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上午较晚时分，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阿利塔利亚喷气式客机，载着他们降落到离罗马尚有一段距离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在他们步行越过水泥场地和红色的上坡梯道走向卡宾枪手守卫的海关时，兰德尔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安杰拉陪同一起来了。
　　身着蓝色衬衫的搬运工提着行李，他俩紧跟在后面，那只宝贵的手提箱兰德尔不让别人拿，一直自己提着。他们越过机场终端的玻璃围墙，那里声音嘈杂，到处是旅客和参观者。他们叫了辆出租车，经过留有胡子的达芬奇的巨大塑像，越过写着“罗马”的装饰精美的指示牌和各类广告牌，驶过绿色的伞状松树及各类商场——走了半小时，就来到了锦花大酒店——一路之上，兰德尔心里充满了越来越激动的心情。他一直在想，这个既古又新的地方，正是事情开始的地方。这里，人们在几世纪后仍会记得，是“第二次复活”发源地和重新获得信仰的第二次诞生地。
　　兰德尔把安杰拉和她的手提箱一起留在锦花大酒店车道内侧的人行道上，自己匆匆奔进大厅办理登记手续。他一把行李放到房间就夹着公文包跑下楼，马上陪安杰拉去蒙蒂教授的别墅，深居简出的蒙蒂教授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从饭店出来，兰德尔穿过内侧车道朝安杰拉走去，她此时正站在那儿朝他挥手。兰德尔浑身燥热，仿佛走进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此时正是晌午，整个罗马被烈火炎炎的夏日蒸烤着，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安杰拉租了一辆小车，司机是个长得结实的、看上去永远不会变老的意大利人，他笑嘻嘻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朱赛皮。他的车是一辆奥派尔型大且光滑的汽车，值得庆幸的是里面装有空调，所有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
　　安杰拉上了车，坐到了后座，绷着脸，看着兰德尔关上了后门。“准备好了吗？”她说，“现在我们就去见我的父亲。”
　　“再一次谢谢你，安杰拉。”
　　她跟司机用意大利语很快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用英语讲了一遍他们的目的地，“去贝拉维斯塔别墅。”
　　说着，他们飞快地离开了拥挤的市区，踏上了去拜访贝拉维斯塔蒙蒂教授的路程。兰德尔舒了口气，心也踏实下来了，他往座背一靠，隔着车窗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汽车行驶了40分钟，或许45分钟，便到了郊区。远远望去，只能见到零零散散的楼房和社区。
　　突然，汽车向右来了个急转弯，然后速度慢下来了，最后缓缓地停下来。
　　“到了，”安杰拉说，“这就是维拉·贝拉维斯塔别墅。”
　　兰德尔朝车窗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粉黄色石基上的一排绿色铁栅栏，里面是一片平坦的青草地和一个赏心悦目的花园，在苍翠松柏林里有一座绿瓦红墙的二层别墅。
　　安杰拉对司机讲了几句话，他调了一下档，汽车又绕铁栅栏缓缓而行，一会儿来到了一座大门，白发苍苍的把门人把门打开，朝他们挥了挥手，安杰拉也向他挥动着手臂。这时，朱赛皮调转车头把车开上了车道，又行驶了一会儿后，便来到了楼房门前的阶梯前，停了下来。
　　朱赛皮从汽车里出来，敏捷地绕过车子，帮助安杰拉和兰德尔把手提箱拿出来。兰德尔夹着公文包，心情极为复杂——既有期盼的欣喜，又有担心和忧虑——事已如此，他来不及细想，随着安杰拉走上了通往别墅的阶梯。来到门前，门未上锁。安杰拉推开门，转脸朝他点点头，他跟着她走了进去。
　　此刻来到了门厅，门厅地板由玻璃砖组成。他们左侧是楼梯，右侧是一间起居室。两人走进去，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屋顶是拱形的天花板，厅内放着两架大型钢琴，数不清的组合家具，还有种类花色繁多的灯具。
　　兰德尔心想，对于一位独居的退休学者来说，这房子真够大的了。
　　安杰拉领他来到最近的一个客厅，客厅里放着一个绿色丝绒长沙发，一张咖啡桌和几把奶油色的椅子。他并没有在沙发上坐下来，只是直直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屋里两道奇怪的景象，这景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同时又令他疑惑不解。一是前面的一扇窗户被铁条从上至下封得严严实实；其二，从侧门里走进两位年轻的、装束一模一样的护士，都戴着浆硬的帽子，身着白领海军蓝服外套工作裙。
　　兰德尔困惑地转过身来看着安杰拉，而安杰拉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父亲就住在这里，”她说，“这是一座精神病医院，而不是一栋别墅。”
　　15分钟以后，史蒂夫·兰德尔一个人在贝拉维斯塔别墅的起居室——实际上是这里的接待室里面来回踱步，刚才安杰拉说的真相使他大为震惊，以致于他现在还未缓过神来。直到今天以前，他一直以为蒙蒂教授是因为政治原因才隐居在罗马以外的某个地方，因而从未对此有所怀疑。甚至在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贝拉维斯塔别墅看起来仍然与其它私人住宅别无二致，使人毫不怀疑这是一位曾经有过重大发现的、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的豪华的隐居之所。事实上这座楼房以前是一位富翁的别墅，后来他卖给了几位意大利精神病医生，他们把它建成一座精神病疗养院，并尽力保持了家庭住宅式的摆设和气氛。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对病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照安杰拉的话来看，这又是一目了然的事。蒙蒂教授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他是这家精神病医院里最引人注目的，却不对外公开身份的人。安杰拉说出真相以后，显得很激动，接着又把一切情况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避着你，为什么对你说谎吧。”安杰拉说道，“以前，我父亲一切都很正常，他的头脑敏锐睿智。可是在一年多以前，一夜之间他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孤僻怪异、晕头转向、沉默寡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里接受护理治疗。史蒂夫，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你。如果这消息一旦被泄漏出去——被我父亲的敌人或项目的敌人歪曲了——那么就有可能使他的工作、他的发现还有项目本身蒙受污名，引起人们的怀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类事情发生，所以我尽力阻止那些想见我父亲的人见到他。可是昨天晚上我再也无法向你掩盖事实的真相了。我曾经告诉你，但我怕你仍然以为我在说谎，所以我照你的意愿做了，把你带到罗马，带到贝拉维斯塔，让你亲自来看一看。现在，你相信我了吗，史蒂夫？”
　　“亲爱的，我以后永远相信你。”他拥抱着她，战栗羞愧不已。“安杰拉，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希望你能原谅我。”
　　她已经原谅了他，因为她了解他怀疑的东西。她又补充说道：“另外，我带你见我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常常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但有时，他会在一小段时间内神志清楚，不过这种时候很少、很少。我希望当你给他看照片时，对他讲话能唤起他对过去的一些记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把你对詹姆斯福音书的一些疑点全部消除。”
　　“谢谢你，安杰拉，难道你父亲从不出你吗？”
　　“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过，谁知道呢？人脑总是神秘莫测的。不管怎样，我先过去单独见见他，你在这里等着。我不会在里面呆太久，我出来以后，再让人带你去见他。”
　　说完，她就走了。
　　兰德尔继续踱着步子，他绞尽脑汁要想个究竟。像蒙蒂这样的一位优秀的教授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疯子呢？兰德尔不再期望能从教授那里得到什么，以前他从未和精神病人打过交道，从病人那里该得到什么或者在病人面前该如何做，他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仍然存有一线希望，希望教授能够——用某句话，某个迹象——打消他对第九号纸草纸文稿的所有疑虑。兰德尔深知他一定要把这次会面坚持下来。
　　他意识到安杰拉·蒙蒂又回来了。
　　她并不是一个人，陪她走进接待室的还有另外一个高大的年轻护士。安杰拉朝兰德尔走来，神情有些紧张，年轻的护士在后边拉着门。
　　“他怎么样了？”兰德尔急切地问。
　　“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平静、沉默、有礼。”她说，随即又补充了一句：“他没有认出我来。”
　　她强忍泪水，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兰德尔急忙搂住她的双肩，试图安慰她。她从小包里摸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拭去泪痕。最后，她抬起头，看着兰德尔，挤出一丝苦笑。“总——总是这个样子。别介意，我不会有事的。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史蒂夫。别担心，他对你不会有任何伤害。镇定一些，我刚才试着跟他说了你的来意，不知道他是否听明白了。你去试一试。跟这位护士去吧，她叫西格诺拉·布朗奇，她会给你带路的，我自己有事去做，我要给家打个电话，告诉管家柳克丽西亚——我姐姐今天要带着孩子从波里斯来看我。叫管家把家里准备一下。”
　　兰德尔离开她，向西格诺拉·布朗奇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一起走进了一条异常整洁的走廊。走到中间时，西格诺拉·布朗奇从她的海军制服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
　　“这是蒙蒂教授的房间，”她说，她刚要开门时，发现房门敞着，她立刻警觉起来。“门应该锁着呀，”她把头探进屋里，又朝兰德尔转过身来，刚才的紧张明显减轻了，“原来是服务员在里面收拾餐具。”几秒钟后，服务员端着装有剩菜剩饭的盘子走了出来。
　　西格诺拉·布朗奇用意大利语轻轻地问了服务员一个问题，服务员低声回答，然后轻轻地走开了。西格诺拉·布朗奇瞥了兰德尔一眼，说：“我问他怎么样了。她说他和往常一样，坐在窗户旁边，呆呆地注视着。我们可以进去了。我只把你介绍一下，然后你和他单独会谈，你需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兰德尔紧张地说。
　　“文图里医师希望来访不要超过10至15分钟。”
　　西格诺拉·布朗奇把门开得更大一点，把兰德尔引进屋里，令兰德尔颇感吃惊的是这房间一点也不像医院的病房，他原以为蒙蒂教授的房间多少会跟他父亲在栋材城医院住院时所住的病房相似，可是，这间房子看起来像私人公寓里的起居室、图书馆、卧室三室合一的房问。
　　房间立即给兰德尔一种阳光充沛、舒适、甚至很温馨的印象，室内的空调把气温调节得恰到好处。房间一侧摆着一张床，旁边有一张桌子和一盏灯。透过一扇半开的门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浴池、地板铺着蓝色砖砌。在房间的对面，在一幅现代油画下面放着一张装饰用的桌子和一把皮椅，桌子上摆着一位老夫人的照片（这位老夫人很可能是他已故的妻子）、另外还有安杰拉和另外一位女人（大概是安杰拉的姐姐）以及一些小孩子照片，这些照片都装在玻璃镜框里，构成了屋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房间正中放着一把手扶椅、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株绿色植物），还有两把结实的直背椅。只有窗户上的细铁条破坏了风景的宁静感，它们和粉刷的白墙一起让人想起这是精神病院的医疗室。
　　窗旁，一把摇椅在机械地前后摆动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几乎被没在椅子里，他的脸依旧丰满，头上有几缕白发，睫毛已经灰白，一双黯然无光的眼睛愣愣地盯着窗外的花朵。和昨晚兰德尔从照片上看到的形象相比，他不及以前魁梧，也衰老了许多，那些照片是6年前拍的。仅仅6年的时间，他竟然判若两人。
　　西格诺拉·布郎奇走到摇椅旁，碰了一下老人的衣袖，轻轻地说道：“蒙蒂教授，有位美国的客人来看望你。”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唤醒一个熟睡的老人，生怕惊扰了他。
　　她一边轻唤着蒙蒂教授，一边从身后拉过来一把沉重的直背椅子，放在摇椅前，然后用手指朝兰德尔示意一下，又说道：“教授，这位是兰德尔先生，他对你的工作很感兴趣。”
　　教授略带兴趣地看着护士活动的嘴唇，但是他对兰德尔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既无表情又无言语。
　　西格诺拉·布朗奇转过身来，对兰德尔说：“我走了，你们俩人谈一谈吧。如果你需要我的话，他的床头有电铃按钮。另外，我15分钟后回来叫你。”
　　兰德尔点点头，等待着她离开房问。他听到房门被锁上后，才在蒙蒂教授的摇椅对面的那把垂直背椅上坐了下来。
　　教授最终意识到了来访者，现在他默默地注视着他，没有显出一丝好奇。
　　“我叫史蒂夫·兰德尔，”兰德尔说道，又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我来自纽约，我是你女儿安杰拉的朋友，你刚刚见过安杰拉了，我想她已经跟你讲了些我的情况。”
　　“安杰拉，”教授说道。他重复着安杰拉的名字，既没有重音也没有标点符号，既不是一种肯定的语气，又不带疑问的语气。他只是重复着，像一个孩童在把玩着一件新奇的玩具。
　　“我想她一定跟你提到了我和‘第二次复活’的关系以及为了宣传你的发现而做的工作。”兰德尔继续说着，感到一筹莫展。
　　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对蒙蒂坐的摇椅和后面的白色墙壁说话。他真想给西格诺拉·布朗奇按电铃然后自己赶快离开这房间，但是他还是抑制住了，强迫自己继续说下去。接着，他很耐心地给教授讲了乔治·L·惠勒如何雇佣了他，并把他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事。他又告诉教授宣布日已一天天来临，他和项目中的其他成员心情都非常激动，因为在宣布这一天，教授的发现将被公布给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
　　随着兰德尔谈话的继续进行，教授精神越来越集中。尽管他看上去仍显得那么孤僻，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讲话，但是在兰德尔看来，他好像在内心里对兰德尔所说的话已有了反应。他看上去跟其他衰老的年长者听一位陌生人说话时的独自的痴呆呆的神情一样——极为警觉、认真。
　　兰德尔的精神为之一振，这可能就是那段来之不易的神志清醒时刻，很可能是由于兰德尔一直谈论着老教授十分熟悉的问题。今天真是幸运、吉祥、顺利的一天。
　　“让我再跟你讲讲我来看望你的原因，教授。”兰德尔说。
　　“好的。”
　　“你的发现已经得到证实。修改过的《新约全书》被译成4种语言，叫《国际新约》，它已准备就绪，等待发行，只是……”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了下去，“发现了一个问题，我非常希望你能解决它。”
　　“好的。”
　　兰德尔观察着教授的脸。他的脸上确实流露出真正的好奇和兴趣，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兰德尔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信心倍增。
　　他刚要继续说下去，又想起了什么，弯下身把手伸进手提箱，打开录音机，然后取出了那张举足轻重的照片。
　　“我们有几个人在翻译里发现了一处使人困惑不解的地方，最起码我认为是一个错误——并为此感到迷惑不解。现在，我把这个困扰我的问题告诉你。”兰德尔又仔细看了看照片，“我这儿有一张第九号纸草纸文稿的照片，这张文稿是你发现的文稿之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这张照片与第一次见到的第九号纸草纸文稿的照片不同，我担心第九号纸草纸文稿被某人更换过，或者说另外一张文稿替换了第九号纸草纸文稿。”
　　教授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是吗？”
　　兰德尔信心更足了，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无法搞清楚这张照片是否是你发现的纸草纸文稿原稿，还是仅仅代表了被更换过的另外一张文稿。原照片的底片在一场火灾中被毁掉，令人非常遗憾。不过，教授，安杰拉说你非常熟悉纸草纸文稿，对它们了如指掌，甚至上面的每一个字符，每一个笔划，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地记下来了。安杰拉觉得你可以马上辨认出这张照片是你挖掘出的那张文稿的照片，还是只是一片替换品的照片。教授，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是至关重要的。你能告诉我这是否是你在奥斯蒂亚·安蒂卡发现的纸草纸文稿的照片吗？”
　　他把照片递给教授，教授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照片。随后的几秒钟内，他完全忽略了照片的存在，他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兰德尔，继续默默地摇晃着摇椅，屋内一片沉寂。
　　最后，教授似乎忽然记起了手中的东西，把目光移到了照片上。他缓慢地把照片举起来，调整了一下照片的角度，使得透过窗棂射进来的光线刚好照到照片上，教授的圆脸上慢慢堆起了笑意，兰德尔看着，心中涌起一线希望。
　　沉默了几秒钟以后，蒙蒂教授把照片放到腿上，眼睛依旧注视着。他的嘴唇开始动起来，兰德尔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话，可是模糊不清，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真的，真的，”蒙蒂教授在说，“这是我发现的。”
　　他抬起头来看着兰德尔的眼睛。“我是詹姆斯。这些事件我都亲眼目睹过。”他的嘴唇又动起来了，声音也大了一些，“我是耶路撒冷的詹姆斯，我是耶稣的兄弟，是耶稣的继承人；我是基督幸存兄弟中最长的一位；我是约瑟的儿子。我不久就要被判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处死，因为我是我们社会里耶稣信徒的领袖。”
　　兰德尔颓然地在椅子上泄了气。
　　天哪，这位老人自言自言语地说，他相信自己是耶路撒冷的詹姆斯，是耶稣的兄弟。
　　蒙蒂教授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他继续说下去，沙哑的声音愈加热情洋溢。“约瑟的其他儿子，除基督和我外，还有西蒙、乔丝、犹大，而我要继续留下来说一说那个首先降生并最受宠爱的儿子的故事。”
　　教授用他那带有土音的英语背诵着用阿拉米语写成的纸草纸文稿的前一部分。这份文稿被收录在《国示新约》的詹姆斯福音书里。不过他所背诵的部分内容，兰德尔立刻就发觉到，是他以前看过的译文中所没有的，那就是约瑟其他儿子的名字。《国际新约》中的注解中说，那一部分在纸草纸上经过近20个世纪后已不复存在了。可是蒙蒂教授却背诵出了已遗失的部分。是不是因为他精读《圣经》知识，从其他资料上看到了基督兄弟们的名字，然后补充到了刚才的背诵中，除了这种可能，是无法解释的。
　　“我，正直的詹姆斯，我主耶稣的兄弟——”
　　蒙蒂神经错乱地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激动的情绪难以自制。
　　兰德尔被悲伤吞没了，他替绝望的老人感到悲伤，为安杰拉感到悲伤。他坐在那里，听着老人的声音，伤心不已。
　　蒙蒂教授的话慢慢变得不太清晰，一会儿便陷入了沉默，转过头，呆呆地盯着窗外的花园，像兰德尔刚进来时着到的一样。
　　兰德尔轻轻地从老人腿上拿起照片，放回手提箱，然后关上录音机，看了一下手表，西格诺拉·布朗奇一会儿就要回来了。
　　他拿着手提箱站起来，说道：“谢谢你，蒙蒂教授，谢谢你的合作。”
　　令兰德尔吃惊的是，蒙蒂教授客客气气地从摇椅上站起来，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小一些。他走到桌子前，坐下来，一时好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打开抽屉，找到一张白纸和一支用秃了的黄色铅笔。
　　他在纸上画了几笔，看了看，又添了另外一笔，这才有些心满意足。他拿起这张纸，递给兰德尔。
　　“这是给你的。”他说。
　　兰德尔接过来，猜测着蒙蒂教授在纸上画的是什么。
　　“一件礼物。”蒙蒂教授喃喃地说，“它能拯救你，这是詹姆斯送给你的礼物。”
　　兰德尔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这张纸，上面是一个粗糙的图案。
　　兰德尔仔细看了一下这幅图案，但弄不出个究竟。在他看来，它只是一张小孩所画的一条鱼的速描画，鱼身中部被一支矛穿透。
　　这是一件詹姆斯赠送的礼物，一件能救兰德尔性命的避邪物，这是教授做过许诺的。可是在兰德尔看来，它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他非常想知道在教授思绪混乱、理智不清的头脑中这张画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兰德尔叹了口气，心想：我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的，他想些什么也无关紧要了。
　　兰德尔听到了开门声。
　　他赶紧把画折起来，塞进他的上衣口袋，再次感谢教授送给他纪念品，又谢谢他花时间接待了他，然后把安杰拉的父亲一人留在桌旁，自己朝站在门口的西格诺拉·布朗奇走去。
　　来到走廊，兰德尔停了停，看着护士锁上了门。一会儿，护士走上来，对他说：“我现在就把你带到安杰拉·蒙蒂那里去。”
　　但是兰德尔还不想离开，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西格诺拉·布朗奇小姐，我在想——这里有没有负责治疗教授的病的医师呢？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和这位病人接触较多的大夫呢？”
　　“当然有的。我们共有7位医师，医务主任是文图里博士。自从蒙蒂教授来到维拉·贝拉维斯特别墅后，他一直负责治疗老教授，他在楼上有办公室。”
　　“我能见见他吗？哪怕只见一会儿也行。”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看看他现在是否有空。”
　　文图里博士有空。
　　这个医务主任是位脑袋半秃、身材细长的意大利人，长着一双清澈深邃的眼睛和一只拱形鼻子，一双手总是忙碌不休。他看上去根本不像大夫，因为他穿着一身活泼的格子西装，而没有穿医生制服。
　　当兰德尔问文图里博士为什么不穿白色的医生服装时，他善意温和地解释说：“通常医务服装总增加大夫和病人之间的距离感，我们认为这样不好，我们希望我们这些精神错乱的病人有一种和大夫平等的感觉。每位病人——包括蒙蒂教授在内——都不要感到和我们有何不同，这在我们看来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信任我们，能够像对朋友一样地讲述他们的事情。”
　　文图里博士的办公室也和他本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医务气氛。兰德尔坐在文图里博士办公室的一把花纹图案的椅子上，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摆设着豪华的沙发，青葱的植物和一些抽象派绘画。
　　兰德尔为解开第九号纸草纸文稿之谜做着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努力。他跟文图里博士讲了他与蒙蒂教授会面的经过以及蒙蒂把自己当作耶稣的兄弟詹姆斯的幻觉的过程。
　　“蒙蒂教授以前也是这样吗？”兰德尔问道。
　　“经常这样，”文图里博士说着，手中拿起信封开口刀，把它放下，又拿起铅笔，又把它放下。“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他的行为和一般症状不一样。你知道，一个自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或者把自己当作耶稣的兄弟的人通常是一个伴有自傲情绪的狂想症患者，蒙蒂教授却不一样，他丧失记忆却是在负罪感基础上产生的紧张症。他患幻想症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情况的病人不会认为自己具有像耶稣或詹姆斯那样崇高的身份，而更应该在耶稣或詹姆斯之前自惭形秽。他今天在你面前自认为是耶稣基督的行为我也不理解。当然，我们对蒙蒂教授内心的经历以及他思想深处知之甚少，而且看起来我们以后也不会对他有更多的理解的。”
　　兰德尔在椅子里动了一下，问道：“你的意思是你对蒙蒂教授的职业背景和他的考古发现一无所知？”
　　“啊，兰德尔先生，那么你对他在奥斯蒂亚·安蒂卡的发现已有了解了？我不能说起这事，除非——”
　　“我是该项目中的一员，文图里博士。”
　　“刚才我不知道这一点。教授的女儿让我发誓，让我永远不跟陌生人谈及此事，我信守了我的诺言。”
　　“教授的过去你知道多少？”兰德尔问。
　　“事实上，我知道的很少。在我开始负责这个病人时，蒙蒂教授的名字我早有所闻，他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从他女儿那儿我得知他在奥斯蒂亚·安蒂卡附近挖掘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将在圣经历史和神学史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有人告诉我这是构成新《圣经》的基石。”
　　“这么说，你并不知道他那项发现的内容？”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了解他把自己当成是耶稣的兄弟詹姆斯的原因？”
　　“可能会提供点线索，文图里博士。你不知道，蒙蒂教授的发现将导致一部新《圣经》的产生。”
　　“这个我倒听说过一点。最近我从罗马一家报纸上读过一位英国记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所写的一篇分三部分的系列报道。”
　　“你是说普卢默写的？”
　　“对，是普卢默写的。文章篇幅很长，可是引用的事实很少，模模糊糊地讲述了在阿姆斯特丹为出版一部新《圣经》正在做的秘密准备工作，新《圣经》是在新发现的基础上对原《圣经》做了修改的。有教会的保守分子做支持以维持它的地位。这篇报道很吸引人，但有明显的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的色彩，很难让人把它当回事儿看待。”
　　“你不妨宁可信其有。”兰德尔说。
　　“啊，那么这部《圣经》就是我这位病人负责的了？”文图里博士心不在焉地翻了一页台历，然后又翻回来。“蒙蒂教授无法享受他的劳动果实，真是太遗憾了。至于他的幻觉，我不知道这部《圣经》会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你在楼下与教授见面时还发生过其他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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