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以后，我来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参加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四室那结满霜冻的玻璃隔间打开了，里面有一双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我。尽管我的面孔并不陌生，但因为我还没有出入证，只得耐心地等待着警卫人员往卡明的办公室打电话，以便派人来领我进去。
　　“先生，是来看局长的？”来人问我。他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铁门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打开了。这是个老式电梯，是用一个装在铜盒里的操纵杆来开动的。电梯当啷当啷，呼哧呼哧地开始上行。我数着经过的楼层，一直到了六楼。军情五处的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们走了几步，下到一个走廊，然后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这是局长的秘书室，看上去它与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秘书们个个养尊处优，穿戴整洁，整天在打字机的啪喀声里迎送时光，唯有那放在窗户对面的组合保险箱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地方的性质。房间的墙那头，有一扇门，通往局长办公室。外面这间房子的纵深度是特意设计的，以防任何闲人擅自闯入。这个纵深度使局长有充足的时间在任何人闯入之前锁上自动锁。此时，局长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陪我穿过外间，带我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办公室里明亮宜人，充满了新鲜空气。室内陈设着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为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楼里，而不是在白厅。墙的一边挂着三位前任局长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严厉和冷峻的神情。另一边，在一张干净的会议桌得，坐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只认识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
　　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办公室，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但这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就读过，是学院一英里赛跑纪录的保持者。当然那是在我进这个学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光，并有一双厉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维·尼文般的风度气质，同样的英国举止，轻松感和整洁笔挺的穿着，与委员会的其他人一比，更显得光彩照人。
　　我们坐定以后，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话了。
　　“我听说你希望跟我们干，赖特先生。你或许能说说你的理由。”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安全局做了许多事，并重申，如果不让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无法再为安全局干事了。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对卡明重申过。
　　“我想代表全体委员会的成员说几句，”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这里不能为一位科学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打算请一个科学家进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充分明白。”
　　卡明点头同意。
　　“但是，”怀特继续说，‘有一点应该让你清楚，安全局与你所熟悉的白厅的其他部门不一样。如果你进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提拔晋升。”
　　他解释说，进安全部门的人，年龄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门的文职人员大一些，必须具有在军情五处各个部门里训练过的各种素质，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升到高级官员的位子（即后来称为局长助理的位子）。至于要想成为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既然我已经是作为高级官员的身份进来担任专门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坦率地对委员会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孤独的耕耘者，而不是一个主宰者，我对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卡克尼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放着录音机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橱里拿出好几盘大录音带。
　　“给你，”他说，“这玩艺儿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录音带的题目都标在卷轴上：《英国安全局简史》，盖伊·利德尔供稿。他是该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间的副局长。在军情五处的史册中，利德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他于一九二七年从特别处调进军情五处。他在特别处时，独立地负责搞针对苏联的反间谍计划。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主持着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为理想的局长候选人。但是，艾德礼首相任命了一个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当了局长。这一人事变动无疑是给军情五处当头一棒。艾德礼怀疑军情五处是一九二九年齐诺维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谋。利德尔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在西利托手下尽职。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起丑闻的牵连。他一直与伯吉斯保持着友好关系，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楼空，他还有什么奔头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员会去任职。
　　我小心地装好磁带，戴上耳机，一个柔和优雅的声音描述着英国安全工作的秘史。军情五处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农·凯尔上校创建的。当时国防部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欧洲冲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报人员。战争爆发不久，所有在英国活动的德国间谍几乎全部被军情五处一网打尽，这显示出了它的卓越战绩。利德尔热烈地赞扬了凯尔的丰功伟绩，认为他是从零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把军情五处建成了一个声望很高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五处的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军情六处喋喋不休地到处游说，企图吞并它的竞争对手，可是凯尔精明强干，保持对军情五处的控制，并逐渐扩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军情五处成功地对全俄合作社学会进行了突然搜查，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警察在军情五处的授意下，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办事处和全俄合作社学会在摩尔盖特街四十九号的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大量的间谍材料，从而使军情五处内部一致认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对付它。这一认识被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间谍事件进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苏联企图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师打入伍尔维奇军火库的案件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于该军火库，是个老共产党员。军情五处出色的间谍专家马克斯韦尔·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员在苏联，她把苏联的密谋计划全盘托给了英国。
　　一九三九年，凯尔已经年老不支了，利德尔也对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工作中的失误作了反省。丘吉尔任首相后，决定大幅度调整白厅班子，使白厅绝对服从于他。凯尔的离职只不过是个时间的迟早问题。尽管利德尔对军情五处失去凯尔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时又对新上任的局长戴维·皮特里爵士表示热烈的欢迎。皮特里负责招募了一大批天赋很高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尔的配合下，这一点虽然没有提及），著名的双重间谍制度产生了。踏上英国国土的德国间谍，要么被俘，要么就让其回到德国最高统帅部去提供假情报。这种活动非常成功，使德国人无法准确知道盟军大规模进攻欧洲的登陆地点。利德尔对战时的军情五处的工作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情报史上不同头脑的最佳结合。”
　　利德尔的讲述只谈到战后。老实说，他的讲座很粗糙，虽然谈到了各种案件和事变，可谈到军情五处如何长期不衰的成功之谜时，他就离题万里了。他很清楚，战后那段时间里的军情五处是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没有提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提到他和怀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知道的被耽误已久的庞大的现代化规划。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利德尔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由于他有才华，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称英国战时情报优势的主要缔造者。可惜由于他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交往，没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愿以偿。从他在录音磁带里的声调听出，他仿佛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喃喃自语，为他所蒙受的厄运进行辩护而追溯历史。
　　我还听了狄克·怀特关于俄国情报部门的讲座录音带。它显然是在为刚进安全局的低级军官所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上录制的，能听到听众的笑声。怀特很喜欢讲几句幽默话，他的口才带着浓郁的牛津剑桥学究味。他的演说流畅自如，常常插入双关语、警句和引用俄国文学作品。怀特在苏联事务方面极有声望，在担任局长之前，他就是B 处（原反间谍处）的处长。
　　他绘声绘色地谈到俄国人是如何沉醉于秘密工作，现代克格勃是如何从沙皇秘密警察演变而来的。他分析说明了克格勃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彻而富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常常潜伏着敌意的国家里，俄国情报部门是党的领导的保证。他还谈到，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和俄国情报部门在玩弄间谍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对手。两国的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征的稳重和耐心。他说，“我们的美国堂兄”的热情和过于性急的活动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座的听众都乐了。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认为军情五处正处在一次大的变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他的引导下才会如此。他给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种为安全局工作感到强烈的自豪的情绪。他的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始终，甚至在他离开军情五处调进军情六处之后，还依然存在。他是个实干家，深信他苦心经营的组织会保持它们应有的风貌。这促使他尽力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保持分寸的禁欲主义者。
　　训练快结束时，我开始参观这幢楼，由卡克尼或温特博恩陪着。整个环境非常拥挤，一间办公室有四个官员。看来我算是受到了优待，在六楼单独有间办公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学校。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整天被阿谀谄媚包围着， 犹如学校的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奉承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先生”。军情五处的这种风气，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醉心于情报工作这场伟大的游戏，以致他们全然不屑于它的渺小，从而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人迷的事业来。
　　从表面上看，军情五处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与色彩，但却陈旧。每逢举办一年一度的球类比赛时，就停止办公。军情五处在比赛场地附近的贵族酒馆里还有一小块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级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花上半个小时来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些扰频电话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用来传递西方世界的最高机密的，此时此刻却被官员们用来把稀奇古怪的、编成暗语形式的问题从一个办公室传递到另一个办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着左角最末一行第七个字是什么”；“我的右胸空荡荡的”，意思是“中间横着的第十二个字是什么？”考特尼·扬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游戏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苏联间谍科（D 处一科）的科长。他总是说，用铅笔来做这种游戏实在太简单了，应该用脑子来做。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窍门，终于我再也经不住这种诱惑，向他发出挑战。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结果，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请他喝酒，他乐得不可收拾。
　　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是档案室。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整个底楼全是它的地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伦敦老家遭受轰炸时文件丢失或损坏，档案室被迁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里，可是这次迁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监狱被炸了，许多文件被大火化为灰烬。抢救出来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里。六十年代时，我们在研究三十年代扩编时期的这段历史时，常常要查阅一些战前的文件档案。这下可真劳神啦，对付那一页页烧焦的纸，你非得用镊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你一定要保证迅速归还你借阅的文件，听见了，彼得？你别跟有些家伙学，我不愿跟在后面催你。”
　　波特其实应该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小镇图书馆馆长。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后来成了不受档案室欢迎的许多赖皮当中的一员，常常积压一大堆文件不还。但是，我与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巴戈特是F 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监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好几十年了。我总认为，她很像约翰·勒卡里笔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点神经质，但对事实和档案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波特和他在档案室的接班人对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处索取一大叠文件之后，波特便会喃喃自语：“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后能收回文件。”
　　档案室这个地方总使我感到新鲜好奇。这里使我内心充满了期望，一旦置身于这些纸堆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波特告诉了我关于借阅和归还文件的手续，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处理过。他设计了一种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边，索引和备忘录则放在左边，这样可以便于快速查找。
　　整个系统是以精确而严密的分类为前提的。官员要把文件归档时，必须经过波特手下的办事员的同意。有些借阅文件的官员由于其要求提得笼统而被拒之门外。借阅文件时，需填写借阅申请单。这些申请都要求被记录下来。如果对某个人的档案进行查询在两次以上，那就自然要为这个人单独建立一份档案。档案室的文件分为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类是人物档案，或称人档。浅黄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时，大约有二百万份个人档案。这个数目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数目才开始有所上升。第二类是专题档案，或称组织档案，譬如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档案。专题档案常常分为若干本，与人物档案相互参照。第三类是目录档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从某项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于收入前两种类型的档案范围内的材料。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Y 箱”，它主要用来把特别机密的文件与一般性文件区别开来。例如，所有间谍嫌疑分子的档案都属于“Y 箱”，大多数叛逃者的档案也属于这一类。一般官员要借阅“Y 箱”中的材料，必须得到主管该材料的官员的批准，有时甚至经过局长亲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波特告诉我，同时又警告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高级官员的书面批准，不得从档案里抽出文件。每一个官员，从他开始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输要把文件档案视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发明了一套机械检索方法：每一张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类型的档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种档案时，只要抽出这类档案相应的导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个曾用过好几个化名的俄国特工人员的档案，你只要找出导卡就行了。导卡排在相应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杆把它们穿起来，这样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这种方式很陈旧，虽然也能奏效，但却充分说明了军情五处对实现计算机检索完全不重视，尽管这早就应该被采用。
　　档案室的中央大厅是个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车来回不断地把文件从档案室的架子上运送到专门的电梯上。这些小推车都是在轨道上滑动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楼上的办案人员手里。F处在二楼，E处在三楼，D处在四楼和五楼，A处在六楼。档案室雇用了许多的年轻姑娘来从事楼里大量的文件收发工作，包括分类、核对和归档等。这些被称为“档案女神”的姑娘是凯尔当处长时，从贵族家庭或军情五处官员的家庭里招聘来的。凯尔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对她们最可靠的审查。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们，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同她们结为伉俪。她们在档案室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九个月，因此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档案女神在她进入档案室的第九个月，便是她怀孕的时间。
　　七十年代初，档案室的人手问题已成为军情五处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已有三百多个姑娘，随着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断招聘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这类条件的姑娘进来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对她们逐个地进行审查。至少有一次，共产党设法让一个姑娘混进了档案室，但她很快就被发现了，档案室不动声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军情五处最终同意搞计算机检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件事，而不是因为日益老化的档案制度本身。
　　档案室下面有许多地下室，主要用来当储藏室和工作间。莱斯利·贾格尔是这里的负责人，在A 处二科休·温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宽胸阔。他跟卡明在步枪旅一起服役时，就是个陆军少校。他总是穿着一身殡葬员的黑色工作服。
　　贾格尔是军情五处的勤杂技术人员，我加入军情五处，他肯定会有些顾虑，可他从来没有流露过，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贾格尔身怀许多绝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锁技术。我刚开始受训时，曾听过他在撬锁工作间里为军情五处和六处举办的正规讲座。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我，军情五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英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贾格尔向我解释说。我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贾格尔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贾格尔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最难撬开。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根本不可能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贾格尔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我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贾格尔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我们大家被他的话逗乐了。
　　莱斯利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总是不透露一丝口风。多年来，我一直带着他为我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你随时都要带上你的警察证件。”他第一次把铁丝交给我时就这样对我说。他指出，我携带这些盗窃工具是违法的。
　　“总不能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或花园里的窃贼吧？”我说。
　　他由衷地笑着，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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