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载自鱼朝恩伏法向罪后，更是恣无忌惮。《新唐书》卷145《元载传》记述：元载外委中书省主书卓英情、李待荣，接收贿赂，内听妇言，纵容诸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关通货贿。在京师各司及重要部门，排挤忠良，或是遣外，或是贬职。凡仕有进者，不是巴结贿赂他的儿子，就是用钱货进谒主书卓英情和李待荣。
　　元载贪纵受贿，聚敛财富，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奢侈享乐生活。他在京城大宁里、安仁里兴建两处甲第，室宇奢广，冠绝当时。又于近郊建造亭榭，帏帐什器精美齐备，无需自己操办，自有贿赂供给，所费无法计算。城南置有肥沃庄田，相望连疆，凡数十区。广罗名妹美女，盛蓄歌舞艺伎，声色玩好，无所不备。天宝时期，贵戚豪门，已开奢靡之风，但宅第建筑还遵守一定制度。安史大乱后，法度隳（音灰）弛，文臣武将，竞相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因当时土木建置过多，时人蔑称“木妖”作怪。元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元载的妻子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骄悍暴戾，狠毒专横，纵子作恶，招摇纳贿。诸子弁贼，收刮聚敛财富无边无际，一个个争蓄妓妾，声色犬马，放荡不羁，整日猥亵嬉戏，亲族聚观，毫不羞耻愧疚。由于他们罪恶累累，后来被处死街示时，行路之人毫无嗟隐同情，纷纷唾弃，拍手称快。
　　朝政在元载把持下，不仅官由贿成，而且贿赂必丰，元载一个“白条”
　　就可索贿。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元载父执（父亲的朋友）为在京都求一职事，变卖全部家产，携带珍异物品，千里迢迢，从宣州（今安徽宣城）
　　来投元载求官。元载赠函一封，打发这位父执投奔河北节度使。元载父执行至幽州（今河北境内），想想自己倾卖家产，未得一职，深感沮丧。又一转念，信若写得恳切，河北节度使或许会给一美职。遂将信启封，却看纸上没写一句话，是张白条无字信，只有元载的署名，不禁极为恼火，进退两难。
　　心想，我把它交给节度使，看他到底作何安排。幽州判官听说有元载信，立即上报节度使。节度使将信拆阅，看过无字信后，竟诚惶诚恐地派遣大校以精致的信箱承接元载的信，又命令手下人将元载父执安排在上等馆舍里，尊为上宾。因未得元载明示，迟迟不敢安排任职。元载父执留住数月，节度使不敢得罪元载，最后赠绢千匹，送元载父执离开幽州。
　　元载擅权敛财，培育羽党，对稍有不附的正直大臣，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恤人言，一概打击排挤。崔纵、关播，蒋沇、裴湑等均被排挤出京，其中裴胥，曾被代宗誉为“疾风知劲草”，敢于直言向代宗陈述百姓疾苦，遭到元载忌恨，借故出为虔州（今江西境内）刺史。
　　性机敏，善文章，决事明，锐于进的李揆在苗晋卿最初举荐元载时，看不起元载出身低寒，对苗晋卿说：“龙章凤姿士不见用，獐头鼠目子乃求官，邪不邪？”元载闻知，记恨心中。元载投靠奸相李辅国，秉政手握大权后，立即挟私报复，奏李揆为试秘书监，放逐江、淮养病。李揆一家百口，贫无禄俸，只能讨饭乞食取给，整整流落了十六年。直到元载被诛，方由刘晏主持的吏部召回，始拜睦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但好景不长。德宗继位，刘晏冤死，好相卢杞擅朝，又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吐蕃会盟人质，最后卒死凤州。流离颠沛，一生辛酸。（见《新唐书》卷150《李揆传》）
　　李泌在玄宗朝就已表现出卓异的才能，肃宗时期更以挽救急难、出谋画策而著名。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元载秉政，憎恨李泌有谠直之风，不屈附于己。正赶上江南道观察都团练史魏少游奏求参佐，元载力主李泌去就这个职务，排斥用心显然。李泌为躲避灾祸，只好拜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两道判官。直到元载被诛，李泌才重新入朝。代宗感叹说：“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指元载）。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
　　当时，多数仕进者都乐意在京师工作。元载担心在京师汇集的人才多了，其中明辨是非、直言敢谏者必然多起来，精明强干可做宰相的人选也必然多起来。这些对他恣意妄为都是约束和威迫。于是，他在制定俸禄时，厚富外官而薄京官，逼使官吏向外流动。一些不能流动的官吏，因生活不能自给，往往向外官乞贷，贪污现象也多起来。事实上，京官的俸钱并不公平，外官的俸钱更是多寡不均，都因元载随情徇私而有所不同。元载秉政，刺史月给或千缗，或仅数十缗，相差极为悬殊，没有规矩。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元载被诛后，刘晏会同李涵和韩滉于当年五月具名中书门下向代宗上奏予以扭转，规定了诸道观察使、团练史及判官料钱：“观察史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副史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二十贯文……”详细规定了巡官、刺史、大都督长史、左右司马、参军、录事、县令、簿尉等官阶的俸禄（见《唐会要》卷91），才把被元载搞乱的俸钱公平地做出明确规定，代宗敕旨公布。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王缙入朝为相，与元载同操国柄，两人又共同开始了狼狈为奸的贪官生涯。
　　王缙字夏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客居河中。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生于世族地主家庭。其父王处廉曾任汾州司马，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对王缙兄弟影响很大。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作家王维是他的哥哥。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著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名”。然而历史无情，哥哥诗文芳名千古，弟弟贪财遗臭万年。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王缙参加京试，“以文词清丽获上第”。
　　（1）时年仅二十岁，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等官，开始了仕途生涯。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以前的三十六年间，王缙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与兄王维宦游于洛阳、长安之间，“凡诸王豪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文名甚高。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王缙被任为太原少尹，不久又因功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此后频调内外要职。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拜王缙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李光弼死后，王缙继任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其出将入相，一身数任，深得代宗亲重。在以七十一岁高龄入相之前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顷自艰难，历职中外，取之于武，无逐寇之勋；用之于文，乏经邦之略。”
　　（2）虽无政绩可言，但也无甚劣迹。晚年为相后，他明知奸邪，却卖身投靠，拿行将结束的生命做赌注，依附奸邪，阿谀谗佞，纳赃受私，谈经论佛，不理国事，整日过着浮华超然的生活，致使朝政愈加混乱，官场愈加腐败，终于堕落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王缙的劣迹与巨恶元载密不可分。论说，他俩还真是一家人。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韫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贫寒，王缙很瞧不起他。“岁久而见轻怠”。后来元载为相，既富且贵。他们夫妇一直怀恨过去所受的轻贱，曾当面羞辱王家前来谒贺的人。这两个人同朝为相，关系相当微妙。“时元载有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做忽。
　　载所不悦“。王缙”心虽希载旨，然言辞凌诟，无所忌惮“。可见表面强硬，心中虚弱，既不肯折服，又存有卑附。
　　王缙有“泰山”之尊，年高位显，之所以卑附元载，是为了固禄保位。
　　其时，元载势焰熏天，权倾朝野，内外臣僚，稍不附己者便被削去。像李泌这样有大功于国，为三朝亲重的大臣，受元载所忌，亦遭排斥，连代宗皇帝也无法回护，王缙对朝中态势和元载为人当然了如指掌。因贪恋权位，为了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事权贵。更主要的是，元、王两人生性皆贪财佞佛。
　　由于“贪”，王缙不惜降尊屈贵，卑附于人；由于“贪”，终于芥蒂全消，翁婿联手，同流合污，纳赃受贿。
　　王缙依附元载后，事事投元载所好，恶元载所恶。
　　王缙贪欲心重，处于乱世而身居高位，亲党为奸而无所顾忌，于是便挥霍聚敛。王缙聚敛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王缙在考选官吏上，随情所好，视有无贿赂而定。“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还纵容他的亲戚和出入他家的僧尼纳索财货。一时间，“猥屑相藉，若市贾然”。由于以财取人，“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而柔媚自进，以贿求官者“皆如所欲而去”。（见《新唐书》卷145《王缙传》）
　　庾准本无才学，以门荫入仕，因善于逢迎，投王缙所好，王缙便引他任职郎中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历来为清正文学之士担任，而他“无学术，以柔媚自进，得幸于王缙，骤至中书舍人，时流■薄之”。（见《新唐书》卷145《庾准传》）尽管被别人嗤之以鼻看不起，官却由他一直做，直到王缙遭罪，才贬为汝州刺史。这个柔媚自进的庾准，实为元党。在杨炎任相时，又善杨炎，被杨炎擢升荆南节度使。正是这个庾准，秉承杨炎旨意，构陷谋害刘晏，成为杀害杰出理财家刘晏的刽子手。
　　清正有才干的萧愎因连年不丰，谷价腾贵，打算出卖一块祖业。王缙闻其祖业林泉优美，便想猎取，派遣其弟王宏登门说：“依据足下之才，完全可以官居重职。如果以祖业奉献公务，你就可以职处要地了！”萧愎气愤地说：“仆以家贫而卖掉旧业，将以拯济妇孺老幼，如果以易美职于己身，宁可门内冻死饿死，非鄙夫子心也。”王缙非常愤憾，易产不成，干脆免掉了萧愎的官职。
　　王缙平日吃斋奉佛，貌似清心寡欲。其实他挥霍无度，生活极其奢华。
　　当时军费浩大，赋役繁重，国用艰难，人民困苦，而王缙和一些权要却日耽于宴饮，一餐宴费至数十万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郭子仪自河东来朝，王缙、元载等五人“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中，吃来吃去，竟费百万贯之上。按规定，当时一个县令，月俸不过四十贯，年俸近五百贯，一宴竟吃掉县令六百年的俸钱，足见奢侈挥霍之甚。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他们不仅生前享乐，对于死者，亦不惜花费巨资去“追福”。王缙妻子李氏死后，“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为‘宝应寺’，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邀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
　　王缙受母亲影响，自幼信佛，晚年愈笃。他信佛并非喜爱佛理，感悟人生，移情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生活的一个方面。他置国家内忧外患于不顾，政事不理，空谈报国，广修庙宇，穷侈极欲，纵容僧尼，最终陷入以佛敛财，以佛乱政，以佛殃民的深渊。
　　王缙在修建佛寺上糜费甚多，他招财纳贿，修缮宝应寺，建造五台山金阁寺。他利用宰相职权，发放中书符牒，令五台山的僧徒数十人分行郡县游说募捐，筹集资金。这些僧徒身携宰相府符牒，郡县官吏谁敢阻拦，只得任其“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得获巨额钱财。于是，“铸铜为瓦，涂之照耀山谷”。寺成之后，“计钱巨亿万”。搜刮如此巨资修寺建庙，不仅为当时疮痍满目的社会中所仅有，即使在太平盛世亦为少见。（见《新唐书》卷145《元载。王缙传》）
　　王缙不仅糜费事佛，荒怠政事，更有甚者，他还借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解释政治，诱导代宗信佛奉佛。代宗原不重佛，而元载、王缙每次进见代宗，奏对之中，必以宣讲佛家因果报应为务。一次，代宗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问元载、王缙等人。元载、王缙答道，国家的长治久安，全靠佛赐之福业。并举例说，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分别被其子所杀，仆固怀恩反叛而病死等，说明因果报应的存在；又说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是菩萨保佑的缘故，完全抹杀了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以此迷惑唐代宗。代宗深信不疑。更荒谬的是，边境敌人人寇，不想办法击退，而是靠讲诵所谓仁王护国经以攘虏寇。同时，京畿丰田，多被寺观所占，耗财蠹国。他们纵驱僧弟尼女等广纳财贿，兴置寺庄，崇饰庙宇，借以搜刮，从中渔利。
　　在元载、王缙的诱导下，代宗深信佛能佑国，奉佛日勤，“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径行念诵”，人宫僧尼，“其饮善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
　　苟幸其退，则横加赏赐“。操国家大事如同儿戏。由于僧尼在宫中祀佛诵经长达百日，各司众官一面念佛，一面污辱僧尼，宫中藏奸宿乱踵接不断，而代宗竟然执迷不悟，”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大明宫一片乌烟瘴气！
　　在元载、王缙纵容下，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霸占田产，扰乱法纪。
　　他们有的官至卿、监、封国公者，“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两个奸相还诱使代宗每年“七月望日（十五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其他庆典、佛事以及赏赐僧尼等费，更是难以计数。
　　由于帝王公卿都以因果报应为国家兴亡安危之所系，“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历刑政，日以堙陵”。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伤教乱政，“始于缙也”。元载与王缙互相勾结，贪婪专横，直接导致了一代弊政，在唐王朝国艰民困时期不是如刘晏那样积极恢复“开元盛世”，反而造成巨大灾难，必将受到正直廉洁官员的抵制和反对。
　　这是清官与贪官集累数年的一场激烈较量，正义与邪恶的一场搏斗。
　　然而，历史往往表明一个奇怪的现象：正不压邪。在元载独擅朝权的封建王朝，真正维护大唐王朝统治的正直清廉大臣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生命和鲜血。
　　元载舞弄权术，贪婪无度，纳私受贿，网罗私党，自然得到了一批趋炎附势、竭尽媚谄之徒的追随和吹捧。但也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和抵制，他们不断上书，奏论其短，攻击其私。元载则以攻为守，反诬其奸，予以打击迫害。华原县（今西安市郊）县令顾繇上书揭露元载妻王氏狠戾自专，纵容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等恃威仗势，招收贿赂，肆掠民财。代宗非但没有制裁元载，反而将顾繇斥逐于锦州（今湖南麻阳）。当时，正是代宗重用元载之时，一个小小的县令怎比得上赫赫宰相。代宗牺牲县令，保全元载，实际上充当了元载的总后台，使元载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其诸子更是作恶多端。元载也由此总结反面经验，开始设法杜绝上书。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元载引用私党，惧怕朝臣论奏其短，告发阴私，于是心怀鬼胎地说什么因为诸司官奏事颇多，皇上不便听览，而且所奏多夹谗言攻击，因而决定自今论事上奏，皆必须先白长官，再由长官白宰相，最后由宰相定置可否，然后奏闻。糊涂的代宗竟然敕旨依从。决定一公布，朝野议论纷纷，一片哗然，延英殿内顿起一场风波。
　　被历代史臣誉为孝于家，能于军，忠于国，守其正，全其节，文坛英杰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时任刑部尚书。他一听便拍案而起，立即上疏，戳穿元载的阴谋诡计，且以痛惜之情批评代宗“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词，拒其谏净”的错误。他痛心疾首地说：“诸司长官皆为达官，言皆专达于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腹心耳目之臣。所以他们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陛下才能明四目，达四聪。而今陛下竟欲自屏耳目，使自己不聪明，则天下何述！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啊！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皆为谗人，谁不深恶痛绝呢？
　　陛下恶之，就深得君主之体啊！陛下何不深回听察，发现虚言诬陷的谗言小人，坚决诛灭杀掉；对言不虚者的正人君子，就应该奖励重用。陛下舍此不用，使众人皆谓之陛下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词，拒其谏诤，臣窃为陛下痛心惋惜啊！“
　　这位在安禄山兵起范阳，河北二十四郡首举义旗，深得玄宗赏识，也深得刘晏敬重的颜真卿，慷慨直言：昔日太宗平治天下，勤于听览，有急奏者，皆令引奏；并置仗马二匹，可以乘马便往。天宝以后，李林甫威权日盛，也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不令直进，从此人人不敢奏事”，“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见无人奏事必谓朝廷无事可论，岂知惧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见《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
　　疏文中肯激切，朝野为之一震，中书舍人一个个兴高采烈，争抄内本，张布于外，元载恨之入骨。皇帝爱听顺溜话，心里不舒服。极善承意探微的元载，将颜真卿坐以诽谤朝廷罪，贬为硖州（今浙江）别驾、抚州（今江西抚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糊涂的代宗又一次充当了扶邪祛正的后台。
　　元载打击排斥颜真卿后，更加放肆地排挤忠直贤良，引用擢升贪鄙无能之人，贪财受贿公行，买官卖官日烈。元载诸子作恶多端，无所不为，无所不取。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元载为了进一步独揽朝政，网罗党羽，防止各司上书驳正，上奏请求考察枚授文武六品以下官员，在皇帝敕令下达后，吏部、兵部以集体意见具呈，不得随意检勘敕令。代宗准奏。恰在这时，成都司录、原殿中侍御史李少良来到京师，愤恨元载不法，会同侍御史陆廷秘密上疏代宗，奏论其恶。代宗这时也感到元载当国太久，愈加恣横，不堪忍受，准备暗地引用刚直大臣自助，收回纲权，罢黜元载，便手诏李少良留居京师，又召李栖骛和河南尹张延实，任命御史大夫，以便追究查处元载的罪恶，河南尹张延实先至京师，代宗下诏御史问状。软骨头张延实畏惧元载权势，竟不敢过问，佯装称病。元载闻讯，立即召来陆廷审问，又查出李少良的朋友韦颂，在御史台设公堂，劾定三人“漏禁中语”，（3）立刻处斩。可怜李少良揭露元载罪恶，尚有皇帝支持，不但没有告倒元载，反被处斩，丢了自家性命！可见元载蔑君罔上，已使代宗孤立无援，形如傀儡。
　　这场生死之斗，好相元载技超一筹，胜过了天子代宗。
　　“帝殊失望，出延实为淮南节度使，引拜栖筠为大夫。”（《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李栖筠来到京师，代宗立刻召见，拜御史大夫。这位庄重寡言、体貌魁伟轩昂的新御史对代宗明确表态，绝不附阿元载，方挺无屈地查处元载隐恶。
　　代宗也吸取教训，亲自秘密掌握。于是，李栖筠将华原尉陈付优补为长安尉，当为高参，物色其劳。陈付深受感动，乃交代自己已为元载党羽吏部侍郎徐浩、薛邕、京兆尹杜济所引荐，是元载的私党成员。李栖筠没想到，自己摸底排队、暗中挑选、予以优补的人并非真优，而是劣货。但他已调查清楚，徐浩任岭南节度使“以瑰货数十万”贿赂元载，元载纳贿授徐浩为吏部侍郎的确凿事实，并查明杜济、薛邕皆贪婪为奸，厚贿元载，俱是元载党羽，枉法默货，买官卖官，欺君罔上。李栖筠上书一道劾文参奏，一齐罢官问罪。
　　代宗在关键时刻却迟疑不决。时有月蚀，迷信到家的代宗问李栖筠，此时何以会有月蚀。李栖筠说：“月蚀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
　　（4）李栖筠忧愤难言，月蚀主刑，罔上行私的元载没有伏法，不是连苍天也儆效皇上了吗？代宗的迟疑给元载一个极好的反攻机会。他拿下陈付，恩威并施，所有事实全部反供。犹如颜真卿所痛述，权奸当道，谗言罔极，犹能变黑为白，变白为黑。李栖筠连同陈付等人皆坐贬。不久，李栖筠忧愤交加，无疾而亡，卒年五十八岁。李栖筠忧愤而亡，令朝野心惊胆跳。
　　又一场生死之斗，暴露了代宗的迟疑软弱。狡猾狠毒的元载再占上风，仿佛在嘲笑天子的无能。
　　代宗一再错算失算，期望元载能幡然醒悟，以全晚节。他特地单独召见元载，劝导元载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善自珍惜，重名保节。谁知元载竟然面无愧色，毫不知悟。一个恶迹累累贪心不死的权贵，怎能坐地成佛，回头是岸！元载见李栖筠已死，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贪私敛财。一时，朝廷道路目语，无人再敢复议。
　　俗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元载当权二十年，专横跋扈，贪奢成性，为所欲为，朝中正直的官吏都为之愤而不平，纷纷举报上书。代宗也尽悉元载长期作恶，不思悔改，已是众怒难犯，自己也难驾驭。为了重振朝纲，巩固统治，代宗终于下决心铲除作恶多端的一代奸相。他手诏掌握左右金吾禁兵大权的吴凑入宫，密商除灭元载大计。吴凑是代宗的舅舅，是章敬皇后的胞弟。他与代宗既为君臣之礼，又为甥舅之亲，既忠实，又可靠。他对元载早就义愤填膺，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要使命。
　　延英殿内又一次再决生死。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庚辰日，天和日丽，一切如常。散朝之后，代宗前往延英殿，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早已率领禁军在殿前迎驾。代宗即诏命吴凑亲率禁军到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
　　政事堂是宰相在中书省处理军国事务的地方。吴凑率领禁军来到政事堂。无载见吴凑气势汹汹，内心不免惊异，问道：“国舅何事前来？”
　　吴凑冷笑一声：“相公末日已到，奉旨前来逮捕！”说着，一声令下，禁军不由分说，上前将元载、王缙摘去乌纱帽，结结实实捆了起来，绑在政事堂内。
　　顿时，元载昔日威风扫地，脸色煞白；王缙老泪纵横，两腿筛糠。
　　这一天，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变成了拘留宰相的拘留所。
　　同时，金吾禁军亦将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以及元载的儿子无仲武、元季能一并收禁下狱。
　　代宗在延英殿诏命吏部尚书刘晏行职审讯。这是代宗和吴凑密议良久，共同商定，挑选的最佳人选。在他们看来，刘晏奉公守法，志在直方，善训诸子，清明廉洁。更难能可贵的是，刘晏奉旨能率先依办，佐国能忠心耿耿，既有济国之举，又得百官之望。
　　刘晏跪接圣旨。他深知这是代宗的无比信任，心中不由一阵激动，感慨万千：“陛下英明决断，臣领旨行职。元载欺君罔上，恶贯满盈，早该除灭，以安社稷！臣悲泣栖筠愤忧而死，少良蒙冤而亡，真卿遭贬，李泌被逐，实令苍天悲悯，国法难容！”他老泪纵横，“臣以为元载久居相位，纳私树党，布于天下，怎敢一人专断。望陛下恩准，请他官与臣一起共事。”
　　代宗点头应允：“依卿所言。”
　　于是，皇帝又敕文诏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参、礼部侍郎常表、谏议大夫杜亚，共同推究元载、王缙的罪行。由刘晏主持，中官将元载的罪行条条俱诘，件件皆出自宫禁。在铁的事实面前，元载无法抵赖，只得供认伏罪。
　　这一天，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又成了审判宰相的审判厅。
　　代宗端坐延英殿，不断得知政事堂审讯情况。一俟审定，立即发布敕令。
　　奸相元载被赐自尽，王缙同罪赐死。众人接到圣旨，要将元载、王缙一同处于极刑。
　　刘晏手接圣旨，细阅一遍，慎重地对李涵说：“国有常典，法有首从，何况是诛杀朝廷大臣。二人应有区别，不应再复受极刑。”李涵等人均表赞同，又复奏代宗。代宗这才给王缙减刑，念他人老年迈，未忍加刑，从轻发落，贬为括州刺史，即刻赴任。刘晏秉公断处，王缙未受极刑而生，史书对此赞誉说：“（刘）晏平反之力也。”（5）
　　对元载发布《诛元载敕》：“任贤去邪，悬于帝典；奖善惩恶，急于时政。”元载“性颇奸滑，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恒以罔上面欺”。敕文还历数元载的罪恶，“纳受赃私，货鬻官爵，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堤防，恣其陵虐，行僻词矫，心狠貌恭”。代宗在敕文中斥责无载的罪行，解释了对元载多次挽救的苦心，并承认自己“朕涉道犹浅，知人不明”，对此“悯愧良深”。（6）元载的长子元伯和，先就因罪被贬往扬州任兵曹参军。元载被正法后，代宗诏派特使飞驰到扬州，将元伯和赐死。次子元仲武时任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时任秘书省校书郎，还有元载的妻子王氏，三人一并赐死。元载的女儿幼年即在资敬寺为尼，号真一，也被诏令收管于掖庭。
　　宦官董秀、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以及玩弄阴阳术的李季连，因罪情重大，皆被处以极刑。与元载亲重无比的吏部侍郎杨炎坐贬道州司马。谏议大夫韩洄、包估，起居舍人韩会以及王昂、宋晦等一百多名官员，因平素与元载关系密切亲善，纷纷遭到免官贬黜。
　　卓英倩的弟弟卓英倩，家居金州，横行乡里，闻知元载和其兄伏诛处死后，纠集一邦无赖，盗取兵库，纠众作乱，据险反叛。代宗诏发禁兵及山南西道刺史孙道平讨捕，一鼓成擒，当即斩首。代宗余怒未消，派出宦官特使到元载家乡万年县界，发掘元载祖坟，自祖父以下，皆毁棺弃尸。同时，毁掉元载私庙，将大宁里、安仁里两处元载豪华第宅，充做百官署舍。（见《新唐书》卷145《元载传》）
　　从元载宅中抄没的财物，数以万计。仅胡椒一物，就达八百石之多，名贵的钟乳竟达五百两。代宗下旨，将所抄物品分赐中书、门下各司官员。
　　元载伏法被诛，朝野无不称快；刘晏秉公断审，内外交口赞誉。但是，奸邪小人却将仇恨记在了他的身上。
　　等待刘晏的将会是什么呢？
　　注释：
　　（1）《新唐书》卷145《王缙传》。
　　（2）《全唐文》卷370《让侍中及进封郡公第一表》。
　　（3）《新唐书》卷145《元载传。李少良条》。
　　（4）《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5）《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6）《唐大诏令》卷126《诛元载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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