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塞尔·杜普雷眼盯盯瞅着壁炉上的时针，钟的指针正指着11：30，看的时间久了有点进入了催眠状态。
　　她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间公寓的门口，等候随时可能出现的那个人来敲门。
　　她半小时前就返回了公寓，恭候期待已久的谢尔盖·季霍诺夫的光临。今天一大早，她便起床到城里去，给预先定好的一个意大利朝圣团在卢尔德导游。10：40结束时，她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其后再接第二批。可她没有去。再次佯装说偏头痛病发作，对旅行社阿金斯·派雷尼斯社长说，她必须回公寓躺下休息。要离开也不是随便就能办到的。
　　她第二次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样做确实冒风险，真有可能回去上班时被告之解雇了。不过，她在心里说，她也许用不着再回去上班了。她在下赌注，如果奏效，这点风险便无所谓了。
　　从昨天起，她就相信这次她下的赌注很有把握。主要是因为她这次打的赌是两面下注。如果季霍诺夫真的让她失望，还有通过利兹·芬奇揭露真相，同样可以把钱赚到手。
　　11：30，她还是非常地自信，两条赚钱之路必居其一，因为她仍然十分肯定塔利就是季霍诺夫无疑。
　　11：37，她却不再那么自信了。
　　她无法想象，像季霍诺夫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外交家，S国总理的候选人，怎么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自己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呢？她也很奇怪，为何到现在他还不肯露面？此时恐怕他已打定主意，准备负隅顽抗，宁可引火烧身也不露面？要不就是他一时无法弄到那笔钱因而耽搁了时问。然而，她已经为他安排了另一种付款方式。
　　她开始担心起来。
　　她不愿意只留给自己一个希望。因为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利兹·芬奇身上后，同样她向美国报业辛迪加要钱也会遇到麻烦。
　　渐渐的，展现在吉塞尔眼前的美好前程，恰似外面的阳光，先前是那样的灿烂，突然间却变得昏天黑地了。
　　然而此时她猛地转过身去。是不是有人在敲门呢？她想肯定是的。
　　她大声喊道：“谁？”
　　没有回音。不过这时又传来了三声坚决、清脆的敲门声。
　　立刻，吉塞尔兴奋起来。她用不着故作镇静，当即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口，猛地拉开了门。果然是他，花岗岩般毫无笑意的脸庞，优美的胡须，被深灰色的厚外套和阴郁的黑领带衬托得反倒没有生气。
　　果真是谢尔盖·季霍诺夫。
　　由于吉塞尔生性善良，再加上胜利在望，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塞缪尔·塔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是的，你好。”他说着，不经意地点了点头，从她身旁走进了起居室。
　　她关上房门，转过身面对着他。“怎么样？”她说。
　　“你赢了，”他简单地说，“我是谢尔盖·季霍诺夫。”
　　“我早就肯定了，”她说，“自从看到你那张没有胡子的照片的一刻起，我就断定是你。”
　　“你非常的精明，杜普雷小姐。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应该受到奖赏。当然，我别无选择，今天上午只有来拜访你。千错万错，我不该冒冒失失地到卢尔德来。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只不过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所做的垂死挣扎而已。当然，这是犯了一个大错，不过一经铸就，我也无力挽回。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阻止你公开我的身份。”
　　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这么说，你到这里是来阻止我的。我希望你不要动用什么武力，我必须警告你，我有枪。”
　　季霍诺夫露出了一脸的反感。“杜普雷小姐，我一生清白，别的尚可以说，唯独不滥用暴力。你所提出的条件，我准备接受，我到这里来，就是满足你的要求。你所提的条件不就是要我支出1.5万美元吗？”
　　吉塞尔感到一阵晕眩，贪婪使她不能自己。他现在是在她的掌握之中，机会难得。“那是在昨天，”她脱口而出，“在今天，条件有所改变。”
　　“改变？”
　　“现在，我又找到了一个新主顾，”她得意洋洋地说，“这位新主顾愿意出更大的价钱。”
　　季霍诺夫第一次显得焦躁不安。“你没有告诉这位新主顾，你向他提供什么，是吧？”
　　“当然不会，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不过，现在你得拿出两万美元。当然，我说过，你可在下星期之内把这笔钱送来——”
　　季霍诺夫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不，我想现在立刻就了结此事。幸亏我出来总是带着相同数量的三种不同现钞，是为了——为了应付小小的急需——和支付报酬。”他郁郁寡欢地笑了笑，“我早就料到你会抬高价码。我这一辈子整天与谈判和交易打交道，胜券在握没有不抬高价钱的。我带来了两万美元——实际上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一些。”
　　“两万美元就已足够了，”吉塞尔竭力控制自己颤抖的声音说。
　　“给你，”他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右边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了厚厚的一叠用橡皮圈捆扎好的绿色美钞。“全归你了。”他说着将钱放在了小桌子上。
　　吉塞尔睁大了眼睛，紧盯着那捆美钞。“你知道，我压根不想伤害你，”她说，“我丝毫不想和你做对，我只是需要钱。”说着她就俯身去拿钱，他一下子伸出了右手，挡住她。
　　“别急，”他说，“我给你的钱在这里，你给我的东西呢？”
　　“当然，”她气喘吁吁地说，“我这就给你那些照片——全部照片——”
　　“还有底片。”他轻声补上了一句。
　　“是的，还有底片。请稍等一会。”她转身急匆匆地跑进了另外一个房问。“我去给你拿。”
　　季霍诺夫向那个敞着门的房间望了一会，立即开始行动，轻轻地从铺有地毯的地板上悄悄溜过去，来到门边，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冷静沉着，训练有素。
　　他发现，这是一间卧室，她正背对着他，站在柜子跟前，聚精会神地从顶上拉开的抽斗里找着东西。他踮着脚尖，好像是一条高高地昂起头准备攻击的响尾蛇。他那斯拉夫型的眼睛此时眯成了一条缝，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她正忙着在抽斗里翻找着照片和底片。
　　她刚把东西找出来，他的手就伸进左边的外衣口袋，掏出了一圈结实的细绳索。
　　他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地窜上去，也顾不上脚下发出的声响了。她闻声转过身，可此时她已完全在他的魔掌之下。
　　她最后一眼清楚地看到的谢尔盖·季霍诺夫，满脸杀气腾腾，眼睛里迸射出凶光。他动作迅速敏捷，像职业杀手一般，很快把绳索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勒紧了。只听见她粗哑的喊叫声变成了无力的呻吟。她抡起拳头捶打着他，拼命挣扎想透出一口气。她力气之大令他吃惊，她一只手的指甲挖进了他的面颊，他为了护住自己而松了手。就在这一刹那，她挣脱了他，脖子上拖着绳索，从卧室奔进了起居室。一边跑着，一边在裙子的口袋里掏着东西。不料她撞在了桌子上，把电话机和花瓶碰翻在了地毯上，此时季霍诺夫猛地向她扑了过来。
　　他那粗大的双手又抓住了绳索，在她的脖上愈拉愈紧，牢牢地将她勒住了。只见她的一只手停止了在口袋里摸索，另一只手早已垂在了一边，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嘴巴张得大大的，正向外淌着唾涎。他仍残忍地使劲绞紧着手中的绳索。
　　突然，她双目一闭，脑袋垂到了一边，身子变得像布娃娃一样。她完全垮了，接着无声无息地瘫倒在了地毯上。他跟着她蹲下身子，双手仍死死地勒紧着绳索，直到她一动也不动了才松手。
　　最后，他放下绳索，跪在她旁边的地板上，两眼死死地盯着她。他抓过她的手腕，来试一试她的脉搏，没有一丝跳动。
　　他感到十分满意，慢慢地解开绳索，从地板上扶起那个失去了生命、软弱无力的脑袋，取下了绳索，任她瘫落回地毯上。他一边将绳索塞进左边的衣袋，一边把桌子上的那捆美钞塞进右边的口袋。他发现了一支小手枪——她果然有一支小手枪——差点从她裙子的口袋里掉落出来。他没有去动它。
　　季霍诺夫站起身来，迅速地返回到卧室里。在地板上，在柜子前的地板上，找到了他在山洞附近被她偷拍的那张没带胡子的照片，还有那底片。他把照片和底片一并塞进了口袋里，然后又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副手套戴上，翻拣那只打开的抽斗，拿出了所有的照片和底片，其中有季霍诺夫的两张大照片和一张剪报，他把它们撕碎后塞进了外衣口袋。他一边擦拭着他可能碰过的地方，一边寻找着可能记有塔利或季霍诺夫字样的记事簿和纸片。从卧室到厨房到餐室，一点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又来到了起居室。
　　他发现了碰翻在地毯上的电话机，同时第一次发现，在电话机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红色通讯记事簿。在字母“T”下面，有她亲笔记下的“塔利·塞缪尔”，以及他住宿饭店的名称、地址。同样，他把它装了起来。
　　最后他瞥了一眼地板上的尸体。
　　以前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尸体。
　　他一点也不后悔。无论她长得多么漂亮，多么年轻，只不过是一个可鄙的骗子。她居然想要暗算他，他是出于自卫才杀死她的。
　　他疾步走到门边，打开房门。楼道里，前前后后，没有一个人影，没有谁能够看见他。他跨进楼道，轻轻关上身后的房门，然后走出了公寓大楼。
　　正午时分，利兹·芬奇按昨天吉塞尔所说的，开始拨打她的电话，电话占线。
　　利兹觉得很奇怪，一分钟后她又拨了吉塞尔的电话，听到的仍然是忙音。于是她决定每隔两分钟拨一次，拨了又拨，总是占线。她一边在等着电话接通，一边在考虑是否能从吉塞尔那里得到特大新闻。到底是有关什么的新闻；还有，吉塞尔究竟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特大新闻。
　　利兹的马拉松式的电话拨了20多分钟了。最后，她肯定吉塞尔的电话出了故障，于是接通了总机。利兹用法语与对方谈了半天，对方答应去查询原因，利兹只得呆在饭店房间里。利兹得到的答复只是：要么吉塞尔的电话没有接通；要么对方的电话机出了故障。问题正在尽快解决。
　　利兹立刻意识到问题解决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也许吉塞尔并不知道电话出了毛病，可能仍在那边等她的电话。利兹决定放弃使用这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亲自登门去见吉塞尔。
　　她来到了旅馆的门厅，一路上她一直在查看卢尔德的地图，得知吉塞尔住在特区的那一边，距离太远，步行得花不少时问。
　　来到大街上，她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把吉塞尔的住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利兹坐在汽车的后座里，又猜测吉塞尔准备向她提供的特大新闻。利兹最后断定，这决不是什么一桩普通的新闻。毕竟，吉塞尔和当地年轻人一样头脑复杂，见多识广，很明显看巴黎的报纸。她一定知道什么才能上头版头条。她一定是得到了一条真正的新闻。她昨天讲得明明白白，说她得到了一条特大新闻。确实，这条新闻有可能值一大笔钱，比尔·特拉斯克一定会替美国国际联合通讯社买下来的。利兹知道这个报业辛迪加常常出高价购买独家特大新闻。
　　对利兹来说，搞到骇人听闻的特大新闻，愈来愈重要了，因为她确实急需一条这样的新闻。现在她手上只有一篇关于伯纳德特的特写。在这特写里面，她暗示卢尔德的传说无非是空中楼阁。但是特写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利兹计划明天用电话发过去。不过她的兴致并不高，因为文章很难给国际联合通讯社留下很深的印象，使她留任巴黎，以取代比她走运的玛格丽特·拉马什，须知玛格丽特手中掌握着维隆的爆炸性丑闻。
　　利兹确实需要从吉塞尔这里得到一个爆炸性新闻。
　　到了吉塞尔的住处，利兹付了车费，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公寓大楼。吉塞尔的房间在底楼的过道，利兹迅速找到了，门上没有装门铃，她只好敲门。
　　房内没有回音。
　　或许吉塞尔正在浴室吧，利兹重重地敲门，以至于手上的关节都隐隐作痛。
　　她一心指望着吉塞尔来开门，却久久没有一点动静。
　　由于自己多年的记者生涯，利兹不由自主地伸手去试了试门把手，看看门是否锁着。门开了并没有锁，吉塞尔真是太大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利兹决定应当进屋去看看。她推开门，走进起居室里。里面空无一人。
　　“吉塞尔！”利兹大声喊叫着，“我来了！我是利兹·芬奇！”
　　没有一声应答。房间内一片寂静。
　　利兹此时觉得，房间内根本没有人。很明显，因为利兹没有打通电话，吉塞尔就离开了，不是去上班就是出去找她了。
　　都是这该死的电话，把事情全给搅乱了，利兹心里想。于是她开始四下寻找电话机。突然，她搜寻的目光发现了地板上的电话机，几乎就在她的脚下。话筒没有扣在话机上，难怪老是占线，打不通。
　　利兹俯下身去拾地上的电话机，突然一件东西映入了眼帘，太出乎意料了，使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隔开沙发的书柜边，隐隐露出一只伸开的手和胳膊，利兹瞪着眼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米，向前跨了一步，想看个究竟。
　　这时，她发现在小桌和沙发之间躺着一个人。
　　一点不错，正是吉塞尔，利兹走到她旁边，跪了下去想看看是不是晕倒在那里了。直到她抬起吉塞尔的手腕，试了一下她的脉搏，心里一下子便明白了，更可怕的事已经发生了。吉塞尔的脸因充血而浮肿，极不自然，表情恐怖。
　　利兹慢慢放下她的手腕，同时意识到她并不是晕倒了，而是死了，一定是死了。脖子上的红色印迹清晰可见，她是被人勒死的，是被谋杀的。
　　她见过各种各样惨遭谋杀的尸体，可此情此景还是令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她软弱无力地站起身来，想法理出点头绪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破门而入，行凶抢劫，吉塞尔奋力抵抗，惨遭毒手。旋即又一个念头闪现在她脑海里：昨天吉塞尔清清楚楚地宣称她有一条新闻……一条特大的新闻……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能够震惊世界的新闻……“必须等一夜，明天我才知道能不能给你。”
　　那时，吉塞尔声称自己“即将得手”那条新闻，只等今天加以证实。
　　证实必须需要人来。是的，一定有人来过这里。对了，吉塞尔可能发现了一条特大新闻，不过那人得知后，不愿让吉塞尔占有，那人于是非常残酷地对她下了毒手。
　　可怜的姑娘。
　　再见吧，吉塞尔。再见吧，特大新闻。同时，利兹也不禁想到了自己。再见吧，利兹·芬奇以及她那留任的机会。
　　利兹立即想到应该马上离开尸体和现场，但在她稍稍镇静下来后，新闻记者的猎奇心又占了上风。既然有人来过，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也许没有。不过也很难说。无论如何，还是值得找一找。利兹从她的小挎包里掏出手巾裹在右手上。进行搜查，最好别留下自己的指纹，否则也得把自己卷进去。
　　利兹开始逐个房间进行迅速、彻底地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没有发现别人的任何痕迹。没有一点线索，没有片言只字。房间里阴森恐怖，莫可名状。
　　15分钟后，利兹发现在她之前的那个人比她聪明，比她内行。
　　利兹害怕有人可能到此访问，发现她在这里，把她牵扯进去，决定不再久留。她走出公寓，来到大街上，搭出租车返回特区附近她住的旅馆。
　　快要到达旅馆的门前了，她心里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吉塞尔·杜普雷诚心诚意帮助她，利兹总觉得欠了她点什么。利兹欠这位导游小姐一个电话，决定回房间后再弥补。但是转念一想，那不大安全，容易被人查出。她问司机哪里有公用电话。他告诉她再往前走半个街区就有。
　　利兹一边向公用电话亭走着，一边从小挎包里掏着硬币。她把自己关进电话亭后，将一枚硬币塞进了金属槽，接通了总机。
　　“总机吗？”她用法语对着话筒说，“请接警察局，我有急事。”
　　“是要警察局吗？请拨17。”
　　利兹挂断后，然后又接通了17。
　　刚过几秒钟，一位年轻人便答话了。他报过姓名、职务后，声明是警察局急警处。
　　利兹说：“能听清我讲话吗，警官？”
　　“很清楚。”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请别打岔。”利兹便清晰迅速地说道，“我去一个女友的公寓，约好一道上街去买东西。她的门没有锁，我进去后发现她已被人杀死。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请拿上铅笔，我告诉你她的姓名和地址——”
　　“小姐，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除了我讲的，其他无可奉告。死者姓名：吉塞尔·杜普雷，二十几岁，单身女性。住址——”利兹找出吉塞尔写有住址的名片，慢慢地念给他听。“你们到那儿就能找到她的尸体，”她又补充说，“情况就这些。”
　　“是的，我记下来了。不过，听我说，小姐——”
　　利兹挂断了电话，走出了电话亭，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利兹漫无目的地闲逛了半个小时，直到她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这时她又开始考虑她自己的事。她压住那篇有关伯纳德特的特写未发，满怀希望从吉塞尔那里弄到一点更精彩、更可靠的东西。可是现在这一希望落空了，别无选择，只有给巴黎的比尔·特拉斯克发去一点什么才行，无论什么东西都行。
　　她调头向记者站走去。十分钟后，她便钻进了一个帆布棚。记者站内至少有100张写字桌，她无精打采地向一张旧橡木桌走去，那是她和另外两名记者共用的办公桌。椅子空着，利兹真希望那两名记者和她一样倒霉，为了寻找新闻疲于奔命。
　　她把电话机挪到跟前，要总机接通美国国际联合通讯社驻巴黎办事处。摆在她面前的是她没有一则特大新闻，只有两则特写或许能引起老板的兴趣。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她找比尔·特拉斯克讲话。
　　特拉斯克那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喂，哪一位？”
　　“别傻猜了，比尔，谁还会从卢尔德给你打电话？当然是利兹，不会是别人。”
　　“我还正想问你，何时你交卷呢？”
　　“比尔，六天了，真是倒霉透顶了。我一直颠着屁股到处乱跑，忙得不可开交，你可以相信我，能做的我都尽力去做了。”
　　“那好，有人见到圣母玛利亚了吗？”
　　“比尔，打住。”
　　“我是当真的。”
　　“你知道答案肯定是一个特大的‘不’字。不过，还好，我好歹总算搞到了两条。虽说不能震惊世界，但它们毕竟是新闻。”
　　“好的，我打开机器，我一边听一边录音，利兹，讲吧。”
　　“先讲第一个，行吗？”
　　“讲吧。”
　　利兹很投入地讲：“今天早上卢尔德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是发生在特区的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案。人们从四面八方蚁聚此地祈祷健康，一个本地人却死于非命。被害者的名字是：吉塞尔·杜普雷，是个单身，26岁左右。她是在——在中午时分，在距离山洞不远的公寓内被人勒死的。她曾经担任过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查理斯·萨拉特的秘书，在纽约和他一起为代表团工作过。”
　　“什么时候？”
　　“两年前。”
　　“不过现在，现在她在卢尔德干什么？”
　　利兹咽下一口唾沫，真是特拉斯克式的考察。“哦，现在她是一名导游。”
　　“一名什么？”
　　“她眼下在卢尔德是一名导游，带人参观历史遗迹。”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凶手是谁？”
　　利兹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只好随口编道：“我与卢尔德警察局联系过了，凶手仍不清楚。他们称正追踪几条线索，但未公布嫌疑犯。如果你同意，我可以继续追下去。”
　　“有关谋杀，还有其他情况吗？”
　　“噢，我告诉你受害者的一些情况：她长得很漂亮，确实很美，富于性感，而且——”
　　特拉斯克突然制止了她，“别再费心了，”他说。
　　“什么？”
　　“别再动什么脑筋了。得啦，利兹，你很清楚。你知道这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新闻。每天在法国不知要发生多少起谋杀案，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你到那里去都干了什么？一个导游小姐，还不知道是被谁杀的。这种东西只能登在法国的报纸上，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是没人感兴趣的，更别说是杜布克·托皮卡那样的地方了。当然，凶手若是大人物，有国际影响，那又另当别论了。”
　　“那我继续再下功夫，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突破。”
　　“不用费太多精力了。我看这也不会有什么名堂。好了，还是讲一讲另外那一件吧，快点说吧。”
　　“好吧，因为在卢尔德关于圣母玛利亚是很难搞出名堂的，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伯纳德特身上，想彻底搞清在1858年以及后来一段时间，她到底都搞过些什么。材料只够写一篇周末特写，掀起一点小波澜。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你说吧，在听着呢。”
　　利兹舒了一口气。“瞧，开始了。”
　　她开始对着话筒讲起了她的特写。
　　特写的引言部分，讲述了卢尔德每年通常有五百万游客，最近八天特区接待的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这一切无非是因为一位名叫伯纳德特的14岁农村姑娘所见的情景，以及她宣告的秘密。
　　利兹继续讲道，伯纳德特死后，天主教会把她封为了圣女，于是部分神职人员及不少学者对伯纳德特所见的一切提出了质疑。为了陈述自己的观点，利兹像一位检查官，对这位农村姑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
　　“伯纳德特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伯纳德特谈论圣母显灵丝毫没有利己动机，”利兹继续对着电话说，“学者们则认为，由于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伯纳德特现身说法，成了众目所瞩的人物。有一次，她的父亲，弗兰可，看到来了许多人，就低声对跪在山洞前的伯纳德特说：‘今天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好好干。’”
　　利兹对自己绘声绘色的描写感到很满意，继续讲伯纳德特如何不相信山洞能治愈她的病。然后利兹又谈到了她在内韦尔的生活，修道院院长是完全怀疑怕纳德特看见圣母玛利亚显灵的。
　　利兹在电话上讲着讲着，心里愈来愈感到不安。在她自己听起来这些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俗不可耐，不知道比尔·特拉斯克会作何感想。
　　她停了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比尔？”
　　“当然，这很有趣，而且还使人感到有点吃惊。这些材料，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噢，大多是教会的支持者提供的——有本地的鲁兰神父，其他地方还有凯奥克斯神父和弗兰西丝卡修女，还有一些较低级的神职人员。”
　　“这全是他们告诉你的？他们都反对伯纳德特？”
　　“不，他们大多数都支持伯纳德特。我已经对采访材料作过筛选，以形成自己的新闻角度。下面还有一页，要念完吗？”
　　“不用了，”特拉斯克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想法不错，利兹，不过我们没法采用。或许你刚才所讲的所谓的事实有它的根据，不过其中有不少的偶然因素，再加上穿凿附会，内容极不扎实，因此在世界性的争论中很难经受住考验。还有，利兹，如果你想戳穿一个圣女，特别是一个炙手可热，风靡一时的圣女，你就必须准备好过硬的材料，你至少有一条过硬，而且新闻来源无懈可击。我知道你已经尽了力，不过你的报道仍然是建立在沙滩上，我们需要的则是建立在磐石上。你明白吗？”
　　“我想是的，”利兹有气无力地说。她根本无心顶撞老板，因为她心里明白，报道经不住推敲，只是为了产生轰动效应，精心选择了角度写成的。
　　“因此，别管它了。睁大眼睛，继续寻找，”特拉斯克说。
　　“找什么？”
　　“寻找真正意义上的特大新闻——看看截止到星期天，圣母玛利亚是否在卢尔德显灵。若是得到了这样的新闻，尽管不是独家新闻，我也会感到满意的。”
　　“那只有等等看了。”
　　“那你就等等看。”
　　利兹知道他要马上挂断电话，不失时机地插进一句话，询问了一个问题，这本是她不愿提起的。“噢，比尔，还有一件事——只是出于好奇——玛格丽特采访的维隆事件进展如何？”
　　“我想会不错的。她好像已经和他打得火热，说是明天准备交稿。”
　　“啊，运气太好了。”利兹说。
　　电话挂断了，她恨不得杀了自己。再见吧，工作；再见吧，事业；再见吧，巴黎。等着判处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上去终生服苦役吧。
　　的确，这是她成年以来最惨淡无光的时刻了。
　　这时，她听到电话铃响了起来，心中默默地祈祷，争取得到缓刑。
　　是阿曼达·斯潘塞的声音。
　　“我真高兴，终于找到你了，利兹，”阿曼达说，“我已经和鲁兰神父谈过了，我说过我要找他谈谈。还记得吧？他非常地合作。”
　　“合作什么？”
　　“他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姓名，他从那人的手里买下了伯纳德特的日记。那人叫尤金·高蒂尔夫人。我这就去和她见面，我猜你也许愿意和我一块去。”
　　“多谢，不过不好意思，”利兹说，“关于伯纳德特，我已经了解得够多的了，可总部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手头上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唉，可别那样说。”阿曼达说。
　　“我只能这样说，”利兹说，“祝你好运。你还是很需要去的。”
　　在阿斯托里亚旅馆，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靠在床上，一边休息着，一边看著书，同时还等待着伊迪丝·穆尔打电话告诉他最后的决定。这个可怜的女人别无选择，可她任人摆布，这令他非常气愤。他的最后诊断，结论很明确，病人已进入晚期，若是不接受杜瓦尔博士的手术和基因移植，她只有死路一条。第一次奇迹已经破灭了，难道还要冒死等待第二次奇迹吗？作为她的丈夫，雷杰，很自私，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妻子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可是她却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拖沓，真是急人，克莱因伯格真想摆脱这里的一切，回到巴黎舒适的公寓里去。
　　这时，他身旁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像号角一般惊天动地，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拿起话筒，以为是伊迪丝·穆尔打来的，不料传来的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克莱因伯格博士吗？我是雷杰·穆尔。”
　　回想上次见面和分手的情景，克莱因伯格不禁异常惊奇，现在雷杰说话竟如此的友好。
　　“是的，穆尔先生，我正在等候您妻子的电话。”
　　“噢，是她委托我给您打电话。伊迪丝告诉我，您曾经到饭店看过她。她身体很不好，我很感激您对她的关心。”
　　“那么有关杜瓦尔博士的事您也一定知道了？”
　　“是的，我知道了。她告诉了我有关她的新手术。”
　　“她拿不定主意，”克莱因伯格说，“说是要和你商量一下。”
　　“我们详细地谈过了，”雷杰高深莫测地说。
　　“拿定主意了？”
　　“我想见见您，想和您当面谈谈。您有空吗？”
　　“随时恭候。我是为您妻子的病才到这里来的。”
　　“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现在吧，”克莱因伯格说。
　　“您在阿斯托里亚旅馆，”雷杰说，“我知道那家旅馆。楼下有一个挺不错的花园，设有咖啡座。干嘛不在那儿见面——谈一谈——15分钟以后怎么样？”
　　“好吧，15分钟后见。”
　　克莱因伯格扔下书，翻身下床。他不只是和以前一样气愤，此刻又有点莫名其妙。究竟雷杰为何要见他？到底要谈些什么？雷杰为何不能在电话上讲他们的决定呢？摆在他眼前有两种可能：和卢尔德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预约时间，或者收拾行装，打道回府。然而，他还是梳洗干净，系上领带，穿好外衣，精神焕发地下楼去了。
　　他发现阿斯托里亚旅馆的花园清新怡人，喷泉水花飞溅，绿色灌木丛与上方的饭店黄色百叶窗和谐协调。花园里放着六张塑料圆桌和一些板条椅，仅有一张桌旁坐着人，其余全空着。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在那儿抽着雪茄，他便是雷杰·穆尔。
　　克莱因伯格连忙走下楼梯，来到那张桌子旁边。穆尔也没有站起身，只是和他拉了一下手。克莱因伯格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雷杰说：“我已订了咖啡，你看行吗？”
　　“要我订，也肯定是这个。”克莱因伯格说。
　　雷杰哈哈大笑，抽了一口雪茄。慢慢的，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再开口说话，声音凄惨，仿佛在责备自己。“很对不起，我们在城里闹过一点别扭。我并不是到哪儿都扯着嗓门对人嚷嚷的。”
　　“当时你心里难受，嚷嚷几句也在情理之中，”克莱因伯格说，其实心里一点也没有胜利的喜悦。“你现在冷静多了。”
　　“是的，冷静多了。”雷杰说。
　　雷杰呆呆地望着侍者放下咖啡、奶酪、白糖，以及帐单，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克莱因伯格断定雷杰的脑子里在想着其他问题，因此他并不急于说话。
　　雷杰把杯子举到唇边，小手指很不协调地翘了起来，他尝了尝咖啡，扮了一个鬼脸，然后放下杯子说：“若是你不介意，我得说法国咖啡真是够呛。”他满脸歉意地说。
　　克莱因伯格逗趣道：“我看还不错。”
　　雷杰又吸了一口雪茄，然后把烟端端正正地放在烟缸上，显然是要言归正传了。“是的，”他说，“我和我的太太，我们谈了很久。对您的诊断，您没有新的想法吗？”
　　“没有。如果不尽快想办法，她恐怕很麻烦。”
　　“博士，那个新手术是怎么回事？跟一般手术一样吗？”
　　“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克莱因伯格回答说。他想方设法讲得通俗一些。“为了简单明了，我们不妨把整个治疗过程称之为手术，因为你所熟悉的手术过程——割开清理感染的骨骼，移植新的骨骼组织，进行球窝式陶瓷修复，安装人工髋关节等等。可讲到遗传工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清楚杜瓦尔博士的具体手术过程，但我确实知道，关键部分并不需要外科手术程序，移植健康基因——不妨说和输血过程类似。事实上，这一部分也包括许多次注射，愿意听我解释一下遗传工程吗？”
　　“很好，可我——我能听懂吗？”
　　“你听说过DNA（脱氧核糖核酸），是吧？”
　　“我——我可能看到过。”雷杰小心谨慎地说。
　　听他的口气，克莱因伯格断定他并没有看到过，也不清楚DNA究竟是政府一个新机构的名称呢，还是一匹参赛马匹的名称？克莱因伯格知道他想得相距甚远。“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每一个细胞内部含有十万个基因，分布在紧紧盘作一团、长达六英尺的DNA链条上。如果一个细胞变坏，产生了变异，引发癌症，并且迅速蔓延，机体便会出现危险。好了，基因拼接技术取得的成就，使专家们可以利用酶菌切割DNA链条，以健康的基因取代有缺陷的基因。我的说法过于简单，你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对吧？”
　　“我想我明白了，”雷杰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明白。“瞧，博士，我完全用不着彻底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我不懂计算机、电视机工作原理，可我照样接受它们、使用它们。好了，不管基因移植和其它什么东西，我只是要您一句话，接受这种奇妙的手术后，能否挽救我妻子伊迪丝的生命？”
　　“只不过是有70％的把握。”
　　“这对赌徒来说，已是求之不得了，”雷杰说着，拿起雪茄，磕掉烟灰，划燃火柴凑到雪茄上，“那以后她便能完全恢复健康了？”
　　“完全康复。”
　　“完全康复，”雷杰若有所思，“不过就不再是一个奇迹女人，也就是说不是出现奇迹痊愈的女人了。”
　　“是的，她不能指望出现奇迹，恢复健康，她要恢复健康只能依靠医学——依靠科学。”
　　“那我就麻烦了，”雷杰不经意地说。
　　“麻烦了？”
　　“正像她对你所说的，如果我失去了奇迹妻子，就会破产，我们就会一败涂地。”
　　“对不起，”克莱因伯格说，“当然，这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恕我无能为力。”
　　雷杰狡黠地盯着他。“真的吗，博士？您真的是无能为力吗？”
　　顿时，克莱因伯格感到摸不着头脑。“有别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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