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历史是个浪漫的故事。丹尼尔是在1967年与第六十六军一起训练时了解到的。那时关于开战的谣言使得伞兵部队的每个军官都开始研究起地图和历史书来。
　　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最初建成时是一所私人住宅——它位于约旦峡谷和地中海之间分水岭的最高点上，是一所又大又笨的牧师宅第。
　　这处房产是一位富有的德国传教士设计的，他把它作为一件结婚礼物送给了他的新娘，并以她的名字命名，后来又由当地石匠用本地产的石灰石和大理石装饰了一番。但房子的设计图是慕尼黑的一位亲英派建筑师画成的，这使它看上去就像把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运到巴勒斯坦来展览一样，很不自然——体积过大。显得盛气凌人，周围环绕着正规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黄杨木篱笆，盛开着鲜花，绿茵般的草地却由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干热气候而过早地枯萎了。那位传教士口味很高，他专门用船运来肉罐头、经过特殊加工的美味佳看和瓶装的法国葡萄酒，把它门存放在大厦下面洞穴一般的地下室里。
　　所有这些建筑上的精心安排都是为了那名娇弱的金发碧眼的新娘。她才二十一岁，却在到达耶路撤冷后两个月时染上了霍乱，三周后便死去了。悲痛的丈夫把她安葬在靠近容西马尼园的地方之后，发觉自己因为信仰危机而思想动摇，不久便回到了欧洲，再也没回来，把他的梦之屋留给了在此统治的士耳其人。士耳其人一直都热衷于败坏耶路撤冷和它的城市结构，在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里，终于把它从一处令人肃然起敬的宗教圣地变成了一个肮脏且饱受疾病危害的乡村，变成了乞丐、麻疯病人和狂热的犹太异教徒的家。从它的落成之日起，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就公然冒犯了他们的世界观——一个基督教徒竟然建了这样一栋粗俗的房子，一栋为一个女人而建的房子。它蔑视了艾尔·阿克萨的清真寺，是对安拉的严重侮辱。
　　从德国传教士那儿征来的巨额税收使这些基督教保留地得以幸免于难。但一旦他离开了，他们就下令闲置了花园，烧毁了草坪，大厦也变成了军甩仓库。很快，机油的恶臭开始从走廊的每个角落里散发出来。
　　事情一直这样持续到1917年英国入侵巴勒斯坦为止。斯格柏斯山上的这座大厦成了战略重地，它那蒙满了尘灰的窗户目睹了许多血腥的战役。12月l1日，当硝烟散尽，艾伦比将军率军进入了耶路撤冷城；土耳其帝国成了历史。
　　英国人以一场格外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自己的到来——在这城里住了几百年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次娱乐——和他们之前的每位征服者一样，新的统治者丝毫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就开始按他们的品味重修圣城，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成了他们下手的地方。
　　成群的工人奉命用长柄大镰刀割去了及踝的乱草；擦亮了石灰石装饰，使它焕发出原有的光泽；掏空了水槽，还抽干了污水池。几周之内，就建成了英军总督的司令部，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叹，很快从阳台上就传出了文雅的阑谈声和茶杯的叮当声。
　　10947年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白热化。英国人不再注重建造他们的帝国大厦，而是迅速地打起了木桩。争斗爆发了，接着是停火和联合园的调停，其结果是将领土分割开：国土分为六部分，南部和北部的沿岸地区以及腹地划归了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耶路撤冷和大多数主要城市。犹太人得到的只有一段中间的海岸线，加利利内陆的一块楔形地区，还有寸草不生的内盖夫沙漠。1948年，又是一场战中，成千上万个人死去了，然后又是停火，这次犹太人的那一份土地(现在叫以色列)有所扩大，它包括了巴勒斯坦西部，但还是比阿拉伯人的那份小(现在叫约旦)，因为约旦包含了约旦河两岸并向东延伸了开去。
　　错误的预言使耶路撤冷被古怪地分割开。在1948年l1月30日的一次暂时停火中，圣城被匆匆地瓜分了。瓜分过程是在穆斯拉拉贫民区的一所废弃建筑物中随随便便完成的，参加的双方是一名犹太指挥官莫什.达仰中校，以及一名阿拉伯指挥官阿卜杜拉.塔尔中校。达仰和塔尔都不以为这次停火会是永久性的，因此都以为他们所做的决定也只具有暂时的效力。
　　他们开始工作了，达仰用红蜡笔、塔尔用绿蜡笔在比例尺为一比两万的耶路撤冷地图上划了两条粗糙武断的平行线，这两条蜡笔道的宽度约为实际土地五十米。随着蜡的融化，线也在加宽，它切开了房屋和院子，商店和办公室。这两条线并未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因为它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草图。
　　但当草图绘制出来以后，暂时停火变成了永久性的，草图变成了国家间的边界，蜡线之间的地区成为十九年以来一直无人插手的地区。
　　由于它的战略价值，斯格柏斯山在更早以前就被分割了，变成了由联合国管辖的非军事化区。以色列保留了哈达萨医院和希伯来大学的废墟；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所在的东面的山坡分配绘了约旦。山两侧的所有建筑物都闲置不用，只允许进行一些巡逻活动。草仍然有人来割，阿拉伯农户非法地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周围的土地上耕作，种植着蔬菜。
　　l967年阿以冲突使犹太人第一次独自占有了耶路撤冷，斯格柏斯山也合而为一。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发生了第五次变化。它变成了一所由联合国和一群以瑞士为基地的新教传教士共同经营的医院。
　　这是一次匆忙的转变，总的说来，缺少情趣：建筑群被高高的链索围了起来，宽敞的套间变成了用小木板隔开的病房，大厦内的大图书室原来已分成了许多小方格，现在被漆成了医院特有的绿色，并且分给了许多人，—成了拥挤的办公室。很快，高大的石墙内就回响起了人类诊所特有的呻吟声和压抑的抽泣声。
　　当他跟着布尔德温走在一段大理石台阶上，经过一条涂白的长走道时，丹尼尔所见到的正是这早巳大打折扣的宏伟形象。大楼好像空荡荡的，除了一台打字机发出时断时续的打字声之外，四周只有一片寂静。
　　负责人的办公室就在大厅走道上，是一间浅色的小房间，房顶很高，门背后用图钉钉着一张流动诊所日程表。
　　屋内的家具既便宜又实用：中间是一张仿丹麦式的时髦书桌，两把可以配成对的直背椅，左墙边上还放着一只棉质条纹布面的沙发。纱发上方的镜框里装着一张“最后的晚餐”印刷品，还挂有两张文凭：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所农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证书，贝鲁特的美国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证书。沙发对面的墙上是一排托架，其中一个空架子上放着一台小电扇，吹过阵阵微风。电扇旁边是一顶饰有一条皮帽圈的中仔帽。桌子背后的一对高大拱窗呈现出沙漠的全景。窗于之间立着一只玻璃陈列柜，里面装着不少考古发现的遗物：钱币、小泥壶和小片的羊皮纸。布尔德温看到丹尼尔在看它们，笑了。
　　“都是合理合法地得来的，沙拉维警官。是联合国的官方财产。”
　　丹尼尔也笑了。美国人定到桌子后面，斜倚在椅子上。丹尼尔坐在他对面，把记事本放在大腿上，眼睛寻找着一些与家庭有关的物件——全家福，或者人们常会带到工作地点的小工艺品。可除了那顶帽子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布尔德温先生？”
　　“只算全职的，还是连兼职的也一起算上？”
　　“所有人。”
　　“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说有很多人，而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数目。”
　　“有书面的名单吗？”
　　布尔德温摇摇头：“没那么简单，警官。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对难民和穷人提供外派的流动医疗服务，还有就在这里每周进行的室内医疗服务——治疗皮肤病、眼病、神经病、妇女病，妇儿保健。许多当地的医生和护士志愿提供服务；有的按兼职算，得到一些报酬；其他人则是全职的雇员。按你们的说法，这叫动态环境。”
　　“我感兴趣的，”丹尼尔说，“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
　　“这样，”布尔德温慢吞吞地说，“就大大地缩小了人员范围。”美国人举起他的手，边扳着手指头，边说：“有我们的护士，佩吉·卡西蒂和凯瑟琳·豪塞——”
　　“她们是哪国人？”
　　“佩吉是美国人——加利福尼亚人，如果这对你有帮助的话。凯瑟琳是瑞士人。”
　　“她们两个昨晚都睡在这儿吗？”
　　“噢，”布尔德温手心向外摊开两手说，“你说的是笼统的睡在这儿。至于昨晚怎么样，我不清楚。”
　　这个人对待简单问题颇有一套办法，就好像处处有陷阱一般。丹尼尔想，这种警惕性是罪犯或者政客才有的。
　　“请你说下去吧，”他边写边说，“还有谁住这儿？”
　　“卡特医生，阿比亚迪医生，可能还有达罗沙医生。n
　　“可能？”
　　“达罗沙医生住在拉马拉。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个很好的内科医生。他每次看望过他的父母后才到这儿来，有时会一直工作到夜里。我们给了他一间房子，免得他疲惫不堪的时候还得开车回家。我没法知道他昨晚有没有使用那个房间。”
　　“请你告诉我医生们的名字。”
　　“理查德·卡特，哈桑·阿比亚迪，瓦立德·达罗沙。”
　　“谢谢。还有其他人吗？”
　　“玛依拉·克霍利，我们的秘书；齐亚——你已经见过了；还有我自己。”
　　丹尼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记录：“卡特医生是美国人吗？”
　　“是加拿大人。阿比亚迪大夫是耶路撤冷本地人。”
　　丹尼尔知道一个阿比亚迪家族。他们是蔬菜水果零售商，在老城里有一个摊点，就在链街上。他很想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
　　“玛依拉是黎巴嫩人，”布尔德温说，“齐亚是巴勒斯坦人，我则是从伟大的孤星之州德克萨斯来的。就这么多了。”
　　“病人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今天没有门诊，是为了纪念穆斯林的安息日。”
　　“我是指住院的病人。”
　　布尔德温皱皱眉：“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的主要职责是接待门诊病人和外派医疗人员进行医疗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与那些通常不可能进行卫生保健的人接触。我们诊断出病情，指导他们到适当的地方接受治疗。”
　　“只是个推举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我们的确也在我们的诊所中实施最主要的治疗措施。”
　　“因此病人是不准进这儿来的？”
　　“我不能说从来不，但确实极少。”
　　这么大的一栋楼，丹尼尔想，只住了几个人，病房和病床都空着，穷困的阿拉伯人只能见到几名告诉他们去哪里找别的医生的医生。这似乎很蠢，这种象征性地实行某种职能的行为是典型的联合国风格。
　　“海亚伯先生，”他说，“他的职责是什么？”
　　“看门，保管工作和一般性的维修。”
　　“这座房子要让一个人来维护未免太大了。”
　　“有一些清洁工来做日常的打扫工作，是几名从东耶路撤冷来的妇女。齐亚帮她们做些零碎的杂务。”
　　“海亚伯先生和达罗抄医生都是从拉马拉来的。在海亚伯先生开始在这里工作之前他们彼此认识吗？”
　　“达罗沙医生推荐了齐亚来做这份工作。除此以外，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了。”
　　“海亚伯先生告诉我他与医院的第一次接触是以一名病人的身份。达罗沙医生是他的主治医生吗？”
　　“这个问题你得去和达罗沙医生谈。”
　　“很好，”丹尼尔说着，站起身来，“我正想这样做。”
　　布尔德温打了几个电话，但是没人接。于是他带着丹尼尔穿过大厅，走到发出打字机声响的地方。玛依拉·克霍利大约二十五岁，是个长相很可爱的女子，有丰满的嘴唇，染成了棕红色的卷发，土黄色的大眼睛。她穿着合身的西式服装，指甲长长的，涂了指甲油，是那种解放了的贝鲁特妇女。丹尼尔很想知道她怎么会来以色列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那是她和布尔德温之间迅速交换的一个眼神，暗示出两人并不仅仅是老板和秘书的关系。美国人用很差劲的阿拉伯语对她说了几句，而她则用有教养的黎巴嫩口音作答。
　　“达罗沙医生昨晚是在这儿睡的吗，玛依拉？”
　　“我不知道，先生。”
　　“他现在在医院里吗？”
　　“是的，先生。在第四检查室里。刚才来了一名急诊病人。”
　　“跟我来吧，沙拉维警官。”
　　检查室在楼梯的另一头，大楼的西翼里，是五间门上标着数字的房间，以前用作仆人的住处。布尔德温轻轻敲了敲第四间的门，然后打开它。里面的房间漆成了孔雀蓝色，拱形天花板下是一扇分成许多小格的窗户。一面墙上接着一个橄榄木刻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只白色金属急救箱。占据地板最多空间的是一张白色检查台，旁边立着一个白色的柜子。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白色的灯，放射出冷冷的光。
　　检查台上躺着一个男人——从他那灰扑扑的外衣看是名农场工人，一动不动。一只胳膊放在身侧，另一只胳膊被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握在手中，后者抬头看着两个不速之客。
　　“早上好，达罗沙医生。”布尔德温说。
　　达罗沙示意他们稍等，又把注意力转回那只胳膊上，丹尼尔发现病人的胳膊又红又光滑，像煮熟的香肠。医生是个矮个子，肤色较深，五十来岁，头发浓密粗糙，戴着黑边眼镜。他的白大褂上过浆，一尘不染，扣子系得很整齐，里面穿着白衬衣，系着深色领带。听诊器像围巾一样挂在脖子上。他的脚又小又瘦，穿着一双黑色平底皮便鞋。他不断地倒换着重心，好像哪只脚都很少着地似的。
　　“多少只马蜂叮了你？”他用一种低沉、权威性的口气问。
　　“上百只。也可能有上千只。”
　　达罗沙脸上现出怒容，轻轻地放下那只胳膊，把听诊器的两头插在耳朵里，把圆盘的那一端放在病人仍然穿着衣服的胸口上，听了一会，又把听诊器取了下来。他再次抬着那只胳膊说：“这太恶劣了，太恶劣了。”他严峻地盯着他的病人，而那个男人只是虚弱地笑了一下。
　　“好吧，我会给你打一针，抵抗住感染，再给你开点药。每天吃两次，吃十天，然后再来让我检查一下，如果没有好转，我就得割开它，把脓血抽出来，那会非常疼。你明白吗？”
　　“明白，医生。”
　　“把那些药全吃完，你明白吗？”
　　“明白，医生。”
　　“你多长时间吃一次？”
　　“每天吃两次，医生。”
　　“吃多久？”
　　“十天。”
　　“翻过身去，冲着门。”
　　达罗沙从柜子里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按照应有的程序装入药剂，检查一下，吹出气泡，解开病人的裤子腰带。他那腰带松松垮垮，几乎用不着解。他对准了针头，把它插进病人的臀部中去，男人由于刺痛而眨了一下眼，微笑地看着丹尼尔和布尔德温。
　　“走吧，第二检查室中的护士会给你药的。”
　　“谢谢你，医生。”
　　病人走后，达罗沙走出房间站在过道里，点燃了一根罗斯曼烟。丹尼尔的存在似乎并没有烦他，当布尔德温介绍他是个警察时，他也只是点点头，好像他早料到了这次会面。
　　“我还有几件事要查看一下，”布尔德温退开一步说，“几分钟以后就回来，好吗？”
　　美国人眼中有种鬼鬼祟祟的紧张，丹尼尔很想知道他要干什么。警告其他人过一会有人要提审他们吗？偷偷地喝点酒？还是去和玛依拉调情？
　　“好吧。”他说，看着布尔德温大步地走过过道，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达罗沙，他吸烟的急切样让人以为这是他的最后一根烟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医生问。丹尼尔以为得用阿拉伯语交谈，但是他的希伯来语完美之极。
　　“在医院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罪行，医生，我在查问医院的工作人员，看看是否发生过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达罗沙仍然不动声色：“哪一类的不正常情况？”
　　“看到的，听到的，任何非同寻常的事。”
　　“我看到、听到警车了，其它就没有了。”
　　“你整夜都在这儿吗？”
　　“是的。”
　　“你几点上床睡觉的？”
　　“将近十二点。”
　　“你什么时候醒来的？”
　　“七点。”
　　“你多久在这儿住一次，医生？”
　　“那得看我的日程安排。如果我完成任务时已经很晚了，而且我太累，没法开车的话，我就在这儿过夜。”
　　“你说的‘任务’是指病人吗？”
　　“或者其他事情。比方说，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哈达萨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儿童急症问题——过敏症，窒息症。我下午要看的病人延迟到了晚上，直到十一点才看完。”
　　“其他医生也参加学术讨论会了吗？像卡特医生和阿比亚迪医生？”
　　“卡特医生参加了，阿比亚迪医生没去。”
　　“他留在这儿？”
　　“我不知道。“达罗沙把香烟放到唇边，吸进一大口，烟灰又加长了一毫米左右。
　　“你住在拉马拉。”
　　“没错。”
　　“齐亚·海亚伯也从那儿来？”
　　他点点头，烟灰掉了下来。
　　“你对他了解得多吗？”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的祖父为我祖父工作，他父亲又为我父亲工作。”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们家拥有许多果园。他们在园子里干活。”
　　“那种关系还存在吗？”
　　达罗沙摇摇头：“我是我父亲的独子。他去世以后我决定学医，果园租给了另一家人，他们不再需要齐亚了。那时我已经走了，正在美国学医，否则我会干涉的。结果他在加油站找了一份兼职工作。”
　　“直到另一次家族交易又把他赶了出来。”
　　“是的。”
　　“他和他的家人真是很艰难。”
　　“对他的确如此。他没有家人。三十年前他的父母和妹妹就都已死于结核病。他的三个兄弟都应征人伍，参加了阿拉伯兵团，1967年时都死了。”
　　“他也打仗了？”
　　“是的。他被俘虏了。”
　　“他有妻子和儿女吗？”
　　“没有。”
　　丹尼尔发觉他对看门人的兴趣更大了。因为达罗沙描绘出的是一个长期失败的人，一直受到命运的诅咒。为什么海亚伯难以在一个岗位上做下去呢？还有，他的单身汉身份在阿拉伯人中鲜为人知，而他却不去讨老婆呢？这里面包含着社会问题，要么那种受压迫、被孤立的生活会使人变得自怨自艾，要么那种愤恨有时就会转化成暴力行为。
　　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看门人的内心活动，但他感到直接提问会让达罗沙产生抵触情绪。所以他采用了间接的办法，说：“海亚伯告诉我他有头痛病，是你为他进行治疗的吗？”
　　“不妨这么说。”
　　“请你解释一下。”
　　达罗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头痛病是他灵魂的痛苦在他脑袋里作祟罢了。我只是让他恢复信心，给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浆而已。我采取的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帮他找到了一个差事。”
　　“那么这是种心理原因造成的身体失调了。”
　　达罗沙身子僵硬了一下：“这些是隐秘的事。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医生，”丹尼尔说，“如果海亚伯的心理构造上有什么使他倾向于干出反社会行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对我说明了。”
　　“他的确是个闷闷不乐的人，”达罗沙说，“经常受到压抑。但他决不会做出犯罪的事来。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兴趣的事。”
　　“他经常感到受压抑吗？”
　　“不经常这样。大约每个月一至两次。”
　　“每次要持续多长时间？”
　　“两到三天。”
　　达罗沙不耐烦地举起双手。
　　“我不该谈论这个，但是如果这能使事情简单一些，我会告诉你。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产生不清晰痛感的阶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头疼，变得根虚弱，然后就上床睡觉。他没有进攻性，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现在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必须得走了。”
　　达罗沙的脸部紧绷着，毫无表情。丹尼尔知道他再问什么都没用了，就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为占用了他的时间而表示了感谢，结束了这次面谈。
　　当他一个人呆在大厅里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关于齐亚·海亚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时，布尔德温回来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厅里，”美国人说，“他们说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事。”
　　“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丹尼尔问。
　　“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附近发生了一起罪案。他们没人知道什么能对你有所帮助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必要和他们谈谈。”
　　“随你的便。”
　　餐厅是雅致的蓝色长方形房间，放有六张圆桌，其中五张是空的。天花板为白色，边上镶有棕色的花板条。法国式的门通向外面的天并，可以让几十只鸽子下来啄食。隔着玻璃也能听见它们的“咕咕”声。每张桌子旁都放着一圈折叠椅，桌面上铺着蓝绿色的桌布。便携式收音机中传出阿拉伯音乐来。餐厅中央的一张长桌子上摆有盛在碟子里的糕点和水果，杯子里也倒好了桔子汁。轮车上的俄式黄铜茶壶“咝咝”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齐亚·海亚伯就站在旁边，面色严肃，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条白围裙，正把一只茶杯端在茶壶嘴下面。
　　布尔德温把丹尼尔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另外两名医生和那名瑞士护士凯瑟琳·豪塞正坐在那里一起吃早饭。布尔德温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他的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海亚伯就迅速过来服侍他，在他的盘子里装上了椰枣和苹果，把冒着热气的咖啡倒进他杯子里，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顺从地鞠一躬。
　　没有人说请丹尼尔坐下的话，于是他就一直站着。三双眼睛都盯着他。他必须和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而打断了他们的非正式聚会使他觉得自己像个人侵者。他首先选择了凯瑟琳·豪塞，把她远远地带到餐厅另一头的桌子旁，替她端着她的咖啡，然后放在她面前。
　　她谢了谢他，笑了一下。这是个丰满的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穿着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颜色的罩衫，灰头发，蓝眼睛，羊皮纸一样的皮肤，就像他在锡安圣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见到的老修女一样。当他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脸颊上升起两小片红晕。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她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桩刑事案件，他微笑着说，并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尔会把他当成每年夏天步行穿过耶路撒冷的北欧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灰色的小眼睛，一脸姜黄色胡须。三十出头，戴着老式的圆形金边眼镜。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不修边幅。他的白大褂皱巴巴的，里面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衣和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他说话很慢，深思熟虑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对罪案表现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尔只笼统地回答了一句，接着问：“你和达罗沙医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了吧？”
　　“没错。”
　　“后来你又为病人看病了吗？”
　　“没有，”卡特说，“沃利一个人回医院，不轮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东耶路撤冷吃了晚饭。在达拉斯餐馆。”他笑着又补充说，“里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说完又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卡特医生？”
　　卡特摇摇头，手指抚过他的胡须，微笑着。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类的对话。”
　　“我也这么觉得。”丹尼尔边说边写。“你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来的？”
　　“肯定快到十点半了。”
　　“你回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间去，读些医学杂志；直到它们让我困得睡着为止。”
　　“那是几点钟？”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那些杂志都是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十一点就睡着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没有确定。’你听到或见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一点没有，对不起了。”
　　丹尼尔与他道了别，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个嬉皮士，丹尼尔想。那种不时用一点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对生活感觉迟钝一些的人，是个梦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亚迪医生就显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说是苗条——皮肤和丹尼尔一样黑，黑色的短发，上了很好的发油，胡须像一条铅笔道似的，修剪得几乎达到了建筑学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医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装只能更让人们觉得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亚迪有亲戚关系吗？”丹尼尔问他。
　　“他是我父亲。”阿比亚迪有点疑虑地说。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穿警服的警察时，小偷闯进了你父亲的仓库，偷走了一批新运来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负责这件案子。”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赃物归还了失主，他为自己骄傲了好几天。
　　他试图以此引发亲善感，但失败了。
　　“我对瓜果一窍不通，”年轻医生冷冷地说，“十年前我住在美国。”
　　“美国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车城？”
　　阿比亚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学医吗？”
　　“是的。”
　　“在哪儿？”
　　“韦恩州立大学。”
　　“你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的？”
　　“两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吗？”
　　“是的。”
　　“你的专长是什么？”
　　“家庭医学。”
　　“你参加哈达萨的学术讨论会了吗？”
　　阿比亚迪的脸绷紧了，气得几乎发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为什么要玩游戏？”
　　丹尼尔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阿比亚迪说，“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你们就来骚扰我们。”
　　“你以前被警方骚扰过吗？阿比亚迪医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轻的阿拉伯人厉声说。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来。“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说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
　　“不，没有。这恐怕是我对你所有问题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呢？”
　　“没有。”
　　“没有喊叫声吗？”
　　“没有。”
　　“你有车吗？”丹尼尔问，他是在推延会面时间以对付阿比亚迪的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年轻医生的回答与他的人很不相称。他的愤怒是由于政治原因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受负罪感的折磨？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研究哈桑·阿比亚迪。
　　“有。”
　　“什么车？”
　　“一辆梅塞迪斯。”
　　“什么颜色？”
　　“绿色。”
　　“柴油机还是汽油机？”
　　“柴油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回答。
　　“你把它停在哪儿了？”
　　“后面。和其他人的车在一起。”
　　“昨晚你开它了吗？”
　　“昨晚我没出门。”
　　“你整晚都在这儿。”
　　“是的。”
　　“干些什么？”
　　“学习，做我自己的事。”
　　“学什么？”阿比亚迪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眼：“与其他不太注重教育的行业相比，医学领域是十分复杂多变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走进餐厅。她看见了阿比亚迪，就向他走来，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早上好，哈桑！”她愉快地说，阿拉伯口音很重。阿比亚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问丹尼尔。
　　女人有点迷惑。她很朴素，好看的脸，塌鼻子上有雀斑，没有化妆。穿一件白色无袖的弹力上衣，蓝色牛仔裤，低跟凉鞋。她的头发不多，但很直，发点绿色，长度及肩，被她用发夹在耳后夹住了。她的眼睛又大又圆，颜色与她的头发很相称。眼珠询问似的落到丹尼尔脸上，接着看到了他的警徽，眼中更加蒙上了困惑的神情。
　　“是警察，”阿比亚迪说，“发生了某件罪案，而我就像个普通罪犯一样在这儿接受审讯。
　　女人受到了他的敌意的感染，学他的样也把胳膊交叉叠放在胸前，瞪着丹尼尔，好像在说：你已经让他难受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卡西蒂小姐？”
　　“是我。”
　　“我是沙拉维探长。请坐吧。医生，你可以走了。”
　　这么快就被打发走，似乎使阿比亚迪十分恼火，其程度不亚于刚才他被留下的时候。他猛地从椅子上弹出去，快步走出房间。
　　“你们这种人，”佩吉·卡西蒂说，“总以为自己能够摆布别人。”
　　“你说的‘这种人’是指……”
　　年轻女人令人费解地笑了。
　　“请坐。”丹尼尔又说了一遍。
　　她盯着他，馒慢地坐进椅子里。
　　“你想喝点咖啡吗？卡西蒂小姐。”
　　“不了。我们还是接着说你想知道的事件吧。”
　　“我想要知道的，”丹尼尔说，“是你昨晚是否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还有今天一大清早的时候。”
　　“没有。我应该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吗？”
　　“就在路那边发生了一起罪案，我在寻找目击者。”
　　“或者替罪羊。”
　　“哦？”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看法，对这些想要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的人的看法。”
　　“这不是政治问题。”丹尼尔说。
　　佩吉，卡西蒂大笑起来：“一切都是政治问题。”
　　丹尼尔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会。
　　“你从美国的什么地方来，卡西蒂小姐？”
　　“加利福尼亚州的亨廷顿。”
　　“你在以色列住了多久？”
　　“一年。”
　　“在底特律住了多久？”
　　这个问题吓住了她，不过只是一小会功夫。她看丹尼尔的眼神仿佛在嘲弄一个演砸了的魔术师。“三年。是的，我是在那儿遇到哈桑的。”
　　“在韦恩州立大学。”
　　“在哈珀医院，是附属于韦恩州立大学的，如果你非要知道不可的话。”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四年前。”
　　“你们……你们从那时起就发生关系了吗？”
　　“我看不出这关你什么事？”
　　“如果我太放肆了，我道歉。”丹尼尔说。
　　她审视着他，看他是不是在讽刺她。
　　“哈桑是个很好的人，”她说，“你不该那样对待他。”
　　丹尼尔叹了口气，一只手撑着下巴，看着她。
　　“卡西蒂小姐，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在这家医院附近发生了一起罪案，一起严重的罪案。我对你和阿比亚迪医生的兴趣仅限于你们两人能否告诉一些与罪案有关的事。”
　　“很好，”她站起来，说，“那么你根本不必对我们俩有什么兴趣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他九点时离开了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几辆警车正停在东边的山坡上、网状搜索已经开始了。他开车驶下山崖，问一名巡警，在斯克莱辛格的后备箱中发现什么了没有。
　　“只有一只备用轮胎，探长。”
　　“山坡上有什么吗？”
　　“一个没有指纹的可乐瓶。没别的人。”
　　丹尼尔把车掉头，开下施缪尔·本·阿达雅山，驶到了者城的东北角，接着在德莱克·耶里科向左转弯，沿着城墙一直开到当门外的停车场里。他将“美洲豹”驶进一处空车位，关掉引擎，下了车，打开后备箱，取出里面放着的两只丝绒袋子，塞在左胳膊下面。大—些的袋子有一英尺见方，在金丝制成的大卫王之星周围用金银丝绒绣有一圈杏花。小一些的袋子只有它一半大，上面装饰有繁杂的旋曲图案和水滴图案，还缀了许多小金属片。
　　他锁好后备箱，开始朝当门里的岗哨定去。在池背后，是曾经做过古耶路撒冷垃圾堆的南谷，一片宁静祥和。池走过岗哨，穿过优雅的扇贝形拱门，汇人了去往西墙的人流之中。
　　天空呈现出春天般的蔚蓝，明净无云，似乎只有耶路撤冷的天空才能够如此完美无理，凝视天空会使人失去方向感。清爽无云的天空让人忘记了笼罩着这个城市的热气。他在到达西墙之前，已被汗水湿透了。
　　面向城墙的祈祷队伍并不根拥挤，该由妇女占去的那一片地方只有几个穿黑袍的老年妇女优在地上，她们多半是在为不孕的女人祈祷，在小纸片上潦草地写些对万能的真主说的话，再把它们塞进石头缝中去。祈祷已经接近尾声了。丹尼尔加入了惟一一个还没解散的祈祷班，这群人中既有路巴维彻的哈西德派，也有被路巴维彻人围住的美国犹太游客。游客们背着贵重的照相机，穿着色彩鲜艳的短袖开领衬衫，百慕大短裤，头上戴着阿拉伯式的头饰，显得不伦不类。他们的衬衣上别着旅游团的标志牌，上面写着例如“你好！我叫巴里·西格尔”之类的话，当哈西德人把经匣的带子缠在他们胳膊上时，他们大多显出很烦恼的神情。
　　丹尼尔自己的经匣就放在较小的丝绒袋里，他的祈祷衣装在较大的袋子里。早晨他一般会背诵祈祷衣上的祝福祷告词，把他自己裹在羊毛祈祷围巾里，取出他的经匣，打开它们。随着第二遍祝福祷告，他会把臂上的黑色经匣放在他的肱二头肌上，经匣的带子能在他的前臂上缠七圈，遮住了布满他左手的伤疤。再念完一次祷告词，他就会把头上的经匣放在他的额头上，刚好在发际线之上。这些方盒子放置的方法象征着灵魂和身体对神的虔诚。这样奉献过自己以后，他才能开始做礼拜。
　　但是今天早晨不一样。他把袋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拉动大袋子的口袋绳，从中取出的不是一件祈祷农而是一本镶着银边的祈祷书。他拿起祈祷书，翻到起床时的感恩祈祷词那页，今天早晨因为劳孚尔的电话，他没来得及在床边背诵这一段。他面向城墙，背诵道：
　　“我向您致谢，永远的君主。
　　您仁慈地将灵魂留在我身上。”
　　对站在他附近的哈西德派和游客们来说，这个黝黑的小个子男人的祈祷好像充满了热情，他那有节奏的吟诵，永恒而真挚。但人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因为他祈祷时，心思并不在这上面，某些记忆不时地涌进他的脑海。他想起了那些罪犯，那些残缺不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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