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反恐问题上，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确定究竟该追查什么、该忽略什么。每天都有堆成山的情报放在面前，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碍眼的杂音而已：插科打诨、支离破碎的电报和耸人听闻的谣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无用功。
　　然而，一旦错放一小段信息，那么后果就可能是无法估算的。对于任何一个职业情报人员来说，如果遗漏任何一点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信息，先别说来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压力，他（她）从此就会为一条人命——甚至成百上千条生命——因为失职背负沉重的歉疚和道德包袱。
　　泰勒现在的事业和他自己的一些才干是分不开的：从和任何人都能相处到敏锐（但常常深藏不露）的洞察力,再到不赖的高尔夫球技。然而，在这些才干中最重要的却是他的某种直觉：一种将情报官僚和职业情报家分开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说,威克是对的，CIA是错的。一起严重的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正在酝酿中。
　　和威克聊完没多久，泰勒就召集了手下两位最得力的副官，罗素和维嘉尼。这两个人都是反恐分析师。然后他给他们大致讲了一下NSA的电话片断。罗素肩膀圆实，30出头就从明尼苏达调了过来，现在是个操作分析师。维嘉尼年纪要大几岁，现任情报分析专家,身形小巧，打扮简洁，黑头发，性格内向。两个人大量地记着笔记。
　　“鉴于我个人不能介入的原因，这件事情只能限于在这间房子里面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支开部门和局里的头儿单独会见你们的原因。现在我要搞清楚的是米德堡德人有没有在他们的单子上添名字——现在有福斯特，还有爱尔金。罗素，你能把可能的音译词列一个单子吗？”
　　“好的，”罗素说，“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插手这件事，怎么问NSA呢？”
　　“这个我来处理。这就是我的任务了，交涉部分。你们负责的是重头。维嘉尼，你去查一下福斯特。让肯达或者温迪在电脑上作一个全面搜索。最好叫温迪作，她很擅长德语、各种拼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和你们在德国奥地利那边的关系联络一下，看看能找到什么。”
　　维嘉尼点点头，在纸上画了几笔：“我试试，”她说得不是很肯定，“不过我肯定这不是他的真名。”
　　“嗯，看看能找到什么吧。别忘了我们自己的人。也许有人知道什么，只要知道爱尔金和曼哈顿银行的就去聊聊。分局探员、转录师甚至在阿布克克分局的洗车工都不要放过。”
　　“那怎么做？”维嘉尼有点为难了。
　　“温迪，计算机小妹，可以帮你。只要我同意，她可以打开一个秘密搜索参数。”泰勒见她还是不明白，加了一句，“她会告诉你的。基本是这样的，只要有人不管在什么时候进入局里的数据库，中心档案上就会留下记录，包括要求搜索的内容一类的。现在，你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明天早上把文件放在我桌上——所有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名单。”
　　“你在开玩笑吧？”罗素说。
　　“尽量，好吧？我要所有的嫌疑人，雷达上的也要。任何一个留下记录的都要。从国外的开始找。”
　　“哇，”罗素问，“你的意思是说，所有活着的。”
　　“所有符合的，”泰勒不容讨论地说，“放在我桌子上，明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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