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讲述西部狩猎历史时，我们把“今天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尔？”作为背景音乐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讲到皮货交易市场时则换上“让好日子越过越好”的乐曲。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约持续20分钟，和讲授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讲授的有关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两门主要课程中。为了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每当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艺术气氛时，如妇女在荒原定居时的寂寞、对西部英雄的男子汉气魄和暴力行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签订盟约、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亚后奇卡诺人的迁移等，我便使用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为教学做出了贡献。我的同事罗恩托比说我是我们系里的塞西尔B.德米尔1(美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这些手段用于教学之后很长时间，肯伯恩斯才利用类似技术为电视台拍摄了倍受欢迎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历史文献片。然而，至少有两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语四百万美元和浑浊的视觉。
　　盲文使我获得了基本拯救。发明盲文的路易布莱叶2真是太聪明了！盲文把人类的思想移植到纸上，由我把它们重新读出。我和过去写字或打字一样，把笔记记到单页纸上，然后根据主题把它们装订成册。我把用盲文写成的内容提要和笔记连同有关书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那制作精良和获奖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关60年代社会历史的书，在激烈动荡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伊丽莎白洛佩斯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另外一个人则当上了银行职员。我为他们选择职业贡献力量，他们协助我准备课程，帮我清扫历史垃圾，并为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们朗读的时候，我在盲文书写器上工作。这些盲文笔记按题目分类，然后根据它们列出提要，最后写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转化工作由我完成。双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间来回移动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读以便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请秘书帮忙。这种工作方法虽然很慢，然而却是有效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已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了。在学术方面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些题目或活动更适合于盲人进行。我的论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课题就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的，因此我对社会的功能、解体和重建抱有浓厚兴趣。我开始了酝酿已久的研究，着眼于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我描写了摩门教派一类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维亚和草原地带的人们，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我们和这些群居者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旁放着录音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憧憬和规划，聆听他们回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在录入他们谈话的同时，还录进了婴儿的啼哭、猫和山羊的叫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我们听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轻人在用柴禾加热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别炎热，我们一边在土路上散步，一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谈，他们十分自然地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却对于他们的举动茫然不知，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们递给我一截大麻，我随手扔掉。这样做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我把它当成胡萝卜根了。和在伦敦一样，雪莉一直在我身边随时向我做出简要的说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使素材搜集起来十分容易，但对一位失明的历史学家来说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研究结果补充到《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的修订版中，当然，有关裸体和大麻一类的细节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许，我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失明改变研究课题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图莱恩请我协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为普通读者写的短篇系列丛书，颇受人们的喜爱。我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面起源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经常琢磨社会主义的问题，和群居现象相比，它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形不成气候呢？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尔海伍德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矿工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图莱恩的邀请给了我为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的机会。说不定我能通过这本书为保守的西部历史增添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呢。
　　为了这一课题我奋力钻研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读者查阅了各种传记和辅助材料。在亨廷顿和班克劳夫特图书馆，雪莉为我朗读了一些更加晦色难懂的资料。我逐渐意识到海伍德对于盲人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主题。他不断地被人拖到法庭，在无数城市留下了连篇累牍的诉讼档案。联邦政府将海伍德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华盛顿记录他的行踪，在若干年里，有关他的行踪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地步。我必须仔细阅读无数档案，粗略浏览根本无济于事，仅看标题和个别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为在不同地方寻找朗读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弃了海伍德，转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这个西部激进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学家，他叫乔赛亚罗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莱的话说，放弃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理智上看，罗伊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除了与我的激进情绪有点儿抵触之外，和我所从事的群居现象研究倒非常吻合。从盲人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理想的主题：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积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这样，我先后两次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这种改变是否说明我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筛选史料，评价各类文献，为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至少提供两项确凿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然而，和任何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我在内心深处玩世不恭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没有改变。
　　失明迫使我改变选择的主题，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呢？历史学家应该能在他的史料中来去自如，但我只能选择那些适合我的主题，并且无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过滤装置。而麻烦在于，它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筛选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创造功能。历史蜕变成克利福德格尔茨式的文化：“涵义结构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经验。”我正在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化，它取决于我的经验，取决于我所写出的历史作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对主义者。我有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我的现实世界有别于视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读者感到，世界不仅美丽而且完美无缺。我有成为贝克莱1式理想主义者的危险。视力健全的人蛮横地认为视觉至上，但他们无法懂得我们通过感官感觉到的“真实”世界，我当时对此类说法颇为赞同。后来我又了解到，号称第一个懂得盲人心理学的迪德罗2把这种观点运用到道德领域，他惊呼：“我们的道德观与盲人的道德观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对我而言，历史文献在没人朗读时，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阅读，而盲文是如何处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辞手段的呢？不应忘记，我失明的年代正是评论界出现解析主义理论的时刻。根据解析主义者的观点，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需要探索的中心问题，它独立于作者的意图或历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象，我面对着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种语言。它会取得某种效果吗？它像语言学家分析德语对歌德作品产生的影响那样重要吗？我讲的词汇是视力健全者的语言(对盲者不算重要障碍)，但这些词汇的视觉形象却消失了。盲文在发明上不同于印刷的文字，它是压缩的音节，是组合的词汇。这些一连串儿的圆点千篇一律，连字型的区别都没有。词汇的基本单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号。字母是开放的，利于表达，而盲文符号却是封闭的，
　　令人禁锢。如果雅克德里达能就明信片做出一套学问，那么他在盲文面前会有取得什么结果吗？
　　然而，我对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对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学。失明既没有把我变成相对主义者，也没使我成为解析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感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规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统一。对于盲者来说，规律无法假设或假定，只能通过实践加以证实。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尔海伍德，把我送入到乔赛亚罗伊斯的怀抱。
　　罗伊斯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容忍把盲人作为弱者，接受他们自卑的谎言。它们是导致失败和失明的原因。罗伊斯喜欢探索失败。它们为他的理想社会增加了重要内容。只要盲人懂得诚恳待人，知道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就永远不会像长着双眼的人那样蛮横。视力健全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能够代表和判断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历史学家却另有一番优势。也许他们能凭借意志、技能和谦逊的态度从发现历史的矛盾之处入手，发现历史的本来意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从而成为一个讲究实际和注重史实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前进，利用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罗伊斯一样，最终达到统一和绝对主义的境界。
　　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电脑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语言功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对马里兰的产品称赞不已。
　　购买问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解决的。学校院长主动表示提供一部分资金，历史系也随之响应。但出资最多的是我们大学的退休人员部，他们认为电脑能给我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通过多方努力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来的培训方面。
　　这样，我多了一个会讲“匈牙利语”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们一同搬进了计算机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斯坦尼斯罗斯”。它为我朗读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单词和整个句子，一切都取决我把光标放在哪里和按动那个按键。我一旦删除了某个字母或单词，它会立刻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话，对它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它表达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侣。
　　盲人记者萨丽瓦格纳把她的伙伴称为“卡斯珀”，说它是一个“友好的鬼精灵”。但我没听说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罗斯”先进。
　　在我失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购买电脑前后一共写了三本书、若干文章以及为学术杂志撰写了20多篇书评。其中部头儿最大的是我在购买电脑之前完成的《美国边远地带的群居社会》一书，该书的笔记及手稿全部为盲文。为了它的问世，我们准备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表格。这里，我用“我们”二字是为了说明我的学生所做的贡献，他们为我朗读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资料一起保留着。为了我们的友谊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把这部著作题献给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我珍视他们的友情，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不清，他们通过声音传达给我的音容笑貌，永远没有那么鲜明。
　　我渴望亲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们是我的思想产物与脑力结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时，我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无法欣赏里面的文字与插图，无法阅读那些熟悉的字句，它们从我的头脑里诞生，由一架叮当作响的盲文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印刷的书籍对能够目睹其中的文字、书脊和封面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它能换取人们阅读的愿望。的确，新书能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发着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连第一次翻阅时发出的声音都不同凡响，这些我完全能够体会。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颜色以及环衬(尽管它们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页，看一眼献词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标题的版式和缩写字母的处理，我想看清表达我的思想的所有字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书籍，录音磁带和盲文读物无法取代，它们过于沉重，冷漠无情，令人难于亲近。
　　此外，书店也是无法替代的。那里摆放着各种五光十色的书籍，你在书中既可找到诗歌瑰丽的佳句，也能发现艳情的细腻描写，新书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这些美好的一切渐渐弃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烦恼。
　　我知道，我的读者在那里，我的新书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们却如此遥远。我像一辆在错误道路上行驶的货车，走的是无法调头的单行线。我彷惶不定，也许我将无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渊。正如盲人记者瓦格纳所说的那样：“适应环境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要‘适应’到何时为止。”有时，这种过程本身就使人厌烦。
　　我的女儿艾利森十几岁时十分烦燥，常常为获得一副芭蕾舞演员式的身材心烦意乱和拒绝吃饭。为此，我们争论、劝说乃至声泪俱下，真是伤透了脑筋。
　　这里不是讲述我女儿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说明那些年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她的问题有多少与我的失明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我在伦敦完成古根海姆使命的半年却使我们彼此受尽折磨。那是我视力衰退的最后阶段，走路摇摇晃晃，不但要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汽车站牌，而且要不断向陌生人问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我在伦敦的乐大于苦，所以并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则不然，她讨厌这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拒绝离开我们临时栖身的公寓。她的顽固使我大为恼火，我们争吵，闹得不亦乐乎。弗吉尼亚伍尔芙1笔下的叫喊和我们的相比也只能自愧弗如。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吵闹不休呢？
　　有时，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说。回家以后，她留下了一个自杀的纸条(后来自杀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后把双眼移植给我。还有一次，我们动起手来。我抓住她，她一边反抗一边叫喊说，她看不到我的眼睛，无法隔着那层象征死亡的白内障看清我。这些话让我十分难过，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说双眼是感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达爱与恨、信任与怀疑、赞同与谴责。没有它们，孩子如何同父母沟通呢？
　　艾利森对父亲失明发表的意见仅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个方面。对于盲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看不到亲人可爱的面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亲人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达，是唯一可以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器官，耳朵、皮肤或舌头对此都无法胜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试想，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时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多少信息；想一想我们如何通过五官表达彼此的敬重与轻蔑。没有了双眼，我们的基本存在便会受到威胁，好比一个人顾影自怜但看不到自己的尊容。
　　在我的脑海里保留着我所熟悉的所有面庞，然而他们的实际形象正在日益改变，年轻人尤其如此。我知道，艾利森的变化很大，我头脑中的印象是她15岁时的情形，如今她已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人了。我抱过她的两个孩子，但从没看见过。他们停留在不属于我的视觉世界里，他们的面容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团迷雾，把他们抱在怀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时常担心我的手指会不小心碰到他们的眼睛，或走路时把他们的胳臂拉扯得太大了。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血缘上的外公而已。
　　此外，盲人在心理上还有一种不十分明显或公开的罪恶感。作为一个失明的年轻女人，克拉克在她的公寓遭到诅咒和房客们纷纷离开时，感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
　　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不敢面对他人，好像正在从事一场重大犯罪活动。我想，这种罪恶感是由于我们已在训练自己破我们的记忆，把它们驱赶到生活以外。我们能在梦中和它们相见，但却惧怕做梦。
　　然而，雪莉的面庞似乎永远在我面前，另我百看不厌。我们的生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对她十分自信，她的面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坚定不移。我知道，我们都在变老。彼此能够看到对方变老的过程是一件好事。对于相爱至深的人来说，看和被看、想看和想被对方看是非常重要的相互关系。如果到了无法以你爱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地步，无可奈何的遗憾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结束驾驶生涯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郊的人来说，放弃开车有如放弃了自由。从不再驾车的那一天起，我的日程安排便取决于他人了。我的感觉好似墨菲描写他下肢截瘫、成为一个被动者时的心境那样，“等待世界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向我走来。”我停止开车的时间在瑟伯之前。他这样描写他离开方向盘时的最后时刻：
　　夜间开车的危险是尘土扑面而来，成群的虫子飞到挡风玻璃上，它们时而像身穿旧军装的舰队司令，时而像卖苹果的瘸腿老妇，时而又像无数翘起的驳船船头。我冲出它们的阻拦，越过壕沟、穿过田野、冲上草坪。那些诩诩如生的舰队司令和瘸腿老妇也许真有其人，他们在休息之前到路旁呼吸新鲜空气，而我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唉，我是如何欣赏瑟伯那种出类拔萃的感觉啊：“我开夜车时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奇怪欲望，现在虽然克服，但仍止不住抽泣。”不久，他告别了可以随意支配的方向盘，从此引退。
　　然而，我不应该哭泣。生活对我来说不像瑟伯开车时那样阴暗。诚然，我常常和他一样“像一个戴眼罩的人在黑色的地毯上寻找黑袜子”，但从不记得有过他那样的绝望：“我只卖一毛三分钱。”我从来不借酒浇愁，从来没像约翰尔1那样陷入痛苦孤独的深渊，直到“触摸到沟底的岩石”。相反，我的签名永远向上，生气勃勃。有人告诉我，突然到来的灾难(我和瑟伯的灾难是慢慢降临的)更容易使人丧失勇气、使人悲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慢慢从消极中寻找积极因素是减轻痛苦的唯一手段。
　　事实上，在我走向失明的漫长过程中的确有过很多轻松愉快的时刻。我记得办公室发生停电时的情景，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办公的楼房主要用于藏书，几乎没有任何窗户。没有电灯，室内和走廊一片漆黑。每逢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其他人立刻惊慌失措，而我则没有任何不同。“鲍勃2在哪儿？我们请他帮忙！”大厅里传来人们的呼唤。我拿起手杖，用它敲击着地面，领着众人手拉手地穿过大厅、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光明世界。
　　春天，系里为了应付研究生发出的挑战，偶尔在周五或周六举行一次垒球比赛。我通常参加他们的野餐活动，并且乐于充当系里委任我的公证人的角色。这时，学生们总要对我在历史系的地位问题假装进行一番抗议，仅此而已。
　　然而，我父亲葬礼那天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同。葬礼在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了一些朋友参加。我们家的人从侧门入场然后在棺材和牧师前面落坐。有人把我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我却认为它的方向不对，想背朝着棺材坐下。我的弟弟迪克十分魁梧，体重足有250磅。他站起身，二话不说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圈儿后又放在椅子上面。这时，人群中忍不住爆发出笑声。后来，在牧师短暂的布道过程中还有人不时地发笑。对此，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家太缺乏教养了。
　　我们隔壁的邻居伊丽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寡妇，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物色男人。有一次邻里间举行聚会，我去卫生间方便，我坚信不会把她豪华的设施弄脏，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坐着而不是站着小便了。然而，我把一大摞纸巾碰翻到洗手池里。对此我毫无察觉，直到水涌了上来，我摸到一大团软绵绵、湿漉漉的东西时才感到不妙。我叫人帮忙时，大伙儿哄堂大笑。伊利打趣儿地说我是故意的，原来每一张湿淋淋的纸巾上都印着一个裸体女人。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重新开始了早在孩提时代就放弃了的钢琴课。雪莉和我一起学习。贝蒂祖尔克两周一次地来我家教我们二人弹琴，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子。对于雪莉，她采用的是传统式教学方法，从车尔尼到莫扎特，按步就班地练习。对于我，她采用的是彻底的实用主义方法。我喜欢快活泼的作品，如斯科特乔普林的钢琴曲。她煞费苦心地把双手弹奏的音符分别录到录音带里，并且加上解说哪里是五度音程、哪里是属音和弦、哪里是三连音等等。我们总是以升F调弹奏，因为它的第一个音符是钢琴键盘上的一个良好起点。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学，然后把整个乐曲合并到一起，这种方法十分奏效。当我为邻居们演奏时，那种自我感觉真是棒极了。
　　令别人感到惊讶能给自己带来莫名其妙的欢乐。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永远使人惊诧不已。然而，只有盲人才能真正懂得声音多么具有表现力，它在表达激动、紧张和恐惧情绪方面和面部表情是何等地接近。视力健全的人对盲人善于利用这些细微感觉的能力总是十分愕然。
　　尤其是孩子们对盲人的行为经常感到困惑。我很庆幸过马路时总有一群孩子为我带路，他们经常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家。查德喜欢带我四处游逛，至少我认为他喜欢如此。当变形金刚一类的玩具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风靡之后，他们经常把它们的活动关节扭得奇形怪状，然后让我通过抚摸说出他们创造的形象。变形金刚能够锻炼人们的想象力，所有造型都能改变，既可规规整整，也可毫不对称，确实很有趣儿。
　　视力健全的人无法充分体会触摸的快乐。彻底失明数年之后，赫尔终于懂得了这个道理：“我逐渐发明出一种用双手‘端详’的艺术，我喜欢反复拿起一个美丽的物体，或者捧在手里仔细把玩，用心揣摩它的每一个细节。”在博物馆里，人们允许盲人用手触摸雕塑。亨廷顿图书馆的斯科特画廊首次对外开放时，一位对其他观众十分严厉的保卫人员破例请我用手抚摸雅各布爱泼斯坦创作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半身塑像。我的手指像眼睛一样仔细地欣赏那座青铜雕塑，它们慢慢探索着上面的每一个阴影，充分体会着作品所要表达的力量、挑战、独立精神和聪明睿智。透过坑坑洼洼的金属表面、通过抚摸大刀阔釜塑造出的头发和缕缕皱纹，我感觉到了作品人物的伟大智慧。
　　我脚上的灰袜子既没使我变得多愁善感，也没使我感到罗曼蒂克，而是尽量让我取得最好的结果。我可以十分沉着地穿过熟悉的走廊，只有一次偶然碰到了墙壁擦伤了皮肤。如果声音能够成为媒介，我会尽量利用声音。雪莉根据鸟的羽毛判断它们的种类，而我则要学会听懂它们的歌声，我们是一对十足的爱鸟夫妇。我购买了一套根据“彼得森指南”录制的奥杜邦协会3的鸟鸣录音磁带。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山雀和鹪鹩求偶和交友的鸣叫，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它们的叫声。我想辨别其中的区别，但始终没有成功。我能欣赏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对话磁带，但鸟语录音却永远和我无缘。
　　我想，这种努力也许是一种病态表现，是我对失明的反应。既然事情要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的职业不仅薪水优厚，而且成为了一个避难所。我对办公室的环境熟悉之极，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动它一草一木，我在那里没有失明的感觉。那里是我实现工作愿望和获得报答的所在，它能满足身患残疾的精神病学家阿诺德贝瑟想认真生活的强烈需求。我甚至幻想学生把我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相信确实有人需要阅读我的大作。学校对我的教学表示满意，晋升也不失时机。我所写的书评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我是否已经停止怀念往日的光明了呢？至少我已经不再多想了。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雪莉和我一样，准备和失明陪伴终生。
　　穆勒医生离开了诊所，接替她的温特斯大夫一年之后也步其后尘。1979年，我的病历移交到一名我后来为之倾倒的医生手里，不过当时没有任何预感。我的新任眼科医生，珍妮基利恩，是一位已婚的爱尔兰女士，她欢快而年轻，有三个小孩。有一天，我终于从她办公桌上的相片里看到了他们，但那已经是后来发生的事了。她的声音充满欢乐，胜过灵丹妙药，那是纯洁的微笑，令人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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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译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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