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健全者也许对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视力还不如我和雪莉结婚时的情景。手术一周之后，视力尽管大有好转，但也仅仅达到20/100的水平，过去的视力为20/400。现在，我无法开车，无法阅读报纸。夜晚的视力更加不堪，头上的灯光出现双影，好像有两盏相距很远的灯同时发光，到了很近的地方，它们才合二为一。然而，我在日记中十分快乐地记录下所有这一切。要过多久我才能认识到我无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如此。
　　4月1日。早上，雪莉开车送我去校园。拐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翠绿街道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记忆中的小树已然长得枝繁叶茂。天上没有阳光，柔和的光线更容易唤起我过去的记忆。一切十分协调，没有耀眼的反差，绿色的林荫道与图书馆的拱门浑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办公楼前，我一个人走了进去。门上的字母显得十分生动，那个“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颗的明亮的宝石。楼梯上打着蜡，光亮照人，然而我却能在学生与陌生人之间自由行走。我走进电梯，电梯的四壁也闪闪发光。
　　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必须承认，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学生身上，我注意着他们的脸和他们走路的神态：“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轻松”。哈里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走路，感到十分伟大。
　　在四层的大厅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微笑着向我做手势，让我猜猜他是谁。我判断他是本系人士，因为大约有十三四个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闻其音未见其貌。现在他正在考验我，我猜了几个名字，但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出了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主讲中世纪历史的马克·史密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长得如此健壮。后来，我没费什么力气便认出了阿奇·格蒂，虽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辨认肯·巴尔金的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夏伦长得很漂亮，头发出奇的黑。约翰的模样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名摇滚歌星。罗恩总是在各个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罗杰似乎更年轻，个子更矮。琼娇小美丽。我的助教伊丽莎白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开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衣服里移动时布料产生的褶皱；从饮水器喝水时不会喷一脸水而感到的兴奋；家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一颗高大的棕榈树直指蓝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
　　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
　　我高兴地见到了苍天，看到了我的国家，
　　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灵鸟，
　　从沉闷的黑暗中赞美着光明的到来。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为春季开学的美国西部研究生班的学生第一次上课。一共有十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流行发式、他们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图案。(一个学生的背心后面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C”，我立刻联想到视力检查表。)很快我便觉得看着他们的脸和动作记忆他们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我在课上使用的是盲文笔记，因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转化为普通文字，但我已经在盲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新笔记了。
　　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将很快发生变化。失明期间，为了保持研究生的数量我吃了不少苦头。看到本应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系，作为一名导师无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听了别人劝告的结果。同事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认为，明眼人对博士论文提出中肯的建议尚且十分困难，对盲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学生们也许抱有同样的想法，生怕他们宝贵的论文变成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的废品，被人家瞧不起。我无法证明学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是否认为我很危险，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完全意识到我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失明后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急剧减少，这一点却是毋庸质疑的。
　　我与沃尔夫妇一起回家。欧文剃掉了胡须，脸变得比我记忆中的尖了一些。萨拉看上去很可爱。通往停车场的路非常漂亮，芳草茵茵，景色宜人，和记忆中的荒芜景象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家之后沃尔夫妇进来和我们一起喝雪利酒。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文无数次驾车送我回家，冬天的晚上他常常围在炉火旁与我喝一杯再走。此时，我们不禁想到这样的时光是否就要结束了呢？
　　星期四的课进行得十分成功。我在题外讲了一些有关手术的情况，这是星期二本来想说但由于太激动而没能说出的话。学生们十分安静地听我讲述。
　　课上我们观看了一部名叫《艾什》的影片。(多年来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课上放映这部影片藉此说明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亚遭受驱逐的情况。)我听了无数遍的影片全然不见了，影片平静的场面给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印第安人耐心地打磨石器、晒凉兽皮。我看到了艾什那张皮革似的脸，上面流露着怜悯和迷惘。
　　有趣的是，看完《艾什》之后我又出席了历史系与两个真正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会晤。这对名叫鲁珀特·考斯托和珍妮特·考斯托的印第安人正在探讨他们是否可以当教师讲授印第安历史。我到场时谈话已经开始。过去迟到时，我只能用导盲杆四处乱敲，然后听从别人拉着我的手把我按到一个空座位上。如今，我能轻而易举地自己找到座位，没有给别人造成任何干扰。
　　然而，对我来说这毕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系里的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会议进行时，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地扫过。其中一半左右几天来已经见到过，其余却是陌生的。我看到了卡罗斯·科尔特斯和萨拉·斯塔奇。我感到我对萨拉十分了解，她的那张热情圆脸立刻吸引了我。埃德·盖于斯塔和蔼削瘦的面颊透过时间的迷雾慢慢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会议内容没有太注意，但也没有因此而内疚。
　　晚上，我和雪莉点燃了壁炉。我出神地望着那些跳跃不定的蓝黄色火苗，仿佛以前没有看到过一样。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依旧那么动人，然而火苗的颜色和动感使人更加心旷神怡。
　　在浴室里，我像青春发育期的少年那样仔细观察着我的身体。我发现我的体型并没像我想象的那样臃肿，对此我惊喜交加。视力仍然在作怪。我老了，但我希望手上的血管、皱纹和皮下的关节看上去不像现在这么明显。我看不清胳臂和身体上的毫毛，它们像一片片的黑癍。我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东西看上去无比清晰，有些东西却模糊不清呢？我知道我已经脱发，但没向想到前额会变得如此突出。在灯光无情的照耀下，我从浴室的镜子中看到了一张只要稍微一动立刻皱纹密布的脸。
　　端详自己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欣赏。虚荣心与人的视觉息息相关。梳理头发时，我已然小心翼翼。但这些年来我凭手指感觉出来的发式究竟如何呢？我希望我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年轻，肌肉多一些，腹部的脂肪少一点儿。我在理智上认为，为了雪莉我必须这样做，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自我和不存在自尊。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脸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体现。我们身体的清晰形象是我们自身的全面写照。盲人没有视觉，他们是否因此而依赖于人的精神范围呢？“盲人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卡尔·比亚恩霍夫曾说，“这是造物主特别的恩赐。”说这话的不是小巨人，而是一名超凡脱俗的盲人萨满教徒。难道视力健全者，尤其是重见光明的人，必须更加借助精神的力量吗？
　　身体还是性的体现。刚才我把新获得的视力比喻成青春期的萌动。我从盲人天真无暇的心理一下子跳跃到青春期的自我崇拜和跃跃欲试的状态。对于性我不必讳莫如深。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结婚，雪莉也愿意嫁给。我们一起阅读过亚历克斯康福特的《男欢女爱》及其续集，并且我很喜欢这部书。欣赏人的身体是一种高度的视觉享受，它在性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知道，盲人在销魂的一刹能够自我补偿，他们凭借内在的思维、幻想和想象，而明眼人的感觉也不过如此。性的主要感官是触觉，不是视觉。但视觉能够增加彼此的亲密程度。对能满足自己性欲的人完全抛弃视觉渴望是不容易的。对此，胡尔也不否认。香水的气息和温柔的嗓音与亲眼看到女人相比显得极不真实。
　　不论人类的身体对性本身有哪些含义，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盲人把自己囚禁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身体对其周围环境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动，却看不到山峦树木正向他们走来。如今，我既能从外面看到自己的身体，又能从内心看到它的存在。我不仅能感到它在吱吱做响，而且看到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日益臃肿起来。我把我的身体与其他人的相比，幻想着能和他们那样生机勃勃。人类的身体不仅是自由自在的化身，而且是每个自我和整个环境的伸延，使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得到升华。
　　4月4日，星期五。雪莉把我送到凯泽的候诊室之后就回家了。我能自己找到男厕所，并且能一直走到小便器前，对此我颇有些沾沾自喜。过去，我必须费劲地寻找马桶或小便器，用导盲杆在四周敲敲打打根据形状确定它们是否是我所寻找的目标，然后摸索到上面的手柄，最后就位开始方便。
　　基利恩医生很高兴。眼压为12，呈下降趋势。检查发现虹膜有轻微感染，但她认为是那是手术后的必然结果。我想，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感到眼睛有些疼痛的原因。我问基利恩医生，为什么晚上遇到强光时我会产生一种看到水晶状的放射式光线的感觉。她回答说，由于葡萄膜和虹膜长期发炎，虹膜已经变得僵化而失去弹性了。为了通过开口摘除白内障，必然留下裂痕，因此造成缺口处不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她在虹膜的不同地方造出一些小的V字形凹槽，让光线通过这些凹槽换一个角度进入晶体。这个问题，如果能称其为问题的话，不久便会得到基本解决。不过，晚上灯光四周将出现光晕，并且我的虹膜再也不会正常地张开闭合了。
　　到基利恩医生那里去最令人兴奋的结果是她提出了一项有关阅读的试验性方案，至少能阅读正常大小的字体。内置式人工晶体主要是为了看远处。如果可能，只需四到六周的时间。届时，她为我验光配镜。简直无法想象我听到消息后有多么高兴！我又能够读书、看杂志、看文件，直接进行学习了。我又能手捧诗集，为雪莉朗诵诗歌了。我能看着电脑屏幕，在上面打字，然后自己进行修改。也许，我又能在亨廷顿图书馆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了！
　　内心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即这里面也许隐藏着不利的一面。我对过去的工作做过很多反思。我在多大程度上由于身为盲人而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在视力的支持下取得进步又将何其艰难呢？过去我是盲人，与众不同；如今我和其他人一样了。
　　4月5日，星期六。今天去逛哈里斯百货商场。观赏五颜六色的领带、仔细分辨着纹花呢中的浅蓝色和红颜色确实是一大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一双绿袜子，那是一种非常鲜艳的绿色。我想起了西尔维娅，但我认为我还没到穿绿袜子的地步。我帮助雪莉挑选了一些首饰，我想她一定喜欢我陪她一起挑选。我们买的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不在乎。
　　视力几乎在逐日好转。起床后我首先看一眼在耶鲁拍摄的那些像片，检查一下又能看出多少高楼，或者能否数清草坪上中央教堂有多少根柱子。然后我再用墙上的东方挂毯进行检查，我端详着上面的图案--在大圆圈里出现了新的圆圈，深色细腻的纹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宛如魔术一般。吃早饭时，我用客厅对面的蚀刻画作为视力表，我发现每天莱汶汉或埃里教堂的拱形屋顶都比前一天清楚。
　　大约十年以前，我们在圣地亚哥北海岸购买了一小座别墅，它位于卡尔斯贝得村，开车大约两小时。我们在河畔住烦了之后便去那里散心。那儿的美妙之处简直难以形容，尤其是对一个盲人。夏天的清晨或多风的冬日，我在海边漫步，只有雪莉的手轻轻地拉着我，我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新鲜空气，一边聆听着海浪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不难想象，现在我多么渴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啊。
　　4月11日，星期五。今天我们第一次去卡尔斯贝得。十五号公路和原野一样宽阔，泰姆卡拉牧场翠绿无比。翻过最后一座小山，是一片花圃，山坡上鲜花盛开，姹紫嫣红、争芳斗艳。卡尔斯贝得就位于小山的下面。我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目不暇接，仿佛要在片刻之间补偿我过去的全部损失。到达目的地时，云雾笼罩着海面。迷雾渐渐散尽后，我看到了大海。它是那么灿烂，和我梦中一样蔚蓝。
　　卡尔斯贝得之行可谓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在我失明期间，我看不到那里的一切。相比之下，河畔的一切由于我早年视力尚在，因此已然深深地印入脑海，尽管失明后形象变得暗淡起来，但依然存在。卡尔斯贝得代表了失明的十年，那里积累起来的所有画面都是由声音组成的，尽管这样说似乎并不恰当。
　　卡尔斯贝得和我在失明期间游览的其他我所喜爱的地方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在公路上行驶时，雪莉一直在问我那些地方需要故地重游。比如，大特顿山和詹妮湖，我虽然去过那里，但我必须亲眼看到它们。
　　实际上，旅游对我来说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回顾以往，我怀疑过去是否有必要进行旅游。我知道，即使是盲人，他们也能够收集新数据，会见新人物(听到新的声音)并且回来时也能讲一些新的见闻。但盲人的收获是无法和明眼人相比的。没有视力就无法目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界，看不的雄伟多姿的建筑物。即使走进一家新客房，也无法用眼睛环顾四周，只能用导盲杆四处敲敲打打。我同意胡尔的对于盲人的看法：旅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拉塞尔发现了双人自行车之后，他却认为旅行令人十分恼火：“我对我所经过的地方找不到任何感觉。”瑟伯甚至在还没有完全失明以前就因为“经常把出口和入口搞错”而再也不进行任何旅行了。他说：“每逢我想到我将漫无目标把余生消磨在南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康拉德小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无法思议。”
　　在卡尔斯贝得，我产生了一种要亲眼看世界的欲望。过去旅游时的那种紧张不安心理已经不复存在。卡尔斯贝得的大海和鲜花盛开的山麓不仅激发了我对过去美好经历的怀念，而且使我产生了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感觉，让我进行更多的体验。
　　我们的别墅很小，但充满了色彩。很多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艾利森小时候画的画(颇有点儿米罗1的味道)、床后悬挂着的木头框镜子、雪莉用来作墙围的印花床单等等。物体的尺寸和距离又一次使我感到困惑。凉台下的建筑物看上去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近，车库看上去也显得十分拥挤。
　　当晚，迪克和帕特根据事先安排从塔克森赶来作客。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我兄弟一定比十五年以前胖了许多，但实际上他和帕特都十分苗挑。我注意到帕特的动作十分灵活，一点儿也没见苍老。这是一场快乐的团聚。我们和我们的芳邻海伦一起喝香槟进行庆祝。第二天我们到斯图腾伯鲁夫的家里继续聚会(他们是和我们同时搬到卡尔斯贝得来的)。菲利斯穿了一件耀眼的红上衣，而唐则在白短裤的外面套上了一条红色的游泳裤叉。他们想试试我能否注意的，我当然没有使他们失望。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多年来，我不小心碰了头或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唐总是开怀大笑。我们的关系密切而坦诚，没有任何虚伪。我这样的朋友不多，唐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人遇到这样的事总是犹犹豫豫，不愿明说。对于我，朋友直率的笑声能填补彼此的鸿沟，使一切更有人情味，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如今又听了这样的笑声实在是一件好事。
　　4月12日，星期六。今天我们沿着峭壁行走，在水里寻找鲸鱼，然后来到了海边。我已经忘记了海浪打在乱石上激起泡沫的样子。海鸥在在我们四周飞翔，我们的心情欢快无比。我们手拉着手，并不是我有这个必要，只因为我想这样做。
　　回河畔的路上，我和雪莉中途停下来在我们的老朋友格里斯皮诺家里吃早饭。其间发生了一件怪事。雪莉为夏洛特和乔拍了一张照片。他们站在壁炉前，背景是一张乔治亚·奥基夫1油画的仿制品。在画的中间，我看到了一大片我在手术期间见到过的蓝色。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发现画面中央的蓝色居然是我的脸。我站在照相机的后面，闪光灯把我的反射形象准确地映射的照片上，真是一件奇怪的巧合。
　　4月14日，星期一。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电影院，这是我动完手术后第一次看电影。片名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内容很朴实，没有任何夸张。我为我的视力感到狂喜。也许，这部影片也能打动很多其他人，但对我来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表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大量面部特写，这些镜头真是制片人在十五年以前拍摄的吗？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呀：意大利夏季的山峦、佛罗伦萨优美的景色、葱翠的英国花园、美丽的海伦娜·波恩海姆-卡特、即使是在游泳池游泳的赤裸的男人都显得那么漂亮。我仿佛回到了电影王国享受着那里的一顿丰盛的筵席。
　　我看的第二部电影是《丰收之行》。也许再没有那样的影片了，再没有其他影片能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样给我如此的快乐。
　　我的日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原因不是劳累，而是因为过于繁忙和精力分散的缘故。然而，到基利恩医生看病又使我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
　　4月29日，星期二。手术五周之后，今天早上我又见到了基利恩医生。视力检查结果为20/80，略有轻微好转，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太大的进步。但结果还是令人乐观的：虹膜和葡萄膜都没有发炎，视网膜的状况良好，眼压为15。她告诉我，我的眼睛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白天不需要再戴保护性眼镜，晚上也不用戴眼罩了。眼药水可以减少到每天一次，但为了保险起见，再用一、两个月还是有好处的。再过十几天，我的远看和近看的视力都会好转，届时应该能够配眼镜了。由于角膜上存在癍痕，因此基利恩医生建议不要配那种双光眼镜，最好是两副眼镜，不同的情况使用完全不同的镜片。
　　我问白内障是否会复发，回答是不会。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后由于晶体后表面出现云翳视力会出现第二次模糊，但正如我早先提到的那样，我在手术中制造了一个让光线通过的入口，因此不会发生视力模糊的现象。我右眼的白内障已经完全被治愈了。唯一的问题是视力究竟能好转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阅读和驾驶车辆的要求？此外，基利恩医生还说，现在讨论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问题还为时尚早。
　　在一间辅助的手术室里，基利恩医生借助显微镜为我的眼球拆线。我的眼球上一共缝了十四针，现在拆除了三针。拆线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散光，四十八小时之后应该见效。晚上视力出现双影的问题可能也会改善。
　　4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视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我想这一定是拆线的结果。我从挂毯上看出了新的图案，从耶鲁的像片上看出了奶牛和人群，看到了莱汶汉教堂以前看不到的拱形屋顶。我想今天如果检查视力，结果至少在能达到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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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译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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