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驱车上路。这一次是去贝弗利山的一个地方。此刻是深夜一点多钟，我已觉得很疲劳了。“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怎么那么重要？”我问道。
　　“因为，”康纳解释道，“我们对此案的整个构想都围绕着是否有人用这部电话报过警。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与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冲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显然是属于另一个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纳说系列两个字的时候用的是日语。
　　“系列？”我问道。
　　“日本人把他们的大企业集团公司称之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规模都极其宠大。比如说，三菱集团公司就是一个由七百多家公司组成的系列。这些公司相互协同动作，抑或在财政上有内在联系，抑或相互间有各种各样的协议。在美国不存在这种庞大的集团公司系列，因为这是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这却是日本的标准形式。我们往往认为大公司都是独立存在的。要弄懂什么是日本的集团公司，你得做这样的设想，比如说，IBM公司、花旗银行、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间的联合，它们达成了秘密协议，同意相互合作，财政上相互支持，科研上共享成果。这就是说，一家日本公司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几百家其它公司之间存在着某种伙伴关系，跟其它集团公司的各个公司进行竞争。”
　　“所以，你在考虑中本公司当前的所作所为时，得问问自己，中本集团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干什么，有哪些集团公司在跟它作对。这桩谋杀案使中本公司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是对中本公司发动的一场进攻。”
　　“一场进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规模盛大、名人云集的大厦落成典礼，他们希望招待会能圆满成功。由于某种原因，出席招待会的一位来宾被人勒死了。问题在于是谁打来的电话？”
　　“谁报的案，是吗？”
　　“是的，因为中本公司毕竟完全控制着当时的局面：这是他们的招待会，而且又是在他们自己的大厦里。他们完全可以拖到11点，等招待会结束、所有来宾离开之后再向警方报告。如果我要考虑公司的面子、考虑公司在公众中形象的微妙变化，我也会这样做，因为任何其它做法对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潜在的危险。”
　　“是的。”
　　“可是报警时间并没有拖延，”康纳说道，“有人在8点32分就打来电话，而当时招待会仍在进行之中。这一来就使整个招待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说这里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谁打来的电话？”
　　我说道：“你要石仓把那个打电话的人找出来，可他到现在也没找到。”
　　“是啊，因为他是找不到的。”
　　“他会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正确。”
　　“你认为电话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确。”
　　“是中本公司的一个对头打的？”
　　“几乎可以肯定。”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呢？”我问道。
　　康纳笑起来。“所以我才要查大厅里那部电话嘛。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呢？”
　　“假定你为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内部情况。你是打探不到的，因为日本公司所雇的管理人员是终身制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公司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从不背叛这个家庭。这样一来，中本公司的内部奥秘外人就无法看清。所以，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像日本来的哪些经理现在在市里、谁和谁在见面、谁来了谁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监视器前的美国警卫拉上关系，尤其是如果这名警卫感受到日本人对黑人的歧视，你就能了解到这些细节。”
　　“说下去。”我说道。
　　“日本人经常拉拢收买一些公司雇佣的当地警卫人员。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干这种事似乎没有超出他们的传统所允许的范围。恋爱和打仗都可以不择手段嘛。在日本人眼里，商场即是战场。只要你善于进行拉拢收买，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没错。”
　　“你想想，在这桩命案发生后的数秒钟之内，我们可以肯定只有两个人知道有个姑娘被人给害了。一个是凶手本人，另一个就是那位从监视器上看到这桩杀人案的警卫特德·科尔。”
　　“等等。特德·科尔从监视器上看见了？他知道凶手是谁？”
　　“明摆着的嘛。”
　　“他说他是8点1刻离开的。”
　　“他说谎。”
　　“可是，既然你知道这一点，当时我们为什么不……”
　　“他是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康纳说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诉我们一样。所以我就没有把他抓起来讯问，因为那只能是浪费时间——我们没时间跟他磨。我们知道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可是我有个问题：他是否告诉过别人？”
　　我开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说，他是否离开值班室到大厅里去打过电话？打给一个人，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确。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电话，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费电话给某个人通风报信。此人为中本公司的对手工作。”
　　我接上去说道：“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用过那部电话。”
　　“正确。”康纳说道。
　　“这样一来你的整个推理就断了线。”
　　“其实不然。现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尔没有通风报信，那么又是谁打电话报的案呢？显然报案的人只能是凶手自己。”
　　我觉得一阵寒意。
　　“他打电话报案是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纳说道。
　　“那他从哪儿打的电话呢？”
　　“现在还不清楚。但我认为电话是从大楼里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扑朔迷离的细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理出头绪。”
　　“哪些呢？”
　　这时汽车上的电话铃响起来。康纳抓起电话，接着递给我说：“找你。”
　　“不，不，”阿森尼奥太太说道，“孩子很好，我几分钟前才看过。我想转告你的是，戴维斯夫人来过电话。”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么时间打的？”
　　“我想有10分钟了吧。”
　　“她留回电号码了没有？”
　　“没留。她说今天晚上你没法给她打电话。但她要我告诉你，她今晚有事，也许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许周末就不来接孩子了。”
　　我松了口气。“行啊。”
　　“她说明天给你打电话，给你个准信。”
　　“那好吧。”
　　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劳伦就是这种人，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时变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无法安排计划，因为她总是不断变卦。也许这次变卦说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总认为，这种变化无常、无法预测的做法对米歇尔没有好处，会使孩子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过，孩子是很讲求实际的。米歇尔似乎能理解她妈妈的行为方式，所以也就不觉得很难受或失望。
　　感到难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奥太太问道。
　　“不，看来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里吗？”
　　“行啊，不过早上9点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长沙发拖出来吗？”
　　我的起居室里有张长沙发床，她呆在我家时就睡在上面。“哦，当然可以。”
　　“好吧。再见，中尉。”
　　“再见，阿森尼奥太太。”
　　“出了什么事？”康纳问话的语气中有几分紧张不安，我感到有些惊讶。
　　“没事儿。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说周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么啦？”
　　康纳耸耸肩说：“随便问问。”
　　我觉得他并不是随便问问。我说道：“你说过这案子可能会变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么？”
　　“也许不会很棘手，”康纳说道，“我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再过几小时就把案子结束掉。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前面左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馆。”
　　我看见了霓虹灯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这是坂村经营的餐馆？”
　　“是的。实际上他只拥有部分资产。别让侍者把车开走。把它停在红灯区。我们也许很快就得离开。”
　　玻拉玻拉餐厅是本周洛杉矶市最热门的餐馆。用来装饰餐厅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亚人的面具和盾牌。从酒吧柜台向外伸出的欧椴绿的木质支架就像一排牙齿。露天厨房的上方有一个5米宽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录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应的菜肴都是太平洋的海鲜。餐厅里一片震耳的嘈杂声。顾客都是到电影城来求职的人，个个穿着黑色的衣服。
　　康纳笑道：“看来真像是刚遭到炸弹袭击似的，一片乱哄哄，是不是？别愣着看啦。他们不太让你出来玩吗？”
　　“是不太让我出来。”我答道。康纳转身跟那位欧亚混血的女招待搭话。我的眼睛看着酒吧柜台，看见两个女人嘴碰嘴地亲了一下。再往前看，一个穿着皮夹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搂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两人都在听一个头发稀疏、一副好斗相的男人在说话。我认出他来了，他是位导演，导演过……
　　“走吧，”康纳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们走吧。”
　　“什么？”
　　“埃迪不在。”
　　“他上哪儿去了？”
　　“他到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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