，这些小小的绿色的带有号码锁的箱子曾经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说：“现在都归你了，谢天谢地！”
　　开头几天，我极少过问K 处七科的事情。邓肯·瓦格和约翰·戴两人也不想让我站在旁边，怕这样会给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声誉造成损害。我理解他们，我把约翰·戴介绍给了布伦特，并且再一次谈起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国人允许他离开军情五处的整个问题。布伦特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我想如果他们逼迫我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工作，敬重盖伊·利德尔和狄克·怀特。同时我希望还能再搞我的艺术……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对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军情五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布伦特提不出什么线索，尽管他知道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给他看了上面有八个匿名的“维诺纳”电文，但他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他提供的仅有的零星片断是他和盖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尔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这很显然是另外的一次碰头会。但是有关盖伊是否实际上进行了联系，布伦特说他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约翰·戴最后审讯了米切尔。他们很满意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测的那样，矛头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什么消息。 有一天，约翰·戴跑来见我。他带来了K处七科有关高层渗透的第一份报告。报告明确地得出结论说，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议立即对他进行调查和审讯。
　　“过去我一直以为你是捕风捉影。”我读完报告后，约翰·戴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我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塞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色衣服打高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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