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
　　“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
　　“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
　　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
　　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
　　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
　　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
　　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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