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安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载、王给的贪污纳贿与刘晏的清贫廉洁产生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特别是刘晏被抄家之后，私财仅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更令人赞叹不已。公允而言，德宗继位，老臣崔祐甫和新相杨炎也是痛定思痛，想望贞观之理，力图恢复贞观之世的奉公廉洁。据《德宗本纪》记载，仅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即多次发出诏令，罢停新罗、渤海岁贡的鹰鹞；山南枇杷、江南的柑桔除供宗庙外，其余皆停；辛已又罢邕府的岁贡奴婢；剑南每岁贡内宫使用的春酒十斛也停罢；六月己未将扬州产的著名贡物铜镜、幽州专贡的麝香等等，一皆罢之。刘晏的清廉守正，使德宗也使百官将刘晏与玄宗时代的贤相卢怀慎等同视之。
　　卢怀慎（？—公元716年），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进士出身，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担任宰相，直到去世，历时三年。卢怀慎与名相姚崇共同秉政，既不妒贤嫉能，又能仁和谦让，和姚崇同心协力，帮助玄宗治理国家。卢怀慎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忠正节俭，绝不以权谋私，从不贪污受贿，不收受礼品。
　　自己和家人的衣服用具，从来不用金玉绸缎做装饰。他虽位居宰相，对亲戚朋友的困难却乐于相助，常把自己的奉禄送给别人，自家妻子儿女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次，他患重病，在家休息，宋璟和卢从愿去府上拜望探视，见他家只有一张破旧的竹席，上面连个帘子也没有。当时恰遇刮风下雨，他只好拿破竹席用来遮挡风雨。招待两人吃晚饭时，只有几盘素菜。不久，卢怀慎病死，由于家中没有积蓄，竟无钱办理丧事，有一个老家仆请求卖掉自己替他治丧。后来，别人向玄宗反映情况，唐玄宗诏令奖给他家一百匹布帛，二百石粮食，以后又赐绢一百匹。一日，唐玄宗路过卢怀慎的墓地，发现连个墓碑都没有，凝视良久，不禁感动得落下眼泪。回宫后，即令给他立碑，命当时的著名文士苏颋起草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卢杞的爷爷就是这位清廉终主的著名贤相卢怀慎。卢杞的父亲卢奕在天宝末期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时，叛军安禄山攻陷洛阳，达奚徇等官员，有的变节投敌，有的被迫接受伪职，卢奕则大义凛然，宁死不降，为叛军所杀，这就为卢杞的升迁奠定了基础。卢杞就是由于祖父和父亲的缘故受荫而当上清道率府兵曹。其后，又历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等职。后来因病免职。
　　卢杞相貌丑陋，脸型宽短，鼻子扁平，鼻梁平坦，鼻孔朝天。眼睛小得出奇，上下眼皮几乎挨上，只有一道细缝，他可看到别人，别人却很难看到他的眼珠。眼距又很超常，一般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距离却足有两个半。生就一张铁青脸，微带蓝色，人皆把他看成是个活鬼。
　　正因如此，一般的妇女看到他的尊容都不免要掩口失笑。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在御史中丞任上时，有一次去拜访平定安史之乱的卓越将帅郭子仪。
　　郭子仪此时已被德宗尊为尚父，正在生病，听到门人的报告，说是卢杞来拜望。过去所有来客，郭子仪的姬妾皆不回避。一听说是卢杞，郭子仪马上下令左右姬妾都退到后堂去，由他独自等待。卢杞走后，姬妾女侍们上前问郭子仪：“许多官员都来探望你的病情，你从来不让我们躲避。卢中丞来，为什么让我们都躲起来呢？”郭子仪微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这位卢中丞相貌极为丑陋，而内心又十分阴险。你们看到他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那么他一定会忌恨在心。如果此人将来掌权，我们的家族就要遭殃了。”（见《旧唐书》卷135《卢杞传》）只此一事，可见卢杞相貌的丑陋确实非同一般。
　　卢杞在平日里不注重衣着吃用，穿的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一直是粗衣砺食。人们都以为他素有祖风，继承了卢怀慎清廉俭朴的好传统，赞美他，但不识其心。卢杞本人也善于揣摩人意，很有心计，貌似恭谨，实则奸诈，容易骗取别人的信任。在他出任虢州刺史期间，虢州官府为皇宫饲养三千口猪，经常糟踏农田，成为当地农民的祸害。一次，卢杞进京禀报公务，对德宗提到此事。德宗听后说：“把这些猪转移到沙苑去吧！”沙苑是属于同州管辖的一个地方。卢杞听后，马上回答：“同州百姓也是万岁的臣民。臣以为还是都杀了吃掉比较好。”德宗听了，连连点头说：“爱卿身为虢州官员，却忧虑其他州郡百姓，真是宰相之才啊！”于是，下诏把三千口官养的猪都分赐给穷苦百姓。卢杞听了德宗的话，不禁暗自高兴。
　　事过不久，德宗下诏把卢杞升任为御史中丞。卢杞颇有口才，也有辩才，论奏之事特别符合德宗的心意，一年后便升任为御史大夫，十天后又再度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这样，飞黄腾达，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由一名普通地方官员爬上了丞相的宝座。
　　卢杞当上了丞相之后，与其他奸臣一样，最先要紧的就是巩固已得的相位，树立威权，打击异己。卢杞被提拔为相，本来就是有背景的。在卢杞之前，德宗最信任的是杨炎。可是当杨炎把杀害刘晏的责任推到德宗身上之后，德宗内心深为不满，便迅速提拔卢杞，想由他逐步取而代之。故《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中称：卢杞“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这是个内心极为阴险，手段极为毒辣的大奸臣。
　　卢杞一登相位，无论大事小事，立即和杨炎发生了尖锐矛盾，也是势如冰炭不可同炉，寒暑不能并季。卢杞不仅貌丑无比，而且也无真才实学，杨炎当然瞧不起他，唐代有个制度，就是几位丞相每日在政事堂一起用一次餐，被称为会食。杨炎看不上卢杞，屡屡借口称病推辞，不与他一起会食。卢杞也明知他不愿与自己同桌进餐，亦深恨杨炎，二人仇隙渐深。
　　崔祐甫死后，杨炎主管中书省；卢杞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管门下省，由于中书省主要是对皇帝负责，而门下省主要是管理地方郡县，显得中书省在朝廷中地位比门下省更为重要。旧制是中书舍人分管尚书六曹，中书省与门下省地位相平。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改设中书和门下两大决策机构，一直相沿。卢杞上台，争权夺利，主张恢复旧制，抬高自己地位，扩展自己权力，遭到杨炎的反对。这使卢杞非常生气。他向德宗进馋言，密奏杨炎所辖中书省主书的过咎，主书即被德宗罢免放逐。杨炎个性十分恃强，怎能容忍卢杞放肆！他生气地对卢杞说：“主书是我中书省的官吏，有什么过错，当由我中书省自己来处理惩治，用得着你门下省来相侵干涉吗？”（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卢杞对此又衔恨心中，杨炎有才，创立两税法力图有所作为；而卢杞无才缺德，又妄图独擅朝政，杨炎由厌恶而忽视了权奸卢杞的能量；卢杞则妒贤嫉能，时刻准备一举消灭对手。
　　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力，个人的喜怒爱憎决定着一切。由于德宗对卢杞恩宠有加，对杨炎记恨失信，至此，杨炎为卢杞陷害致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定势。
　　要陷害他人必设阴谋诡计，要消灭对手必寻找借口机会。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袭位，德宗拒不同意。
　　李宝臣当初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商议，要在本镇确定爵位传子的制度。田承嗣死后，其子田悦继位，代宗当时批准同意。这次李惟岳请求继位，德宗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三镇联合，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藩镇割据从此拉开了序幕。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背叛朝廷，拒不受命。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带兵讨伐，杨炎不同意重用李希烈，认为李希烈最初曾为李忠臣的义子，由李希烈领兵取李忠臣之位不合适，况且此人反复无常，性格倔犟，不能奉法行事，恐怕难以控制。德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朕已经应许了他，怎么能食言哩！”李希烈受命掌握兵权后，正碰上连日阴雨，不得进军。德宗是个急性子，就去找卢杞商量。卢杞见机会已到，趁势又进馋言：“李希烈所以迁延徘徊，只是因为杨炎还被重用，陛下何必爱惜一个杨炎而耽误平叛大功呢？不如暂时免了杨炎的相位，李希烈心情舒畅，就会竭心尽力于朝廷了。事后再起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德宗认为有理，遂于延英殿下诏，罢免了杨炎的丞相职务，任为尚书左仆射。杨炎叩谢皇恩后，怀着内心极度气愤离开延英殿，直奔家中，根本不去中书省报到。卢杞深知这是杨炎鄙恶自己，不禁心中大怒，越发要加罪陷害杨炎。
　　其实，杨炎对李希烈的看法深刻而准确，劝谏德宗是非常正确的，也为后来李希烈的叛变事实所验证。卢杞极力主张重用李希烈的目的仅是为了排挤杨炎，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李希烈的叛变加深了藩镇割据的灾难，对唐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就这样，卢杞借助德宗之手，轻而易举几句话，就把杨炎从相位上踹了下来。但是，卢杞并不罢休，对杨炎也是“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地”。原来京兆尹严邱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曾任监察御史和郭子仪河东、关内副元帅府判官，后升迁行军司马。最初，元载曾向代宗举荐，由于元载不久获罪被诛，也就停而未用。随后御史大夫李栖筠又向代宗举荐。
　　代宗问：“严郢是元载所重用的人，难道也可以吗？”李栖筠回答说：“依严郢的能力和才干，陛下不取而用之，难道将他留为奸臣所用吗？”代宗听取李栖筠的建议，当日即拜严郢为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严郧进拜京兆尹。他持法严明，抚穷疾恶，敢于严惩不法之徒，使首都长安盗贼衰减，秩序井然，深受百姓的拥戴，被人誉为称职的京兆尹。但严郢却不依附杨炎，被杨炎弄权削职兼御史中丞。杨炎了解到源休与严郢关系紧张，就把源休擢升为京兆少尹，放在严郢身边当成耳目，专门寻找严郢的过错。大出杨炎所料，时日一久，源休竟与严郢前嫌尽释，关系友善亲密起来，令杨炎十分恼怒。此时正遇上回纥酋帅被人谋杀，杨炎借机将源休出使回纥，又借口严郢身为京兆尹，实施两税法时，以资产定税，度量京兆田亩不实是失职过咎，罢为大理卿职务。杨炎整来整去，把严郢整得官职屡罢，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炎本人并非是贪赃纳贿之人，但他的儿子杨弘业却是不肖之子。“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1）杨炎被罢相之后，卢杞欲置杨炎于死地，就从他儿子杨弘业身上寻找突破口。卢杞把严郢擢升为御史大夫，指使严郢严刑审问杨弘业，从中得到杨炎的罪过，搜罗的罪名一共只有两条。
　　其一，卖产得赃。杨炎任宰相时，在东都洛阳有座私宅，他请河南尹赵惠伯把私宅卖掉，准备筹建家庙。赵惠伯是个地方官，杨炎是当朝宰相，对杨炎所托，自然是求之不得，赵惠伯出于讨好杨炎，便把杨家私宅买了下来，作为官衙的办公用房。当然，他出了高价，谓之为“高估其宅，贱人其币”。
　　不久，杨炎之子杨弘业接受请托人的贿赂，多次触犯禁律的事情被抖露出来。
　　此事由御史大夫严郢负责查办。不查也罢，一查就把这件卖产得赃的事查了出来。御史们认为：杨炎身居相位，抬高私宅价栈，强性指派下属官吏买作官廨，从中得利，可以视作受赃论。
　　卢杞认为这样处理太便宜了杨炎，就命令大理正田晋重新评罪。主审官田晋论定杨炎的罪行说：“宰臣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就好比监临的关系，官衙买下私宅，杨炎个人得利，可以根据余利论罪，削去杨炎官职，罪应夺官。”
　　从封建法律上说，这叫“夺官”，职官犯罪，以撤销他的官职，来抵当他的罪名。
　　卢杞一听，只判杨炎夺官罪，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把公正执法的田晋罢免官职，远贬湖南任衡州司马。卢杞又召来大理寺官员继续审处，此举无疑叫大理寺官员要重判杨炎。官员们一个个胆战心惊，若是公正地判，田晋就是前车之鉴，罢官免职，发配边远。为了保全自己，干脆重判，往死里判，罪不当死也判死。果然，大理寺复审后，作出结论为：“监主自盗，罪绞。”
　　就在这时，又冒出了杨炎的第二桩罪行：私立家庙。杨炎在长安曲江（今西安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家庙，目的是弘扬祖先遗德。这个地方过去是唐玄宗去过的“临幸之处”，现被杨炎看中取为立庙之地，流言蜚语顿时而来：“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卢杞等人更是造谣，向德宗报奏说：“曲江有天子之气，杨炎私立家庙，心有异图。”唐都长安，唐王朝历代皇帝到过的地方不在少数，如果皇帝去过的地方别人再不能立庙，立庙就是有“异图”，那还了得？这本来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但对杨炎怀恨在心的德宗，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于是，下诏三司复审合议，结果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贬杨炎为崖州（州治今海南琼山县）司马。罪名是：“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隳法败度，罔上行私”。当即驰驿发遣。
　　一切都应了杨炎之说。两年前，杨炎由道州司马升任宰相，家人将绿袍木简要扔掉，杨炎制止说：“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的官吏，超登上台，岂可常远？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能扔掉呢？”此时，果有非常之祸，又超低下台，依旧是司马官职，绿袍木简仍然可用。长安距崖州甚远，杨炎与家人一路辛苦，抵达南粤境内，离崖州只有百里之遥了，他看山，山山莽莽相连，满目苍凉；看水，水水静静流淌，仿佛是心中滚动的苦泪，满腔凄怨。得意失意，上台下台，人间沧桑，孰能料之？杨炎忍不住吟诗一首：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2）
　　杨炎吟罢“生度鬼门关”，深知这一次身遭卢杞所害，绝无非常之福，只有死祸临头，不禁面对四野荒山，苦泪长流。
　　杨炎的确是在“生度鬼门关”。山野间，德宗派出的中使宦官携带圣旨，乘着快马，正飞驰而来。带来的圣旨不是非常之福的升迁诏，而是非常之祸的赐死令：“罪臣杨炎缢杀之。”
　　杨炎跪接赐死诏书，仰天悲叹：“知我善我，损我害我，唯天可知，任人评说！”
　　原来，德宗本是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可大理寺秉承卢杞旨意，早已定罪杨炎监主自盗，罪绞处死。卢杞在杨炎被贬途中，又补报德宗大理寺判罪结论。德宗听信卢杞馋言，追诏杨炎和他的妻子一并赐死缢杀。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就这样被冤杀于荒野，年仅五十五岁。这是德宗朝代自刘晏被冤杀之后，第二起大冤案。
　　卢杞还没有忘记那位帮助杨炎“卖产得赃”的河南尹赵惠伯，将他贬任费州多田（今贵州思南）尉，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悄悄将其杀害。
　　御史大夫严郢追随卢杞，共谋杨炎之罪，逮捕赵惠伯下狱，天下以为严郢投靠卢杞，挟私报仇，并非正直之人。奸邪卢杞虽用严郢陷害了杨炎、赵惠伯，但内心嫉妒严郢有才，借故将他贬为费州刺史。严郢在去费州的路上，适逢一出殡之队。他上前向道：“为何人出殡？”送殡家人告诉他：“是赵惠伯之殡。”严郢目视送殡之队远远离去，久久不能言语，内心疚愧不已，后悔莫及，深感伙同卢杞害死杨炎、赵惠伯是欺天之罪。从此精神恍惚，不到一年，郁闷而死。（见《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注释：
　　（1）《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全唐诗精华集成》：杨炎《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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