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意大利同行首次来访该城，他是这家银行最有影响的顾客之一；Ｋ受命接待他，陪他参观城里的艺术珍品和文物古迹。要是在从前，Ｋ会把接受这项差使当作是一种荣誉；可是，目前他正需要竭尽全力保持自己在银行里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银行外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他的一次审判。当然，他已经完全不能像先前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他只是装模作样，似乎在干正经事，其实是在白白糟蹋时间。可是，他如果不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就会更难受。他头脑中出现了副经理的形象：副经理老在监视着他，隔一会儿就溜进他办公室一次，在他桌旁坐下，翻看他的案卷，接待那些多年来已经成为Ｋ的老朋友的顾客，把他们从Ｋ那儿抢走，或许还在他的工作中找岔子。Ｋ自己知道，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正在不断地威胁着自己，而他却再也无法防范了。因此，如果委派给他的一桩差事——即便是能大出风头的差事——需要他离开办公室，甚至还要外出作一次短期旅行，他就肯定会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把他支使开，以便稽查他的工作，至少证明并非办公室里缺了他就不行。这类差事最近碰巧常常落到他身上。大部分差事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辞掉；但他不敢贸然这么干，因为即使他的疑心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拒绝出差也会使人认为他心里有鬼。由于这个缘故，每桩差事他都接受下来，表面上十分坦然。有一次，人家希望他出两天差；他正患着重伤风，秋天的阴湿天气有可能加重病情；但是，他对此却一字不提，不想找借口推诿。等他头昏脑涨地回来时，发现人家已经挑选他第二天去陪意大利客人。拒绝一次的愿望十分强烈，尤其是因为这次交给他的任务和业务没有密切联系；然而，这是对一位同行尽社会义务。无疑，这项义务很重要，只不过对他来说无关大局，因为他知道，他只有把工作做好，才有希望；工作做不好，即使意大利人发现他是一位最出色的陪同，对于他也毫无用处。他尽量避免离开自己的工作，一天也不离开，因为他十分害怕会不让他回来。他也知道自己过虑了，但这种恐惧感照样在折磨着他。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他对意大利语固然并不精通，但应付差事还是行的；另外一个决定性原因是，他对艺术也略知一二，因为早年曾经学过。银行里把他谙熟艺术这件事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因为有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他曾经当过古代文物保管协会会员。据说，那位意大利人也是个行家，如果名不虚传的话，挑选Ｋ陪同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天早晨空气潮湿，刮着风；七点钟Ｋ便早早来到办公室。看着面前的工作计划，他很恼火；不过，他决定在客人来之前，起码要干完几件事。他很疲倦，因为头天花了半夜时间啃一本意大利语语法，略作准备；窗子对他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力，最近他不大愿意老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养成了在窗前久久伫立的习惯；不过，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坐下来工作。不巧的是，侍者正好在这时出现了，说是经理派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不是已经来上班了；如果已经来了，就请襄理先生屈驾到接待室去；从意大利来的那位先生已经到了。“好吧，”Ｋ说。他把一本小辞典塞进口袋，腋下夹着一本他特意为这位客人准备的游览画册，走过副经理办公室，进入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来得甚早，经理一叫就能立即赶到，这点或许谁都没有料到。副经理的办公室当然是空荡荡的，就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般；侍者很可能也奉命通知副经理出席作陪，可是没有通知到。Ｋ走进接待室时，两位先生从软沙发上站了起来。经理看见Ｋ显然很高兴，亲热地对Ｋ笑笑，立即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热情地握了握Ｋ的手，笑着说：“某君落床甚早矣。”Ｋ不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句子实在乖僻，其含义一下子搞不清楚。Ｋ略微寒暄几句，意大利人又笑了一次，算是回答，同时神经质地捋着他那浓密的、铁灰色的髭须。他的髭须上显然喷过香水，人们真想凑近去闻一闻。他们重新坐下，开始初步交谈。Ｋ发现，意大利人讲的话，自己只能听懂一部分；他心里颇觉不安。当意大利人讲话徐缓、语调平稳时，他就差不多全能听懂。可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意大利人口若悬河，摇头晃脑，好像在欣赏自己的口才。另外，他讲得得意时，总要改用方言；Ｋ听不出这是意大利语，然而经理却既听得懂又会讲。Ｋ应该预想到这一点，因为这位意大利人是从意大利最南端来的，而经理则曾在那儿呆过好几年。总而言之，Ｋ明白了，他和意大利人谈通的可能性很小，意大利人讲的法语也很难听懂，注视他的唇部动作推测其含义同样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唇部动作被浓密的髭须遮住了。Ｋ开始预感到将有伤脑筋的事，便暂时放弃了试图听懂谈话内容的念头——既然经理在场，可以听懂意大利人讲的一切，自己就不必在这方面费神了。于是Ｋ便愠怒地观察起意大利人来，别的什么也不管。他看见意大利人逍遥自在地坐在沙发上，不时拽拽身上那件又小又短的外衣的尖襟角，有一次还抬起手臂，懒散地比划着双手，解释某件事。Ｋ虽然俯上前去，注意观看他的每一个手势，但还是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后来，由于Ｋ呆坐在那里，不参加谈话，只是机械地看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侃侃而谈，他便重新被早先的倦意所驾驭，并突然发现自己正心不在焉地想站起身来，撇下那两个人就走；他吓了一跳，幸好及时制止住了自己。最后意大利人看了看表，一跃而起，与经理告别后，走到Ｋ跟前。他靠得那么近，以至于Ｋ不得不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才使自己有活动的余地。毫无疑问，经理已经从Ｋ的眼神里看出，Ｋ听不懂意大利人讲的话，处境非常尴尬，便巧妙而委婉地插了几句，表面上好像是给Ｋ出几个小主意，其实是向Ｋ简述了意大利人刚才不断插嘴讲话的全部意思。于是Ｋ得知，意大利人有几件紧要的商务要处理；很不凑巧，他的时间很紧，因此不打算匆匆忙忙地把所有名胜古迹都看一遍，只想参观一下大教堂就行了。不过，得看仔细点，当然这取决于Ｋ是否同意，完全由Ｋ看着办吧。他感到极其愉快，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博学、热情的先生——这是他对Ｋ的评价——作伴，参观大教堂。Ｋ竭力不听他讲话，而是尽量敏捷地记住经理说的内容：意大利人请求Ｋ，如果方便的话，两个钟头内，比方说十点左右，在大教堂见面。意大利人相信自己能在那时赶到。Ｋ表示同意，意大利人先握了握经理的手，又握了握Ｋ的手，然后，又和经理握了一次手。经理和Ｋ跟在意大利人后面，他半转过身子，又对他们讲了一连串话，便朝门口走去。Ｋ在经理那儿又待了一会儿。那天经理看上去身体特别不好，他觉得应该向Ｋ解释一下，便说——他俩站得很近——开始他本想自己去陪意大利人，可是后来转而一想——他没有讲出确切的原因——，决定还是让Ｋ去好。如果Ｋ发现自己乍一开始听不懂那人的话，不必着急，因为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会听懂那人讲话的意思的；即使到后来仍旧不大明白，那也没啥关系，因为意大利人不在乎别人到底能否听懂。何况Ｋ的意大利语水平好得出奇，一定能应付自如。经理说完这些，就让Ｋ回办公室去。Ｋ利用剩下的时间，从辞典里抄录一些参观大教堂时可能用得上的生词。这是一件特别容易使人发火的事；侍者手持函件接踵而至；职员们纷纷前来问询，他们看见Ｋ正忙着，便局促地站在门口，不过，在得到他的回答之前又不想离开；副经理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打扰他，曾经进来几次，从他手里拿过辞典，漫不经心地翻着；门一打开，前厅里的顾客就隐约可见，他们不耐烦地点头示意，希望能引起注意，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引起注意却心中无数——所有这些活动全都围绕着Ｋ在进行，仿佛他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他正忙于收集有用的单词，翻辞典，抄写，练发音，最后想法子背熟；他一度极好的记忆力似乎背弃了他。他常常生意大利人的气，怪意大利人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他把辞典塞到文件堆下面，决心不再往下准备了；可是他又觉得，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的艺术珍品时，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便带着更大的火气，又把辞典拿了出来。
　　九点半，他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莱妮祝他早安，问他怎么样；Ｋ匆匆向她道谢，说是没时间跟她聊了，因为得上大教堂。“上大教堂？”莱妮问道。“对，上大教堂。”“可是，为什么上大教堂呀？”莱妮说。Ｋ想试着简单解释几句，可是刚一开口，莱妮就突然说道：“他们逼得你真紧。”这种他既没要求也没料到的同情使他无法忍受，他说了两声再见；可是当他挂上电话的时候，却低声嘟哝道：“他们逼得我真紧。”这话一半是对自己讲的，一半是对已经听不见他说话的远方姑娘讲的。
　　已经不早了，恐怕不能按时赴约，他急忙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临上车前，他想起了那本画册。在此之前，他没有合适的机会送出去，现在可以带上了。他把画册搁在膝头上，一路上烦躁地用手指头敲着封面。雨小多了，但是天气湿冷、阴暗；大教堂里看得清的东西不会太多，而且，好几个钟头站在冰凉的石板地上无疑会使Ｋ的感冒大大加重。
　　大教堂广场上空荡荡的；Ｋ想起，这个狭长的广场在他小时候就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周围的房子几乎毫无例外，窗户上都遮着窗帘。当然，如果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里，是容易理解的。大教堂里面也是空荡荡的，人们当然没有很多兴趣在这种时候来参观。Ｋ走遍了两个边堂①，只看见一位围着围巾的老妪跪在圣母像下，两眼虔诚地望着圣母。后来他远远看见一位堂守②一瘸一拐地走进侧墙的一扇门里消失了。Ｋ是准时到的，他走进大教堂时，正好敲十点，但是意大利人还没有来。Ｋ回到大门口，犹豫不决地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然后冒雨绕着大教堂的外面走了一圈，那个意大利人并没有在哪个边门上等着，哪儿也看不到他的人影。或许经理把时间搞错了吧？有哪个人敢担保自己能正确无误地听懂那个意大利人讲的话呢？不管怎么样，Ｋ至少也得再等他半个钟头。Ｋ累了，想坐下歇歇，于是便重新走进大教堂。他在一个台阶上发现一块地毡模样的东西，便用脚尖把它踢到附近的一条长凳边；他把大衣裹得更紧一些，竖起领子，坐在长凳上。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画册，心不在焉地翻阅起来；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得不作罢，因为大教堂里渐渐变黑了。他抬起头来，连离得很近的边堂里的东西也很难辨认清楚了。
　　远处，圣烛排列成一个大三角形，在高高的神坛上闪烁；Ｋ不敢断言，以前是不是见过这些圣烛，也许是刚点燃的。堂守的职业习惯是举步轻盈，他们走过时谁也不会注意到。Ｋ偶然转过身，发现身后不远处燃点着另一支圣烛，这支圣烛又粗又长，插在廊柱上。圣烛倒很悦目，但是，只用圣烛给挂在两旁昏暗的小礼拜堂中的神坛画照明是远远不够的，反倒使小礼拜堂显得更暗了。意大利人没有来，一方面是失礼，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很明智，因为即使来了，也看不见什么，最多只能顺着Ｋ的手电筒的光亮，零零碎碎地看几幅画，聊以自慰。Ｋ为好奇心驱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礼拜堂，登上几级台阶，走到一列低矮的大理石围栏跟前，探出身去，掏出手电筒，照着神坛画，想看看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手电筒的光亮在画面上来回移动，好像是一个不速之客。Ｋ首先看见的——部分是猜出的——是画幅边缘画着一位身材魁梧、披着盔甲的骑士。这位骑士手握剑柄，剑刃插在光秃秃的地里，那儿除了一、两株草以外，什么也没长。骑士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一个正在他眼前开展的事件。叫人纳闷的是，他为什么非得站在原地止步不前，而不走到出事地点的近旁去。也许他是被指派在那儿站岗的。Ｋ已经很长时间没看画了，他久久端详着这位骑士，尽管手电筒发出的微微发绿的光亮使他觉得眼酸。他移动着手电筒，照亮神坛画的其他部分，才发现画的是基督人墓，显然是最近画的，但是风格却和通常所见的几乎一样。他把手电筒放进口袋，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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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较大的教堂主厅一般由中堂和两个边堂组成；中堂与边堂以廊柱为界。——译注
　　②堂守：看守教堂、燃点圣烛、打扫卫生、维持整洁的神职人员。——译注
　　看来用不着再等那个意大利人了。不过，外面可能正下着倾盆大雨，大教堂里边也不像Ｋ预想的那么冷，于是他便决定暂且在里面再待一会儿。大讲坛①就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坛顶甚小，呈拱形，上面斜架着两个金质的耶稣蒙难十字架，顶部互相交叉。外沿的栏杆上，以及把栏杆的支柱连接在一起的石雕上，都饰有叶纹，叶纹间雕着许多小天使，有的活泼，有的恬静。Ｋ走到大讲坛跟前，从各个角度细细观察；石雕纤巧透剔，叶间和叶后楼有一个个深邃幽黑的洞穴，黑暗似乎在这里被捉住，再也不能脱逸了。Ｋ把手伸进一个石洞，触触洞壁。他从来也不知道此地有这么个讲坛。他蓦地发现一个堂守站在最近的一排长凳后面。这位堂守身穿一件宽大、下弛的黑教袍，左手拿着一个鼻烟盒；他在瞧着Ｋ。“他想干什么？”Ｋ想道，“难道我的模样可疑吗？他是想求我施舍吗？”堂守看见Ｋ注意到自己后，就举起右手，随便指了个方向，手指间还捏着一撮鼻烟。他的手势好像没有什么含义。Ｋ踌躇了一会儿，但是堂守还在不断地指指这儿，指指那儿，并且频频点头，强调这个手势的重要性。“他到底想干什么！”Ｋ低声说，他在这里不敢抬高声音；他随即掏出钱包，顺着长凳朝堂守走去。但是堂守马上做出拒收的动作，耸耸肩，一颠一跛地走开了，Ｋ小时候常常模仿一个骑马的人，迈的也是这种轻盈、敏捷和一颠一破的步子。“一个稚气十足的老头，”Ｋ心想，“智力只够当个堂守。瞧，我一停下，他也就停下，看看我是不是还跟着他！”Ｋ暗暗发笑，沿着边堂跟在堂守后边一直走到大神坛前。老堂守总是指着一样东西，Ｋ故意不回头看他到底在指着什么，这个手势不会有别的目的，只是想甩开Ｋ而已。最后，Ｋ不再尾随堂守，他不想过于惊动这位老人；另外，如果意大利人万一来了，最好还是别把这惟一的堂守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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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教堂内的附属建筑，一般位于中堂与边堂相邻的廊柱边，高二三米，上有一米见方左右的平台，周围饰以石栏，下有一根或四根石柱，另有一石梯，供教士上去布道用。——译注
　　Ｋ回到中堂，寻找他刚才把画册撂在上面的那个座位；他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小讲坛，就筑在唱诗班座位附近的石柱上。这个讲坛外形简单，用没有纹理的浅色石块砌成。讲坛很小，远远看去，好像是一个里面将要供上一尊神像的空壁龛。布道者无法离开石栏往后退一大步，因为地方太小。石砌的拱形坛顶虽然不带饰物，但同样十分低矮，前面部分还向上翘起，因此，连中等个子的人也无法在圆拱下站直，只能倾身倚着石栏。整个结构设计得使布道者备受折磨；为什么这个讲坛要设计成这种样子，而另一个讲坛却既宽大、又装饰得如此华丽呢？似乎找不到可以解释的理由。
　　如果这个讲坛上没有支着一盏点燃的圣灯，Ｋ肯定不会注意到它；点燃圣灯通常意味着即将开始布道。现在要举行礼拜式吗？难道就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里举行吗？Ｋ凝视着下面那一小段通向讲坛的楼梯，梯级绕着石柱，盘旋而上，梯面狭窄，看上去像是石柱的附属装饰品，而不是供人走的楼梯。不过，在楼梯底部，却真有一位教士正准备拾级而上；Ｋ发出了惊讶的微笑。这位教士手扶栏杆，眼睛望着Ｋ。他朝Ｋ微微点了一下头；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欠了欠身，这些动作他早就该做了。教士轻轻晃着身体，走上楼梯；他敏捷地移动双脚，迈着小步登上讲坛。他真的要布道吗？或许那位堂守并非是个傻瓜，他想方设法把Ｋ引到布道教士这边来；在这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里，完全应该这样做。不过，教堂里的某处还有一位老妪，站在圣母像前面；她也应该来听布道。如果真要做礼拜，为什么管风琴不先奏乐；管风琴沉默着，它的一排排长管子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Ｋ思忖着是否应该立即离开；要是现在不走，等礼拜式一开始，就没机会走了，就得一直呆到结束；到办公室去上班已嫌太迟，再等意大利人，也已经没有必要；他看看表，十一点了。可是，真的要布道吗？Ｋ一人能代表全体会众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来参观大教堂的外地人，那又会怎么样？他现在的情况与此相仿。在天气这么坏的一个周日里，上午十一点开始布道，这种想法委实荒谬。教士——那人无疑是教士，他是一位面部线条柔和、肤色黝黑的青年——走上讲坛，显然只是为了去吹熄那盏灯，点燃它是个错误。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教士看了看圣灯，把它转得更高一些，然后慢慢转过身，双手扶着石栏的棱角状边缘。他这么站了一会儿，眼睛环视四周，头却不动。Ｋ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双肘支在最前面的一条长凳上。他不知道堂守在什么地方，但朦朦胧胧地感到那位背部略驼的老人正在恬静地休息，似乎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事。大教堂里此时此刻多么寂静啊！可是，Ｋ不得不打破这片寂静，因为他无意在此久待。如果这位教士的责任是不管环境条件如何，非要在此时此刻布道，那就让他讲好了；用不着Ｋ的配合，他也能布完道，就像Ｋ的在场也肯定不会提高他布道的效果一样。所以Ｋ开始慢慢挪动双脚，踮起脚尖，沿着长凳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宽敞的中廊里；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他行走，只听见他双脚轻轻踏着石砖发出的声音和拱顶上传出的微弱、然而持久的回声，回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响。Ｋ向前走去，他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空空如也的长凳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也许教士的目光正追随着他；大教堂的宽敞使他吃惊，已经接近人类可以容忍的极限了。他走过刚才撂下画册的地方，不待停步，便一手拿起了画册。他差不多已经走到长凳尽头，正要踏进他与门口之间的一块空地时，忽然听见教士抬高了嗓门——教士的嗓音洪亮，训练有素。它在这个期待着声音的大教堂里回荡！但是，教士并不是对会众讲话，他的话毫不含糊、一清二楚，他在喊着：“约瑟夫·Ｋ！”
　　Ｋ吃了一惊，呆视着眼前的地板。他暂时还是自由的，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可以溜进前面不远处那些暗黑色的小木门中跑掉。这将表明，他没有听懂这喊声，或者虽然听懂了，却并不当一码事。但是，如果他转过身去，就会被逮起来，因为这等于承认，他确实听懂了，他就是教士招呼的人，他愿意俯首听命。假如教士再一次喊出Ｋ的名字，他准会继续往前走；不过，尽管他站住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任何声音；他忍不住稍稍转过头，看看教士在干什么。教士和先前一样，静静地站在讲坛上，他显然已经发现Ｋ转了一下脑袋。如果Ｋ不调过身，不正面对着他，他们就会像小孩子玩捉迷藏游戏一样。Ｋ转过身，教士招呼他走近一些。既然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回避了，Ｋ便三步并作两步，匆匆朝着讲坛往回走——他很好奇，并且急于缩短这次会见的时间。他走到前几排座位面前停下，但教士觉得相距还太远，便伸出一只胳膊，伸直食指，指着讲坛跟前的一个地方。Ｋ也照办了；当他站到指定的地方后，不得不使劲往后仰头，才能看见教士。“你是约瑟夫·Ｋ，”教士说，他从石栏上举起一只手，随随便便地做了个手势。“是的”，Ｋ说。他想道，以前自己通名报姓时是何等坦然，最近自己的姓名却成了一个莫大的负担，现在，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似乎都已经知道他的称谓。在被别人辨认出来之前先作自我介绍，该是多么愉快啊！“你是个被告，”教士说，他把嗓门压得很低。“是的，”Ｋ说，“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那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教士说，“我是狱中神父。”“噢，”Ｋ说。“我把你叫到这儿来，”教士说，“是想跟你谈谈。”“我事先并不知道，”Ｋ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这是离题话，”教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祈祷书吗？”“不是，”Ｋ答道，“是介绍本市值得一看的那些风景点的画册。”“放下，”教士说。Ｋ使劲把画册扔出去，画册在空中打开，随即带着散乱的画页掉落在地上，还向前滑了一段。教士问道：“你知道你的案子情况很糟吗？”“我自己也这么想，”Ｋ说，“我能做的都做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将会怎么样？”教士问。“起初我想准会有个好结果，”Ｋ说，“但是，现在我常常充满疑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不知道，”教士说，“不过我担心会很糟。人家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将永远只由低级法庭审理，不会往上转。你的犯罪事实据说已经核实，至少现在如此。”“但是我并没有罪，”Ｋ说，“这是一个误会。何况，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又怎么能说某人有罪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彼此都一样。”“这话很对，”教士说，“可是，一切有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你也对我有偏见吗？”Ｋ问。“我对你没有偏见，”教士说。“谢谢你，”Ｋ说，“然而，所有与此案诉讼有关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影响了局外人。我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曲解了案情，”教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作出的，诉讼的进展会逐渐接近判决。”“原来是这样，”Ｋ说，他低下了头。“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教士问。“我要争取更多的帮助，”Ｋ说，他重新抬起头，看看教士对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有几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过。”“你过多地寻求外部帮助，”教士不以为然地说，“特别是从女人那儿。你不觉得这种帮助并不正当吗？”“在有些案子里，甚至有许多案子里，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Ｋ说，“但并非永远如此。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能动员我认识的几位女人，一齐为我出力，那我就肯定能打赢官司。特别是在这个法庭面前，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好色之徒。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瞧见一个女人，就会把案桌和报告统统撞翻在地，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跟前去。”教士把身子探出石栏外，显然他已经第一次感到位于头部上方的拱顶的压迫。外面的天气肯定糟糕透顶，现在教堂里连一点微弱的亮光也没有了，黑夜已经降临。大窗子上的彩色玻璃没有一块能透过一丝光线来照亮黑暗的墙壁。就在这时，堂守开始把神坛上的蜡烛一支支吹灭。“你生我的气吗？”Ｋ问教士，“你很可能不了解你为之服务的法庭的性质。”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体会，”Ｋ说。上面还是没有回答。“我并不想冒犯你，”Ｋ说。听到这儿，教士在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久。在一片黑暗中，教士当然看不清Ｋ的模样，而Ｋ却能借着小灯的亮光把他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走下讲坛？他没有布道，只告诉Ｋ几则消息；Ｋ考虑了一下，这些消息只会对自己有害，而不会有什么帮助。然而Ｋ觉得，教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教士离开讲坛，他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Ｋ就有可能从他那儿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忠告，比如说，他可能给Ｋ指出途径，当然并非让Ｋ去找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他的案子斡旋，而是避免Ｋ涉嫌，使他从这件案子中彻底脱身，完全游离于法庭管辖之外自由生活。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近来Ｋ对此想了很多。如果教士知道这种可能性，那么只要Ｋ央求他，他可能便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Ｋ，尽管他本身属于法庭，而且，一听到法庭受到指责，便会忘记自己温和的天性，对Ｋ大叫大嚷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Ｋ说，“你不必布道了。下来吧，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可以下来了，”教士说，他可能后悔自己刚才太感情用事了。他从灯架上取下圣灯，说道：“我首先得从远处对你说话。否则，我太容易受影响，会忘记我的职责。”
　　Ｋ在梯级底下等着他。教士还没有从梯级上走下来，就朝Ｋ伸出手。“你能抽点时间跟我谈谈吗？”Ｋ问道。“你愿谈多久，就谈多久，”教士说，他把小圣灯交给Ｋ提着。他俩虽然已经挨得很近，教士却仍旧保持着某种矜持的神情。“你对我很好，”Ｋ说。他们肩并肩地在昏暗的中堂里来回踱步。“在属于法庭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对你要比对其他人信任得多，虽然我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你面前，我愿意畅所欲言。”“你可别受骗，”教士说。“我怎么会受骗呢？”Ｋ问道。“关于法庭这件事，你是自己骗自己，”教士说，“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Ｋ马上说。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别忙，”教士说，“不能不假思索便接受一种看法。我按照文章里写的，一字一句地给你讲了这个故事。这里并没有提到欺骗不欺骗。”“可是，这是显而易见的，”Ｋ说，“你对它的第一个解释十分正确，守门人只是在拯救的消息已经对乡下人无济于事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乡下人在这以前并没有向守门人提这个问题，”教士说，“另外，你还应该注意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作为守门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使你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Ｋ问，“他没有尽到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把所有外人轰走，但应该放这个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你不大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了，”教士说，“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可以走进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结尾。第一句话是：他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另一句话是：门是专门为乡下人而开的。如果两者有矛盾，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骗了乡下人。不过，这里并没有矛盾。相反，第一句话里甚至包含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在暗示将来有可能放乡下人进去的时候，已越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当时，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人进去；许多评论家见到这个暗示确实很惊讶，因为守门人看来是个严守职责、一丝不苟的人。那么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擅离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把门关上；他明白自己的职务的重要性，因为他说过：‘我是有权的。’他尊敬上级，因为他曾讲过：‘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他并不多嘴，因为那么些年来，他只提了几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他不会被贿赂，因为他在收礼时声明：‘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只要是和他的职责有关，苦苦哀求也好，暴跳如雷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知道，乡下人曾经‘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也让人联想到，他的性格一定很迂腐守旧。谁还能想像出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呢？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包含着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对所有求见法的人都有利，这也使我们易于理解，他为什么会越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向乡下人暗示将来有可能获准走进法的大门。我们不能否认，正因为他头脑有点简单，他也就必然有点自负。例如，他提到自己是有权的，其他守门人更有权，那些人的模样连他也不敢看一眼时，说过几句话。这几句话我觉得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讲这几句话的方式却表明，头脑简单和自负把他的理解力搞乱了。评论家们就此指出：‘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和自负尽管表现得不很突出，但很可能削弱了他守门的能力；它们是守门人性格中的缺陷。还得附带说明一件事实：守门人看上去是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非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玩笑似地建议那人不妨在严格禁止人内的情况下闯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那人撵走，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么多年来他耐着性子听那人的苦苦哀求，和那人作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那人的馈赠，客客气气地允许那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他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推断出，他具有同情心理。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那人对他作了个手势后，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那人有机会最后提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讲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是一种温和的嗔责。有人甚至把这种解释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由衷钦仰的心情，虽然其中并非没有某种恩赐的口气。总之，守门人的形象与你所可以想像的很不相同。”“对于这个故事，你比我研究得仔细，花了更多的时间，”Ｋ说。他俩沉默了一阵子。然后Ｋ讲话了：“这么说，你认为那人没有受骗？”“别误解我的意思，”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关于那件事的各种不同看法。你不必予以过分重视。白纸黑字写着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评论则往往不过是反映了评论家的困惑而已。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了，”Ｋ说，“它有什么根据？”“根据在于，”教士回答道，“守门人的头脑简单，理由是他不明了法的内部，他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在路上来回巡逻。他的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拦住那人去路的妖怪。实际上他比那人更怕他们，因为那人听说里边的守门人模样可憎以后，还是准备进去，而守门人却不想进去了，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他一定已经到过里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已受雇为法服务，这项任命只能来自里头。这种说法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很可能是里头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任命他当守门人；无论怎么说，他在里头不可能进得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已经使他不敢看一眼了。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讲过什么话，能表明他了解里头的情况。也许禁止他这么做，但是关于这一点也没有提及。有鉴于上述种种，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里头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看待他和乡下人的关系方面，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而自己却不知道他反把乡下人当作自己的下属来对待，许多细节可以说明这点，你一定还记得。根据对故事的这种解释，十分明显，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首先，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的。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一个人——守门人——禁止他走进法的大门。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儿，一直到死，完全是自愿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起有谁强迫他。可是，守门人却被职责强制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去，即使他想进去也不行。另外，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的岗位只是这一道门；换句话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从属于乡下人。我们可以设想得出，乡下人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间，守门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走过场，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也就是说，要等一个人长大；因此，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那人高兴，因为那人只有当自己想来时才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那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那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解释，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直接影响到他的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开头部分却说，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这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敞开着；既然这样，守门人就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有什么动机，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说要去关门，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有人说这是他强调自己是忠于职守的；也有人断言，这是为了使那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丧不已。不过，人们还是同意这个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去关门。很多人认为，在智力上他也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部分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了光线，而守门人站岗的位置却决定他要背对着门；何况他也没有讲任何话，证明他发现了这种变化。”“说得有理，”Ｋ低声向自己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理由以后说道，“说得有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抛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了骗也罢，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头脑精明，也许有人会对此起疑；但是，如果守门人自己受了骗，那他的受骗必然会影响到乡下人。这就使守门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骗子，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你不应该忘记，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固然无害，但会给乡下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危害。”“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许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有权来评论守门人。不管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的仆人；这就是说他属于法，因此他完全超出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是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伟大得多，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固定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安置在守门人的位置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Ｋ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Ｋ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Ｋ用下断语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但这不是他的最后论断。他太疲倦了，无力逐一分析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各个结论；由此产生的这一大堆思想对他来讲是陌生的，是不可捉摸的；对法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合宜的讨论题目，但对他来讲并非如此。这个简单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清晰的轮廓，他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脑中驱赶出去；教士现在表现得情感细腻，他听凭Ｋ这样说，默默听取他的评论，虽然无疑地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默默无言，来回踱了一阵；Ｋ紧挨着教士，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手里提着的灯早就熄灭了。几位圣徒的银像由于银子本身的光泽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闪烁了一下，立即又消失在黑暗中。Ｋ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大依赖教士，便问道：“我们离大门口不远了吧？”“不对”，教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远着哩。你想走了吗？”虽然Ｋ当时没想到要走，但是他还是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陪一位从外国来的金融界朋友参观大教堂。”“好吧，”教士说，他朝Ｋ伸出手，“那你就走吧。”“可是，这么黑，我一个人找不到路，”Ｋ说。“向左拐，一直走到墙跟前，”教士说，“然后顺着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走到一道门前。”教士已经离开他一两步了，Ｋ又大声嚷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教士说。“你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Ｋ问道。“没有，”教士说。“你一度对我很好，”Ｋ说，“给我讲了这么多道理，可是现在你却让我走开，好像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似的。”“但你现在必须离开了，”教士说。“好吧，这就走，”Ｋ说，“你应该知道，我这是出于无奈。”“你应该先知道，我是谁，”教士说。“你是狱中神父嘛，”Ｋ说。他摸索着又走到教士跟前；他并不像刚才说的那样，必须立即赶回银行，而是完全可以再待一会儿。“这意味着我属于法院，”教士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向你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就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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