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把他的诗拿给玛曼看的那天，她徒劳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回家。
　　玛曼接到盖世太保的官方通知，她的丈夫被捕了。战争快结束时，又来了一份官方通知，大意是她的丈夫已死在一个集中营。
　　她的婚姻也许是一个不幸，但她的孀居却庄重而崇高。她有一张丈夫的大照片，是他们定婚时候照的，她把它装上金框架，挂在墙上。
　　后来战争结束了，布拉格的市民兴高采烈，德国人撤离波希米亚，玛曼开始过着一种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被简朴的美所照亮；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钱已经用光，她不得不解雇了女佣人。阿里克死后，她不愿再买一条狗，而且她必须找一个工作。
　　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决定把市中心的住房让给刚结婚的儿子；同她丈夫和小儿子搬到父母别墅的底楼。外婆和孀居的玛曼则搬到二楼。
　　自从玛曼听到姐夫宣称福尔特尔是发明伏特的物理学家后[1]她对他就只有轻视。姐夫一家总是吵吵嚷嚷，成天迷于粗俗的娱乐。底楼的欢快生活与二楼的忧郁王国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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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福尔特尔（1694－1778），法国讽刺家、哲学家、剧作家及历史家。
　　但是，玛曼走路的姿态比过去兴旺时期显得更加高傲了，仿佛她头上顶着（象巴尔干半岛的女人顶着葡萄篮）她丈夫无形的骨灰盒。
　　浴室架上放满了小香水瓶，油膏管和雪花膏，但玛曼几乎没有再用过它们。不过她还是常常停下来望着它们，叹一口气，这些东西使她想起死去的父亲，他的药店（现在这财产已落到可憎的姐夫手中），以及从前那快乐无忧的岁月。
　　她往日同父母和丈夫的生活好象笼罩在悲哀的半明之中，这种昏暗的感觉压抑着她。她意识到只有现在，当他们永远消失了，她才懂得了那些年头的美好，她责备自己对婚姻的不忠。毫无疑问，她丈夫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他的内心一定紧张不安，但为了保持她的安宁，他从来未向她吐露一句他的地下活动，她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捕，他属于哪一个抵抗组织，他的实际使命是什么。对这一切她一无所知，她把自己的无知看作是对她女性的狭隘心理，对她把丈夫的行为仅仅想象成冷酷的令人屈辱的惩罚，一想到她的不忠正是他最后危险的时期，她就对自己无比轻视。
　　她在镜子里照着自己，惊讶地发现她的脸庞仍然年轻——事实上是没有必要地显得年轻，仿佛时光犯了个大错误，疏忽了这张脸似的。近来她听说，有人看见她和雅罗米尔在街上走，还以为他俩是兄妹哩。她听了觉得很好笑。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受到了恭维，从那时起，她就更加乐意带雅罗米尔去剧院和听音乐会了。
　　不管怎样，除了雅罗米尔她还有什么呢？
　　外婆的记忆力和身体愈来愈差。她整天坐在家里给雅罗米尔缝补袜子，为女儿熨烫衣服。沉浸在遗憾、回忆和忧虑之中，散发出一种可爱、忧郁的氛围。雅罗米尔就这样生活在女人的房子里。两个寡妇的房子里。
　　雅罗米尔孩提时代的妙语已不再用来点缀他房间的墙壁（玛曼遗憾地把它们存放在抽屉里）；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纸板上的约摸二十张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复制品。一个悬晃着电话线的话筒也挂在墙上（这是一个电话修理工的馈赠，在这个被切断的话筒中，雅罗米尔看出了由于脱离上下画面而获得神奇力量的那种物体，它完全可以称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物体）。然而，他经常凝目的还是挂在同一墙上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他对自己面孔研究得比任何东西都要仔细，没有什么比他的脸更折磨自己，同时他对自己的脸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信心（即使这种信心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获得的）：
　　这张脸长得象他的母亲，但由于他是个男人，它的俊秀就更引人注目：他有一个小巧好看的鼻子，一个微微向后削的小下巴。正是这个下巴使他痛苦不堪。他曾在叔本华一篇著名的论文里读到，一个向后缩的下巴特别令人反感，因为正是下巴的形状把人和猿区别开。但后来雅罗米尔碰巧看到一张里尔克的照片，发现这位诗人也有一个向后缩的下巴，这使他得到了安慰和鼓舞。他常常在很多时间照镜子，在一面靠猿一面靠里尔克的辽阔疆域里绝望地徘徊不定。
　　实际上，雅罗米尔的下巴只是微微向后缩，玛曼就很公正地认为儿子的脸是迷人的。但正是这张脸比下巴本身更使雅罗米尔苦恼：俊秀的容貌使他看上去小好几岁，由于他的同学都比他大一岁，他脸上的稚气就更引人注目，避免不了，不断被人提到，于是雅罗米尔时时刻刻都想到这一点。
　　带着这样一张脸是多么沉重！那柔弱秀气的容貌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雅罗米尔有时做恶梦：他梦见他必须举起一些非常轻的物体——茶杯，调羹，羽毛——但他举不动。物体愈轻，他就变得愈虚弱，他沉到它的轻下。他常常颤抖着醒过来，满脸大汗。我们相信，这些梦同他那秀气的脸有关，这张脸象蜘蛛网一样轻飘——他徒劳地想把这张网拭去。）
　　一般说来，抒情诗人都产生在由女人主持的家庭：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姐妹，勃洛克[2]的姨妈，荷尔德林[3]。和莱蒙托夫的祖母，普希金的保姆，当然，最重要的是母亲——那些高耸于父亲之上的母亲。王尔德的母亲和里尔克的母亲把她们的儿子打扮得象小女孩。男孩子焦虑地频频照镜子，这不是太奇怪吗？是成为男人的时候了，奥登[4]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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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
　　[3]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4]伊希·奥登（1919－1941）捷克诗人。
　　雅罗米尔不断地照镜子，直到看见了他渴望看到的东西：眼睛里严厉的神情，嘴唇边冷酷的线条。为了获得这个，他当然得做出某种特别的微笑，或更确切地说，做出一副鄙夷的神气，上嘴唇痉挛地往后缩。他也试图改变头发的式样来改变脸，把前额上的头发扎成卷，形成厚厚的、蓬乱的卷发。啊！他的头发，玛曼如此喜欢并且还用一个发夹留了一束的头发，最不合雅罗米尔的意：象刚孵出的小鸡绒毛一样黄，象蒲公英的冠毛一样细软。没有办法使它成形。母亲常常抚摸它，说它是天使的头发，但雅罗米尔却憎恨天使，喜欢魔鬼。他想把头发染成黑色，但又不敢这样做，因为染色的头发甚至比天生的金发更加女孩气。他能做的只是尽量让它留长。而从来不要梳头。
　　他一有机会就审视和调整他的外貌。每次打商店橱窗经过，他都要飞快地瞟一眼自己。他愈是关注自己的容貌，它就变得愈熟悉，而同时它也就变得更令他懊恼和痛苦。瞧：
　　他正从学校回家。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年轻女人从远处朝他走来。他们不可避免地愈走愈近。雅罗米尔发现这位女人很美，于是他想到自己的脸。他企图做出一种训练有素的冷然一笑，但又害怕不会成功。他只想着自己那张愚蠢的脸。那女孩似的稚气使他在女人们眼中显得滑稽可笑。他整个人都是那张愚蠢小脸的体现，那张脸此刻变得很僵硬——多可怕！——羞愧难当。他加快步子，想尽量不让那个女人瞧他，倘若一个美丽的女人看到他红脸，他将永远不能洗刷这一耻辱！
　　在镜子前面花去的钟点总是把他投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幸运的是，还有一面镜子使他升到了星空。这面天上的镜子就是他的诗歌；他渴望还未写旧的诗句和已经创造出来的诗句，他带着男人回忆美丽女人时的那种愉快收集他的诗歌；他不仅是它们的作者，而且是它们的理论家和编年史家；他为他的诗写文章，把他的作品分为各个阶段，给这些时期命名，结果在两三年之内，他就学会了把他的诗看作一个值得文学史家重视的发展过程。
　　这给了他安慰：在深渊，他活在一个日常生活的领域里，上学，同母亲和祖母一道吃饭，面对着单调乏味的空虚。而在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都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他将落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时代。
　　另一个使他充满信心的原因是，他坚信他是一笔珍奇财富的继承人，尽管他的容貌（以及他的生活）毫不出众，可他却是一个上帝的选民。
　　让我们来阐明这个意思：
　　雅罗米尔继续去看画家，但并不常去，因为玛曼经常劝阻他；他早就不再绘画了，有一次他给画家看了一些他写的诗，从那以后，他渐渐把所有的诗都拿给画家看。画家津律有味地读着这些诗，有时候还留下它们给朋友们看，这使雅罗米尔得意非凡，因为对他来说，画家——他曾对雅罗米尔的画十分怀疑——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权威。雅罗米尔相信，估量艺术价值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初学者心中就象保藏在法国一个博物馆的白金米达尺一样神圣），而画家就知道这一标准。
　　但有件事使雅罗米尔感到困惑：他总是不能事先猜到哪首诗会受到画家的垂青。有时他会对雅罗米尔用左手随意写的一些小诗备加赞赏，有时他又会冲着作者本人认为是自己杰作的一首诗打呵欠。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雅罗米尔不能认出自己作品的价值，这不就表示他是在不经意地、胡诌地、机械地写诗，没有真正的理解，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才能（正如他曾用一个偶尔创造出来的狗头人世界使画家着迷一样）吗？
　　“瞧这儿”，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画家说，“你在这首诗里表达的观念并不是你思维的结果，对吧？是的，完全不是：他只是偶然产生的，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地就来到你头脑里。这个观念的真正作者不是你，而是你内心的某个人，你头脑中的一个诗人。这位诗人就是流过每个人身上强有力的潜意识流。这不是你的成就，而是潜意识流——它没有偏爱——碰巧选择你作了它的小提琴的弦。”
　　画家是想来一番有关谦虚的布道，但雅罗米尔却立刻从这番话里发现了一颗闪光的珠宝来装饰他的自尊。好吧，就算这些诗歌的意象不是他创造的，但一种神奇的力量还是把他选为了它的乐器。因此，他可以以某种比“才能”大得多的东西为荣，他可以以“选择”为荣。
　　而且，他从来没有忘记温泉疗养地那位女士的预言：这个孩子有远大的前程。他相信这些话，仿佛它们是神的预言。在雅罗米尔的头脑中，未来是地乎线外未知的王国，在那里，革命的模糊观念（画家经常谈到革命的不可避免）和诗人狂放不羁的模糊观念混杂在一起。他知道，这个未来的王国将满载他的荣誉，这种认识给了他一种确信感，这种确信感（分离的，独立的）同他所有痛苦的怀疑相互并存。
　　呵，每当雅罗米尔下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照着镜子，时而望着这一面，时而望着那一面，日子显得是多么漫长和空虚啊！
　　这怎么可能？人们不总是在说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吗？那么，为什么他感到如此缺乏生命力？如此空虚？
　　这个词就象“失败”一词一样令人不愉快。还有一些词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讲（至少在家里，在这个空虚的城堡里）。比如，“爱情”或“姑娘”这样的词。他多么讨厌居住在底楼的那三个亲戚！他们经常举办舞会，一直折腾到深更半夜，不时传来喧闹的谈笑声，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象在撕裂雅罗米尔的灵魂，他蜷缩在被窝里，无法入睡。他的表兄只比他大两岁，但这两岁却造成很大区别。表兄是一个大学生，常把一些迷人的姑娘带到自己的房间（得到他父母的理解和赞同），对雅罗米尔既和气又冷淡。雅罗米尔的姨父很少在家（他一心忙于继承的行当），但姨母的声音却在整幢房子里响个不休。每当遇见雅罗米尔，她都要问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你同女孩们的关系处得怎样？雅罗米尔真想在她脸上啐一口，因为她那居高临下的快活的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并不是他同女孩子们没有任何来往，而是他与她们的约会非常少，象天上的星辰一样寥寥。“女孩”这个词就象“孤独”和“失败”这些词一样令人沮丧。
　　尽管他与女孩子们在一起的实际时间很短，但每次约会前，他都要长时间地期待。不仅仅是在做白日梦，而且是在做艰苦的准备。雅罗米尔深信，要使约会成功，最重要的是能说会道，避免令人尴尬的沉默。因此，一次约会主要是对谈话艺术的一次练习。他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下适合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有关别人的轶事，而是有关他自己生活的故事。由于他自己经历的冒险太少，于是他便编造了一些。他很有分寸：在这些杜撰（或读来或听来）的故事中，他都是让自己做主人公，但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英雄。它们只是为了驱使他不引人注意地跨过沉闷不变的领域的界线，进入行动和冒险的领域。
　　他也从各种诗歌中抄一些诗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诗歌并不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些诗赞扬了女性的美，可以冒充他自己的观察。比如，他草草记下这句诗，“一面骄傲的三色旗是你的面孔：你的嘴唇，你的眼睛，你的头发……”这样的诗句，只需移动一下有韵律的成分，便可以作为一个突发的独到思想讲给女孩听，就象是一句恢谐的恭维：“你知道，我刚刚意识到你的面孔象一面可爱的三色旗！你的眼睛，嘴巴，头发。从现在起，我将决不在别的旗帜下效劳！”
　　瞧：雅罗米尔正出去赴约。他一心只想着准备好的诗句，他担心他的声音会不自然，他的话听起来会象一个拙劣的业余演员在背诵台词。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讲这些话了，但由于他根本没考虑过别的话，所以他无话可讲。这天晚上的约会结果变得痛苦、尴尬，雅罗米尔感觉到女孩子在暗暗嘲笑他，于是他怀着彻底失败的心情向她告别。
　　他一回到家就坐在桌前，愤怒地在纸上乱划：你的眼光就象温热的尿，我的燧发枪瞄准你有如脆弱麻雀的愚蠢思想开火，肥胖的青蛙扑通一声跃进你大腿之间混浊的池塘……
　　他写了又写，然后心满意足地读着他的诗句，对他那奔放不羁的幻想得意洋洋。
　　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对自己说，然后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个伟大的诗人，我有非凡的敏感，我有恶魔的幻想，我敢于感觉……”
　　玛曼回到家，径直走进她的房间。
　　雅罗米尔伫立在镜子前，研究着他那张可厌的孩子脸。他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终于辨出一点不寻常的、精选的东西。
　　在隔壁房间，玛曼踮着脚把丈夫那张装金框的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
　　那天她得知，她的丈夫曾长期与一位犹太姑娘有暖昧关系，甚至在战前他们的关系就开始了。德国人占领了波希米亚后，犹太人不得不在衣袖上戴上屈辱的黄星，可他没有弃绝她，照样去看她，并且尽量帮助她。
　　后来他们把她赶到特里森犹太人区，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几个捷克看守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溜进了严密看守的集中营，和他的情人见了几分钟面，被第一次的成功冲昏了头，他企图重建伟绩，结果却被逮住，他和那姑娘都没有再回来。
　　顶在玛曼头上无形的骨灰盒随着丈夫的照片一道被丢弃了。她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高傲地挺直走路，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高昂着头。所有精神上的悲伤现在都是别人的遗产。
　　一个犹太老妇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这位老妇是她丈夫情人的一个亲戚，她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她：“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接着又说：“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我全家都死在集中营了。”
　　坐在她面前的这位犹太女人充满了庄严的悲哀，而玛曼感受的痛苦却毫无光彩。那是一种卑下的痛苦，可怜地在她内心扯动。
　　你的干草堆在雾中冒烟
　　把她的一瓣心香点燃
　　他写道，想象着一个姑娘的尸体埋葬在田野里。
　　死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里。玛曼（她仍是他全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把这个意念错误地解释为由于过早地经历了生活的不幸，使儿子的感觉变得早熟的缘故。
　　实际上，雅罗米尔描写的死亡与真正的死亡没有多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只有在它穿透了老年的罅隙时才会降临。对雅罗米尔来说，死亡无限遥远；它是抽象的；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
　　他在这个梦里寻找什么呢？
　　他在寻找无限。他的生命毫无希望地渺小，周围的一切平淡而灰暗。死亡是绝对的。它既不能被分离，也不能被冲淡。
　　他同姑娘们在一起的真实经验是微不足道的（几次抚摸和许多毫无意义的话），她们的销声匿迹才是壮丽的。当他想象一个姑娘埋在田野里时，他突然发现了悲伤的崇高和爱情的伟大。
　　在他的死亡之梦中，他不仅在寻求绝对，而且也在寻求快乐。
　　他梦想着一具尸体在土壤里慢慢消融，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爱的行为，一种躯体融入大地的甜蜜的转化。
　　尘世继续伤害他。一见到女人他就脸红心跳，羞愧难当，到处都碰上嘲笑的眼光。在他死亡的幻想中，万籁俱寂，可以不受干扰。静静地、幸福地生活。是的，雅罗米尔的死亡就是活着。它同一个人无需进入世界的那段时期极其相似，因为在母亲腹部的拱顶下，他自身就是一个世界。
　　他渴望在这样的死亡中，一种近似于永恒的幸福的死亡中跟一个女人结合。在他的一首诗里，一对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他们融为一体，变成一个不能移动的人，然后渐渐变成一块坚实的化石，永世长存。
　　还有一次，他想象一对情人职守在一起，日久天长，以至于他们身上长满了苔藓，最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苔藓。后来有人偶然踩在他们身上，（因为苔藓碰巧在这时开花），他们象花粉一样飞过空中，感到不可名状的幸福，只有一对飞翔的情人才能这样幸福。
　　你认为事情既已发生，往日便已结束，不可改变了吗？噢，不，往日裹在五颜六色的波纹绸里，每次我们瞧它，都会看到不同的色彩。不久前，玛曼还在指责自己同画家一起背叛了她的丈夫而现在她却陷入绝望之中，正是出于对丈夫的忠实，她背弃了她那唯一真正的爱。
　　她多么怯懦！他那工程师丈夫一直过着非常浪漫的冒险生活，而她却不得不满足于乏味的残汤剩饭，象一个家庭佣人一样。想到她一直备受焦虑折磨和良心的痛苦，以致她还来不及抓住她与画家的冒险的意义，它已从她身边消逝了。现在她看得一清二楚：她已错过了生活赋予她的唯一良机。
　　画家的形象开始狂热地、固执地盘据在她心头。应当指出，她的回忆并没有投映在城里他那间画室的背景上，在那间画室里她曾体验了肉体之爱的时刻，而是投映在一个田园诗景致的背景上，一个小小度假疗养地的河流，小船，文艺复兴时期的拱廊。她把心中这个天堂般的景致放在那段宁静、轻松的日子里，那时爱情还没有诞生，而只是在孕育中，她渴望再见到画家，请求他同她一道重返他俩初次见面的那个色彩轻淡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爱情故事自由地、欢乐地、毫无阻碍地得到更生。
　　一天，她爬上他顶楼画室的楼梯，但没有掀门铃，因为她听到门后有一个滔滔不绝的女人声音。
　　以后的几天，她都在他的房前走来走去，直到看见了他。他象过去一样穿着那件皮大衣；他正挽着一位年轻姑娘的手臂，送她去电车站。当他往回走时，她设法上前和他相遇。他认出了她，吃惊地向她打招呼。她也装出对这次邂逅很吃惊的样子。他请她到楼上的画室。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动，她知道，只要他一接触她，她就会融化在他的怀里。
　　他给她倒了一些酒，把他的新画给她看，用一种亲切的方式对她微笑——就象我们对着往事微笑一样。他根本没有碰她一下，便把她送回了车站。
　　一天，下课后，同学们都聚在教室前面，雅罗米尔觉得他的时刻到了；他不引人注意地朝那个独自坐在桌前的姑娘走去；他早就喜欢上她了，他俩经常眉目传情；此刻他在她身旁坐下。那些喧闹的同学看见他俩挤在一起，便成心搞一个恶作剧；他们低声耳语，略略傻笑，悄悄地走出教室，把门锁上。
　　只要周围有其他同学，雅罗米尔便感到不引人注目，从容自在，但一当发现他和那女孩单独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就觉得自己象是坐在了灯光明亮的舞台上。他企图用谈谐的谈话来掩饰他的慌乱不安（现在他已学会了不完全依靠准备好的轶事来谈话），他说，同学们的举动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计划是失败的：对搞恶作剧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他们被关在外面，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对假想的受害者来说，却是很有利的，他俩得其所愿地单独在一起了。姑娘表示同意，并说他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情形。一个吻悬浮在空气中。他只需靠得更近一点。可他好象觉得到她嘴唇的这段路程漫长而艰难。他不停地说呀说，没有吻她。
　　铃响了，这就是说老师就要回来，并命令聚在外面的那伙同学打开门。铃声唤醒了里面的那一对。雅罗米尔说，向班上同学报复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忌妒。他用手指尖摸了一下姑娘的嘴唇（他哪来的勇气？）带着微笑说，被涂得这样好看的嘴唇吻一下，肯定会在他脸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同意地说，他们没有互相接吻；这是一个遗憾。走廊里老师愤怒的声音已经听得见了。
　　雅罗米尔说，如果老师和同学们都看不到他脸上接吻的痕迹，那就太糟了。他再次想靠近一点，但她的嘴唇再次显得象埃非尔士峰[5]一样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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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即珠穆朗玛峰。
　　“来，让我们真地叫他们忌妒”。姑娘说。她从书包里掏出唇膏和手绢，在雅罗米尔脸上抹了一点鲜红色。
　　门打开了，班上的同学冲了进来，最前面是怒冲冲的老师。雅罗米尔和姑娘蓦地站起来，就象行为规矩的学生在老师进来时应当起立一样。他俩独自站在一排排空坐位中间，面对着一大群观众，他们的眼睛盯在雅罗米尔脸部那块美丽的红色斑点上。他感到幸福和自豪。
　　玛曼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向她求爱，这位同事已经结了婚，他企图说服玛曼邀请他去她家。
　　她急于想知道，对于她的性自由雅罗米尔会采取何种态度。她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地对他讲起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男人的寡妇，她们开始过新生活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你是什么意思，‘新生活’？”他念念地说，“你是说同另一个男人生活吗？”
　　“噢，当然，那也是一个方面。生活得继续下去，雅罗米尔，生活有它自己的需要……”
　　一个女人对死去的英雄忠贞不渝，这是雅罗米尔心目中最神圣的话语之一。它可以证明爱的绝对力量不仅是诗人的想象，而且具有值得为之而活着的真正价值。
　　“体验过一个伟大爱情的女人怎么还能同另一个男人沉溺于床第之欢？”他痛责不贞的寡妇们。“当她们还记得被拷打被杀害的丈夫时，她们怎么能容忍自己去接触别的男人？她们怎么能折磨坟墓里头的丈夫，又一次杀害他？”
　　往日裹在五颜六色的波纹绸里。玛曼婉言拒绝了那位讨人喜欢的同事，她的整个过去再一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
　　事实上她背弃画家并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雅罗米尔。她一直想为了儿子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如果直到今天她的裸体都使她感到不安，那是因为雅罗米尔已经永远损毁了她的腹部。由于她执意要把雅罗米尔带到这个世界来，她甚至失去了丈夫的爱。
　　正是从一开始，他就带走了她的一切！
　　一次（此时他己体验了多次接吻），他同一个在舞蹈班认识的姑娘沿着斯特姆维克公园空寂无人的小路散步。他们谈话中的停顿变得愈来愈长，到最后他们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他们自己的脚步声，他们共同的脚步声，这声音使他们意识到某种他们以前不敢正视的东西：他们不断地在约会。而如果他们在约会，那他们一定彼此喜欢。他们的脚步声证实了这种想法，他们的步子越来越慢，最后姑娘突然把头靠在雅罗米尔的肩上。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但雅罗米尔还没来得及尽情品尝它的魅力，就感到自己变得兴奋起来，那种方式任何人都容易明了。他试图控制他的身躯，以便立即结束这种可耻的表现，但是他愈是努力就愈不成功。一想到姑娘的目光也许会移到他的下身，发现他身躯泄露的表示，他就恐惧万分。他极力谈起云彩和树梢的小鸟，企图把她的视线转移上来。
　　这次散步充满了幸福（以前还没有任何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把这个姿势看作是一个今生今世以身相许的誓约）但同时，这次出游又使他羞愧万分。他害怕他的身躯会重犯这种痛苦的失检行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从玛曼的内衣橱里取出一条又长又宽的带子，在下一次约会前，在他的裤子下面做了妥当的安排，直到确信他那兴奋的信号机制会一直拴在他的大腿上。
　　我们从许多插曲中选出这一段，目的是为了说明，到目前为止，雅罗米尔所体验过的幸福顶点，不过是使一个姑娘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姑娘的头对他来说比姑娘的身子更有意义。他不太了解女人的身躯，（漂亮的大腿到底象什么样？你怎么判断一个臀部？），而判断一张脸他就很有自信，在他眼里，一张脸庞就可以判断一个女人可爱与否。
　　我们并不想说雅罗米尔对身躯的美不感兴趣。不过一想到姑娘的裸体，他就会感到头晕目眩。还是让我们来指出这一细微的区别吧：
　　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
　　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她爱情的姑娘的脸庞。
　　身躯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了无数诗歌的主题。“子宫”这个词在他那段时期的诗歌中出现了多少次？但是，通过诗歌的魔力（没有经验的魔力），雅罗米尔把交配和生育的器官变成了一个梦幻中乌有的意念。
　　在一首诗里，他写道，姑娘的身躯中央有一个滴答滴答的小钟。
　　在另一句诗里，他想象姑娘的生殖器是看不见的人家。
　　接着他又迷恋于一个环的意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孩的弹子，穿过一个孔穴不停地往下落，直到最后完全变成他穿过她的身躯不停地往下落。
　　在另一首诗里，姑娘的双腿变成了两条汇流的河；在它们的交汇处，他想象有一座神秘的山，他用听起来象圣经中的名字的哈拉布山称呼它。
　　另一首诗写了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的长途漫游（“脚踏车”这个词在他看来就象落日一样美丽），他疲倦不堪地蹬车穿过一片风景。这片风景就是一个姑娘的身躯，他渴望在上面憩息的两堆干草就是她的乳房。
　　一切都是那样令人心醉神迷，在一个女人身上的这种旅行，这是一个看不见，无法辨认，不真实的躯体，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或疾病，一个完全奇异的躯体——一个田园诗般的游乐场！
　　采用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的语气来描写子宫和乳房，真是绝妙极了。是的，雅罗米尔生活在柔弱之乡，人造童年之乡。我们说“人造”，因为真正的童年决非天堂，它也并不特别柔弱。
　　当生活突然踢了一个人一脚，把他推向成年的门槛时，他就会产生柔弱的感觉。他不安地领悟到了童年的一切好处。而作为一个儿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柔弱惧怕成熟。
　　它企图创造一个小小的人造空间，在那里大家公认，我们应把别人当作小孩。
　　柔弱也惧怕肉体的爱，它企图从成人的领域里把爱取出来（在那里爱是附有义务的，不可靠的。充满了责任和肉欲），把女人看作是一个小孩。
　　她的舌头是一个欢快跳动的心脏，他的一句诗中写道。在他看来，她的舌头，她的小指，胸脯，肚脐都是用听不见的声音在说话的独立的生命。在他看来，姑娘的身躯包含着千百个这样的生命，爱这个躯体就是意味着聆听众多的生命，听见她的一对乳房用暗号在悄声低语。
　　她用回忆来折磨自己。但最后，当她沉思过去时，她瞥见了她曾与婴儿雅罗米尔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天堂，她改变了看法。不，事实上雅罗米尔并没有夺走她的一切；相反，他给予她的比任何人都。多。他给了她一份没有被谎言玷污的生活。任何一个来自集中营的犹太人都不能把这份幸福贬斥为虚伪和空虚。是的。这块天堂是她唯一的真实。
　　于是，过去（象变化万千的万花筒图案）又显得不同了：雅罗米尔从未夺走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只是把金色的帷幕拉开，揭示出谎言和虚伪。甚至在他出生前，他就帮助她发现了丈夫并不爱她。十三年后，他又把她从一场疯狂的只会给她带来新的悲伤的冒险中救了出来。
　　她常对自己说，与雅罗米尔童年时代的相依为命对他俩来说是一份保证和神圣契约。但是，她愈来愈感到儿子正在违背这个契约。她跟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没有在听，他的头脑中装满了不愿意同她分享的思想。她获知他耻于将他的小秘密，那些身心的秘密告诉她，他正在把自己掩藏在她无法穿透的面罩后面。
　　她痛苦，她恼怒。他们在他幼年时签订的那个神圣的契约——它不是保证他要始终信任她，毫不羞耻地向她吐露心事吗？
　　她渴望恢复在他俩相依为命中曾经享有的那种真实。正如她在他小时所做的那样，每天早晨她都要告诉他穿什么衣服，通过为他选择短裤和汗衫，她可以象征性地整天伴随在他身边。当她觉察雅罗米尔对此感到不快时，她便为他的内衣上有一点脏而责备他，以此作为报复。在他穿衣和脱衣时，她喜欢呆在他的房间，以此惩罚他那令人气恼的羞怯感。
　　“雅罗米尔，过来，让我看看你象什么样子！”一次当客人们在场时，她对他叫道。当她注意到儿子精心弄乱的头发时，她大声说：“我的天哪，你这个样子真怪！”她取来一把梳子，一边继续与客人谈话，一边给他梳头。这位伟大的诗人，有恶魔的幻想和一张象里尔克静坐时的脸——气得通红——听从了玛曼的摆布。唯一的反抗迹象是脸上的僵化和一丝残酷的冷笑（这种冷笑他已经练习了几年）。
　　玛曼后退几步，打量她那理发手艺的效果，然后转向她的客人。“有谁愿意告诉我，我这个孩子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怪相？”
　　雅罗米尔发誓要永远效忠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本改变。
　　他到达时，辩论已经在热烈地进行。他们正在争论进步的定义，以及象进步之类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他环视周围，发现这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圈子全是由一些典型的布拉格中学学生组成，是他的一位同学邀请他参加了他们的集会。这里的气氛似乎比那位捷克语教师在学校主持的辩论更加严肃，但即使这样的集会也还是有时常捣乱的人。其中一个人拿看一朵枯萎的百合花，不时地嗅上一嗅，招来一阵阵咯咯的笑声，以至于那个留着短短黑发的人——他们就在这个人的房间集会——最后不得不把花从他的手中拿走。
　　接着，雅罗米尔竖起了耳朵，因为这时有人宣称，人们不能说艺术的进步，没有人可以称莎士比亚不如当代剧作家。雅罗米尔很想加入这个辩论，但他发觉对不熟悉的人讲话很困难。他害怕人人都会盯着他的脸，脸会变红，盯着他的手，手会做出笨拙的手势。可他又极想加入这个小圈子，他明白他必须讲话才能加入进去。
　　为了鼓起勇气，他想到了画家，那位他从来没怀疑过的权威，于是提醒自己，他是他的朋友和弟子。这使他振作起来，终于大起胆子加入了讨论，把他从画家那里听来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值得注意的还不是他没有讲自己的观点，而是他甚至没有用自己的声音。听到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就象画家的声音，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而且这个声音还影响了他的手，那双手也开始模仿起画家特有的姿势。
　　雅罗米尔争论说，在艺术中也不容置辩地产生了进步：现代潮流体现了千百年来艺术发展中的一切彻底的革命。艺术已经最终从宣传政治和哲学观点以及模仿现实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艺术的真正历史只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这当儿有几个人想要插话，但雅罗米尔决不愿放弃发言。最初，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画家的言词和声调，他觉得很不愉快，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这另一个我是安全与保险的源泉；它象一面盾把他掩蔽起来。他不再紧张和羞怯。他喜欢他说话的声调，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他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一直生活在史前时期，它的真正历史仅仅始于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艺术史上，一个类似的决定性转折点是安德列·布勒东[6]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了无意识写作，揭示了人的潜意识这一隐藏的珍宝的那个时刻。它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大约同一时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类想象力的解放有如从经济奴役中的解放一样。同样需要向自由王国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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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安德列·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
　　这时，那个黑头发男人加人了辩论。他表扬雅罗米尔捍卫了进步的原则，但对是否可以把超现实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如此紧密联系起来表示怀疑。他陈述了他的观点，现代艺术是颓废的，最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艺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安德列·布勒东，而是伊希·沃尔克[7]——捷克社会主义诗歌的创始人——必须成为我们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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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伊希·沃尔克（1900－1924）捷克诗人。
　　雅罗米尔以前曾听到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画家曾用嘲讽的口吻把这些观点描述给他听过。雅罗米尔现在也试图带着嘲笑的口气回答，从艺术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只是旧的资产阶级“拙劣艺术”的复制品。黑头发男人反驳道，唯一的现代艺术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斗争的艺术。这决不可能是超现实主义，因为超现实主义是群众不能理解的。
　　这场讨论很有趣味。黑头发男人很有说服力地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不带丝毫教条主义，因此辩论没有变成一场争吵——尽管雅罗米尔因成为注意的中心而有点飘飘然，偶尔采取了过分辛辣嘲讽的态度。结果没有得出定论。其他人发言了。雅罗米尔讨论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它问题所掩盖。
　　但是，弄清楚进步是不是存在，超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还是革命运动，这的确很重要吗？谁是对的，他还是他们，这真的要紧吗？对雅罗米尔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现在同他们连在一起。他虽与他们争论，但他却非常同情这群人。他甚至没有再听下去，他的内心充满了幸福，他已找到了一群人，在他们中间，他不再作为母亲的儿子，或班上的学生，而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只有当他完全处在别人中间，他才能成为他自己。
　　黑头发男人站起来，他们全都意识到该离开了，因为他们的领导故意含糊地提到他还有工作要做，这给了他一种表示他很重要的意味。当他们聚集在过道门口，准备离开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走到雅罗米尔身边。我们应当指出，在整个会上，雅罗米尔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姑娘。不管怎样，她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却难以形容——不丑，只是有点矮胖。她的头发很光滑地盖住前额，式样并不特别，没有化妆，穿了一件破旧的仅仅可以蔽体的衣服。
　　“你刚才讲的真有趣，”她对他说，“我很想跟你再探讨一下。”
　　离黑头发男人的公寓不远处有一个公园。他俩朝那里走去，热烈地交谈。雅罗米尔得知这个姑娘是一个大学生，比他整整大两岁（这使他洋洋自得）。他们沿着环形小路散步，姑娘的言谈很有教养，雅罗米尔也有一种有分量的方式讲话。他们都渴望让对方知道他们想什么，信仰什么，是怎样的人（姑娘注重科学。雅罗米尔注重艺术）。他们列举了他们崇拜的所有伟大的名字，姑娘重又说她被雅罗米尔不落陈套的观点吸引住了。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称他是一个伊菲贝斯[8]；是的，当他一走进房间，她就觉得他象一个迷人的伊菲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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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古希腊刚成公民的男青年。
　　雅罗米尔虽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但得到一个特殊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希腊名称，这似乎很不错，他感到这个词与青春有关系；这不是他从个人经历中了解的那种笨拙、卑微的青春，而是强健的令人欣羡的青春。因此这位女大学生虽然暗指他不成熟，但同时又使这种不成熟失去了痛苦的性质，而使它成了一个优点。当他们第六次围着公园散步时，雅罗米尔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这样做，但为此他必须鼓足勇气；他挽住了姑娘的胳膊。
　　“挽住姑娘的胳膊”还不完全确切，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他“把手小心地放在她的臀部和上臂之间。”他这样做时毫不引人注意，仿佛他希望连姑娘也不会注意到，的确，她对他的动作毫无反应，以致他的手就象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一个她已经忘记并快要掉下来的手提包或包裹一样不稳定地贴在她的身上。但接着这只手突然感觉到它紧贴着的那只胳膊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他的腿开始感觉到姑娘的步子逐渐慢了下来。过去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知道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气中。象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当某种不可避免的事临近时，人们总会加速这个必然，至少加速一两秒钟（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至少有某些自由意志）。不管怎样，雅罗米尔的手刚才一直软弱无力，此刻却有了生气，紧紧地压住姑娘的胳膊。就在这时，姑娘突然停了下来，朝他抬起戴着眼镜的脸，把书包扔在地上。
　　这个动作使雅罗米尔大为惊异。首先，由于他处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他根本没意识到姑娘带了什么东西。因此书包就象天上的启示掉在这个场景里。其次，雅罗米尔意识到姑娘是直接从大学来参加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那么书包里很有可能装有高等学术材料和学者的小册子，他完全陶醉了。在他看来，她让所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掉在地上，只是为了能用空着的手臂抱住他。
　　书包的掉落的确富有戏剧性，他们开始狂吻起来，接吻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当他们精疲力竭时，他们一下子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她朝他倾着那张戴眼镜的面孔，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的激动：“我敢肯定你认为我和其他女人一样！但我要告诉你，我不象她们！我和她们不一样。”
　　这些话似乎比书包的掉落更包含着动人的力量，雅罗米尔惊异地意识到，他同一个爱他的女人在一起，一个奇迹般地对他一见钟情，不需要他付出任何努力的女人。他很快注意到（在他意识的边缘，以后还会不断地仔细回味）这个事实，她认为他阅历丰富，可以给任何爱他的女人带来痛苦。
　　他向她保证，他并不把她看作象其他女人。她拾起书包（现在雅罗米尔终于能够仔细瞧它了：它的确很重，外表令人难忘，装满了书），他们开始第七次围着公园散步。当他们再次停下来接吻时，突然发现一道强光射着他们。两个警察面对着他们，向他们要身份证。
　　两个窘迫的情人在口袋里摸索着身份证。他们用颤抖的手指把身份证递给警察，这两个警察不是想追踪妓女，就是仅仅想在令人厌烦的巡逻中寻点开心。不管怎样，对这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事：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雅罗米尔送姑娘回家），他们讨论了受到偏见、狭隘的世俗道德、愚蠢的警察、老一代人、过时的法律；以及整个世界的腐败状况威胁的真正爱情的困境。
　　这是一个美好的白昼，一个美好的夜晚，但当雅罗米尔终于回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玛曼正焦急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我都急病了！你到哪儿去了？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雅罗米尔仍然沉浸在他那不平凡的经历中，他回答玛曼的方式就象他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那样，模仿画家那自信的声音。
　　玛曼立刻就认出了它。她听见儿子用她过去情人的声音对她讲话。她看见一张不属于她的脸，听见一个不属于她的声音。她的儿子象一个双重否定的象征站在她的面前。她觉得这无法忍受。
　　“你要气死我！你要气死我！”她歇斯底里地叫道，跑进了隔壁房间。
　　雅罗米尔还站在原地，他吓坏了，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传遍全身。
　　（噢，亲爱的雅罗米尔，你将永远不能摆脱这种感觉！你有罪，你有罪！每当你离开这幢房子，你都将带着一道指责的眼光，命令你回来：你将象一条系着长皮带的狗在这个世上行走！甚至当你走得很远很远；你也还会感到脖子上的项圈！甚至当你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当你同她们躺在床上，一根长长的皮带也将系住你的脖子，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玛曼的手里将抓住皮带的一端，从它的摇动感觉到你身躯可耻的运动！）
　　“玛曼，请别生气。请原谅我！”他焦急地跪在她的床边，抚摸着她湿润的脸颊。
　　（夏尔·波德莱尔，你四十岁上还会害怕她，你的母亲！）
　　玛曼为了尽可能久地感到他手指在她脸上触摸，隔了很长时间才原谅了他。
　　（对泽维尔来说，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因为泽维尔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而没有双亲是自由的首要前提。
　　但是要知道，这不是失去一个人的双亲的问题。杰拉德·奈瓦尔[9]还是婴儿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可他却在她那美丽眼睛的催眠般的注视下，度过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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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奈瓦尔（1808－1855），法国最早的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自由并不是始于父母被背弃或被埋葬的时候；父母一出生，自由就死了。
　　不会意识到自己出身的人是自由的。
　　从掉在树林中的鸡蛋里生出来的人是自由的。
　　从天空落下来，没有一点感恩的剧痛而接触到地面的人是自由的。）
　　在他与那个女大学生恋爱的第一个星期，雅罗米尔感到自己得到了新生。他听到自己被形容成一个伊菲贝斯，他被告知他很英俊，聪明伶俐，富于幻想。他发现这个戴眼镜的姑娘爱他，生怕他离开她（她告诉他，那天晚上他们告别后，她望着他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去，她看到了他真正的样子：一个正在离去，走远，消失的男人……）。他终于发现了他真正的肖像，他在他的那面镜子里，寻找了很久的肖像。
　　第一个星期，他们每天见面。他们花了三个晚上在全城久久地散步，一个晚上他们去了剧院（他们坐在一个包厢里，接吻，对演出毫不注意），两个晚上他们去了电影院。第七天他们又出去散步。外面刺骨的寒冷，他穿着一件轻便大衣，外套下面没穿毛衣（玛曼督促他穿的那件针织灰背心似乎只适合那些乡巴佬）他也没有戴帽子（姑娘曾夸赞他蓬乱的头发，说他的头发就象他本人一样不驯服）。由于那双长统袜的松紧带松了，袜子老是滑到他的小腿上，他便穿了一双灰色短袜（他忽略了袜子与裤子的不协调，因为他还不懂得雅致）。
　　他们在七点左右见面，开始朝城郊慢慢走去。通过郊区空地，雪在他们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他们不时地停下来接吻。她身躯的顺从给他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到那时为止，他与女孩子们的关系就象一次沉闷的攀登，他缓慢地从一个台阶爬到另一个台阶：要等很久，姑娘才会让他吻她，又要等很久，才会让他把手放在她的胸脯上，当最后他设法摸到她的屁股时，他自己认为已走了很长的路——毕竟，他从没有再继续走下去。然而，这次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同一般。这个女孩软绵绵地倒在他怀里，毫不防御，百依百顺，他想摸她什么地方就可以摸她什么地方。他把这看作是爱的示意，但同时他又感到窘迫，因为他不很知道怎样使用这一未曾料到的特权。
　　那天（第七天），姑娘告诉他，她的父母经常不在家，她很想邀请雅罗米尔到她家去。这些眩惑的话一下子说出来以后，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俩都意识到在一幢无人的房子里幽会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回想，这位年轻姑娘在雅罗米尔的怀里是毫不设防的）。他们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会儿，姑娘才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我相信，就心而论，是没有什么折中的。爱就是你把一切都献给对方。”
　　雅罗米尔非常赞同，因为他也相信爱就是一切。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他停下来，带着悲悯的神情凝视着姑娘（忘记了这是夜里，悲悯的神情在黑暗中很难看出来），然后开始狂热地抱她，吻她。
　　沉默了一刻钟，姑娘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告诉他，他是她邀请去她家的第一个男人。她说，她有许多男朋友，但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他们已习惯了这一点，开玩笑地称她是石头姑娘。
　　雅罗米尔非常高兴地得知，他是石头姑娘的第一个情人，但同时他又有一种怯场的感觉。他听说过各种有关爱情行为的故事，知道使一个姑娘失去贞洁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困难的事。他发现他的思想在开小差，很难加入姑娘的谈话。他沉浸在对那个许诺的事件的欢乐和不安之中，这个事件将标志着他生活史上的真正端（他突然想起这个想法与马克思关于人类从史前史向历史飞的著名论断十分相似）。
　　尽管他们谈话不多，他们还是在全城散步了很长时间。夜深了，天气愈来愈冷，雅罗米尔感到寒气透过了他穿得单薄的身子。他提议找一个地方暖和一下，但是他们离市中心太远了，四下里看不见一个旅馆和其它公共场所。当他最后回到家里时，他周身都冻僵了（散步快结束时，他不得不拼命不让牙齿打战）。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喉咙痛得厉害。玛曼拿来一支温度计，诊断出他在发烧。
　　雅罗米尔的身子卧病躺在床上，他的头脑却在思考着那个即将来临的大事件。对那个日子的期待包含着抽象的快乐和具体的焦虑。因为雅罗米尔一点也不知道，在各种有关的具体细节上，同一个女人作爱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这样的行为需要准备，技巧，知识。他知道在性爱后面，怀孕将斜眼做着威胁的怪脸，他感到（这问题已与同学们讨论过无数次）有办法防止它。在那个野蛮的时代，男人们（象骑士在战前披上盔甲一样）在性高潮时戴上一种透明的小短袜。从理论的角度讲，雅罗米尔精通此类事。但是，怎样才能搞到这样一种小短袜呢？雅罗米尔根本不好意思在药房要一个！而他又怎样趁姑娘不注意时戴上它呢？这个小短袜似乎使他很窘迫，一想到姑娘也许会发现它，他就忍受不了。在家里事先戴上它行不行？或者是不是必须等着他光着身子站在姑娘面前才戴上它？
　　他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且，他根本没有这些透明的短袜，不过他对自己说，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一个，试着把它戴上。他猜想在这件事上的成功主要在于速度和技巧，而这些要靠实践才能达到。
　　他还为别的事焦虑。作爱到底是什么样？人的感觉会怎样？他的体内会发生什么？要是这种快乐太强烈，使得人大声叫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怎么办？这会不会使他显得很可笑？整个事情会持续多久？噢，天哪，搞这种事毫无准备到底可不可能？
　　到那时为止，雅罗米尔还没有体验过手淫。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值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避免它。他觉得自己注定是为了伟大的爱情，而不是为了自渎。但是，没有一定的准备，伟大的爱情又怎样实现？雅罗米尔渐渐相信手淫是这样一个开端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他缓和了对手淫的根本反对。他不再把它看作是性爱的可怜的代替物，而看作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它不是贫困的供认，而是富裕的基础。
　　于是他开始进行他的第一次爱情动作排练（在一次体温高于2.2度[10]的发烧期间）。他惊异地发现手淫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并没有刺激他狂喜地叫起来。这既叫人失望又叫人放心。以后几天，他又重复了几次这种实验，但却没能增加任何新的知识。然而，他感到，靠了这种方法，他愈来愈能够控制自己，现在他可以充满信心地面对他的心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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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度即39.2摄氏度。
　　他脖子上缠了一条法兰绒绷带，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早饭后不久，外婆冲进他的房间，激动地说：“雅罗米尔！全城都发狂了！”他坐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外婆解释说，楼下的收音机里宣布，一场革命爆发了。雅罗米尔从床上跳下来，跑到隔壁房间，打开收音机，于是听见了哥特瓦尔德[11]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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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政治家和新闻记者，1946－1948年曾任联合内阁总理，1948年2月革命后任总统。
　　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形势。最近几天，他听到了许多有关它的谈话（他对此不太感兴趣，正如我们所知，他头脑中有更重要的事）：三个非共产党的部长以辞职来威胁共产党人总理哥特瓦尔德。现在他听见哥特瓦尔德在旧城广场上对一大群人发表讲话。他痛斥叛徒们企图削弱共产党，阻止国家朝社会主义前进。他敦促人们坚持要那几个部长辞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建立起新的革命权力机构。
　　随着哥特瓦尔德的讲演被大群雷鸣般的欢呼所淹没，那台旧收音机劈劈啪地响起来。这一切都使雅罗米尔激动万分，他穿着睡衣裤站在外婆房间，脖子上严严实实缠着绷带，嘶哑地叫喊：“终于！它终于发生了！”
　　外婆不太弄得清雅罗米尔的热情是否有道理。“你真的认为这是件好事吗？”她用担忧的语气问。“当然，外婆，这是好事。太好了！”他拥抱她，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对自己说，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已经把今天这个日子掷到了天空，它将象星星一样在天上照耀若干个世纪。他突然想到，在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他却与外婆留在家里，而不是到大街上去同人们在一起，这真是羞愧。但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想这个念头，门突然打开了，他的姨父出现在门口，红着脸激动地大叫：你们听见了发生的事吗？那些混账！那些卑鄙下流的混账！象这样发动一场暴乱！”
　　雅罗米尔瞥了一眼姨父，他一直讨厌姨父，姨母和他们那个自高自大的儿子。他觉得他那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姨父的身后是门，雅罗米尔的身后是收音机，这使他感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支持他，当他对姨父讲话时，就象成千上万的人在对一个人讲话。“这不是暴乱。这是一场革命。”他说。
　　“让你的革命滚蛋去吧，”姨父回答，“当你身后有军队，还有警察和一个大国在旁边，发动一场革命当然很容易。”
　　当他听到姨父自负的声音，对他讲话就好象他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孩，雅罗米尔的仇恨涌上心头，“为了防止一小撮杂种把其余的人再次变成一群奴隶，我们需要军队和警察。”
　　“你这个小蠢蛋，”姨父回答，“赤色分子手里已经有大部分权力。他们发动这场暴乱，不过是为了把所有权力都抓到手。天哪，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蠢货。”
　　“我也早就知道工人阶级会把象你这样的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雅罗米尔几乎不假思索就愤怒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词在共产党报纸上以及共产党演说者的讲演里不断地反复出现过，雅罗米尔一直不喜欢它们，正如他不喜欢所有的行话。他认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即使他抱有革命观点，他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语言。然而他刚才却说到了资产阶级寄生虫和历史的垃圾箱。
　　是的，这是奇怪的！在激动的当儿（因而是在真实的自我讲话的自然时刻），雅罗米尔抛弃了他自己的语气，充当了别人的宣传工具。而且，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欣悦感这样做的；他觉得他已成了一个千头群众的部分，一条多头龙的喉舌，看上去非常壮观。现在他感到很有力量，可以俯视那些仅仅昨天还使他脸红和结巴的人。这句话（把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垃圾箱）的不加修饰，简单明了使他愉快。因为它把置于那些直率朴素的人的队伍中，这些人漠视细微差别，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理解那些简单得可笑的生活本质。
　　雅罗米尔（穿着睡衣裤，脖子上缠着法兰绒）双手叉腰，两腿叉开，坚定地站在正发出巨大欢呼的收音机前面。他觉得这喧声正流进他的体内，使他的身躯充满力量，直到他象一棵大树，或象发出狂笑的岩石，赫然耸立在姨父之上。
　　他的姨父，这位认为福尔特尔是伏特之父的人，走上前来，给了雅罗米尔一记响亮的耳光。
　　雅罗米尔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他蒙受了耻辱，由于他感到象一棵树或岩石一样巨大有力（那条多头龙仍在他身后吼叫），他想要扑向姨父，为自己报仇。但过了一会儿他才下了决心，在此期间，姨父已经转过身去，离开了房间。
　　雅罗米尔在他身后大叫，“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你这个猪猡！”然后朝门口跑去。但是外婆抓住了他的睡衣袖子，终于使他平静下来。雅罗米尔不停地嘀咕道这个猪猡，这个肮脏的猪猡。然后回到不到一小时前离开的——带着他对那位姑娘的梦——那张床上，他再也不能想她。他的姨父还在他眼前，他的脸还感到火辣辣。他指责自己的行为不太象一个男子汉。事实上，他是那样苦苦责备自己，以至于他开始哭泣起来，愤怒的泪水打湿了枕头。
　　玛曼那天下午回来很晚，不安地叙述着白天的事件。他们马上就把她局里的局长撤职了；她对这位局长非常尊敬，局里所有的非党员都担心自己很快就会被捕。
　　雅罗米尔支着手肘坐起来，热情洋溢加入了谈话。他对母亲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是一场革命，革命是需要一定暴力的短暂插曲。以便通过建立起一个正义的社会，暴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废除。母亲必须理解它。
　　玛曼激烈地反驳，但雅罗米尔对她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有准备。他攻击富人统治的愚蠢，攻击企业家和商人社会的统治，他机智地提醒玛曼，在她自己的家庭中就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使她受苦。他指出她姐姐的自负和她姐夫的粗俗。
　　玛曼开始动摇了，雅罗米尔对自己这番话的成功很满意。他感到为刚才那一耳光复了仇。一想到刚才的事他就怒火中烧。“母亲，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宣布道“我要加入共产党。”
　　他从母亲眼里察觉到她不赞同，于是他详细地阐述他的声明。他说，他为没有在很早以前加入而感到羞愧；正是他家庭背景的负担使他同他真正的同志们分开了。
　　“你是说你为生在这个家而感到遗憾？你为你的母亲感到羞愧？”
　　玛曼象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雅罗米尔赶紧又说，她误解了他的意思：在他看来，他的母亲——她潜在的真正自我——与她的姐姐或富人的社会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玛曼说，“假如你真的关心我，就不要干那事。你知道，跟你姨父在一起过日子是多么难。要是他发现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明智一点，求求你！”
　　一阵自哀自悯涌上雅罗米尔的喉头。他不仅没能回击他姨父的那一巴掌，反而又挨了一巴掌。他把脸转过去，当玛曼一离开房间，他禁不住又哭起来。
　　晚上六点。姑娘围着白色的围裙在门口迎接他，然后把他引到一个小巧舒适的厨房。晚餐结果很平常——炒鸡蛋和色拉米香肠——但这是第一次有位女人（不包括玛曼和外婆）为他煮饭，因此，他怀着一个男人受到心上人照料的自得，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他们走进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张覆着针织桌布的赤褐色圆桌，上面压着一个粗大的玻璃花瓶：器壁上装饰着令人畏惧的画。一张长沙发占据了房子的一边，沙发上摆着华美的小枕头。为了这个晚上一切都安排妥了，他们只需倒在这个舒适的室内装潢里。但奇怪的是姑娘在圆桌旁边的一把硬椅上坐了下来，于是：他也这样做了。他们就这样坐在硬椅子上天南海北地谈了很久很久，直到雅罗米尔的嗓音因焦虑而显得紧张起来。
　　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他曾恳求母亲允许他通宵待在外面（他告诉她，他的同学打算举行一个舞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就不敢再坚持此事。此刻，他只希望还剩下的四小时会足够完成他的第一次性交。
　　但是，姑娘却说个不停，规定的时间迅速地在缩短。她谈到她的家庭，谈到她的哥哥曾因单恋而企图自杀。“这件事给我一生都留下了印象。我不可能象别的女孩。我不会轻率地对待爱情。”她说。雅罗米尔明白这番话是为了给已经许诺的性爱享受增加一点严肃的色彩。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朝她俯下身，用一种很严肃的声调说，“我理解你，是的，我理解。”然后他扶着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把她带到长沙发那里，让她舒适地坐下。
　　他们接吻，拥抱，爱抚。持续了很长时间。雅罗米尔一直在想，该给姑娘脱衣服了，但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他不知道怎样开始。首先，他不知道是把灯关掉还是让它开着。按照他听来的有关这类情形的所有谈话，他觉得应该把灯关掉。不管怎样，在他上衣里有一包透明的小袜，如果在关键时刻他打算谨慎地、悄悄地戴上一只，那么黑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紧紧拥抱之中，他似乎不可能站起来，走到开关那里，撇开这一问题不谈，这个行为对他来说也显得太不礼貌（我们不要忘记，他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在别人的房间里，毕竞应由女主人来决定是开灯还是关灯。终于，他怯怯地问，“我们把灯关掉好吗？”
　　姑娘回答：“不，不，请不要。”雅罗米尔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姑娘拒绝进一步的亲呢行为呢，还是她仅仅不愿在黑暗中作爱。当然，他完全可以问她，但他害怕用实际的语言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再次想起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于是他强迫自己克服羞怯。一生中他第一次解开了女人的钮扣。这是她白色罩衫上的领扣，他不安地等待她的反应。她一声不响。于是他继续解开她的钮扣，把她的罩衫从裙带里往外拉，终于设法把罩衫完全脱了下来。
　　现在她躺在枕头上，穿着裙子和乳罩。奇怪的是，尽管刚才她还热烈地吻雅罗米尔，此刻脱掉部分衣服，她却显得僵硬了。她一动不动，紧紧抱住胸部，就象一个被判处死刑子囚犯向行刑队挑战一样。
　　雅罗米尔除了继续给她脱衣服外别无选择。他摸到她裙子边上的拉链，把它拉开。这可怜的家伙对裙子的挂钩一无所知，有好几分钟他徒劳地想把裙子拉到姑娘的臀部，姑娘仍然抱住她的胸部，反抗着看不见的行刑队，对他一点不予帮助，也许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困境。
　　噢，让我们仁慈地略过雅罗米尔痛苦的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吧。他终于成功地把姑娘的衣服全部脱下来了。当他看到她如此忠实地躺在枕头上，等待着他们已经计划了很久的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无法避免脱掉衣服的了。但是，那盏枝形吊灯明晃晃地照着，雅罗米尔不好意思脱掉衣服。他想到一个主意：他瞥见了起居室旁边的卧室（一间旧式的有两张大婚床的卧室）；那儿的灯是关着的；他可以在那儿，在黑暗中脱衣服，甚至可以用一床被子盖住自己。
　　“我们到卧室里去好吗？”他辞不达意地建议。
　　“为什么？我们干吗需要卧室？”姑娘大笑起来。
　　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发笑。她的笑声毫无必要，突如其来，令人不安。不过，它伤害了雅罗米尔。他担心他说了什么蠢话，他要去卧室的念头暴露了他可笑的缺乏经验。顿时，他感到垂头丧气，遭到据弃，在枝形吊灯刺探灯光下的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同一个正在取笑他的陌生女人在一起。
　　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这个晚上他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了。他绷着脸坐在沙发上；他对发生的事感到悲伤，但同时又感到解脱。再没有必要为开灯还是关灯，或者脱衣服而痛苦万分了。他很高兴这不是他的错。她不应该笑得那样愚蠢了。
　　“怎么啦？”她问。
　　“没什么。”雅罗米尔说。他知道，要是他说出情绪不好的原因，只会使自己显得更可笑。因此他克制住自己，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装得若无其事地打量她（他想成为情势的主人，他觉得审视的人是被审视的人的主人）。最后他说：“你很漂亮，你知道。”
　　姑娘一旦从她僵硬地躺着等待的沙发上坐起来，他便感到自己彻底解脱了。她又恢复到健谈、自信的自我。她一点不在乎被打量（也许她觉得被审视的人是审视的人的主人）她问，“我穿着衣服好看，还是什么也不穿好看？”
　　有一些典型的女人问题，每一个男人在他一生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应当作为年轻男人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雅罗米尔进错了学校，因此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极力猜测姑娘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但是他已经搞糊涂了，一个姑娘通常都是穿着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说她穿着衣服漂亮，她一定会满意的。另一方面，裸体可以看作是肉体的真实状态，从这个观点看，对她说她的裸体更迷人，会使她更加高兴。
　　“你穿衣服和不穿衣服都很漂亮。”他说，但姑娘一点也不满意他的含糊其词。她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在雅罗米尔面前摆弄姿态，催促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知道，你更喜欢我哪种样子。”
　　当这个问题以更加涉及个人的方式提出，回答就容易多了。如果别人只是以她穿着衣服时的样子了解她，那么在他看来，说她穿着衣服不怎么迷人就太不得体了。但是，如果她现在问他自己的主观看法，他便可以有把握地声称，就他个人而言，他更喜欢她的裸体，因为这个回答意味着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他欣赏她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自我，不需要人为的漂亮服饰。
　　他的判断显然是对的，因为当姑娘听到他的意见时，作出了十分赞许的反应。一直到他告别时她才重新穿上衣服，她吻了他许多次，当他要离开时（差一刻到十一点，玛曼会满意的），她在他耳边悄声说，“今天晚上我发现你，是爱我的。你真好，你真正地为我着想。是的，你是对的，这样子更好。我们暂且保全它，这样我们就有所期待。”
　　在那段时期，他开始写一首长诗。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一个男人突然感到自己老了，发现自己被抛弃被遗忘。在命运的最后一站：
　　他们在粉刷他的墙壁，
　　搬出他的东西；
　　往日的模样没留下一点痕迹。
　　他从房子里逃出来，被无情的时间紧紧追逐，奔回到他曾度过一生中最热烈的时间的地方：
　　后楼梯，三楼，第二道后门，
　　门牌上退色的名字模糊得不能辨认。
　　“二十年过去了，请让我进去！”
　　一位老妇人开了门，从多年孤独之后的漠然中惊醒。她咬了咬早已没有血色的嘴唇：用一种遗忘了许多的姿势试图整理一下稀疏的未洗过的头发；窘迫地伸出手臂想挡住挂在墙上的那对旧情人的照片。接着她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很好，外表已无关紧要。
　　二十年了，你回来了
　　我一生中最后一次
　　重要的会面……
　　是的，一切都很好。再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皱纹，槛楼的衣衫，黄黄的牙齿，稀疏的头发，松垂的皮肤，没有血色的嘴唇，都没有关系。有比美丽或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必然。
　　生活最后
　　和最仁慈的礼物。
　　于是他穿过房间，疲倦地在桌面上拖着他的手。
　　他柔软的手套抹掉
　　从前恋人们的指迹。
　　他看出她曾认识许多男人，一大群情人，他们
　　滥用了她皮肤的全部光彩。
　　一首久已忘却的歌萦绕在他的心头。上帝，那首歌是什么样的？
　　在沙床上漂着，漂着，……
　　你在漂流，漂流，直到一无所剩，只有你的核，你自己心脏的核。
　　她意识到他也没有什么可给予他的了，没有力气，没有青春。但是
　　这些疲劳的时刻
　　现在我感觉到了
　　这些对自然的纯洁
　　平静和必然过程的确证
　　我只遗赠给你……
　　他们深深地感动了，互相抚摸着对方布满皱纹的脸。他称她“我的小女孩，”她称他“我最亲爱的小男孩”，然后他们哭了。
　　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
　　没有交流的眼光或话语
　　来掩藏他的不幸——或她的不幸。
　　他们用焦干的舌头渴望得到的正是他们相互的不幸。他们贪婪地互相吮吸它。他们抚摸对方可怜的身躯，听见死亡的引擎在对方的皮肤下面轻轻地轰鸣。他们知道他们完全属于对方，永远属于对方，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伟大的爱情，因为最后的爱情总是最伟大的。
　　男人想：
　　这个爱情没有通向外面的门
　　这个爱情就象一堵墙……
　　女人想：
　　死亡也许还离得很远
　　但它的阴影此刻已靠近我俩。
　　倒在椅子里，工作已完成。
　　我们的脚找到了安宁
　　我们的手再不需要触摸……
　　再也没有什么可做
　　只需等待嘴上的唾液
　　变成露水。
　　当玛曼读到这首古怪的作品时，她象往常一样，对儿子不同凡响的成熟大为惊异——这种成熟使他能够理解还远离他自己的一个生命阶段。她没有看出，诗中的人物根本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老年心理。当雅罗米尔最后把诗给女友看时，她也没有理解它的真正性质，她把它说成是恋尸癖。
　　不，这首诗与一个老头或者太婆毫无关系。倘若我们问雅罗米尔，这两个人物有多大，他会窘迫地讷讷说，他们大约在四十岁到八十岁之间。他所知道的老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当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成熟阶段；当命运已经结束；当不再需要害怕恐怖、神秘的未来；当所有发生的爱情都成了必然和结局的时刻。
　　实际上，雅罗米尔忧心忡忡；他接近女人的裸体时就象踩在荆棘上一样。他渴望一个躯体，但又害怕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情诗中，他从具体的躯体中逃进儿童游乐的世界。他剥夺了现实的躯体，把女性的生殖器想象成一个发出嗡嗡声的玩具。在这首诗里，他逃向相反的方向：逃进老年，在那里躯体不再危险和祟高，而是悲惨和可怜；一个衰老身躯的不幸多少使他与一个年轻女性身躯的傲慢重新和解，后者总有一天也会变得苍老。
　　这首诗充满自然主义的丑陋。雅罗米尔没有忽略黄黄的牙齿，眼角的眵垢和松垂的肚皮。但在这些细节的严酷后面是一个深沉的愿望，渴望把爱情限制在它永恒不变的成分中，限制在可以取代母亲拥抱的那部分爱中，这种爱不受时间的支配，这种爱代表了“一颗真正的心”，能够战胜躯体的力量，战胜展开在他面前、象猛兽猖獗的未知地带一样暗藏着危险的肉体。
　　他写了许多诗，关于一个非真实的天真无邪的爱情，关于一个非真实的死亡，关于一个非真实的老年。在这三面淡蓝色旗帜下，他紧张不安地朝着一个成年妇女真实的身躯前进。
　　当她到达时（玛曼和外婆已经到乡下住几天去了），尽管天色已黑。他一盏灯也没打开。他们吃了晚饭，然后坐在雅罗米尔的房间里。大约十点钟（这是玛曼通常打发他上床的时间），他说出了一句已练习了一整天，以便听上去显得很随便平常的话：“我们去睡觉好吗？”
　　她点了点头，于是雅罗米尔把床铺好。是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没有任何意外障碍。姑娘在一个角落里脱衣服，雅罗米尔在另一个角落里脱衣服（显得比姑娘笨拙得多）。他很快地穿上睡衣（那包避孕套早已仔细地放进了睡衣口袋），然后匆忙溜进被窝（他知道这种睡衣不合他的身，它太大了，因而使他显得很小）。他瞧着姑娘脱衣服（呵，在微弱的光里，她看去比上次还要美丽）。
　　她溜上床，偎依在他旁边，开始狂热地吻他。过了一会儿，雅罗米尔想到，该是打开小包的时候了。他把手伸进口袋，尽量想不让她察觉地把小包掏出来。“你在找什么？”姑娘问。“没什么”，他回答，立即把那只刚要抓住小包的手放在姑娘的胸脯上。后来他决定，最好还是说声对不起，离开一会儿，到浴室里去，准备得更妥当。但是，当他正在这样思考时（姑娘不停地在吻他）。他注意到他最初在肉体上面感到的所有明显的激情正在消失。这使他陷入新的慌乱之中，因为他意识到现在打开小包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一边极力热情地爱抚姑娘，一边焦急地在观察着失去的兴奋是不是在回来。它没有回来，在他不安的观察下，他的身躯象是被恐惧攫住了。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它正在缩小，而不是涨大。
　　这个爱的游戏已不再给予他任何快乐；它仅仅是一道屏幕，在它后面他正在折磨自己，绝望地命令他的身躯服从。不断地抚摸，爱抚，亲吻，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一个完全沉默的痛苦挣扎，雅罗米尔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觉得任何话都只会引起对他的羞耻的注意。姑娘也沉默不语，因为她可能也开始感觉到，某种丢脸的事正在发生，不知道这过错到底是他的还是她的。不管怎样，某种她毫无准备，害怕说出的事正在发生。
　　这场可怕的哑剧终于精疲力竭了，他们倒在枕头，试图入睡。很难说他们睡了多久，或者他们是否真地睡着了，还是仅仅装作睡着了，以便可以不看对方。
　　早晨他们起床时，雅罗米尔不敢看她；她看上去令人痛苦的美丽，由于他未能占有她而使她显得越发美丽。他们走进厨房，做了早饭，极力想进行一场漫不经心的谈话。
　　最后她说，“你不爱我。”
　　雅罗米尔开始向她保证，这不是事实，但是她打断他：“不，没有用，我不想听你的辩解。事实胜于雄辩，昨天晚上一切都清楚了。你并不很爱我。你自己也看出来了。”
　　雅罗米尔想让她相信，他的失败同他的爱情程度毫无关系，但接着他改变了主意。姑娘的话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掩饰他的丢脸的机会。忍受他不爱她的指责比接受他的身子出了毛病的看法容易一千倍。因此，他盯着地板，一言不发，当姑娘重复这个谴责时，他故意用一种不确定的、无说服力的语调说：“别傻了，我的确爱你。”
　　“你在撒谎”，她说，”你爱的是另一个人。”
　　这样甚至更好。雅罗米尔低下头，悲哀地耸耸肩，仿佛在承认她的断言是事实。
　　“如果它是虚假的东西，那它就毫无意义，”她忧郁地说。“我对你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轻率地对待这类事。我不能容忍仅仅当别人替身的想法。”
　　虽然他刚度过的夜晚充满了痛苦，雅罗米尔仍然有机会成功地重新度过一个晚上。所以他说，”不，你不公平。我的确爱你。我非常爱你。但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这是事实，我生活中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爱我，可我却做了件对不起她的事。这件事现在就象一个黑色幽灵压迫着我。我无能为力。请理解我。你不再来看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除了你谁也不爱。”
　　“我没有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但是我不能忍受任何其他女人，哪怕是一个幽灵。请理解我！对我来说，爱情就是一切，它是绝对的。在爱情方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折中的东西。”
　　雅罗米尔望着姑娘戴眼镜的脸，他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心里就作痛；她仿佛离他很近，仿佛能理解他。然而，他不能冒失告诉她真话的风险。他不得不装成一个头上有一个命定幽灵的人，一个撕成两半、值得怜悯的人。
　　“你谈到绝对的爱情，”他说，“但这不正是意味着首先要理解对方，爱他身上的一切——甚至他的幽灵吗？”
　　这个论证很有力，姑娘不再说什么了。雅罗米尔觉得可能一切都还没有失去。
　　他还没有给她看他的诗歌。他一直在等待画家兑现他的诺言，把他的诗发表在一些先锋派杂志上，这样他就可以用铅字带来的荣誉使她眼花缭乱。但他现在急需他的诗歌来助他一把。他深信，只要姑娘一读到他的诗（尤其是写那对老夫妻的诗），她就会理解，就会感动。他错了。也许她觉得，她应该向她的年轻朋友提一点如实的批评建议。但不管怎样，她那随意而实际的评论却摧毁了他。
　　他在她的热情赞美中发现过他的不平凡的那面奇异的镜子怎么啦？在所有的镜子中，他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不成熟在斜着眼做怪相，这是难以忍受的。就在那时，他想起了一位著名诗人的名字，这位诗人被欧洲先锋派成员的光辉所照亮，参与了本地的一些古怪活动。虽然他不认识他，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他，雅罗米尔还是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抓住了，就象头脑简单的信徒信仰他们教会里的高级牧师一样。他把他的诗寄给这位诗人，并附了一封谦卑、恳切的信。他幻想着他会得到一封友好、赞扬的回信，这个幻想就象一个安慰物降落在他和姑娘的约会上，他们的约会正变得越来越少（她声称她正在考试期间，很少有时间），越来越不愉快。
　　他被抛回到了过去的一段时期（实际上并不太遥远），同任何女人谈话都似乎很难，需要事先准备好。现在，他每赴一次约会又要提前几天做准备，有时整夜都在进行想象中的谈话。在这些内心的对话中，“另一个女人”的形象（对她的存在，姑娘曾表示过疑虑），显现得更加神秘，也更加清晰。她用阅历丰富的光辉鼓舞雅罗米尔，她激起了忌妒的兴味，她解释了他身躯没有成功的原因。
　　不幸的是，她只出现在想象的对话中，当雅罗米尔和姑娘一开始进行实际的谈话，她就悄悄地迅速地消失了，姑娘对这位假设的情敌已失去了兴趣，出乎意料得就象他最初提到她时一样。这使雅罗米尔局促不安。她不理睬雅罗米尔所有的小暗示，排练好的口误，企图表示他沉浸在对另一个女人的回忆中的突然的沉默。
　　相反，她跟他大谈大学里的事（噢，都是非常愉快的事），她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好几个同学，以致雅罗米尔觉得他们比他自己的人物还要真实。他俩重新回到了初次见面时的处境：他又变成了一个羞怯的青年，她又变成了一个大谈学问的石头姑娘。只是有时（雅罗米尔喜欢并渴望这样的时刻）她会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或者说出一些悲伤的、怀旧的话。雅罗米尔徒劳地想把它们同自己的话联系起来，因为姑娘的悲哀仅仅是对着她的内心发的，她一点也不想同雅罗米尔的感情交流。
　　她悲哀的原因是什么呢？谁知道；也许她痛惜眼前正在消逝的爱情；也许她在想念另一个人。谁知道；一次，悲哀的时刻是那样强烈（他们刚看完电影，沿着一条宁静、漆黑的街道往回走），以致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天哪！这样的事过去曾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与在舞蹈班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公园里散步。那个头的姿势，曾经如此强烈地唤醒过他，现在又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兴奋起来了！完完全全，千真万确的兴奋！只是这次他并不感到羞耻——相反，恰恰相反！这一次，他非常希望姑娘会注意到他的兴奋！
　　但是，她的头悲哀地搁在他的肩上，呆呆地透过眼镜注视着远处。
　　雅罗米尔被唤醒的状态胜利地、骄傲地、明显地持续着，他渴望它被察觉，被欣赏。他很想抓住姑娘的手，把它放在她能感觉到他是男人的地方，但这仅仅是一个冲动，他明白这个念头是疯狂的，也无济于事。接着他想到，如果他停下来，把她紧紧搂住，她的身子就会感觉到他那男性生殖力的苏醒。
　　但是，当她从他放慢的脚步感觉到他想停下来拥抱她时，她说：“不，不，我们别……”她说得那样悲伤，雅罗米尔一声不响地顺从了。他大腿之间的那个玩意儿——那个木偶，那个小丑——就象一个在折磨和嘲弄他的敌人。就这样，雅罗米尔肩上搁着一个奇怪的悲哀的头，大腿间夹着一个奇怪的嘲笑的小丑，继续朝前走着。
　　也许他相信了这种看法，深切的悲哀和对安慰的渴求（那位著名诗人还没有回信）证明异乎寻常的措施是正确的。总之，雅罗米尔决定对画家来一次突然访问。他一走进过道，就从嘈杂的声音中知道，画家正在接待许多客人，他想说声对不起，然后离开。但画家热情地邀请他进入画室，把他介绍给客人们——三个男人和两个妇女。
　　雅罗米尔在五位陌生人的注视下感到脸颊发红了，但同时他又感到很荣幸，因为画家在介绍他时，说他写了一些很出色的诗，他的语气表明这些客人已经听说过他的事。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感觉。当他坐在扶手椅里四下打量画室时，他满意地注意到，在场的两位女人都要比他那戴眼镜的女友漂亮得多。她们架着腿时的那副自信的神态，她们弹烟灰时的那种优雅的举止，她们把博学的术语同通俗的表达结合成奇异句子的那种漂亮的方式——雅罗米尔感到自己象是在带着他陡直上升的电梯里，一直到了灿烂的高处，远离了他那石头姑娘令人痛苦的声音。
　　其中一个女人转向他，用温和的声音问他写的什么样的诗。“就是……诗，”他窘迫地说，耸了耸肩。“出色的诗，”画家插嘴说，雅罗米尔低下头。另一个女人看着他，用一种女低音说：“他坐在那里的样子使我想起拉图尔的那幅画，兰波被魏尔兰[12]和他那帮人围着。一个孩子在男人中间。兰波十八岁时看上去还象十三岁。而你，”她指着雅罗米尔，“看上去也象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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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好友。
　　（我们不禁要指出，这女人用一种残酷的温柔俯向雅罗米尔，就象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地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给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
　　“我们的朋友有这个好运——相当短暂的好运——不再是一个孩子，但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画家说。
　　“青春期是最有诗意的年龄。”第一个女人说。
　　“你会吃惊的，”画家带着微笑反驳，“看到这个尚未成熟，纯洁无理的小伙子写出这样非常完美和成熟的诗歌。”
　　“的确。”其中一个男人点点头，表示他熟悉雅罗米尔的诗，赞同画家的夸奖。
　　“你打算发表它们呢？”那位有着低音嗓子的女人问。
　　“在这个正面英雄和斯大林大逮捕的时代，是不太利于这样的东西。”画家回答。
　　这句关于正面英雄的话把谈话重新转到雅罗米尔来之前一直在进行的话题。雅罗米尔熟悉这一话题，可以毫不费力地加入到谈话中，但他根本没有听他们讲什么；他看上去象十三岁，他是一个孩子，一个童男。这些话不断地在他头脑里回响。当然，他知道，没有人想羞辱他，画家尤其是真诚地喜欢他的诗——但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在这种时候，他还关心什么诗歌？如果能给予他自身的成熟，他愿意一千次地牺牲他那些成熟的诗节。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来换取同一个女人的一夜。
　　辩论变得激烈起来。雅罗米尔本想离开，但他是那样沮丧，以至于觉得很难想出适合的话来道别。他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怕它会颤抖或发嘶，再次暴露他的不成熟和十三岁。他很想变得看不见，踮着脚走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入睡，等十年以后，他的脸已变得成熟，有了男子汉的皱折再醒过来。
　　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再次转向他：“我的上帝，孩子，你干嘛那样安静？”
　　他咕哝着说，他宁愿听别人谈话而不愿自己说话（尽管他根本没有在听）。他觉得他最近与女友的经历对他宣布的判决是无法逃避的，这个他带在身上象耻辱标记一样的童贞（大家想必都看见了，他从来没占有过一个女人）判决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由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注意的对象，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的面孔，恐惧感渐渐上涌，他感到他的面部表情正是他母亲的微笑！他清楚地认出了它，那种病弱，辛酸的微笑；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正坐在一群成年人中间，被妈妈的面容所掩盖，被妈妈的手臂从一个他所追求的世界中拉出来，这个世界使他感觉到——渐渐地但又明确地——他那可恨的幼稚。这个感觉是那样痛苦，雅罗米尔拼命想摔掉母亲的面孔，挣脱出来。他极力想加入讨论。
　　他们正在争论当时所有艺术家都在激烈辩论的问题。捷克现代艺术一直声称忠实于共产主义革命；但当革命到来时，它却宣布自己完全遵从一个通俗易懂的现实主义纲领，现代艺术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的畸形产物遭到唾弃。“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其中一个客人说，“我们应该背弃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艺术，还是应该背弃我们所赞扬的革命？”
　　“这问题提得很不好，”画家说，“想挖掘僵死的学院派艺术，在装配线上制造政治家们逮捕的革命，不仅背叛了现代艺术。而且背叛了革命本身。这样的革命并不想改变世界。恰恰相反：是想保留历史上最反动的精神——偏执、惩诫、教条、正统和因袭的精神。没有什么困境。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能赞同这种对革命的背叛。”
　　雅罗米尔可以很容易地阐述画家的观点，他完全熟悉它的逻辑，但是他讨厌扮演老师宠儿的角色，一个渴望博取赞同的男孩的角色。他充满了反抗的渴望。他转向画家，说：
　　“你喜欢引用兰波的格言：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但是，绝对的现代并不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而是使我们震惊和诧异的某种东西。超现实主义根本不是绝对的现代——它已经出现了大约二十五年。不，现代事件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你未能理解它，这正证明了它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
　　他们打断他的话。“现代艺术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的运动。”
　　“不错，”雅罗米尔说，“但是，如果现代艺术果真坚持反对当代世界，它就会迎来它自身的毁灭。现代艺术必须预料到，这场革命会创造出它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现代艺术本来也想要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有着女低音嗓子的女人说，“波德莱尔的诗登在二流的报纸上，所有的现代派文学遭到禁止，国家美术馆里立体派的画被运到地窖里，对此你并不感到不安？”
　　“革命就是暴力，”雅罗米尔反驳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高于所有其它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意识到，旧的小丑必须被无情地踢下舞台，但它没有感觉到，它自身也已变得陈旧，无用了。”
　　雅罗米尔的羞辱和气愤使他用凶狠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刚从嘴里发出头几个字，有样东西就使他感到困惑：他在自己的声音里又听见了画家那特有的、权威的语调，他无法阻止他的右臂象画家特有的在空中打手势的姿态。实际上，这是画家与自己，成年的画家与儿时的画家，画家与他反叛的影子之间的一场奇异的辩论。雅罗米尔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受了更大的耻辱；于是，他说话愈来愈尖刻。以便为使他成为一个俘虏的手势和声调，向他的私人教师报仇。
　　画家两次用冗长的答辩来回击雅罗米尔的爆发，但第三次他仅仅用严厉冷峻的眼光来回答。雅罗米尔明白，他再也不会成为画家画室里的客人了。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终于打破了痛苦的沉默（但现在她说话的口气不再有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俯在兰波长满虱子的头上的那种感情，而是悲哀和失望）：“我没读过你的诗，但从我所听到的来看，你的诗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一个你如此激烈捍卫的政权的赞赏。”
　　雅罗米尔想起了他最近的那首诗，两个老人和他们的最后的爱情。他开始明白了，这首他特别喜爱的诗，永远也不会在欢乐之歌和宣传鼓动诗盛行的时代得到发表。现在抛弃它，就等于牺牲了他最珍贵的财产，他唯一的财富。
　　然而，还有比他的诗更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他从来没有占有过，他一心一意想得到它：他的成年。他知道，只有通过勇敢的行为才能赢得它；如果这种勇敢意味着他将孑然一身，他将抛弃他的女友，他的画家朋友，甚至他的诗歌——那好吧；他决心大起胆子。他说：
　　“是的，我知道我的诗对这场革命毫无用处。我很难过，因为我喜爱它们。但不幸的是，我的感情却不能说明它们是有用的。”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一个男人说：“太可怕了。”他真的发起抖来，仿佛寒气彻骨。雅罗米尔感到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恐怖，他们全都望着他，仿佛他象征着毁灭他们所热爱的一切，毁灭使生命有价值的一切东西。
　　这是悲哀的，但也是美好的：这一时刻，雅罗米尔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玛曼读了雅罗米尔悄悄放在她桌上的诗歌，她试图通过这些诗洞悉儿子的生活。但是，呵，这些诗表达得毫不清晰毫不直率！它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充满了谜语和暗示；玛曼猜测，儿子的头脑里全是女人，但是她无法知道他同她们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一天，她打开他写字台的抽屉，四处搜查，终于找到了他的日记。她跪在地板上，激动地把它翻了一遍。记载大抵都很简洁，隐晦，但对她来说已很清楚，儿子正在恋爱。他只用一个大写字母称呼他的恋人，因此玛曼无法辨出她是谁。另一方面，他又带着一种激情描写了某些事件的细节。以致玛曼觉得厌恶：他们初次接吻的日期，他们围着公园走了多少圈，他第一次摸她乳房的日期，他第一次摸她屁股的日期。
　　接着，玛曼翻开一个用红字记下并用许多感叹号装饰起来的日期，日期下面的记载是：明天！明天！啊，雅罗米尔，你这个老家伙，你这个秃头的老保守，从现在起许多年后当你读到这里时，记住在这一天开始了你生活中真正的历史！
　　玛曼急躁地在记忆中搜寻与这一天有联系的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她终于回忆起，这正是她与外婆到乡下旅行的那一个星期。她还想起，当她回来时，发现放在浴室架上她最好的一瓶香水被打开了。她曾问过雅罗米尔，他十分窘迫地说：“我只是弄着玩玩。”她当时是多么愚蠢！她回忆起雅罗米尔还是一个小孩时就想当一个香水发明家，她感动了。于是他只是轻轻地责备他：“你已过了玩这类东西的年龄了！”但现在一切都非常清楚了：那瓶香水是那夜同雅罗米尔睡觉的一个女人用的，就在那个夜里，他失去了童贞。
　　她想象他的裸体；她想象着躺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的裸体，那个女人的躯体洒过她的香水，因而散发出象她一样的气味。一阵恶心的感觉掠过全身。她再次瞥了一眼那本日记，看到那些记载在标有感叹号的那个日子中断了。多么有代表性——对一个男人来说，一旦他同一个女人睡过觉，一切就结束了，她厌恶地想，儿子似乎令她作呕。
　　有好几天她故意回避他。后来她注意到他的脸色疲倦，苍白；她确信这是由于过度的作爱造成的。
　　又过了几天她才开始注意到。雅罗米尔的脸色不仅显得疲劳，而且还显得悲伤。这一发现把她拉向他身边，给了她希望：她对自己说，姑娘们造成了创伤，但由母亲们来安慰；她对自己说，有许多姑娘，但只有一个母亲。我必须为他战斗，我必须为他战斗，她低声地重复道，从那时起，她开始象一只高度警惕的、慈爱的母老虎守护在他身边。
　　他通过了毕业考试，带着怀旧的心情告别了同窗八年的同学们。官方确定的成熟仿佛象一片沙漠呈现在他前面。一天，他发现（完全是偶然的，从他在那个黑头发男人公寓的集会上认识的一个人那里）那个石头姑娘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
　　他与姑娘约会了一次；她告诉他，她过几天就要动身去度假；他记下了她的地址。对他所听见的事一字不提，因为他怕用话明说出来；他担心这只会加速他们的破裂；他很高兴她还没有完全拒绝他，尽管她已有了别人，她还是让他不时地吻吻她，至少她还继续把他看作是一位朋友；他不顾一切地缠着她，愿意抛弃所有的自尊；她是包围着他的那片孤寂沙漠里的唯一的活人；他一心希望他们那即将完结的爱也许还会重新燃起。
　　姑娘离开了这座城市，雅罗米尔却面对着一个灼热的夏天，这个夏天就象一条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隧道伸展在他前面。一封写给姑娘的信（悲哀的，恳求的信）漂进了这条隧道，毫无痕迹地消失了。雅罗米尔想起了挂在他房间墙壁上的电话筒。啊，这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物体如今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一个没有连接的话筒，一封没有回音的信，一次没有人听的谈话……
　　整个夏天，女人们穿着凉爽的衣裙在人行道上漂浮，流行歌曲从开着的窗户涌到热烘烘的大街，有轨电车挤满了带着毛巾和游泳衣的人们，游船翻着波浪驶向莫尔道河，驶向南边，驶向群山和森林……
　　雅罗米尔被抛弃了，只有他母亲的眼睛跟随着他，对他一直守信。但这也很痛苦——一双眼睛不断地刺探他的孤独，剥去他的遮蔽物。他受不了母亲的眼光，也受不了她的问话。他不断地逃离家。夜里很晚才回来，然后立即上床睡觉。
　　我们已经提到过，雅罗米尔不是为手淫而生，而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生。然而，在这些日子里，他疯狂绝望地自渎，仿佛他想用这种卑劣可耻的行为来惩罚自己。自渎的夜晚后接着是脑袋抽痛的白昼，但雅罗米尔却差不多感到轻松了，因为头疼使他不去想到穿着夏天衣裙的女人的美，减轻了街道上歌声的色情诱惑，他那昏昏沉沉，没有感觉的状态帮助他度过了漫长的白昼。
　　没有收到姑娘的回信。要是至少有一封别人的信该多好啊，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冲破空虚该多好啊！要是雅罗米尔曾把自己的诗寄给他的那位著名诗人至少给他写几行字该多好啊！只要几句赞扬的话！（是的，我们的确说过。雅罗米尔愿意用他所有的诗去换取他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但是，让我们作进一步阐述：如果人们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那么只有一件事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应把他看作是一个诗人。）
　　他再次希望同那位著名诗人取得联系。不是靠一封普通信的方式，而是用残暴的诗意的方式。一天，他带着一把锋利的刀离开了家。他在一个公用电话问前面来回踱了很久，当他确信没有人在看他时，他走进电话间，割下了听筒，以后每天，他都要设法盗走一个，直到搞到了二十个听筒（在这段时间，姑娘和诗人都没有音信）。他把这些听筒放进一个箱子，把它包扎起来，在上面写上那位著名诗人的姓名地址，在角上写上他自己的名字。他激动万分地带着包裹到邮局去。
　　当他从邮局返回来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回过头去，原来是他在学校的老朋友，看门人的儿子。雅罗米尔见到他很高兴（在他那单调乏味的沙漠上，任何事件都是受欢迎的）；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交谈，当他了解到这位老同学就住在附近时，他便设法让他邀请自己去顺便访问一下。
　　看门人的儿子不再与父母一起住在学校的楼舍里，而是有他自己的一间公寓房子。“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当他们走进过道时，他对雅罗米尔解释。听到老朋友已经结婚，雅罗米尔表现得很惊异。“噢，真的，我已结婚一年多了。”他用一种自负、得意的口吻说。雅罗米尔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
　　他们坐了下来，雅罗米尔看见房间的那一头有一张儿童床，床上有一个婴儿。他意识到老朋友已经是一家之父，而他还是一个手淫者。
　　他的朋友从橱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满满地倒了两杯。雅罗米尔突然想到，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根本没有这种提神的食物，因为母亲会对此皱眉头的。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雅罗米尔问。
　　“我跟警察在一起。”看门人的儿子说，于是雅罗米尔想起他生病在家的那一天，聆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人群激动的喧声。警察是共产党员有力的手臂，他的老朋友当时也许就与革命群众在一起，而他——雅罗米尔——却和外婆在家里。
　　是的，原来那些日子他的朋友的确一直都在大街执行重要任务。他谨慎但又自豪地谈到这件事。雅罗米尔感到有必要使他朋友明白，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他对他讲了在黑头发男人公寓里的集会。
　　“那个犹太人？”看门人的儿子毫无热情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保持警惕！那是个真正的怪人！”
　　看门人的儿子不断使他困惑不解，他似乎总是走在前面一步，雅罗米尔急欲找到共同之处。他用悲伤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道。我的爸爸死在一个集中营了。这件事的确使我震动，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界必须改变，彻底地改变。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看门人的儿子终于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谈了很久，当讨论到他们的未来时，雅罗米尔忽然宣称，“我想要从政。”他对自己的话感到惊异；它们象是不假思索就冲出来了，象是武断地就决定了雅罗米尔的全部生活道路。“自然，”他继续说，“我母亲想让我学美学，或法语，或天知道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不可能喜欢这些。这些东西同生活毫无关系。真正的生活——是你所投入的那种！”
　　当他准备离开朋友的房间时，他感到这一天充满了决定性的顿悟。就在几小时前，他才寄走了一个装有二十个电话筒的包裹，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奇特的行为，是对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挑战，是一个徒劳而无结果的等待的象征信息，是对诗人声音的恳求。
　　但是，紧接着与老同学的谈话（他断定这个时间的选择决不仅仅是偶然）给他富有诗意的行为赋予了相反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恳切的请求；不，他骄傲地把他对回信的一切徒劳的等待归还给了诗人。那些被割断的听筒是他忠诚的被破掉的头，雅罗米尔嘲弄地把它们送回去，就象一个土耳其苏丹把十字军俘虏的头送还给基督徒指挥官。
　　终于一切都清楚了。他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被遗弃的电话间里的一段等待，倾听着一个失灵的听筒，只有一个解救办法：尽快地走出这个被遗弃的电话间！
　　“雅罗米尔，你怎么啦？”这个熟悉亲切的问话使他渗出了眼泪；他无地自容，玛曼继续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我的孩子！我了解你的一切，尽管你不再信任我。”
　　雅罗米尔羞愧地望着别处。她继续说，“不要把我看成是你的母亲，把我看成是一位比你年龄大的朋友。如果你告诉我什么使你烦恼，也许你会感到好得多。我看得出什么事在使你烦恼。”她轻轻地补充说，“我知道，它同某个姑娘有关。”
　　“是的，妈妈，我感到悲伤，”他承认，因为这个相互理解的亲切、泪湿的气氛包围着他，无路可走。“但是，我不愿意谈起它
　　“我明白。我并不要你此刻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只是要你在愿意的时候对我畅所欲言。瞧，今天天气真好。我和几位朋友约好了去划船。同我们一道去，跟我们作伴！出去玩一玩对你会有很大好处！”
　　雅罗米尔不想去，但又想不出任何借口。此外，他还感到非常疲倦、沮丧，没有足够的精力拒绝，因此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与四位女士在一艘游船的甲板上了。
　　这几个女士的年龄全都与玛曼相仿，雅罗米尔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话题；她们对他已经读完中学表示惊异；她们宣称他长得象他母亲；当听到他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她们全都摇头（她们同意玛曼的看法，对一位这样敏感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适合的职业），当然，她们也戏谑地问他，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女朋友。雅罗米尔渐渐对她们产生了暗暗的憎厌，但他看到玛曼玩得很愉快，看在她的面上，他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船在一个码头旁边停靠了下来，这几个女人和她们的年轻陪同上到一处挤满了半裸体人们的岸上，寻找一个可以晒日光的地点。她们中只有两个人带了游泳衣；第三个女人把衣服脱得只剩下粉红色的衬裤和乳罩，露出白生生的身子（一点也不害臊的炫耀她的内衣——也许她觉得被她的矮胖纯洁地掩盖了）。玛曼声称她只想把她的脸晒黑，她眯着眼，把头斜朝着天空。四个女人都一致认为。她们的年轻小伙子现在该脱掉衣服，晒太阳，去游泳。玛曼甚至记住把雅罗米尔的游泳裤也带来了。
　　流行音乐的歌声从附近一家餐馆飘来，使雅罗米尔感到浑身不安；晒黑的男孩们和女孩们只穿着游泳衣，快步打身边走过，雅罗米尔觉得他们好象都在盯他；他们的目光象一团火焰烧着他的周身；他拼命想不让人们知道，他与四个中年妇女是一伙的。但是，这几个女人却急欲认领他，表现得就象一个有四颗唠叨脑袋的大母亲。她们坚持要他去游泳。
　　“但是，没有换衣服的地方，”他反对道。
　　“没人会看你，傻瓜。只要用毛巾把你裹起来就行了。”那个穿粉红色内裤的胖女人哄他。
　　“他害臊。”“玛曼笑道，其他女人也笑起来。
　　“我们得尊重他的感情，”玛曼说，“来吧，你可以在这后面换衣服，没人会看见你。”她展开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它可以挡住其他游泳者的好奇，不让他们看见雅罗米尔。
　　他往后退，玛曼跟着他。他不断后退，她继续展着毛巾追赶他，以致她看上去象一只展开白翅膀的大鸟潜步追踪它的食物。
　　雅罗米尔继续往后退，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拔腿就跑。
　　那几个女人吃惊地瞧着。当雅罗米尔绕过那些赤裸的年轻躯体，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时，玛曼仍然伸展着手臂，举着那条白色的大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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