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明星餐厅走的路上，丹尼尔又一次经过了那个羊肉摊，他瞥见金属的闪光，就停下了脚步：是一把长刀片的刀子，在售货员的手中像一条小银鱼般地闪着光。肉被固定在烤肉铁叉上，不停地缓缓旋转，刀子一下下地割着它。羊肉已经被割开，一层一层地掉落下来。这是每天都能见到的情景，他曾无数次地看到却从未注意过。
　　售货员是个瘦高的摩洛哥犹太人，他脸上全是汗，围裙溅上了很多肉汁。他刚为一名顾客做好了一个汉堡包，看见丹尼尔盯着他，就大声脸喝说羊肉有多么新鲜，还殷勤地要给侦探切一块肉汁多的。丹尼尔摇头谢绝了，继续向前走。
　　明星餐厅的门大敞着。一排上过漆的木珠穿成的门帘后面就是又小又暗的门厅。他撩开门帘，走了进去。
　　午饭时间生意很兴旺，前厅的墙上贴了松木板，电风扇吹送着凉风，坐满了旅游者和常客；笑声和谈话声的雄浑合唱夹杂着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流行歌曲磁带，此起彼伏。
　　餐厅的墙上挂了很多画和小塑像，都以星为主题。吧台上方是大卫·科哈维年轻的一张油画像。画中他穿着将军的制服，十分威武。画像正下方是从耶路撤冷石上劈下来的大卫之星，正中央有“星”的字样，是科哈维连队的人用突起的青铜字母组成的。他们熔化了子弹壳才得到了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青铜。
　　服务员埃米尔正在擦洗吧台后部的玻璃，穿着上了浆的衬衣，打着领结，又弯腰，又哈气。他一看见丹尼尔，就走上前来，领着他定到餐厅后部一间没有任何标记的房门前。服务员的手刚刚放到门把上，科哈维自己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虽然天气这么热，他还是穿着黑色的西装，系着领带，除了头发是白的以外，他和那张画像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大声地问候丹尼尔，握了握他的手，又叫埃米尔回到吧台那儿去。
　　“我已经为你们支起一张桌子了。五个人，对吧？”
　　“如果他们都能来的话。”
　　科哈维把门推开：“有一个人已经来了。”
　　后面的宴会厅几乎是空的。墙上贴了酒红色的墙纸，室内用放在灯台上的水晶灯照明，在远远的另一边有一个高出来的木头舞台。这个餐厅可以容纳二十四张桌子，但只有一张上面摆了东西，坐了人。舞台旁边的圆桌上已经铺了一块酒红色的亚麻桌布。桌旁坐着一个毫无特点、难以形容的男人，他正在看报纸。听到脚步声，他迅速抬眼看了一下。
　　“今天的鱼很好！”科哈维在半路上停下来说，“里脊牛排和烤羊肉也不错。其他人到的时候，我会送他们过来。”
　　“他们中的一个人从没来过这儿，”丹尼尔说，“他叫伊利亚斯·达奥得。”他描述了一下达奥得的外貌特征。
　　“达奥得，”科哈维说，“是那个参加破获第二团伙的阿拉伯人吗？”
　　“就是他。”
　　“我喜欢这份差事。我关照这件事，他不会找不到的。”
　　“谢谢。”
　　餐厅老板离开了，丹尼尔走到读报人那里，在他对面坐下，把装照片的信封靠在他的椅子腿上。
　　“你好，纳哈姆。”
　　报纸放下来，那男人略一点头：“丹尼。”
　　他五十多岁，歇了顶，很瘦。他的鼻子有点鹰钩形，但不足以让人记住，他的嘴像个中等长度的连字符；他的眼睛像中等棕色的两粒珠子，缺少光彩，也许是因为困倦。这是一张很容易被人忘记的脸，已经习惯于宁静的生活。他戴着老花镜，一只胳膊上戴着块廉价的数字式手表，穿着带有隐约方格图案的谈蓝色的运动衫，衬衫的口袋里塞着圆珠笔。一件海军蓝色的防风牌夹克衫整齐地叠好，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夹克衫上接着一个有肩带的手枪皮套，里面放着一支9毫米口径的贝莱塔枪。
　　“格兰高地上的老鼠正在自杀，”他敲敲报纸，然后放下它，
　　“它们从悬崖上跳下去，一次有成百只。数量过多而产生的本能反应，这是科学家们说的。”
　　“十分崇高。”丹尼尔说。
　　“并不完全是这样。”瘦男人说。“没有足够的老鼠作为食物、以它们为猎物的猫头鹰就会死掉。”他笑了一下，“如果猫头鹰对联合国抱怨几句，我们就会因对动物残忍的罪名受到指控。”
　　通往厨房的门猛地开了，服务员埃米尔拿着一大盘沙拉定到桌前——两种茄子、腌黄瓜和希腊苦橄榄——还有一叠皮塔饼。他在他们每人旁边放下一只盘子，然后很正式地鞠了一躬。
　　“想喝什么，沙拉维探长？”
　　“请给我拿苏打水吧。”
　　“你呢？麦发克阿·施姆茨？”
　　“再来一杯可乐，这次不加酸橙。”
　　他离开以后，丹尼尔说：“提到联合国，我今天早上到山上的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去了。它和我们的新案子有关系。”
　　“我也听说了，”施姆茨在他的手指之间转动着一颗橄榄说，“斯格柏斯山血腥分尸案。”
　　“消息传得就那么快吗？”丹尼尔问。
　　他那尖利的声调使施姆茨拾起头来。
　　“不过是从巡警们那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而已。你额外要了一辆车去搜查山坡——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大的交易吗？”
　　“没有什么大的交易，只是劳孚尔想要保密。”
　　“我想要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施姆茨说，“可谁又能为我做到呢？”
　　“你到底听到些什么，纳哈姆？”
　　“疯狂的杀人案。受害人可能是个妓女，可能又是一件灰人做的案。是这样的吗？”
　　丹尼尔摇摇头：“无法确定。”他讲了他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的叙述似乎使施姆茨受到了震动。
　　“太疯狂了。”施姆茨哺哺地说，“我们过去从没见过这种事。”
　　埃米尔带着饮料来了，他看见食物一点没动，便问一切是否都还好。
　　“一切都好。”丹尼尔说。他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水池旁，用一只铜盆洗了洗手。回到桌旁，他坐下来，开始念面包的感恩祈祷词，掰开一块皮塔饼，蘸了点调料，把它吃了。他又把另一块饼蘸了一下，放进嘴里。孜然和大蒜的辛辣很过瘾地刺激着他的舌头。埃米尔赞许地点点头，转身走了。
　　“在医院里了解到了些什么？”施姆茨问。
　　“典型的联合国态度，嘴上说着好听的应酬话，实际上充满敌意。”
　　“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过得像王子一样——免税的梅塞的斯车，别墅，外交豁免权。现在他们付给他们那些官僚的有多少？每年四万还是五万？”
　　“九万。”
　　“谢凯尔还是美元？”
　　“美元。不征税。”丹尼尔说。
　　“真恶心。”施姆茨说，“等于你我十年的工资。而他们无所事事。”他在茄子沙拉中蘸了一下皮塔饼，一边嚼一边皱着眉，“我记得在一个盗窃案中我审问过一个尼日尔人，穿着沙法利牌西装，拐杖头上镶着象牙，他的名片令人难忘：西奈边界委员会地区执行总裁。他在推测我们杀了多少埃及人，埃及人杀了我们多少人。不管我们在戴维营已经把这些情况全报告了这回事，也不管边界早巳名存实亡——这家伙的工作就是管理边界，因为联合国的强硬路线派永远不会承认戴维营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里还是战争区。”
　　他啜了一口可乐，往嘴里放了一颗橄榄，把核吐在碟子里。他啃着另一颗，问：“艾米利亚医院里有什么人像嫌疑犯吗？”
　　“没有特别明显的，”丹尼尔说，“其中两个尤其紧张不安。一名叫阿比亚迪的医生和他的女朋友——是个美国护士。她暗示说我们在迫害他。看上去像典型的宗教狂热病例。”
　　“没错，”施姆茨说，“疯狂地爱上了个阿拉伯人，直到有一天他在她衣箱里放进一颗炸弹、把她撵回美国去。她在哪儿遇见他的？”
　　“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底待律。那儿有很多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十分同情。”
　　“为什么她会认为我们迫害过她的爱人？”
　　“还不清楚。”丹尼尔说，“可能是移民时出了什么问题。档案人员正在对他俩进行检查，也对医院里的其他人进行了检查。”他喝了一日苏打水，感觉到气泡碰撞着他的牙齿，“你认为这个案子带有政治色彩吗？”
　　“为什么不呢？”施姆茨耸耸肩，“我们那些亲爱的同胞不是一直在寻找新鲜的报复方法吗？”
　　“莱维说很可能她被麻醉了，”丹尼尔说，“用海洛因麻醉的。”
　　“好心的凶手。”施姆茨说。
　　“这让我想到凶手是一位医生。但当时我以为医生能够获得所有各种麻醉剂——没有必要去用毒品来麻醉。”
　　“除非医生自己就是麻醉师。也许他和这个女孩开了个海洛因晚会，她注射的剂量太大，他看见她死了，就恐慌起来，分了尸。”
　　“我不这么认为，”丹尼尔说，“莱维说剂量并不足以致命，而且她被注射了两次。”他停顿了一下，“从作案的手法看，分尸是预谋的。”
　　门开了，科哈维领着另一个人走进来。
　　施姆茨看着新来的人，然后目光犀利地盯着丹尼尔。
　　“刚提到我们亲爱的同胞。”他说。
　　“他是一流人才，”丹尼尔说，“如果那女孩是阿拉伯人，他就更有价值了。”
　　科哈维已经悄悄地回到前厅去，新来的人一个人朝着他俩走过来。他中等身高，肤色较黑，棕黄色西装，白衬衣，没系领带。他的脸很长，骨路突出，形成了方下巴。他的头发略显棕红，梳在脑后。他的胡须是姜黄色的一小撮，嘴很宽，显得挺严肃。窄细的绿眼睛直视正前方，目光坚定。他走到桌子前说：“下午好，探长。”
　　“下午好，伊利亚斯。请坐。这位是国家警察总部的纳哈姆·施姆茨。纳哈姆，这位是基什勒分局的萨马尔·里雄·伊利亚斯·达奥得。”
　　“伊利亚斯。”施姆菠朝他点点头。
　　“很荣幸认识你，先生。”达奥得的声音微弱，像小男孩似的。他的希伯来语很流利，但带有阿拉伯口音。他坐下来，双手叠放在大腿上，像个坐在新班级里的男学生，温顺而充满征询的意味。
　　“叫我纳哈姆吧。”施姆茨说，“‘先生’们是指那些戴着勋章上床睡觉的肥胖家伙。”
　　达奥得挤出来一个微笑。
　　“喝点什么，伊里亚斯。”丹尼尔说。
　　“谢谢你。老板就要给我带杯咖啡来了。”
　　“那吃点什么？”
　　“谢谢你。”达奥得拿起一块皮塔饼，没蘸调料就吃了下去，慢慢地嚼着，眼睛垂下来看着桌布，很不自在。丹尼尔很怀疑他曾到过几家犹太餐馆——他多久才会到西耶路撤冷去一次？
　　“你在第二团队一案中的表现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成果丰硕：那些藏在酒吧后面的毒贩子，还有街道上泛滥的毒品。”
　　“我只是尽职而已，”达奥得说，“上帝在保佑我。”
　　施姆茨拿起一根泡菜，咬掉一小块，说：“但愿上帝这次仍然保佑你。我们碰上了硬对头，一个疯狂的杀人者。”
　　达奥得的眼睛睁大了。
　　“谁被杀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丹尼尔说，“在斯格柏斯山靠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的那一侧发现的，尸体残缺，身份不明。看看这个。”
　　他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那个死去女孩的照片，把复制品分发给两位侦探。
　　“能引起你们什么联想吗？”
　　施姆茨摇摇头。“长得挺好看。”他的声音紧绷，说完便转开脸。达奥得还在查看那些照片，他双手捧着照片的边缘，全神贯注，面容严峻。
　　“我认不出她，”他终于说，“但她的脸上有某种熟悉的东西。”
　　“是什么？”丹尼尔问。
　　达奥得又盯住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某一个村子一直往脑子里钻。也许是西尔旺村，或者是阿卜托村。”
　　“不是贝瑟勒汉村？”
　　“不是，先生，”达奥得说，“如果她是贝瑟勒汉人，我该认得她。”
　　“会不会是其他村子？”施姆茨问：“瑟巴希尔村，伊萨维亚村之类的。”
　　“有可能，”达奥得说，“由于某种原因，阿卜托和西尔旺总在我脑子里。”
　　“也许你曾见她经过那里，”丹尼尔说，“例如从车窗里偶然一瞥。”
　　达奥得想了一会，说，“有可能。”
　　他很忧虑，丹尼尔想。因为他毫无根据，却已经下了太多结论。
　　“这么说你认为她是个阿拉伯人。”施姆茨说。
　　“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达奥得扯着他的胡须说。
　　“我已经提出了对所有失踪女孩子的档案进行查询的要求，”丹尼尔说，“共有一千六百名。同时，我们要挨门挨户地登门访查。就从这些村子开始吧。先去西尔旺村，伊利亚斯。把照片拿给人们看。如果查不到线索，再去阿卜托村。”
　　达奥得点头答应了，把照片放进他的夹克口袋中。
　　从房间另一边传来一声大喝：
　　“全体新兵立正！”
　　一个长相很特别的人昂首阔步朝桌子走过来。他有六英尺多高，块头很大，肌肉结实，体格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穿着白短裤、橡胶制的沙滩凉鞋，红色无袖网眼衬衣，露出了很多结实的暗红色皮肤。他的头发是蓝黑色，很直，中分并且用吹风机吹出了造型，他的脸完全是亚洲人的脸，又宽又平，像个蒙古武士。颧骨突出，因为刮掉了胡子，所以下巴铁青。他大约三十岁，估计误差不超过五岁。
　　“你好，丹尼。纳哈姆。”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东方人，”施姆茨点点头，“在休假？”
　　“到现在就算结束了。”大个子说。他赞许地看着达奥得，然后坐在他旁边。
　　“约瑟·李。”他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你是达奥得，对吧？基什勒的顶尖人物。”
　　达奥得犹豫不定地握住他的手，仿佛在评估这句问候语中有多少讽刺的成分。李的握手充满热情，他在微笑时，一嘴大自牙像道闪电露了一下，他松开阿拉伯人的手，打了个呵欠，又伸伸懒腰。
　　“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可吃的吗？我饿坏了。”
　　“这个破地方比其他地方好多了。”施姆茨说。
　　“其他地方能自由一点，”李说，“自由的滋味总是好的。”
　　“下一次吧，东方人。”丹尼尔答应他。他看看表。比约定时间已经晚了十分钟了，可新成员还没有来。
　　埃米尔拿着菜单走进来。
　　“来杯啤酒。”东方人说。
　　“金星脾还是麦卡比牌的？”埃米尔问。
　　“金星牌。”
　　服务员转身要离开。
　　“等一下，”丹尼尔说，“我们现在要点菜了。”施姆茨和东方人点了填料的南瓜做开胃菜，还每人点了双份混合烤肉。丹尼尔注意到达奥得仔细地看着菜单，目光转到价格一栏，犹豫起来，无疑在考虑一个新提拔的警官的薪水能让他点得起什么菜。破获第二团伙案之后不久，丹尼尔曾拜访过他在贝瑟勒汉的家，告诉他提拔的喜讯，还送给他一些干果。他家那种贫穷的程度令他十分吃惊。本来不应该这样——大多数警察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报纸上刚刚连载了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一群警方新来的人如何申请福利待遇的事。加入警局以前，达奥得曾在一家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做过搬运工，那种商店往往拥挤不堪，散发着霉味，向信基督教的游客出售橄榄木制成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草编的耶稣诞生的大模型。他那时能赚多少——每年一千？
　　现在，看着阿拉伯人仔细看菜单的样子，他又回忆起来那种穷困的状况：达奥得的家——一栋古旧建筑中，只有三个房间，床垫放在地板上，一只炭炉子用来取暖，刷白了的墙上接着耶酥受难的印刷品。孩子满地乱跑——至少有六个，跌跌绊绊地学着走路，衣不蔽体。害羞的年轻妻子已经有点发胖了，跋足的岳母正在沉默地织着毛衣。做饭的气味和孩子的哭喊声充斥在房间里。
　　他放下手中的菜单，说：“我要一份薄荷沙拉。”
　　“薄荷沙拉，”服务员埃米尔边说边记下来，“还要什么，探长？”
　　“就这些。”
　　服务员扬起了眉毛。
　　“你在节食？”东方人说。
　　“今晚是安息日，”丹尼尔说，“有大餐。”
　　达奥得把他的菜单交给服务员。
　　“我也要一份薄荷沙拉。”他说。
　　“还要什么？”
　　“一杯咖啡。”
　　埃米尔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好像等着成为笑柄。
　　“别对我说，”东方人说，“你正在他的餐厅里吃饭。”达奥得笑了。
　　“就这么多了。”丹尼尔对就要离开的服务员说。听见他嘴里嘟囔着：“沙拉，全是沙拉。”食物端上来以前，丹尼尔就开始陈述这个案子，端上来以后还在接着说，其他人吃饭时他也不去理睬他的沙拉。他把一张照片递给李，把另一张放在一把空椅子面前，交待了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侦探们做了笔记，他们一只手握着叉子，另一只手则握着笔。他们在嚼，在咽，但都很机械。一群沉默的听众。
　　“我立刻想到了三种可能的情况，”他说，“第一，是个精神变态的凶手。第二，由于某种情感而犯罪——我把仇杀包括在这种可能性里。第三，恐怖主义行为。有其他意见吗？”
　　“团伙杀人，”施姆茨说，“她是某人的女朋友，卷进了某件事中。”
　　“犯罪团伙用子弹，而且他们不杀女人。”东方人说着，把肉块从烤肉用的扦子上拔下来，盯着他们，吃了一块。
　　“他们过去从未杀过任何人，”施姆茨说，“什么事都会有个第一次的。”
　　“他们总是把尸体藏起来，纳哈姆，”李说，“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把案件公开。”他又对达奥得说：“你们那些同事从没发现过被第二团伙的小子们打死的任何一个人的尸体吗？”
　　达奥得摇摇头。
　　“你了解到有什么团伙间的火并正在酝酿吗？”丹尼尔问李。
　　东方人咽下一大口啤酒，摇摇头：“贩卖印度大麻的几个团伙都很稳定——从黎巴嫩来的货源很充足，让他们每个人都赚了个够。齐克和链街小于对被盗的货也不再争执。齐克还关心着鸦片市场，但就目前而言，任何人都还没有向他挑战的能力。”
　　“贩卖瓜果的那些团伙怎么样？”施姆茨问。
　　“今年夏天的收成不好，所以可能会发生些冲突。但这还得再过一段时间，而且我们还从没见到因为瓜果而杀人的事。”
　　“所有的事都按部就班地发生，”施姆茨说“我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懂事理了。”
　　“查一下各个团伙的情况，东方人。”丹尼尔说，“还要调查一下皮条客和妓女关系恶化这种可能性——她是个街头女郎，背叛了她的皮条容，他想杀一儆百。把她的照片拿给犯人们，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她。”
　　“遵命。”李说。
　　“还有其他假设吗？”丹尼尔问。他见没人回答，就说：“咱们还回到最初的三种假设上，从恐怖主义行为开始讨论。表面上看，案子并非政治性的——尸体上没有贴什么留言，也没人声明为此案负责，但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他们曾试图把街头犯罪作为一种策略——刺杀施洛莫、曼德尔松的人喊着口号，在所罗门池塘附近枪击徒步旅行者的暴徒也是这样。那两件案子都是半冲动型——伺机而动——而这一件却更像蓄谋已久的，但吐通吉的那伙人对塔丽亚·吉达尔干的事也挺像有预谋的。所以我们的思路要保持开放。纳哈姆，我想让你与辛·贝待联络一下，查查他们是否已经从海外或者任何地方偶然得到了有关性谋杀策略的只言片语。伊利亚斯，你从那些线民那里听说什么了吗？”
　　“总是少不了有些传闻的。”达奥得谨慎地说。
　　施姆茨的脸绷紧了。“什么传闻？”他问。
　　“口号而已，没什么具体的。”
　　“是这样吗？”老侦探擦着眼镜说，“前两天我倒见了些具体的东西，就在靠近各各他山附近的地方有些胡乱徐写的话。‘割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这件案子也许是听从了这句指示。”
　　达奥得没说话。
　　“如果你追查下去的话，”施姆茨接着说，“你就会发现阿拉泊人把分尸杀人和政治混在一起也不是新鲜事了。”他叉起一块烤腰花，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着。“在希伯伦大屠杀中，他们割掉了所有妇女的乳房，阉割了男人，还把那东西塞进他们嘴里。沙特阿拉伯人至今还肢解他们抓住的小偷。这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对不对？”
　　达奥得直盯着正前方，扯着他的胡子，胡子周围的皮肤都变红了。
　　丹尼尔和东方人看着施姆茨，他却耸耸肩说：“这里是耶路撤冷，小伙子们。历史背景是基本常识。”
　　他把注意力转回到他的食物上，切下一块嫩羊肉片，夸张地大声咀嚼着。
　　随后而来的沉默是沉重而冰冷的。达奥得打破了这种状态，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
　　“如果这件谋杀案是政治性的，那么这个女孩就得是个犹太人——”
　　“也可能是个阿拉伯家族中的一员，但被看作是亲犹太主义者。”施姆茨说。
　　达奥得垂下眼皮，把盘子里的抄拉青菜推来推去。
　　“一切可能性都要考虑到，”丹尼尔说，“咱们继续讨论第二种可能性。因某种情感而犯罪——没有回报的爱，变质的情事，名声被败坏，血腥的复仇。你们谁听到些会转为暴力行为的家族冲突吗？”
　　“近几个月来卡塔蒙太那边有两个摩洛哥家族一直在互相攻击，”东方人说，“起因是选好的衣服该晾在哪儿。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是说已经平息下来了，我会去查查的。”
　　“两个从苏里夫来的家族已经为儿女订了婚约，现在他们正为嫁妆争吵不休。”达奥得说，“到目前为止还都停留在口头上，但话说得越来越强硬，很可能会激化为暴力事件。不过我认识双方所有的家庭成员，这个女孩不是其中之一。我还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去年被谋杀的德鲁兹族长了。”
　　“哈基姆·艾尔·阿特拉什？”丹尼尔说。
　　“对。一般认为都是一次土地纠纷，背后有詹布拉特家族主使。那是个公开的情形——复仇是必须要做的。但如果他们去杀什么人，一定是另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另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丹尼尔说，“是贝都因人。他们很容易处死一个不检点的处女或是通奸者，这个年纪的贝都因女孩很可能已经结婚或者订婚了。但是病理学家肯定这个女孩穿着鞋，他还提到了很有用的一点：贝都因人把死者埋在沙漠里，远离窥探的眼睛。没有理由把她的尸体带进城里来。”
　　他喝了一日苏打水，食不知味地吃了口沙拉，又喝了一口水，说：“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桩为名誉而杀人的案子——我所听过或见过的所有此类案件都只有喉部划一刀或头上中一枪就完事，迅速而干净。没有对尸体的残害，没有对生殖部位的毁坏，没有对尸体的清洗。我看见了对她做过的一切——那张照片上看不到。”他停了一下，挑选着字眼，“灭绝人性，残暴之极。充满了愤怒，却又精心策划过。”
　　“一桩性谋杀。”东方人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工作假设。”
　　“如果是性谋杀，我们的经验就不够了，”施姆茨说，“又得从书本上学起6就像该死的新手一样。”
　　这句评论使丹尼尔有些生气，部分是因为它是真话。任何美国城市中的低等侦探在一年中见过的案子比他一辈子能见到的还多。系列杀人案，邪教仪式杀人案，儿童杀人案，后巷分尸案。那是他看报时了解的阴暗丑恶的世界，却从没有碰到过。直到八个月之前杀人案发生时为止。他从休假中回来参加侦破。两个月中发生了四件刀砍致死的命案，在城市里掀起了杀人犯罪的浪潮，一年中竞发生了九至十起杀人事件，多数是因为家庭纠纷而导致的血腥后果。四名妇女死去，只是因为卖淫……
　　“事情在变，小伙子们，施姆茨正在对东方人和达奥得演讲，“我们还对付不了这种变化。毒枭，精神变态——穿着破衣服疯疯颠颠的外国人。你过去从没见过他们，现在他们满城都是。来这儿的路上我见到一个人东倒西歪地穿过马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嘴角泛着白沫，快把自己送到车轮下面去了。走进独立公园，你能看见他们像一堆狗屎一样聚在树下胡说八道。”
　　“那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类人，纳哈姆，”丹尼尔说，“太没有组织性，没有谋划能力。本·大卫医生关于灰人的简介说他是个不适应社会的人，内心不正常但外表看不出来。”
　　“太好了，”施姆茨说，“本·大卫医生，很博学的人。给我们办了件大好事。”
　　他在受什么折磨？丹尼尔心想。施姆茨一向扮演支持恶魔的人，丹尼尔并不在意——那样能让他思考问题。但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建设性少了，好像老人已经没有工作的兴趣了。也许劳孚尔是对的：这匹老马已经没用了。对于这样的案子，他需要另一个坚定可靠的人——施姆茨以前曾一直是这种类型的侦探，而不是在饭桌前发表愤世嫉俗言论的入。他看着施姆茨喝可乐，脸被杯子遮去了一半，考虑着要不要此时此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终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纳哈姆，”他说，“让管计算机的那些人更新一下我们扯到灰人头上的那些性犯罪的名单，按照暴力倾向和刀子的使用情况再进行一次分类，还要找找对年轻女孩子的偏好程度和使用毒品与否。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人，但他们值得再查看一遍。一名叫埃维·克汉的新警官将在初步筛选中协助你。如果你需要制表员的话，我会给你找一个。一旦我们建立了一张分类表，我们就可以开始把他们抓进局里审一审。你等数据的时候，检查一下斯格柏斯校园，看看有没有人很晚才睡，各个大门上的锁有没有被破坏。”
　　“我们最首要的工作，”他拿起一张照片来说，“是确定她的身份。二十四小时轮班干。耳环可能是个线索——凶手也许把它们拿走了，但在我们知道耳环什么样之前，还不用去游说每家珠宝店配合我们。另外，莱维医生说耳环不是金的，所以职业珠宝商不大可能收购它们。要是你们碰上收购小饰品的人，问问有没有人想骗他买某一对耳环。”
　　他转向达奥得：“伊利亚斯，村子的事归你管——你可以按照你的直觉从阿卜杜和西尔旺两村开始。如果在这两个村子没发现什么，你还是要去别的村子查一查，尤其是伊萨维亚村。因为你能够步行穿过沙漠，抵达斯格怕斯山，而不必横穿城市的其余部分。边防巡逻队说那晚平安无事，但他们也并非不会犯错误。如果你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打听到什么，就开始侦查老城直到大马士革城门、苏雷曼苏丹路、阿拉伯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的地区。访问一下孤儿院，和司机、售票员、搬运工都聊一聊，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一个年轻女孩子进去过。我去公共汽车总站碰碰运气。明白了吗？”
　　“是，先生。”
　　“东方人，”丹尼尔继续说，“你负责犯罪现场以南的附近地区——谢克亚拉，那片美国殖民地，约兹河床，然后去穆斯拉拉，沿着绿线街走一遍。我猜你会去西瓜帐篷查看各个团伙的状况。”
　　“今晚午夜以后去，”东方人说，“当他们玩到最开心的时候。”
　　“如果你在那儿没得到什么重要消息，就去绿线街和妓女们聊聊。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顾客在周围出现。别与任何人争辩，但要注意有没有古怪的人。也要警告她们一下——只笼统地说说，别涉及细节。”
　　“多么笼统？”东方人问。
　　“告诉她们有危险。别说任何具体关于谋杀的事——我们大家都得这样。劳罕尔想让这件事保密——考虑到正是旅游旺季。只说一个女孩失踪了，别的不要说。也不要对其他警方人员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总部外面会面的原因。”
　　东方人捡起一根空的烤肉扦子，把它当作教鞭来用。“我得去告诉妓女们她们有危险，然后我给她们看失踪女孩的照片。但不能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为了保持在一定时期里保密也没有什么其它办法了。”丹尼尔说，“上头所希望的是我们暂时别露出风声，如果幸运的话，尽快将本案写成一篇结案性的报道，交给报界简单的小文章。”
　　“希望是永恒的。”施姆茨喃喃地说。
　　“整个安息日期间我都会带着BP机，”丹尼尔接着说，“一旦你们得到了任何重要线索，就立即呼我。明天我将到下卡塔蒙太区去，挨门挨户查访——如果她是穷人又是犹太人，那里就是最有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我已经让档案人员去查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里几个人的资料，还查了发现尸体的民兵。我想从中得到什么要看他们能够找到什么。有所发现就立即呼我。如果有什么需要大家都了解的事，我们就在星期天下午去我那儿开个会。现在，咱们该付钱了，然后就各干各的吧。”
　　付清帐单以后，他让达奥得留下别走，自己和东方人、施姆茨一起走出明星餐厅。东方人上了一辆停在餐馆前面的韦斯帕低座小型摩托车，看上去就像个半大的孩子骑了辆玩具自行车。他发动起摩托车，朝乔治王路驰去，向左转弯后就看不到了。明星餐厅旁边是个三层的建筑物，一层是一家儿童服装店，二层和三层是律师们的办公室，现在正处于午休的时间；店面的右边，有一道阴暗、倾斜的入口，走过去就是楼梯。
　　丹尼尔挟着施姆茨的胳膊肘，把他推进过道，说：“发生什么事了，纳哈姆？”
　　施姆茨一脸无辜的表情。
　　“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态度。有关希伯伦的那番话，那番旁敲侧击。”
　　“别担心，”施姆茨说，“我会干好我那份工作的。”
　　“答非所问。”丹尼尔生气地大声说，“要是有什么事让你不舒服，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施姆茨平静地笑了。
　　“能有什么事让我不舒服吗？我不过是个爱直言不讳的人罢了。”
　　“莫名其妙地对阿拉伯文化大发宏论也是直言不讳？”
　　一阵愤怒的颤抖浮现在老人的脸上。他紧闭着嘴，嘴唇周围已经没有了血色。
　　“听着，丹尼，你想用他，那是你的权力。你认为他热情，能干，也许他的确如此。可要让我给他换尿布那可休想。”施姆茨的眼镜因为鼻子上出汗而滑落下来，他把它推上去，“这就是他们最让我恶心的地方。他们谈问题不着边际，说着好听话，先生这个，先生那个，欢迎到我的帐篷里来。等你一转身他就在你背上插把刀。我直言不讳，我们其他人也都直言不讳，他要么好好忍受这些，要么回家卖念珠去。”
　　“我没有兴趣保护他，”丹尼尔说，“他要么干好他的活儿，要么走开。我只是想了解你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干事。”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把事情搞糟？”
　　“没见过。我拉你一起干就是因为我过去一直觉得你是最好的。”
　　有一会功夫施姆茨的脸似乎柔和了一些。在完全平静下来之前，他的眼睛变得不同寻常的热切。
　　“我不会让你改变对我的评价的。”
　　“这正是我想听的话。”
　　“你已经听到了，”施姆茨说，“现在要是你满意了，我就要去工作了。”他把手放在口袋里，垂着头靠墙站着。一个橡皮球弹进通道里来，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他拾起球，盯了施姆茨一会，又跑回街上去了。
　　“走吧，”丹尼尔说，“安息日好。”
　　施姆茨抻抻他的防风牌夹克，调整好枪袋的位置，走出了通道。丹尼尔跟在他后面，看着他消瘦的人影渐行渐远。很快他就消失在拥向本·胡达的人群中了。
　　他回到宴会厅时，服务员埃米尔正在清理桌子，达奥得坐在那儿盯着女孩的照片，一只手里拿着一小杯士耳其咖啡。丹尼尔拉出他旁边的椅子，坐下来，等到服务员出去后才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找出杀她的怪物，防止他干第二次。我没时间管内部政治问题和争吵。”
　　“我明白，探长。”
　　“今天你听到了些难听话，以后你也许会听到更多。你是个专业人员，我想这不会影响你的睡眠吧。”
　　达奥得虚弱地笑了一下：“我睡得很沉。”
　　“很好。如果有谁敢妨碍你办公事，就来告诉我。其他事我可不想听。”
　　“是，先生。”
　　他们离开了餐馆。达奥得朝一辆小型又旧又破的灰色雪铁龙走去，那辆车简直像用绳子把零件绑在一起的。一块写着“被占领土”的蓝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破烂的前挡泥板上，还写着“Bet”表示贝瑟勒汉。尽管仪表板上方有警察标志，它还是像一辆爆炸案中常用的引爆车。丹尼尔一点也不惊讶地看见那个秘密警察威瑟尔，正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里观察着这辆车。当他看见丹尼尔后，才放心地结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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