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贞观永徽之盛”是刘晏的动力，也是刘晏毕生追求实现的最高目的。第一个改革漕运的措施就是：将民运改为官办经营的官运。他免除劳役中指派的“租庸脚士”，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废除派役，进行雇用，采取官办经营的雇用船工水手，立即紧急从湖北、湖南调运粮食至扬州。过去漕运粮食，各州县都是叫富户督办漕运。这些富户俗称“船头”。
　　老百姓被派差役，被称为“租庸脚士”，被迫进行无偿劳动，效率低，损耗大。刘晏废除民运，进行官营，雇用船手，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漕运。为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部将送至河阴”。（3）两千艘江船源源不断，往复运粮至扬州，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派部属漕卒每船三十人，十船为一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运，确保安全运输。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分段执法，制定相宜措施，分别遣派官吏督察护迭，能者受奖，提拔升用。
　　为了尽快地修复汴水航道，刘晏没有征发一个丁男。他以转运使的身份行使职权，请河南副元帅派遣官军修堤清淤，又快又好地保证了汴河漕运的畅通无阻。
　　整顿漕运的第二个措施是：停止陆运，改进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全部漕运。如前所述，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主要是北运。裴耀卿罢相后，北运随即停止，又采取陆运。陆运怎么运呢？全程分为八递，需动用牛车一千八百乘，人运牛拉，劳人伤牛，耗费甚巨。不言而喻，运输费用，直到今天，也是水运、海运价格最便宜，运输成本费用低廉。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过去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仑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这种“囊米而载”，对于潜运又是自古未有的改革。过去潜运，包括裴耀卿所进行的漕运都是散装，加上是分段运输，搬上搬下，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十得其八，损耗达到百分之二十。刘晏采取“囊米而载”，就是采用袋装运输，便利了分段运输的装卸，消除了运输的损耗，加快了运输的速度。《资治通鉴》卷226中高度评价刘晏的“囊米而载”的分段运输法：“先是运关东谷人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斜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尝。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向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无斗升沉没水中，的确是奇迹。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袋装运输也是刘晏统辖漕运的一大创举，从湖南、湖北经长江到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直到经渭水至长安，可以推断，袋装运输已经推向全国。由于袋装运输需要大量的麻袋、米袋，又必然刺激纺织业发展。刘晏的分段运输法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水手在各自熟悉的河道行驶，既安全又迅速。
　　整顿漕运的第三个措施是：开辟黄河直运。俗话说：自古黄河不航船，至今也是如此。黄河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母亲河。但黄河泥沙量大，河床流沙多变，流向飘忽不定。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段便是三门砥柱。黄河到这里变得不再温顺，而是凶悍湍急，几乎不能行船。这是刘晏漕运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骑马来到三门岸边，反复琢磨河船可否直过三门。原来裴耀卿为避开三门水险，于三门东置一粮仓，河船至此卸粮入东仓，然后陆运山路十八里至三门西仓，然后再下河船运至太仓，入渭水。仅此一段短短距离，粮食两上两下，费工费时，费力费钱。刘晏沿途访问黄河艄工，求问直运之法。其实，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刘晏所知，只有岸上用纤夫拉纤，船上撑篙。所幸十船为纲，每纲有三百人。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说，刘晏迅速调四川巴蜀、襄江的优质麻皮、竹条，编织坚韧的纤索，河船行至三门时，众人口呼船夫号子，岸上背纤，船上撑篙，闯过砥柱，直渡三门。至此，当年就漕运四十万占粮食输入关中，以后每年漕运淮米一百一十万石。
　　刘晏负责漕运，其运输速度是相当迅疾的。一次京师缺盐，盐价暴涨，代宗下诏“取三万斜以赡关中”。刘晏立即组织从江淮收购食盐，“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从购买到装卸、运输，河运途经三千余里，四十天即能运达，足见其效率之高。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废除摇役，实行雇佣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善于组织，善于理财，善于管理。对于河船、纤索，一旦发现破损，即刻予以换新。同时，将这些“朽索腐材代为佣薪”，使“物无弃者”，真可谓精打细算。这些朽索腐材在黄河上不能用，但仍可改做它用。由于刘晏对造船的船板选用务求坚实，因此有的人甚至拿淘汰的旧船板用来打棺材、盖房屋、做家俱等。
　　为了造出坚实的漕船，刘晏在造船领域进行了另一项重大改革。
　　整顿潜运的第四个措施：实行承包的雇佣制。
　　任何改革都需要配套进行。漕运离不开船。过去征用民船，大小不齐，新旧不一。特别是江船、河船，航运要求不同，船型船体也应根据要求来制造。刘晏下决心设官办造船厂，组织官办船队。他把目光又盯向了扬州。
　　扬州在汉代就是营造楼船的重要基地之一。至隋朝，隋炀帝在下江都之前，即令江都制造水殿龙舟。《资治通鉴》卷182中记载：“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造仍大于旧者。”可见扬州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精。玄宗大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改广陵为扬州。由于扬州扼运河入江之口，扬子江贯通南北、河网交错，联系各地主要靠水上交通，造船业随之兴起。
　　随着唐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扬州己成为除长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连四川益州（今成都）也在其次，有“扬一益二”之誉，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
　　扬州造船，选料精细，船体轻坚。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即在扬州东河造船，并由扬州大都督府仓曹参军李凑检校营造。可见，扬州当时已能营造大型的航海船只，也有颇具规模的官办造船厂。开元以后，江、淮粮食轻货漕运长安数量激增，所需船只也随之增加。《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述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七月，扬州、润州突遭暴风雨侵袭，树拔屋摧，漂损公私船肪一千余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八月，广陵郡遭到台风袭击，潮水陡涨，覆船竟达数千艘，其中大部分当是漕船，如连没有沉倾的船只计算在内，不难想象数量之多。然而，刘晏在扬州订造漕船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江、淮地区虽未遭安史之乱的直接破坏，但扬州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发生了刘展之乱。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邓景山是一文吏，兵败后，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救助淮南，并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贿赂。结果神功军进入扬州后，大掠扬州市民，为觅取财物，比屋发掘，穿墙掘地，城中抢掠略遍，仅阿拉伯、波斯等胡商被杀就有数千人。掠杀十余日方止，致使扬州遭到极大破坏，遍地皆灾。
　　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邓景山人朝京城，以太子詹事、赵国公崔园接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如《老子》所言：“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由于刘展之乱和神功军的洗劫，百姓流离逃亡，农桑皆废。
　　是年九月，江、淮大旱，百姓饿殍载道，人相食。紧接着，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淮又暴发瘟疫，其悲惨景象令人震惊。独孤及在《吊道谨文》序中说：“辛丑岁（即上元二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即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骸骨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千里。”（5）这种富庶江南悲惨景象的真实记录在唐王朝可谓绝无仅有。江南连遭兵祸、旱灾、瘟疫的袭击，其原因虽与上年大旱天灾有关，但主要是兵祸造成。崔园到扬州接任后，为官简肃清廉，体恤百姓。
　　面对兵祸天灾瘟疫造成的严重破坏，放免租庸，安抚流亡，整顿秩序，使扬州渐有恢复。正在这时，刘晏二赴扬州。他充分考虑到扬州连年灾荒大疫，丁男缺乏，百姓不堪承受谣役之苦，加上江、淮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年年输贡钱物，认为再也不能加赋增税，提高租庸，搜刮民财，营造官船。何况造船需要一定技术，所用人员需进行挑选。再者，过去官营造船场，造船工匠实际是官奴，轮流服劳役，没有佣薪，自带伙食，毫无积极性，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又怎么能造船，特别是要造出坚固耐用的江船、河船。于是，刘晏采用了类似今天实行的承包方法，建立十个造船厂，挑选委任精明能干的十名专知官全面负责督造，“竞自营办”。不发丁男，不增谣役，不加租庸，所用造船人员全部选雇，造船所需费用由国家给予，进行包工包料，船板木料、钉铁、油灰等一切材料自供。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措，开创了官办手工业作坊的革命性改革，彻底摒弃了自古以来实行徭役的强迫方式，运用了江南私人作坊刚刚出现的雇佣关系和雇佣劳动方式，满足从事物质生产者的基本消费要求，用经济规律的利益原则，促进生产的发展。
　　刘晏提出“每造一船，用钱百万”的意见，遭到他下属专知官的一致反对。百万是多少呢？千文为一贯，也为一缗，百万文即是一千贯，用千贯造一船简直不可想象！
　　有的说：“今国库空虚，国用缺乏，宜减一半，五十万足矣！”
　　“非也！非也！”有的又说，“五十万犹多矣！犹多矣！”
　　“不然。”刘晏以他独有的思想认识陈述己见，“大国不可以小道理。
　　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然兴办，其间进行造船的人不是一个啊！当有赢余能够给众人，使私用无窘，则官船坚固。假若一开始就谋便剥削，又怎能长久哩！“他看看众人，仿佛洞察了身后之事，语重心长地说：”我料定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而决定减少的人。他会说：减半犹可也。到那时，船覆灭而不可用，船场既毁，国计亦记（音痞，毁灭、倒塌之意）矣。“（见《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卷226）
　　刘晏的话不幸言中。刘晏掌管盐铁转运使，每年输江、淮米粮一百一十万石至关中，对大唐王朝经济恢复、政权巩固功不可没，为唐宪宗中兴唐帝国打下了基础。恰恰在五十余年后正是史称“中兴之主”的宪宗元和年问（公元806年至820年），刘晏有关漕运的一系列改革渐遭破坏。宪宗即位后，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费开支浩巨，宪宗竭力蓄聚财物准备平藩。元和初年，刘晏培养重用过李巽此时负责专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掌使一年，赋税收入与刘晏掌使时大约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漕运江、淮米五十万斜至河阴，久不能满额，只有李巽连运三年达到额定之数。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负责盐铁转运，皆善于敛财，而不善于理财，将江、淮金、银、绫、绢等输往长安，供朝廷所需。杜御恃对刘晏订下的造船订价果然减其一半，“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两艘”，船场巡院官“吴尧卿又变盐铁之制，令商人纳榷（专卖税），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定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结果，“物无剩长，十家船场即时委弊”。（《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226）由于造价过低，加上以物代税，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漕船经过三门，翻覆近半，进砥柱之险如同过鬼门关，领航的门匠执标指挥，砥柱终不能克。船沉三门，积米成堆，被世人号称“米堆”，门匠也随船翻溺水亡命，以至有“古无门匠墓”之说。这与刘晏掌管漕运，三门“无斗米沉覆”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又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同时，由于刘晏创设的改革体制渐遭破坏，汴河也同时出现险滩，漕运受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王播上书《陈琵琶沟年三运图》，建议潜船自颖口沿颖水北运至堰城（今河南郾城），可减少千里水路。宪宗当时急欲削平割据淮西蔡州的吴少阳藩镇势力，故王播投宪宗之意，预先屯粮堰城，以备军用。元和十年（公元816年），对淮西大举用兵，军需紧急，乃下诏设淮、颖水运使。据《册府元龟》卷记述。一部分潜运粮食自扬州到淮阴，溯流寿州西四十里八颖口，再溯流至颖州（州治安徽阜阳）沈丘界五百里至陈州（州治河南淮阳）项城，再溯流而至激（又称）河，又三百里输入堰城。运米五十万斛，省其费七万五千贯。运费虽有减少，但几经辗转，漕途依然多艰。由于长安是唐王朝皇权统治中心，刘晏所辟的漕运旧道同时并用。但船厂委弊，又征民船，漕法已毁，漕米损耗严重。于是王播建议：米至长安东渭桥，五百石损五十石者论死。但“杀人也不济事，匠人提心吊胆，越杀越怕，漕运官毫无信心，纷纷谢辞，改行”跳槽“。后来，皇甫铺领判度支，只得放宽，又建议，一万石损失三百石者赔偿，损一千七百石以下者流放，超一千七百石者论死；盗十石者流放，三十石者论死。然商，船倾人亡仍然相以为继，层出不穷，能运抵渭桥的不过十之四五。一些部吏赃官又在法为奸，漕运之路如同人间地狱，鞭笞号哭之声不绝于耳，狱中死者不计其数。如此榜杖杀人，终不为”仁政“之举。于是，其后又免除死刑，人不畏法，潜政愈加破坏，漕运之米竟十亡七八。直到宪宗元和之世结束，江、淮租米运达渭桥的不过二十万石，而装运之数高达此数的七八倍。每年一百几十万石的粮食白白付之流水，江、淮百姓为宪宗的”中兴“付出了多少惨重代价！唐穆宗长庆年代（公元821年至824年）进士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进行了血泪的控诉：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6）
　　从元和之后至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期间，江、淮漕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至渭仓的不过十之三四。除了船翻米沉之外，沿路好吏，贪赃在法，破坏漕规，大肆盗米，侵为利用。盗米之后，为消灭罪证，干脆沉溺官船，假以漕运船覆之损，每年竟达到七十多艘。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漕政破坏，潜运事业已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裴休，重整旗鼓，整顿漕运，采用刘晏推行过的承包制，立新法十条，以濒河县令兼管潜运，能者受奖；规定每年雇佣费二十八万贯，全部归漕吏掌握分配，各漕运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运米粮、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石，才达到刘晏掌管漕运时的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租赋重负，多有逃户，裘甫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在桂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泗州（州治在临淮，清康年间州城沉陷洪泽湖中），占据淮口，漕运断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濠州、宋州、徐州，皆为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入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9年），濮州王仙芝聚众起兵，黄巢率众响应，中原大乱。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江、淮贡赋完全断绝，唐王朝自此一蹶不振，外有藩镇之扰，内有宦官之患，在风雨飘摇中遂至灭亡。正如刘晏所说：“船场既毁，国计亦圯。”
　　刘晏提出不派徭役，不增税赋，采用雇佣之法代替强派摇役之苦，且用千贯造一船，其法可谓仁义之至，可钱从何来？专知官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嘘啼叹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漕运一年所需几十万贯，画饼难充饥，望梅难止渴，苍大不落钱，荒草不变谷，将何以变通？此事连赵国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崔园也给刘晏捏了一把汗。正值晚膳时刻，崔园请刘晏与专知官同席，说道：“彭城公八岁敬献东封书，世称神童，遐名久尔。今转运江、淮，置办船场，免增徭赋，此乃国计民生大事，当审慎为之啊！”
　　刘晏恭谦说道：“赵国公所言极是！唯有精干理政，方可恤民生财，卑职思百身，也要期报天子明主的慈育。”
　　“乱世识忠臣啊！”崔园微微点头笑道，“敢问彭城公：置造官船，耗资甚巨，虚言不说，究竟实钱从何而来？”
　　刘晏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手指一菜，侃侃而言：“此菜咸而勾味，而关中却缺咸淡食。这一咸一淡，不就是永世无完的生财之道吗？”
　　崔园顿然彻悟：“神童者神举之策！神策！”
　　一些专知官尚未觉悟，不禁问道：“有何神策之举？”
　　“老夫悬心已放！”崔园摇头摆手说道，“各位专知官员，该追随彭城公精于治国之道啊！咸者，盐也。盐可生财，可谓天下尽知。武帝、弘羊盐铁之举，富国强兵，后世永垂！”他端起一碗稠酒，“彭城公此举当不亚于弘羊之功，大唐复兴有望了！”
　　“实为无奈！”刘晏神色自若，表情严肃，“税赋不足，天子焦虑。晏以为不循弘羊、第五倚之旧规，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矣！”
　　不循桑弘、第五琦的旧规，一个大胆的改革计划已在刘晏胸中形成。为了确保漕运经费，刘晏又进行了盐法的创革。
　　注释：
　　（1）《元次山集》卷10《奏免科率状》。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3）《新唐书》卷53《漕运》。
　　（4）《旧唐书。玄宗纪》。
　　（5）《毗陵集》卷15《吊道谨文并序》
　　（6）《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航运门。通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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