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毁灭的一年。那年4月12日，弗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哭，有的笑，亨利·S·杜鲁门，前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服饰经销商，就任美国第三十三届总统。不到一个月后，五月初，乘飞机视察了日本城市广岛，三个月后，八月六日，艾诺拉·盖伊号在日本城市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八月九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九月二日，日本在米苏尔号战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
　　战争终于结束了。
　　1945年同样也是个开始兴盛的一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创立联合国，在盟国瓜分了德国，并在柏林建立了占领区之后，世界已放弃了战争，千方百计转向和平。杰克·怕尼和玛丽，弗尔·哈里斯，唐·威尔逊等一伙于星期日夜晚返回了国家广播公司。布匹定量已经结束，服装走俏，服装制造商兴奋地预测到，妇女们会自从战争开始到现在第一次炫耀她们的服装。亨利·福特二世，二十八岁，接任福特汽车公司经理，大战期间，福特公司远远落后于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又有两种新的东西介绍给了美国的家庭主妇：泡沫磨擦器和比尔斯伯里的馅饼和糕点混合的快餐糕饼。从南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出色运动员，杰克·罗宾逊，与布鲁克林道加组织的布郎奇·里基的一家主要俱乐部签订了合同，当时里基当面称呼罗宾逊为黑鬼，以试验罗宾逊对这一词汇的反应。电影童星秀琳·邓波儿已17岁，与空军军官24岁的约翰。艾格尔结了婚，婚礼在好莱坞的维尔赛尔·梅索迪斯特教堂举行，邀请了五百名宾客和几千名呼叫的影迷们。那年的电影是贝利·威尔德导演、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未》以及《哈弗》——关于一个男人的幻想和看不见的兔子的影片，获得了本年度的普利策戏剧奖。
　　甲45年，美国忘记了战争，到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一次舞会上，伊芙琳。艾德华兹遇到了纳特·鲍姆。
　　这次特别舞会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一次交谊会，是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纽约布莱克里夫学院的礼堂举行的。伊芙琳·艾德华兹，十八岁，是该大学的学生。纳特。鲍姆，二十五岁，一个平民百姓，正寻找他理想中的姑娘：富有又显赫。
　　“我们会有许多漂亮的孩子的”这是纳特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这个精明漂亮的家伙闯入了伊芙琳的生活。埃尼·考夫曼哪去了？她有些不安。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圆滑的事情。她被人恭维，有些局促不安，虽然用四十年代的标准来看她，是位很有吸引力、身段优美、具有全美国标准长相的漂亮姑娘，但她并非天生如此。她的父母把姓艾普斯丁改为艾德华兹。他们把伊芙琳牙齿弄得平直，给鼻子整形，把头发弄直使它两边垂肩，后边向内卷梢，伊芙琳外表很美，穿着时髦的圆领口开得很低的红绿相间的短袖毛外套，以友肥大的裙子和金色羊皮芭蕾舞鞋。内心里，她还是俭朴的伊芙琳·艾普斯丁，腼腆又谦逊的姑娘，喜欢开心，怕伤感情，稍稍有点鹰勾的鼻子，一下雨头发就起卷。
　　“你在哪儿读书？”伊芙琳问，她知道这不是个合适的问题，并感到她自己有些窘迫。
　　“哥伦比亚。”他说，并把她拉紧，她能感到他的胸膛抵在她的胸上，这使她有些不自在。当他把脸靠在她脸上时，她更不自在了，她推开他，他的手搂着她的背部，把她的头调到他所需要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够脸贴脸地跳起舞来。
　　“你的专修科目是什么？”她真希望她没有开口，她不想在他面前表露自己的惶惑。
　　“嘘……”他说。她别无选择，只能听音乐。这是首《坚持到底》，是流行歌曲中最好的曲子。它那亲切、罗曼蒂克的旋律使伊芙琳愈发感到对这个甚至不知姓名、漂亮老成的男人更加亲近，这一切使她心神荡漾，他们拥抱在一起了。
　　“我们将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说，“两个孩子最好，你不这样认为吗？”
　　“噢，不。”伊芙琳说，她没有意识到她在说什么，她过于心慌意乱，竟不能把话停下来。“我要有个大家庭。”
　　“那好吧，”他说。“那么我们将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这样你就高兴了吧？我要使你高兴。”
　　还没等她说什么，她的心神还未平稳下来，埃尼回来了，尽管别人约了你的舞伴，而你又把人截回来是违反常规的。录音机播放着“如果我爱你”，伊芙琳和埃尼在跳舞，感谢上帝，她庆幸自己没有与那个整洁的陌生人跳这支温柔又浪漫的曲子，同时她又希望她仍在他的怀抱里，脸贴着他的脸。她在猜他的年龄，至少二十四岁，并确信他是个退役军人。她想知道他是否到过外国，是否受过伤，是否得过勋章。他们把这些勋章称之为水果沙拉，她想象着他戴着水果沙拉、穿着军服的形象。她坚信她一定是个军官。他十分自信，对自己充满信心。
　　埃尼静静地跳着，以伊芙琳和他都能接受的距离拥在一起。他们在新泽西州东奥兰吉一起长大，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埃尼让她看过他的小鸡子，她也让他看过她的。后来这件事他们谁也未提起过，现在他们几乎把它忘了。考夫曼和艾德华兹两家人同意让在宾夕法尼亚学习法律的年轻的伊芙琳和埃尼结婚。因此他们给予了埃尼和伊芙琳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自由，两家都很保守，不赞成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以战争为借口，到处鬼混，以便匆匆结婚，两天的蜜月，七个月生孩子，上帝知道还有什么。
　　埃尼和伊芙琳随着《如果我爱你》曲子跳完了狐步舞。下一个曲子是《阿基森，托罗卡和圣诞老人》，象往常一样，埃尼领着伊芙琳向舞场边上的折叠椅走去。
　　“这些快步舞……”他耸耸肩，便离开去给他们两人拿饮料。
　　突然那个陌生人又出现了，并向伊芙琳伸出一只手，她摇摇头表示不会。
　　“我不会跳林迪舞。”她说。
　　“我会，并且我也是个合格的教师。”他抓着她的双手，把她拉了起来。
　　“真的。”她的脸又开始红了起来，在剧院安装的特殊灯光下，她的脸变得深红，灯熄了，又全打开了。“真的，我真太不好意思了。”她不安地摆弄着宽而低的领口，突然觉得怕把那狭窄的吊带露出来。
　　他把她的手移开。
　　“别担心，”他说。“露不出来。”
　　伊芙琳希望埃尼快点回来。和这样一个竟敢谈论她的内衣的富于挑逗的人在一起，使她比平时更加局促不安。
　　“来吧，”他说。“我来教你跳林迪。你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是保守的。”并用两个食指做了个保守的姿势。
　　“噢，埃尼把饮料拿来了。”
　　“无意义的谎话。”这次他把伊芙琳推到舞场中心，并鼓励她慢慢地跟着他学，不要害怕。他的左臂放在她的腰部，侧面与他站在一起，他们的双手伸向前方，开始了林迪。突然他使她旋转，她笑着，对自己很自豪。她等不及地让他再作一次，有头晕的感觉，地板很热，穿着耀眼的芭蕾裙和平跟鞋的姑娘们的即兴的错综表演令人眼花镣乱。虽然伊芙琳从未想到与她们一比高低，但是她感到她已经是她们中的一员了。
　　男孩子们都穿着黑色的西装，系着领带，伊芙琳对她的舞伴感到有些羞愧，——后来得知他叫纳特·鲍姆——穿着爵士服。细褶皱的肥裤子，双排钮扣的西服大翻领露出紫红色的衬衣。以前，伊芙琳从未遇到过穿这样衣服的人。这又增加了点胆量，当演奏到下个曲子《你回家来是如此令人愉快》时，她感到更加激动，纳特把她抱得也更近了。
　　伊芙琳希望舞会永远不要结束，当它结束时，埃尼过来接住了她，纳特·鲍姆不见了。那晚其余的时间里，伊芙琳透过埃尼的肩头，无结果地寻找着他，她一直让埃尼等到十二点半，直到工作人员对留下的几对年轻人清场时他们才离开。
　　后来，她苦苦地想，他也可能在停车场上与某一位与他一样彬彬有礼的、并不着急要走的姑娘消磨时间。他们甚至会进行法国式的亲吻，而这正是埃尼要做的，但伊芙琳认为这样的吻令人厌恶，并带有唾液和病菌。她告诉埃尼，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且他们可能处理不了。埃尼接受了她的借口，并给了她满意而纯真的、闭嘴的晚安的吻，伊芙琳开始认为法国式亲吻不会如此令人厌恶。既然她遇到了纳特·鲍姆，她在想象让他进行法国式的亲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知道自己从未体验过。象这样浪漫、大胆的事她从未做过。
　　伊芙琳尽一切努力以使纳特。鲍姆给她打电话。用水手的红墨水在她的笔记本上胡乱地写着他的名字。有一次，她在她钱包内的通迅录本里面写下了“伊芙琳·鲍姆”的字样，看一看写下来以后会如何。这是她愿望的该死的证据，用她自己的生活保守秘密。当她确信只有她自己时，她才看着那个通迅录。这是她留给自己私下时刻的特殊的，而又可望不可及的享受。
　　一天在英语文学课中，老师正讲着《麦克白》中的三个巫婆和《李尔王》中的三个姐妹之间的象征对比，伊芙琳在《莎士比亚选集》第一页上用正楷写下了纳特·鲍姆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下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勾掉了所有的元音，当她数元音时，她又发现他们的名字中有七个元音字母。七个！也就是说是命中注定：她和纳特·鲍姆要相爱。然后她又查了剩下的辅音。有13个。13意味着不祥，她再也不见他了。
　　伊芙琳的情绪就象数字所变幻出的精灵一样疯狂地跳跃不已。
　　一些夜里，伊芙琳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纳特打电话，女管家找她时她会在那里。一些夜晚，伊芙琳故意呆在别的女孩子的房间里打桥牌，但并没忘记在她的门上留个条，条上说明她在哪里。如果他打来电话，就会告诉他，她出去了，也许他想知道与谁在一起，并且嫉妒起来。
　　电话留言明贴在一楼伊芙琳宿舍外女舍管理人房外的公告板上，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告板已成了折磨她的刑具。每当有她信息时，她的心便激烈跳动，但消息总是她母亲的或者埃尼的，而伊芙琳，心脏仍然在狂跳，吃力地爬上二层梯，沮丧又失望。她开始与命运定公约：如果她有足够的自制力，到下午六点仍来看公告板，命运将奖励她一个消息，鲍姆先生来电话了。
　　什么也未发生。命运忽略了她的请求，她对命运威胁和讨价还价，尽管伊芙琳试图强迫自己忘掉纳特·鲍姆，她固执的情感却不能服从她的意愿。她不能理解只见一晚上的人，对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她想知道自己。她感到这是神经质的预兆，虽蠢她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是神经病。不论伊芙琳如何责备自己的行动，应象个商校的学生，但是关于他那鲜明的衣着，匀称的身段，他的脸挨着她的脸的感觉，这些想法一直很自然地闪现在她的脑海里。他没有打过电话，虽然伊芙琳知道到咽；里可以找到他，但她从没想过主动找他。到了感恩节，纳特·鲍姆就象个电影明星一样遥远而又可及。
　　感恩节是最典型的美国人的假日，也是艾德华兹一家的传统。犹太人的西蒙·艾德华兹在三十年代初，就把他的姓由艾普斯丁改为艾德华兹。当时，父亲柯林反对基姆族人的激烈言词正好附和了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中的主张。虽然西蒙从未加入过犹太教，虽然他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是对放弃了他父辈传下来的姓仍感到内疚。他权衡一下他的内疚，发现他使他的家庭避免了犹太人即使在美国所面临有意的和反复无常的虐待：禁止他们住某种旅馆，不准加入某些俱乐部；在私下，甚至在公共场合受到嘲弄。为弥补空虚，西蒙放弃了继承遗产，把信仰转向了美国，美国对他的转变给了奖励。
　　西蒙经营的买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进口猪鬃，用以制做牙刷、发刷及工业和医药上用的毛刷。艾德华兹（曾叫艾普斯丁）的优质鬃毛店在萧条中生存下来，并随着对产品需要量的增大以配备给装备精良的部队，甚至被送往前线，在危险的战争中成长壮大。沃尔塔·考夫曼曾给他提过忠告和建议，现在艾德华兹和考夫曼都繁荣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正期待着共享和平。
　　1945年的感恩节是个特殊的节日，有一二个原因。第一，战争结束了，被安置在夏威夷而从未见过真正战争的伊芙琳的大哥彼得平安地返回家。他开始每天与父亲一起去纽约的办公室，以了解业务，就象西蒙从前和他父亲学习一样。第二，而且很重要的原因是考夫曼和艾德兹正等待着宣布伊芙琳和埃尼订婚。
　　埃尼将在1946年6月从法律学校毕业，并去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他和伊芙琳结婚，会加强老一代人所创建的亲密关系，而且随着埃尼和伊芙琳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将完成这一循环。
　　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感恩节。所有的人，但伊芙琳除外，她知道对她期待的是什么，但她却不知道怎样说“不”。她不能使她的父母失望，也不想让沃尔塔叔叔和比埃尔婶婶生气，她从孩子时起就爱他们。她不敢蔑视他们，并且对自己的叛逆行为感到恐惧——同时，她又不想与埃尼结婚。十九岁了，她不想让她的生活按照预先计划好地那样进行。由于不知道如何来表白自己，并对她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表现的荒谬的深厚的感情感到恐惧，所以那个周未，伊芙琳比平时更加文静和谦卑。
　　星期四两点三十分，埃尼和他的父母到了，在起居室喝了雪利酒后，他们坐下来吃了一顿巨餐，有火鸡，草霉果冻，甜薯，青豆，热的甜面包和肉汤，火鸡形状的冰激凌和甜点心。主餐由一位有色女佣人备置的，她来自纽沃克，在这一天帮助伊芙琳的母亲做饭，备置主餐和洗碗等。
　　谈话涉及到商业和政治，废话和琐事。西蒙和沃尔塔谈论了目前用越来越多的尼龙鬃毛做低档刷子对西蒙的冲击。他们认为人造品一定会影响到西蒙进口的低档产品，但也一致同意质量好的产品总是有市场的：如野猪和牛，骆驼和驼马等稀有的鬃毛等。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消费水平比从前也将上升到更高的水准。他们又谈到了杜鲁门的新政，及公平政策；战后的通货膨胀；黑市的增长，从麦子到汽车等等。
　　大家对彼得西服上衣衣领处磨破的鸭子图案很感兴趣，而当沃尔塔叔叔把胳膊放到她肩上，亲切地搂着她，并要求她在大家的面前宣布她和埃尼订亲之日时，伊芙琳正在回想着纳特·鲍姆是否也穿着这样一件衣服。
　　“现在是你们年轻人公开此事的时候了。”他说。沃尔塔·考夫曼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高高的，瘦瘦的，因为他那刷子式的红胡子让人发痒，伊芙琳总是避开他的亲吻。“我希望在左手第三个手指上看到宝石。”
　　伊芙琳脸红了。作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她非常不安。大家都看着她——她母亲，彼得，比埃尔婶婶；埃尼及沃尔塔叔叔——都等待着她说点什么。人生中她最了解他们了，但还是脸红并结巴起来，后来她父亲出来帮了她的忙。
　　“是呀，先生，”他说。“我们得在这个家庭里雇个律师，以节省沃尔塔的花销，行吧。”
　　大家都笑了，这次是埃尼的脸红了。最后还是伊芙琳的母亲范尼出来解了围。
　　“不要理他们，我想一个姑娘的建议，是她想在私下里说的事情。”
　　“和往常一样，你是对的。”她丈夫说。西蒙朝伊芙琳微笑着，使她摆脱他给造成的窘迫。他忘记了他那平静又腼腆的女儿多么敏感，她的感情多么深厚。她是如此地心慌意乱，很容易忘记所有的感觉。但是西蒙知道她没有忘记她的感觉，而且很珍爱他女儿对终身大事的令人喜欢的敏感性。
　　西蒙走到餐柜旁，拿出一盒他省下来，只有特殊场合用的古巴雪前，并把烟盒递给彼得和埃尼，要对他们二人平等相待，一个是刚刚从空军退役回来的儿子，一个是未来的女婿。
　　他们把烟点燃后，西蒙看着为客人所重新准备的光洁的餐桌，对自己的创立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他父亲为德国人所作的最坏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上百万的犹太人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死去。现在报纸上开始刊登如达豪和贝格贝尔森这些地方的可怕的照片，挂在铁丝网上的饿死的骷髅，毒气炉和堆集如山的衣服。甚至一个叫H·V·卡但伯恩的德国人自己也承认为“纯化种族”而制造的令人恐怖的暴行。一夜又一夜，收听国家广播公司关于卡但伯恩的广播，使他回忆起自己所受过的伤害和攻击。
　　西蒙认识到，如果他父亲不是在本世纪初，离开布莱梅的话，现在他们谁也不可能坐在这充满阳光的餐厅里，锦缎的帷帘，半透明的瓷器，宴会后进行的清扫，厨房的有色女佣人。西蒙是个没有自己特殊政治主张的人，他不信任对任何一个党派过于热心的人，为了只求保险起见，他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事业同样看待。这是他保护自己的好办法，从而使他的家庭即不偏右也不偏左。
　　恐怖已经过去，西蒙·艾德华兹正盼望着将来。他期待着逐渐把商务交给彼得，期待着看到伊芙琳幸福地嫁给一个好丈夫，并且由于一些活泼的胖孩子使她忙碌不休。西蒙对自己成为父亲非常高兴，更高兴当祖父。他把客人们领回起居室喝咖啡。
　　“我们出去开车兜兜风吧。”埃尼对伊芙琳说。
　　他借了父亲的卡迪莱克牌桥车，带伊芙琳到他们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她们象往常一样，把车停在有树林的山坡土路上，俯视着西桔公立中学的足球场地。体育场内无人，今年传统的感恩节对东桔队的比赛在外地进行。正如伊芙琳所知他要做什么那样，埃尼搂着她吻她。
　　“你认为爸爸说的对不？确定个日期？”
　　伊芙琳没说话，埃尼对现实的建议很关心，他茫然地继续说：“我们在圣诞节订婚，在我毕业后一月份结婚。爸爸准备以让我们去哈瓦那度蜜月，做为我们结婚的礼物。”他说，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伊芙琳仍未说话，埃尼认为她太激动了。他自己也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衣服上，以为她默默地接受了。当她突然甩开他的拥抱，两臂随着挡泥板而晃动，低下头鸣咽起来时，他有些张惶失措。
　　他无法了解，她正思念着一个轻浮的年轻人曾谈论过她的内衣布带并说他们将有漂亮的孩子。
　　感恩节周未的星期日下午，伊芙琳从格兰德·森特拉乘一点五十分火车去布莱克里夫。车内乘客寥寥无几，伊芙琳自己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乘务员帮助她把小箱于放在头上的行李架上，她向前来送行的父母挥手告别。她的父母开车把她送到纽约，步行到火车站，去韦斯彻斯特的火车从这里发出。
　　伊芙琳透过脏玻璃凝视着窗外，她的感觉如同第25大街上的建筑物一样灰白而又冷漠。她爱她的父母，用沉默隐瞒他们。她知道他们是如何盼望着她的订婚、结婚、哈瓦那之行及不久就会随之而来的孩子。她不愿意告诉他们她不喜欢埃尼，相反她却什么也没说，而他们认为她的沉默，就是她已接受了他们热心为她准备好了的计划。她对那些爱她的人们的信任，则报之以逃避和不诚实。伊芙琳对欺骗还没有经验，她感到羞耻。她恨自己的优柔寡断和胆小如鼠。
　　当火车终于减速，驶进布莱克里夫车站后，伊芙琳坐进了学校的黑色大轿车。布莱克里夫对它的学生们照顾得非常周到——他们都是来自富有家庭的姑娘，习惯于保护和奢侈。这辆大轿车在每周未的星期五，她们离开校园时送她们到车站，并很诚实地在星期日接她们回去。
　　大轿车在管理部门门前停下，伊芙琳下了车，在桌上签了到，便出了后门，走上了通往她宿舍的小道。她把箱子从右手换到左手，开始考虑着埃尼。整个周未她都使他很痛苦，在蒂法尼买戒指时，对他的提问她未给予确切的答复。对她来说，她并不是有意的执拗，一是她没有勇气告诉她不想与他结婚，另一方面，又害怕再也无人向她求婚。伊芙琳知道她梦想着纳特·鲍姆。只是梦想。
　　伊芙琳认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自我。她并不是那种要使男人发疯的姑娘。她的记事日历上并未预先填上几周的约会日期。她曾去过一次，也是仅仅的一次足球周未，是同宿舍的一位朋友安排的灾难性的盲目的约会。伊芙琳不穿薄纱和塔夫绸的衣服，不参加舞会和电话约会，不参加宴会和诗会。她不去斯特克俱乐部跳舞，不在陆海军的娱乐场从长颈瓶到苏格兰牌酒喝得酪酊大醉，她并不是那种姑娘，她们把订婚和毁婚，看成她们穿的肥大的衣服一样经常更换，把归还宝石戒指，同时又接受新戒指作为她们善于操纵的有趣的游戏一
　　尽管鼻子和牙齿都经过了整形手术，平直的头发，有从比斯特和阿特曼买来的最时髦的套装，然而伊芙琳仍是个朴素的姑娘，因为她觉得她要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就应该象一个人那样行事。男人们会很快捕捉到这种气息，他们便丢下她然后去寻找别的美女，即找那些知道如何调情，在轿车的后座上能干些什么的姑娘们，那些在五岁时就知道如何与男人相处，并且已经学会如何让爸爸在三顿饭之间为自己买到被禁止的草莓果或一大瓶粉红色浴膏的姑娘。
　　现实并未使伊芙琳消沉，她并不怕承认或接受现实。只是在遇到了纳特·鲍姆后，她一生中第一次出现了梦想，是人所渴求的事情。她知道这是多么愚蠢，多么不现实，然而对于一个梦寐以求的姑娘，要她从已深陷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是多么难呀，并且这是一件需要足够理智的事。
　　当她穿过校园时，对它的景色毫未注意。即使是十二月的太阳有些灰暗，校园还是相当漂亮。石头的建筑物上爬满了常春藤，在精心照看的主要草坪的中心竖起一个风景如画的阳台。春天，姑娘们拿着书，坐在阳台周围读书，享受着令人心旷神怕的空气和刚剪完草坪的新鲜气味。当她从岔路口向右转走向她的宿舍时，她决定那天晚上给埃尼打电话，她将确定日期，与他在蒂法尼店相见，他们将选买一个戒指。她该停止幻想而应回到现实中来。她开始在脑海中想她要说的话，她要让人听起来她很热情，文静，她要做这件正确的事，而且马上就做。
　　到了宿舍门前，伊芙琳放下手提箱，这两扇橡树门很重，她总是得用双手才能打开，当她用力搬沉重的铁门栓时，有人握她的胳膊，伊芙琳吃惊地转过身来。
　　“我想在我们有了自己孩子之前，应先互相认识一下。”
　　纳特·鲍姆站在那里，把沉重的铁门为她打开，他示意让她过去。好象他已做过上千次了，他提起她的手提箱，带了进来，放在女宿舍管理人的门前。“我一直站在这里等你，都冻僵了。”他说，伊芙琳看到他的布上衣，突然对自己穿着的水獭皮暖上衣感到不好意思，这件衣服是她父亲作为她高中毕业礼物送给她的。“她——”纳特示意女舍管理人的门，“——不会让我进去的，她说没有约会任何男人都不准进去，我可以是你的约会人吗？”
　　伊芙琳点点头。她太害羞了，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简直不敢想象，这件事正在发生。
　　“你愿意和我吃晚饭吗？”纳特·鲍姆问道，相当郑重。
　　“谢谢”伊芙琳说，“我愿意。”她停了一小会，然后，她又问道：“我可以把东西先拿到楼上去吗？”
　　“当然。”
　　她需要时间来思考，当她走上楼梯时，纳特·鲍姆喊道：
　　“带一条围巾来。”
　　一条围巾？她于嘛需要一条围巾呢？
　　纳特·鲍姆的汽车是一辆柿红色的、带有折叠篷的新哈德森牌汽车。伊芙琳感到奇怪，他是怎样弄到手的，汽车经销商那里等着买车的名单多得无数。她父亲去年三月就预定了这种新牌机动车，而现在他还在等着交货。汽车制造业还未全部投入生产，谁开一辆新牌车，谁就是一位有势力的人。
　　“来，我们把篷放下来。”纳特说。
　　“可这几乎是十二月份了。”伊芙琳说。她还从未听说过，大冬天开车可以把篷落下来。
　　“那有什么关系，大阳还在外边，而且我们又在一起。”
　　没等伊芙琳回答，纳特·鲍姆就把帆布篷顶口打开了。放下后面的卡子，把帆布折起放在后座。
　　伊芙琳现在有时间考虑了，真是绝妙的主意，富有刺激性想象力。当纳特把车挂上一档时，伊芙琳围上了围巾，这就是围巾的用途。
　　他们驶向怀特·普赖斯，到了这个镇子的平民居住区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里边很暗，蜡烛插在意大利红葡萄酒的空瓶上，红色桌布，地板上有锯屑。自动点唱机放着陌生的意大利抒情歌曲，一位身穿旧而平整的红色上衣的侍者，走了过来。
　　“您想要点什么？”
　　伊芙琳有些犹豫不决，她以前从未去过没有菜谱的餐馆。
　　“通心粉，”她终于说，想不出任何别的意大利菜名，她相信他们会有通心粉的。
　　“你真的想要通心粉吗？”纳特问。
　　“这是我能想起的唯一的菜。”伊芙琳承认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给咱俩点呢？”
　　“我倒很想这样，”
　　他转向侍者，点了开胃的食品，龙虾，有油和大蒜的腌鳕鱼，一瓶红葡萄酒。这些菜大多数伊芙琳都不熟悉，她每样都尝尝，她发现每样都很好吃。
　　“战争期间你在哪？”她问。
　　“地狱，不，”纳特·鲍姆说。“那是为容易受骗的人设的。我给黑人军队演奏爵士音乐，我有一个办公室，一个秘书。我可不想把头让人吹掉。”
　　伊芙琳对他的这种亵读神圣讥喻感到震惊。她对他只存有在瓜达尔群岛的沙滩上顶风冒雨的形象，或是占领安基臭堡垒的形象，或是在埃·阿拉门呼吸沙漠灰尘的形象。她从未想过他会坐在办公室，摆弄纸张。
　　“打枪不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办法。”纳特说，对她脸上的表情做出反应。“而我认为那是谋杀，谋杀是不道德的。”
　　“我从未那样想过。”伊芙琳说。她确实没有。她对战争的态度是由电影和盟军形成的。事实是她从未想到过真正的活人在流血，死亡，受伤。战争对伊芙琳来说是技术彩色的夸张。不是谋杀。纳特·鲍姆示意开餐。“但我想你是对的，我想杀人是谋杀。”
　　“你知道，”纳特说，离开关于谋杀的哲理讨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黑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们当然为战争付出了许多。”伊芙琳曾在征募有色人入伍时，读到过黑人军队所取得的胜利。起初，许多人认为黑人不会成为很好的战士，他们懒，不守纪律，但这种认识结果错了。事实证明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在战争初期，认为他们勇猛，甚至有些冒险。
　　“我演奏爵士乐，有比德·帕克，迪基·佳尔斯庇，班克·约翰逊，甚至路易·阿姆斯特朗。”纳特轻易他说出一连串的名字，而伊芙琳从未听说过。“这是让黑人军人知道军队很赞赏他们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士气高极了。我们在伦敦、巴黎演出——法国人对美国爵士乐简直发狂了——那不勒斯，关岛，中途岛，阿留申群岛……”
　　伊芙琳起初对纳特当兵没上过战场，没放过枪感到失望，现在却使她敬慕发呆。她从未想过军队的士气的事，除非她一周给纳特写一封——邮件转交军邮地址。
　　“你经常听爵士乐吗？”纳特问。他感觉到伊芙琳已被打动，便更加和蔼而不致于使她感到低下。
　　“不，”伊芙琳说。“我从未听过。”他的温和红酒俏悄鼓励了她的冒险欲。
　　“我们下次见面对此可以作些体验。”他说。
　　他那从容的他们将再次见面的保证，使伊芙琳的心狂跳不止，她可以感到胸腔内心脏的跳动。她有些害怕他看到，但他继续谈下去，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你知道，爵士乐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原始无意识的表现。”他继续追溯着。美国的爵士乐源于非洲，它随着拥挤昏热的贩毒船来到美洲大陆，南部棉田里干活的黑人打发日子所哼的古老的曲子，一直到新奥尔良爵士乐的诞生，那都是在贫民区的下等酒馆、妓院里演奏的曲子。纳特·鲍姆说，后来，爵士乐被认为是一种下流音乐，不过是妓院的低劣产品。它溯密西西比河上传到芝加哥，最终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音乐家们的尊重和承认，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美国艺术形式。
　　纳特解释了音乐对人心灵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非文学历史的重要意义。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话阐述创造力，引用荣格的话解释集体无意识；他批评斯宾格勒有关有色人种的堕落以及他们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观点。并提到在维利德的晚会上同但盖和亨利·米勒的会面。
　　伊芙琳倾听着，几乎听不懂他讲的事情。他们喝光了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纳特又要了一瓶。他使用的辞汇都是伊芙琳从没读到过的，所提到的人名她也从没听到过，他使她认识了一个她前所未闻、激动人心的、充满活力的世界。她不知道如何回报他。
　　到晚饭结束那，她与他分喝了那两瓶葡萄酒。坐着敞开了篷的轿车回到布莱克里夫，夜空中的星星闪着微光，冷风抽打着她的面庞。她恋爱了。
　　纳特在大铁门前停住车让她下来。
　　她没有问什么时候再见面，第一次接了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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