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伯看着芬因克酒吧墙上的招贴画，有点担心它粘得不牢，会掉下来把自己砸一下。酒吧是那种在中东地区随处可见的小酒吧，虽然小但情调还不错，加上它的野火鸡肉做得别具风味，客人们在这儿都可以得到暂时的放松，不用再去想那些烦心事。
　　威尔伯抿了一口酒，咂了咂舌头，仿佛要让酒劲传遍全身似的，做完这个，他又拿起一份(耶路撤冷通讯)，随便翻了翻。
　　当可怕的凶杀案发生时，记者威尔伯正在倔意地享受着自己的假期：整整十天的彻底放松。因为《国际论坛》上没有登有关这起凶杀案的消息，威尔伯是在回家的航班上才第一次听说这起凶杀案的：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份《耶路撒冷通讯》，上面有关于这起案子的报道。
　　和许多外国记者一样，威尔伯既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不会说阿拉伯语，他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些当地的报刊：他从《耶路撒冷通讯》上了解以色列人的态度，从《阿拉伯事务》的英文版上了解阿拉伯人的看法。尽管两份报刊的政治色彩都很浓厚，但威尔伯擅于把二者结合起来折衷地看问题，而不被某一派的谎言所迷惑。当地记者总喜欢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像偏执狂似地拼命指责对方，把自己这一方说成是受尽欺凌、忍无可忍的牺牲者。经常有些性急的外国记者跑出去实地采访，但他们总是悻悻而回。大街上负责军事检查的军人们并不因他们是外国记者就网开一面；相反，往往对他们严加盘查，弄得他们只好扫兴而归。
　　威尔伯的假期过得不错。他在沙滩上认识了一个意大利的女摄影记者。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吉娜。吉娜略微有点瘦，长着金黄色的头发，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她时不时还来点可卡因。在沙滩上他们彼此交换了自己得意的照片，一起品尝了她放在沙滩背包里的一小瓶威士忌。然后他们一起回了旅馆，住在威尔伯的房间里。吉娜把自己的房间也退了。接下去的几天他们过的很开心，天天在一起游泳、跳舞、打网球、做爱。当然一切都是威尔伯买单。一天早上，吉娜接了个电话，她得回去工作了。在匆匆吃了早饭之后，吉娜冲着床上的威尔伯来了个飞吻就关门出去，直奔机场回了罗马。威尔伯一想起她，耳边就又响起她做爱时的惊叫声，心中暗暗说道：这个瘦姑娘，长得虽然不漂亮但还是挺刺激的。
　　威尔伯又吃了一大口火鸡肉，在嘴里慢慢嚼着，细细品尝它鲜美的味道。两起凶杀案，也许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后边还有更多的凶杀案要发生呢。这条消息应该发回去，国内总部要的就是这种消息。毫无疑问，《时代》杂志驻中东地区的记者已经知道了这两起凶杀案，但他们并不关心这个，他们只对政治事件感兴趣。像这种事一般都是威尔伯报道的。这一次，他认为也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能发掘点什么东西出来呢。
　　离开美国，在报社的驻外记者站工作并不是件好差事，开始，威尔伯很想家。但在以色列呆了六个星期以后，他也就不怎么想家了。因为没有时间闹下来让你想家。这儿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快得简直要把人逼疯了。
　　没有人会停下来陪你聊天，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的，到处都闹哄哄的，格瑞鲍斯凯却偏偏很喜欢这个。他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到处跑。在他出事之前，他创下了驻中东记者的发稿纪录。但是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他跑得太远了，结果睬了地雷，被炸掉了一只胳膊，一条腿。总部把格瑞鲍斯凯召回了美国，又把威尔伯调到了中东。
　　在巴西舒舒服服呆了三年之后，回到曼哈顿真不习惯。曼哈顿到处都是闹糟糟的，让人不舒服。“欢迎你回来。”马克在总部举办的迎送仪式上热情洋溢地讲着，总部办公室那帮只会拍马屁的家伙拍着格瑞鲍斯凯的肩，亲热地跟他打着招呼：“真正的荣誉属于格瑞鲍斯凯，让我们为这个独臂海明威干杯！
　　让我们好好合作，一块儿把好莱坞搞个天翻地覆。”(威尔伯真怀疑格瑞鲍斯凯能否忍受这种令人作呕的虚情假意？)这不是他想过的生活。很久以前，威尔伯就已经厌倦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只想找个轻松点的活，好好地享受人生。威尔伯并不适合和那帮以色列的官僚们打交道。
　　在别的地方一件可以成为大家好几个礼拜的话题的事，在这儿人们第二天就不注意它了，每天都有新的大事发生，谁还去关注昨天的新闻。耶路撒冷有二十多个政党，威尔伯对其中的大部分都不太了解。它们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为了一丁点权力，不同的政党就要互相攻击吵个不停。议会也是这样，上个礼拜议会开会，开着开着，议员们打了起来。阿拉伯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总是缠着你，向你哭诉他们的所谓悲惨遭遇。目的只不过是想上上报，如果能配上照片，那就更好了。
　　威尔伯已经在这儿呆了六个礼拜了，过去的每个礼拜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游行。有的礼拜甚至发生了不止一次。医生、护士、邮递员都举行过示威游行。上个礼拜，出租车司机们也罢工了，他们要求交通部给他们长工资，他们堵住了主要街道，在乔治王大街烧了一辆报废了的破车，当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搞得人心慌慌的。威尔伯只好把车停在家里，自己步行出去采访，这使他很恼火，这帮犹太人真不好打交道，不知不觉中，威尔伯对一向讨厌的以色列政府有了几分好感。
　　威尔伯喝完了杯中的波旁酒，将杯子放在吧台上，朝四周望了望。酒店里一共有六张桌子，有五张都空着。角落里有两个记者：玛格丽特，阿若罗夫，这两个记者威尔伯都不太熟。他们两人一边吃着馅饼，喝着姜汁啤酒，一边用很低的声音谈着什么。
　　姜汁啤酒，又是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没有规定多少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喝酒。一个十岁的小孩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为自己点上一瓶威士忌，坐下来慢慢地品尝，但事实上没有小孩这么做。当地人把在美酒面前的自制视为一种美德，而认为贪杯是一种恶习。
　　威尔伯又要了一杯波旁酒，调酒师是老板的侄子，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话不多，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就埋头学他的数学。他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拿着酒瓶过来，给威尔伯倒了满满一杯，又问威尔伯还想吃点什么。
　　“您还需要别的吗？”
　　“你们这儿都有些什么吃的？”
　　“我们这儿的虾，龙虾不错。”
　　“有汤吗？”威尔伯笑着说，“来点儿鸡汤。”
　　小伙子很有耐心：“我们这儿也有鸡汤，威尔伯先生。”
　　“再给我来几只龙虾。”
　　小伙子微微鞠了个躬，转身进了厨房。威尔伯无事可做，就又看起了贴在墙上的张贴画。有一张画上写着：“要想当国王，就得持之以恒；要想行侠仗义，只需当一次骑士就可以了。”
　　朝街的门突然开了，《耶路撒冷通讯》的记者罗帕伯特走了进来。“太棒了，说曹操，曹操到。”威尔伯心想。就是罗帕伯特报道的系列凶杀案。他是一个美国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前是个嬉皮士，为此甚至曾经被拘留过。罗帕泊特人很年轻，有犹太血统，说话很快，喜欢喝两口，有点贪杯。
　　威尔伯用手指了指自己左边的空位子，罗帕伯特一点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去。
　　“哈罗，史蒂夫，你这老家伙近来怎么样？”
　　“哈罗，马克。我近来还可以。你呢？怎么样？”
　　“还行。”
　　罗帕伯特穿着一件短袖衬衣，斜纹运动短裤，脚上没穿袜子，就这么空穿着凉鞋。
　　“很悠闲嘛。”威尔伯赞许地说。
　　“天太热了。”罗帕伯特从衬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一个装着烟草的小皮袋子，把它们放在桌上。
　　威尔伯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两个以色列记者穿得也很随便：虽然都穿着长裤子，但都穿的是短袖运动衬衣。威尔伯禁不住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深色的西裤，长袖衬衣，还打着领带。早上出门时威尔伯还自我感觉不错，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打扮不合时宜。
　　威尔伯松了松领带，指着桌上放的圈起来的《消息》对罗帕伯特说：“刚刚拜读完你的大作，写得不错，史蒂夫。”
　　“写得一般，”罗帕伯特说，“有个哥们儿在警察局，他给漏了点风，所以我们才抢先登了。当初警察发现第一具女尸时，给我们的消息不太准确，为了赶时间，我们也就马马虎虎赶了这篇稿子。现在有消息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已经又派人出去摸情况了。等他们回来后，我们再来个追踪报道。”
　　威尔伯笑了笑：“你们这是老套路啦！”他拿着报纸当扇子扇着，“从你的文章看，凶手是个极其卑鄙的家伙。”
　　“对，他的作案手法极其残忍！”
　　威尔伯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慢慢地把话题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引。
　　“有什么线索吗？”
　　“什么线索也没有。”罗帕伯特说。他留着长头发，嘴边的胡子也很长，但梳得很整齐。
　　“这儿的警察还没有能力破这种凶杀案。”
　　“想不想业余时间去了解点情况？说不定还能做个业余福尔摩斯。”
　　调酒师把威尔伯点的龙虾端了上来。
　　“我也来点龙虾，再来一杯啤酒。”罗帕伯特说。
　　“记在我的帐上。”威尔伯对调酒师说。
　　“马克，太不好意思了。”罗帕伯特说。
　　威尔伯笑了笑：“别客气，我要是不花点钱，总部那帮人还认为我天天呆在宾馆里享清福，没有出来跑新闻了。”
　　“我们可比不上你们，经费老是紧巴巴的。”罗帕伯特皱着眉头说。
　　“你们警察局的那个朋友有没有再透露点线索？”威尔伯想把话题引回去，忍不住又问道。这一问问的太直接了，似乎引起了罗帕伯特的警觉，他拿起烟斗，往里边装了些烟叶，点燃后深吸了一口，然后就在升起的缕缕轻烟中注视着威尔伯。
　　“跟在国内一样，我们互相透露点消息以减轻彼此的压力。”威尔伯说。
　　“不行，这儿的情况跟国内不一样，”罗帕伯特说，“在这儿，重大的刑事案件可是抢手的新闻材料。像安全问题、炸弹事件这种新闻没有什么人注意。这样的凶杀案，人们还没怎么见过。我去查过资料，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样的凶杀案才发生了十二起，只有一起是系列杀人案。一个杂种去年干的。警察到现在都没有抓住他。”罗帕伯特抽着烟，摇了摇头：“在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六个月见的凶杀案就超过了十二起。”
　　“去年发生的系列杀人案？会不会是一个人干的？”
　　“有可能。但他们的作案手法不太一样。”
　　“作案手法不一样，这家伙一定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威尔伯心想。
　　“一次杀两个，”威尔伯说，“也许情况变了。”
　　“也许就是一个人干的。”罗帕伯特说，他看起来很关心这件事。“一个好市民不必要的操心，”威尔伯心想，“要想在这件事上搞出新闻，我可不能像他那样。”
　　“史蒂夫，还有别的新闻吗？”威尔伯不想显得太注意这起凶杀案。
　　“星期六，有些人在纪念墙上贴传单，就这些，没别的新闻了。”
　　“又是些不知名的家伙干的吧？”
　　罗帕伯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龙虾和啤酒来了。威尔伯掏出自己的信用卡结帐，同时又点了一杯波旁酒。
　　“谢谢！”罗帕伯特说。他在桌子上磕了磕烟斗，把里边剩的烟叶磕出来，然后把烟斗随手搁在桌上：“我不知道是我们变了还是我们成熟了。以色列的一个缔造者杰波丁斯基说过，只有当以色列有了自己的杀人犯和妓女之后，以色列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我们？这家伙太自以为是啦。”威尔伯心想，“这些人老以为，上帝创造出他们这些精英分子就是让他们改造世界，美化世界的。我在曼哈顿，为《纽约通讯》干了四年。
　　我知道现实社会是什么样子。我才不会像他那样也认为以色列是太平盛世了，以色列的杀人犯多着呢。”
　　威尔伯笑着对罗帕伯特说：“欢迎回到现实中来，史蒂夫。”
　　两人一边喝啤酒，吃龙虾，一边聊着女人、老板、工资这些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聊着聊着，又聊到凶杀案上了。威尔伯又哄罗帕伯待喝了三瓶啤酒，几瓶酒下肚，罗帕伯待有了几分醉意，说话也有点不太清楚了。他向威尔伯吹嘘起了自己做学生时普林斯顿是如何的安全，如何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尽管威尔伯知道罗帕伯特是自欺欺人，但他仍装出一副听得很认真的样子。当两人互道晚安，各自回旅店时，威尔伯已经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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