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海水就应该是蓝的，森林就应该是绿的，鸟儿就应该在天上飞，鱼儿就应该在水里游，老师就应该比学生有学问，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家庭应该是和睦的，夫妻应该是相爱的，老人应该被尊敬，孩子应该受宠爱。
　　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
　　我敢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夫妻。不，这样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们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对真心相爱的恩爱夫妻。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也从来没见过他们红脸。他们的感情特别好。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年的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普通人家吃鸡多半只在逢年过节和特殊的场合。而我们家杀鸡，必有一只鸡腿会放在我的小碗里，另一只鸡腿，老妈总是夹到老爸的碗里，这已经成为惯例。只是，每到这时候，老爸就会趁老妈不注意，把那只鸡腿又夹回到老妈碗里。你就看吧，这只鸡腿就像空中飞人一样被两人夹过来让过去，最后肯定一分为二。即便这样，老爸也要把稍微大一点的那块让给老妈。他们这样卿卿我我的场面我从小就看在眼里，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相亲相爱的父母。我以为白头偕老讲的就是他们，百年好合说的也是他们。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我将来的人生目标。
　　我出生在G城。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城，非常之小，一辆自行车半天就能转完整座城市。小城清洁而美丽，文物保护也很得力，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明清的庭院和青石板小径。幸运的是我家就在其中的一座小院里。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据说他是一名朝廷的命官。严格说起来，这座宅子不过是欧阳家的一处房产而已，这座城里还有一处更大的庭院，可惜，当年我太爷爷为了表示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解放后就把这两处房产和房产证一并献给了当地人民政府。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我堂伯父说的，据说我爷爷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是傅作义的部下。四九年北京和平起义后，他便留在了京城做官。当时我们家这一支在小城已经没人了。文革期间爷爷遭迫害致死，老爸和他的两个姐弟分别下乡插队，奶奶也被赶回了G城原籍，而她老人家在文革结束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到北京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去，最后她是死在这座小院里。
　　话说回来，当年房子是献出去了，欧阳家的人也得生活也得有地方落脚住下，政府便把这座小院拨了出来。这里不仅居住着我们一家人，堂伯父一家，另外还有三家外姓人也各占着几间屋子。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
　　在我们家里，女权占了上风，毕竟女众男寡，老妈自然成为一家之主。这可不是说我老妈有多么厉害，实际上是我老爸谦恭儒雅，懂得让女人主内。老妈是G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夸张一点说，G城的年轻人有一半是老妈接生的。老妈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是个事业型的优秀女性。她热爱她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从不叫苦叫累。她性格刚毅，不肯媚俗，美丽得就像雪山上圣洁的雪莲，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实际上，她特别和蔼，特别善良，特别有内涵。
　　老爸是G城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师。这座小城不少建筑都是我老爸设计或参与设计的。老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十过半的人了，看着只有四十出头，模样跟他的人品一样含蓄，就像橄榄可以长久地品味。他是老三届，曾经在东北插队，也是文革恢复高考后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的第一批人。他修养好，待人宽厚，最重要是对母亲那份深厚的感情。
　　老爸平时特别安静，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报，不像原来住我家对面的堂伯父，就是我爷爷弟弟的儿子，一点不懂得男人沉默是金，总是絮叨。老爸在单位也很低调，他设计了那么多房子，得了那么多大奖，可在分房子的时候一点都不踊跃，一退再退，甘心把房子一次次地让给其他人。直到我上初二了，他才接受了单位的最后一批分房。但是，他居然拿三室一厅的新房子跟堂伯父一家的二间破屋子对换，让他们搬去新居。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傻的人吗？话说回来，我也挺喜欢我们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小院。
　　在外人看来，我老爸沉默寡言得有些老实可欺，可当年有一件事一下就把大家都震住了。那是高考放榜的时候。那年我们省进C大的分数线是620分，而放榜时我的分数只有619分，只差一分哪，一分之差就要与我的梦想擦肩而过。
　　我在羡慕声中长大，三岁就能认数，四岁就会识字，五岁能够写信，（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从小聪明过人，脸蛋也精致得像个洋娃娃，人见人夸。这些年，除了与生俱来的婴儿肥，可以说我的生命近乎完美。这也直接造就了我那高处不胜寒的志向——非要考上老爸的母校北京C大。
　　当时我都快疯了，老妈也傻了眼，只有老爸沉得住气，他仔细问我考试经过，又耐心帮我分析考试得分。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数学上。要说其它科目我没有太大把握，可数学我有。我绝对清楚自己错了哪几道题，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分数比原先少。要在平时少一分多一分我不在乎，可那时候少一分就能要了我的命啊。
　　老爸不声不响去了高考办公室，接着又去了G城教育局，最后据说都惊动了省教育厅的领导。谁也没想到像老爸这样一贯谦让低调的人，愣是在万人之中把我的卷子找了出来，让高考办重新判卷。结论是，我使用的方法跟标准答案不一样，但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答案同样正确。这么一来，峰回路转，我的分数由619分一跃成为621分。我终于被北京C大录取了。
　　这件事一想起来我都感到后怕，如果没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老爸，很可能我至今仍在悔恨中饮泣。我想说的是，在我心目中，老爸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我毫不掩饰地说，我深爱我的老爸。不言而喻，我找男朋友的标准会是什么了。老爸的完美已经在我心目中根深蒂固，我无法不拿他跟其他人相比。
　　我跟方立民是在大二的时候认识。那天中午去学生食堂特别晚，平时排成长龙的列队已经没了。我匆匆来到一个窗口对里面的卖饭阿姨说，要一个狮子头和一份圆白菜。顺便说一下，我们学校食堂做的狮子头是我当年觉得最好吃的美味。
　　眼看卖饭阿姨走近长条台案，手还没伸出来呢，条案上放着的最后一份狮子头就被旁边一个年轻服务员端了起来，咣地一下倒进一个白色搪瓷大碗里。那个年轻服务员朝阿姨笑了一下，又把一盘炒油菜扣进同一个碗里。
　　当时我就失望地叫了一声。
　　卖饭阿姨端着一份圆白菜走回来问，怎么办？狮子头没了。我忍不住扭头朝旁边的窗口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条黑围巾的男生也朝我看来。想必我脸上的表情特别难看，心里更是抱怨连连，没想到那个男孩突然朝我笑道，哎，你也想买狮子头吧？要不给你，我还没动过呢。我立时喜出望外，真的吗？他马上把碗送到我面前说，你拿着吧。
　　后来有些后悔，怎么忘了问人家的名字。可惜这个带有感激色彩的念头只是稍微一闪，就像去了一趟卫生间，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一下又过了几个月。那天看电影，同屋的刘妍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两张楼下的票。她让我跟她一起坐。我们来到剧场时，离放映还差几分钟了。走到13排，座位上已经黑压压一片人，我们必须从别人面前走过。
　　坐在最边上的男生主动站了起来，有礼貌地让我们进去。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有点面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愣了一下，记忆终于苏醒，我立刻用手做了个吃饭的动作，大概他也回忆起来我的脸，微笑着回应。这时候，剧场的灯突然暗了下来，刘妍也在座位上急了。
　　等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广告片已经开始。刘妍小声问我，你认识他呀？我说不认识。刘妍立刻不怀好意地望着我说，那你跟他在那里说什么呀？我说，我跟他过去见过。刘妍马上就说，哟，看不出来，你跟他都认识。我赶紧解释，我跟他真的只是见过面，连名字都不知道呢。刘妍故意朝后仰去，拉开距离望着我说，真的？你真不知道他是谁？我说，真不知道。刘妍又靠近我神秘地说，他叫方立民，工程系的高才生，是学生会的。
　　真的？这回轮到我吃惊了。
　　我承认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且一想到这点就心惊肉跳。
　　原本是打算在大学埋头苦读将来成就一番事业。老爹老妈在送我离家时也一再叮嘱不要过早谈恋爱。可是自从进了C大，高考时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好像突然断裂，似乎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使命——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得起他们的殷切期望。
　　当年能进C大纯属侥幸，多亏自己有自知之明，报了比较冷门的环境工程。来校半年更是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学生。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大气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理，只是为了进C大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旦明白这一点，我就变得务实起来，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要不就上网聊天、玩游戏、在BBS发帖，偶尔还逃课去逛街。我不再把心思都扑在学习上，更不想四年之后接着考研，甚至连出国都没有兴趣。
　　即将毕业的同门师姐告诉我们：学什么并不重要，重要是毕业后什么地方要。而我们系的金教授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她名利双收却婚姻不幸，二十年前离婚独身至今，脾气古怪得没人敢跟她接近。我可不想今后成为她那样有学问却招人烦的老女人。
　　我的理想渐渐变得质朴而平庸，在北京有一份稳定工作，收入能过得去。找个像我老爸那样懂得爱的男人。至于结婚以后嘛，当然要享受几年两人小世界。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在适当地点分期付款买套房子，不排除用家里援助付头款。一方面大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同时保持相对独立的健全人格。最好生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像我老爸老妈那样相亲相爱过一辈子。
　　那时候，系里也有男生约我，出去过一两次就被我谢绝了。我可以在其它方面都没有追求，但总要允许我对男朋友稍微挑剔一点吧，毕竟我也算环境工程系的一朵系花，尽管我们系不大。我认为既然自己在学业上不可能大有作为，大学四年总得有所收获，而我的任务就是睁大眼睛，在校园里找一个如意郎君。好在C大都是人尖，可惜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多谢老天爷把方立民送来，这个礼物可谓恰到好处。他腼腆含蓄，学业出色，重要是他为人行事都很低调，而这一点正是老爸的精髓，也是我对男孩子看重的地方。
　　本打算电影散场时过去跟他打声招呼，顺便找机会交换宿舍的电话号码，结果剧场灯亮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座位上了。
　　第三次跟他见面没隔几天，我们又在图书馆碰上了。这回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他似乎忙着离开，匆匆告诉我说过几天学校话剧社有演出，还给了我好几张票。我问他你演吗？他笑说我哪有这种才能呀，也就是帮他们跑跑腿，做点后勤工作。
　　演出那天，我特意把同宿舍的女生早早地拉去捧场，可是找了一圈，剧场里没有他的影子。话剧社演出的是老舍的名作《茶馆》。没想到大幕拉开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说数来宝的人居然就是方立民，真让人大吃一惊。只是，方立民的竹板有些生疏，当中还不慎掉在地上，引得全场轰堂大笑。
　　散场时，方立民终于出现在剧场门口，他远远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赶紧拉着同宿舍的女生一起走过去。他说，谢谢你们啊！刘妍就问，哎，今天怎么是你演大傻杨啊？方立民说，早上那个同学崴了脚，没法上台了，所以我被临时抓差顶替他。嗨，也没排过练，台词都是现背的。我演得特傻吧？我们几个就说，挺好的，挺好的，一点没看出来你是顶替的。刘妍又说，没想到你不光记忆过人，还有演戏的才能哦。方立民马上否认，我纯属糊弄，滥竽充数。接着又问，你们是哪个系的？刘妍马上看着我，又看看他，哎，你们不是见过三次吗？我急忙拽拽刘妍，窘得脸都红了。方立民一下明白了，赶紧解释说，哦，我们是见过几次，不过，还没有交换过名字呢。
　　从那时起，我跟方立民才算正式认识了。他大我两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生子女。父亲是普通机关干部，母亲是中学教师，家庭背景跟我基本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还有半年就要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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