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喜欢他。”
　　我正驾车回好莱坞，四周的建筑物在迷漫的烟雾中显得一片朦胧。
　　“你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康纳反问道，“他是个政客。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喜欢他。”
　　“那么，他是精于此道的。”
　　“我认为非常精明。”
　　康纳默默地凝视着窗外。我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在使他绞尽脑汁。
　　我问道：“你不喜欢他关于商业界的那番议论吗？听起来就像是你的观点。”
　　“是的，是和我一样。”
　　“那么，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没什么，”康纳回答道，“我只是在想，他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刚才提到好孩子公司。”
　　“当然喽，”康纳说道，“莫顿对好孩子公司案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我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对我讲述起来。
　　“你听说过西摩·克雷这个人吗？多年来，他一直是世界上超级电脑的最杰出的设计人。克雷研究所研制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电脑。日本人企图赶上他，但他们没有成功。克雷太棒啦。但是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芯片倾销使国内向克雷供应芯片的大多数制造商破了产，因此，克雷不得不向日本制造商订购定制芯片。在美国没有生产这些芯片的厂家。他的日本供应商莫名其妙地拖延交货时间。有一次，他们拖了一年才交付克雷的订货——在此期间，他的日本竞争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窃取了他的新技术。克雷怒火中烧。他知道他们在欺骗他。他决定和一个美国制造商结成联盟，因此他选择了好孩子半导体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头寸短缺，经济情况不佳。但是，克雷没法再信任日本人啦。他不得不和好孩子公司凑合着干。于是，好孩子公司就为他生产下一代的定制芯片——正在这时候他得知好孩子公司准备出售给日本藤津公司，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出于对这种情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导致了国会制止藤津公司出售好孩子公司。”
　　“后来呢？”
　　“唔，禁止出售并没有解决好孩子公司的财政问题。公司仍然处境困难，最终它还是得出售，不过这次是布尔公司买下的——一家法国公司，在超级电脑生产上不会和我们发生竞争。这就是国会同意出售的原因。”
　　“那么，微电脑公司是第二个好孩子公司？”
　　“微电脑公司将使日本人在至关重要的芯片生产机械方面取得垄断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一旦他们取得垄断地位，他们就可以把机器从美国公司中抽出。可是，现在我觉得……”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打开了对讲机。
　　打电话的是我的前妻劳伦。
　　“是彼得吗？”
　　我回答道：“你好，劳伦。”
　　“彼得，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今天要早一些来接米歇尔。”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干巴巴的。
　　“你来？我可根本没想到你会来接孩子。”
　　“我从未说过不来，彼得，”她立即回答道，“我当然要来的。”
　　我回答道：“好吧。顺便问一句，谁是里克？”
　　她沉默了一下。“说实话，这不值得你问，彼得。”
　　“怎么啦？”我追问道，“我只是好奇。米歇尔今天早上提到了他。她说他有一辆新的梅塞迪斯牌轿车。他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
　　“彼得，我可不认为这是在同一个档次上？”
　　我又问道：“和什么同一个档次？”
　　“别闹着玩了，”她说道，“一言难尽。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得早一些来接孩子，因为我要带她去医生那儿。”
　　“为什么？她感冒已经好了。”
　　“我要带她去做一次检查，彼得。”
　　“干吗？”
　　“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我听得见，”我说道，“可是……”
　　“做检查的大夫叫罗伯特·斯特劳斯。他们对我说，他是一位专家。我一直在向办公室里的人打听，哪一位大夫最好。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彼得，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担忧，尤其考虑到你的历史。”
　　“劳伦，你在说些什么？”
　　“我在说虐待儿童，”她回答道，“我在说性骚扰。”
　　“什么？”
　　“这个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你知道，你过去曾被指控性骚扰。”
　　我感到心口阵阵痉挛，想要呕吐。一旦关系恶化，双方总会留下一些怨恨、不满和气愤的痕迹——还有许多你所了解的对方的隐秘。你可以用它们来攻击对方，要是你打算这样做的话。劳伦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劳伦，你知道虐待儿童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结的婚。”
　　“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一切。”这时她的嗓音显得十分冷淡，带着说教的口吻，还有一些讽刺挖苦的腔调。她的检察官的嗓音。
　　“劳伦，看在老大的分上，这是荒唐可笑的。发生什么事情啦？”
　　“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作为母亲，我有责任。”
　　“好吧，见鬼，你从来也没有为自己做母亲的职责而操心过。可现在……”
　　“不错，我的职业对人要求苛刻，”她用冰冷的语气说道，“不过在我心目中，女儿从来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过去的行为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今天这种不愉快的局面，那么我感到深深的、深深的遗憾。”我感到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背台词，在试着使用这些词句，看看它们在法官面前的效果如何。“很清楚，彼得，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情况，米歇尔就不能继续跟你住在一起，甚至不能再见你。”
　　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心痛如绞。
　　“你在胡说些什么？谁告诉你有虐待儿童的事？”
　　“彼得，我认为，我目前就此发表意见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是威廉？谁给你打的电话，劳伦？”
　　“彼得，了解谁打电话毫无意义。我正式通知你，我下午4点来接米歇尔。我希望她今天下午4点做好跟我走的准备。”
　　“劳伦……”
　　“我让我的秘书威尔逊小姐守着电话，并且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做了速记。我正式通知你，我要来接女儿，带她去做健康检查。你对我的决定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
　　“那么，4点钟，谢谢你的合作。请允许我再加上一点个人的看法，彼得，事情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感到遗憾。”
　　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当警探时，曾处理过性骚扰的案子。我很清楚这类案子是怎么处理的。事实上，你通常无法从体格检查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检查的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如果一名心理医生用一大堆问题来问一个孩子，这孩子最后总是顺着他的思路，编造回答来取悦于他。常规程序要求心理医生把谈话录像，证明提问过程中没有诱供现象。可是，最后到法官面前，情况几乎总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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