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在吐蕃退出长安之后，受程元振惑言之一就是长安缺少粮食，难以供应内宫及禁军所需。其实，移居洛阳东都也一样缺少粮食。郭子仪提出节衣缩食，偌大的皇朝内宫如何能节省得了哩！有身就得穿衣，有嘴就得吃饭。
　　粮食已成燃眉之急！一日三餐，顿顿少不了。满朝文武，皆为肚皮着急，缺粮担忧！国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贪官污吏，乘乱肥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以农业为支柱的大唐王朝已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只有江南叛乱较少波及，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唯一可行之法是立即从江南运粮至京师。可是千里迢迢，河运不通，陆运阻塞，盗贼四起，官军如匪，沿路截掠，运粮京师，谈何容易！代宗皇帝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越想越觉得棘手，越想越觉得难办。漕运粮食，既琐碎又复杂，既费精力又影响把持朝政，于是他想到一个两全之策，既不妨碍自己擅权朝中，又能运粮京师显示自己辅政有为。他想到的唯一可靠人选便是刘晏。刘晏素有才能，办事严谨，事必躬亲；办事认真，敢于负责；不贪私利，犹有报国忧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素有公望，委他陷入具体事务之中，可免去自己一个争权对手。何况，刘晏刚被罢免相职，再委以重任，一定会感恩涕零，效尽全力。
　　元载主意已定，即起草奏书，委任刘晏为御史大夫，宣慰各府州道，并领东都、江准、河南、山南转运使。代宗立即准奏，在早朝时宣诏刘晏领旨。
　　刘晏跪伏在地，侍御官捧着旨令朗朗念道：“令太子宾客刘晏进兼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转运使。”（1）
　　一股暖流在刘晏血管里加速流动。他知道，再受重用的日子来到了，连忙叩谢皇恩。
　　侍御官严肃而凝重地大声宣旨：“岁之不易，征伐繁兴，河洛肃然，江外尤剧。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需，庶务征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馈运而屡空，一戎衣而不足。农人劳而转困，编户流而卒归。……
　　今区宇渐宁，凋残日甚，惕然在躬，姑务息人。……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诸郡宣慰。“（2）
　　看来，代宗还是了解情况的。形势渐趋安宁，社稷却凋零残破一日甚似一日，农民辛勤劳动却转而贫困。在这篇给刘晏的敕令中，明确授权刘晏严格督察各租庸使、大守县令、禄事参军，对百姓征役科税繁重的，人户逃亡及水旱造成的损失情况，应该一律给予帮助救济，随时处置完毕。对于“官吏之政，在邦必问，知无不为，公道斯在”。对于能够“精于政理，赋均役平”的优秀官吏，一一开列出名单，报告朝廷，以便进行甄别鉴定优劣，予以提拔重用或是另作处理。对于那些“残忍慢法，贪污赃官，有害于人，不应时务”的官吏，也一一开列出名单，具状以闻。代宗在敕令中对刘晏宣慰诸道的目的说：“四海至广，九重至深，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下达，务于审慎，朕之意深焉！”（3）
　　刘晏顿首接旨，掩泣而曰：“微臣一片坦诚，忠心可鉴，期报圣恩！”
　　散朝之后，刘晏感到身心舒展，步履不觉轻盈许多。元载从旁走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刘御史危难受命，可喜可贺！”
　　刘晏抬眼一看，是宰相元载，连声拜谢：“下官曾苟同元振请天子暂居东都，犹遭官员诽谤，所幸相公始终如旧，不信流言蜚语，似贾谊复召宣室，桑弘羊重兴功利，下官怎敢不悉力报答相公所知啊！”（4）
　　“刘御史言之过誉！言之过誉！”元载得意地笑了起来，“宣慰事大，漕运尤重，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相公勿虑。”刘晏仿佛是位临阵出战的勇士，“下官愿赴汤蹈火，不辞水死！”
　　刘晏回到私第，稍做准备，即刻离京，奔赴江淮。
　　行前，刘晏反复斟酌了行进线路。他不是常人所惯用的顺向思维，恰恰是逆向思维。他直奔江淮，反其道而行之，一路考察漕运，一路进行宣慰。
　　这种考察，看似逆向，实为顺向。漕运起点在江淮，一路漕运京师，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有哪些至要关节？一面实地考察，一面解决存在的问题，可漕事半功倍。
　　刘晏对漕运实在是太熟悉了。在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就任京兆尹，兼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第二年虽遭严庄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但肃宗去世后，即被代宗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复任户部侍郎，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转运，主要是粮食的漕运工作。
　　“人生之本，食与货而已。”（5）开元盛世期间，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就下敕书：“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期望“立法济时，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6）可见封建农业经济国家对粮食的极度重视，粮食既是人生之本，也是兴国之本。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而扬州是当时由长江进出淮河扼邗之处的重镇。所谓江淮漕运，即从江苏扬州运粮至唐都长安的水上通道。具体路线是长江中下游各地粮食由长江漕运至扬州，再由扬州经运河至江苏淮安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到河阴再转入黄河，入黄河后西上经三门砥柱之险到达渭口，入渭水再输达最终目的地——长安。绵延数千里，水情复杂，水道时有淤塞，尤其是经过三门峡，常常水激船翻，运输极为困难。
　　漕运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灌溉田地四万顷；西汉开白渠，又增溉田四千五百余顷。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中、河东（今山西地区）以及山东、河南广大地区饱受战争之害，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唐王朝在长安建立之初，所需粮食就有一部分征自江、淮地区。关于江、淮地区的漕运最早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卷498《漕运》所述：“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洛阳。”据查，武德二年，江都当时为李子通占据，直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归于唐王朝管辖，唐王朝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大都清长史。《册府元龟》所述稍有微误，但是，唐王朝建立初期从江、淮漕运粮食都是实事。以后唐朝统一中国，政权稳固，北方农业生产渐趋恢复，江、淮地区的农业经济更加迅速发展，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江、淮成为稻米生产的重要基地。在高祖、太宗期间，朝政节俭，冗员不多，中央政府机构及人员都比较精干。据《通典》记载，唐太宗（公元627649年）临朝时期，内外文武高级官吏仅六百多人，每年漕运的粮食达不过二十万石。北方如遇水旱灾害，一般临时调发江、淮粮食赈济灾民，或是令饥民就食江、淮、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多次发动战争，中央政权的机构日趋庞大，官吏人数激增，帝室生活亦越来越奢侈，随着首都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皇族、官僚、军队以及统治阶级的寄生奴仆们也游集长安，军粮、薪俸、宫廷支出越来越浩巨，所需粮食远非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所能供应，江、淮漕运粮食增到一百万斛，仍感不敷支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安王武攸宜讨伐契丹，陈子昂时为幕僚，为武攸宜《上军国机要事》中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己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8）讨伐契丹，兵马未动，粮食先行，一次所运租米即达百余万斛，而且是完全充作军粮，余外所需尚不在内，可见漕运江、淮粮食之巨。中宗、睿宗时期，中央机构继续扩充庞大，冗员增多，而且多为空耗长安米粮，于政事无补，造成国家巨额开支。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09年），玄宗时代著名贤相卢怀慎时任御史中丞，慷慨陈词，切中时弊，建议裁减冗吏。节约府库。他在上疏奏文中说：“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所在委职，多者数余十借，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大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万亿，空竭府藏而已，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调弊，河、渭漕挽，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可胜纪。”因此，“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9）
　　裁减冗吏，节省开支，革除弊政，谈何容易，真可谓行之艰哉！中宗昏庸软弱，根本不是“行之艰哉”，而是眼看行之艰难，最后干脆拒而行之，一切如旧。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常年漕运江、淮粮食已达一百万石以上。
　　既然要漕运江、淮米粮，就得维系水路畅通。据《册府元龟》卷497《漕运》中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上奏玄宗，（黄）河、汴（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失修，江、淮漕运不通。因此请发汴、郑民丁进行疏浚，以图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当年漕运粮食达到二百五十万石，其中包括山东、河北各地租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唐玄宗命安及疏决河口斗门，安及闻命而动，调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四府县三万民丁整修，旬日而毕。但这种“省功速就”的局部整修疏通，只是收效一时，并非万全之策，也不能保证全线畅通无阻。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以江南租庸调粮物布帛，每年二月至扬州人斗门常常苦于水浅，无法漕运，至四月以后，才能渡淮入汴，此时汴河又干又浅，只能停留；到六七月才能到达河口；而这时黄河水涨，不能入黄河，又须停留一两月，须等至八九月水落，才能溯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运至京城长安常常需要八九个月，备极艰辛。这种直运法带来许多问题，江南老百姓，不熟悉黄河；转雇河师，劳费又势必增加。加上沿途损耗，船翻人亡，加以成本核算，可谓“斗钱换斗米”，所运粮食“五折其一”，即损失达百分之二十。
　　于是裴耀卿建议采取分段漕运，在河口设置武牢（今河南汜水）仓，巩县设洛口仓，使漕运船只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同时在黄河北岸设河阳（今河南孟县）、柏崖（孟县西）、太原（黄河、渭水交汇处）诸仓，逐级转运，水通则船行，水浅则贮仓以待。这个建议没有被玄宗采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师雨水成灾，粮谷价格腾贵，玄宗将去东都洛阳就食，召裴耀卿复问漕运事。裴耀卿再次提出他的分段运输计划，请于河口（汴渠、黄河分水处）置一仓，纳入江、淮租米，江、淮漕运船只到此下米即回，再由官府雇船分入黄河、洛水。同时，在三门峡东、西各置两仓，漕船输入东仓，由陆路运至西仓，以避漕运三门覆舟砥柱之险。唐玄宗这一次采纳了裴耀卿开通北运的建议。裴由此得到玄宗的宠任，遂于汴水入黄河之口的河阴县置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盐仓。又在三门之北开辟山路十八里，用牛车把粮食从集津仓运出，陆路绕过三门砥柱，运至三门西盐仓，避免了船翻三门带来的损失。然后再经渭水到达关中。可以说，为了保证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可谓费尽心机，不惜路遥和劳力。自采用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后，河北的濮、邢、贝、济博各州以及河东的晋、绛、魏各州租米，亦输入黄河北岸诸仓，转而入渭水输往关中地区。据《新唐书》卷51《食货志》记载，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三年间，共运粮谷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脚钱三十万贯。
　　这七百万石粮食中，属于江、淮漕运的有多少，虽数目不详，但可以推断，当不会低于一半。当时，曾有人劝裴耀卿把节约下来的运费献给玄宗皇帝，进行报功。裴耀卿却说：“这是用国家的财富来媚上求宠，行吗？”他把钱全部上缴做为官商资本的“和市费”。裴耀卿的运输改革，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乃至唐朝的强盛，都有重大的意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由于李林甫不断向唐玄宗馋言诬陷，以与张九龄结党的莫须有罪名被罢相。裴耀卿罢相后，北运不久也就停废，又继续仰赖陆运。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中地区丰收，太原仓积粟有余，玄宗下诏暂停江、淮运米，改用布帛代租。停止江、淮漕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裴耀卿只着力于改善河阴以西的运输，而不及时整修运河，因而由江、淮至河阴一段，依然运输困难。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润州（州治在今江苏镇江）刺史齐浣，从润州渡江北至扬州境内，须上溯至瓜步（今六合县境）沙尾，要迂回六十里，船绕瓜步，漕运船只多为风涛所漂损覆没。齐浣则改凿漕路至京口（镇江）埭，直接渡江二十里，又在江北开挖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这既缩短了江南至江北的漕运路程，又免遭了漂损覆舟之患，一年还减少了脚钱数十万贯。这条新开伊娄河，当时称为新口河。自此，江南漕运由镇江直渡长江，由伊娄河进抵扬州，再经运河至淮安入淮河。
　　唐代大诗人李白热情赞颂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
　　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10）
　　李白热烈颂扬齐浣开凿伊娄河之功，反映了伊娄河对于唐王朝乃至后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命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引浐水开凿广运潭于京师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韦坚奏请在禁苑之西、渭水南岸，引渭水东来，横越灞、浐二水，旁渭而行，至华阴永丰仓下与渭水合，运永丰仓及太原诸仓粮米以供长安；又在望春楼下凿潭用来停泊漕舟，经二年而成。首运各种轻货土特产至望春楼下时，唐玄宗亲临观看，京城文武百官也一同前往，盛况空前。“（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扬州）船，即于筏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润州）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州）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洪州）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宣州）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衢州）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苏州）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11）
　　数十州郡的土特产堆放在二三百只船上，犹如大唐王朝农副上特产品博览会！可谓琳琅满目，应有俱有。玄宗观后，龙颜大悦，高兴地将士特产赐与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又赐潭名为“广运潭”。广运者，大大漕运也。韦坚从此大受宠幸。韦坚所列各船财货，除南海郡属于邻南道外，其余皆分属江南、淮南、浙东、浙西、江西等各道府。各船所载大量轻货，并不是各地贡品，而是韦坚用江、淮粮储备灾的义仓储备粮米易为钱币转买而来。从各船所列轻货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广大地区经济繁荣的社会发展概貌。所列产品丰富多样，制作精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广陵船、丹阳船，晋陵船排列第一、二、三名，最后又以吴郡苏州船概括结尾，足以说明江南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苏州到常州、丹阳、镇江直至扬州地区，已成为唐帝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的地区。
　　天宝年间，江淮漕运多为布帛及其它珍贵物资，粮食所运不多，军中所需大部来自河东、河南、河北、山东地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玄宗再次下诏停止江、淮漕运。诏文说：“所运储粮，本资国用，太（原）仓今既丰羡，江、淮转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采载水陆运入京宜并停。”（12）然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形势急转直下。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东都、长安，漕运断绝。其后，两京虽然收复，但漕运仍未开通。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再次攻陷东都洛阳。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五月，刘晏任京兆尹，加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由于史朝义占据河南，漕运仍然断绝。江、淮所输粮食布帛要沿长江溯江而上进入汉水，抵陕西洋县、汉中，再转输入关中，路途遥远，水情险恶，劳务增加，不足赡给。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刘晏被罢相撤职，仅为太子宾客；时过两月，又时来运转，于三月复出任御史大夫，专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福耶？祸耶？是耶？非耶？有谁又能说得清！不过刘晏总是闻命而动，即赴江、淮。他来到江南漕运的积集地润州，直渡长江，浮舟齐浣开凿的伊娄河，抵达江、淮漕运的起点扬州。扬州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调残衰败，反而乘着安史之乱急速繁荣起来，大批北人为逃避战火南下，扬州不是东都洛阳的“十户余一”，而是人丁兴旺，商店林立，百货齐集，舟车相继，昼夜不绝，水上浮载之盛，陆地行车之密，真是“万艘江县郭，一树海人家”。（《全唐诗》卷149，刘长卿《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
　　一到晚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容纷纷”。（《全唐诗》卷301，王建《夜看扬州》）绝非东都洛阳、京城长安所比所见。刘晏不由想起李白的《江夏行》：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
　　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搂。
　　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13）
　　由诗可见，湖北鄂州的商人远去扬州做生意，长去未归，妻子愁苦生怨，情随远帆，心逐江水，好不痛苦！
　　刘晏从扬州又乘舟至淮安，人淮河再转汴水至河阴。汴水历经祸乱，年久失修，河岸崩坍，荆棘丛生，河道淤塞，漕运船队已无法通行。刘晏又越沛州（开封），来到河、洛。中原地区数年征战，一片废墟，十室九空。更加令他揪心的是，广大农村饿殍载道，有的人家因为生产极度破坏，春荒难熬，竟然“易子相食”。恢复漕运，修复河道，劳力何从解决？刘晏黄河西上，直至三门，黄河呼啸，浊浪排空，三门砥柱又如何能够穿行无恙？平乱之后，骄兵如匪，军粮短缺，中途截路抢劫又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在刘晏的脑海里转悠，他带着一连串问号回到长安。
　　刘晏回到长安后，临危受命的激动己变为冷静，闭门不出。居家月余，漕运之事反复斟酌，切感利弊同存，他一时决心难下。决心之所以难下，一方面是恢复漕运确有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官场变化莫测，自己为人正直忠厚，不损放人反招人损，已经两度沉浮。最令刘晏思虑的则是如何能不损民、不扰民、不劳民。国家已是流祸两朝，百姓流离失所，备受煎熬，怎么能再以漕运征夫派丁，劳伤于民？他不由想到太宗贞观之治留下的遗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船，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4）“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15）自己怎能损下益上，劳民自安呢？刘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正在这时，唐王朝发发生了建政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御林禁军断了军粮。京兆尹第五请只得令“京畿百姓捋穗以供之”。（16）揉搓没有成熟的麦子紧急供应禁军。可见度日之艰，就食之难！
　　京城米价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皇苑内宫缺粮！禁军缺粮！文武百官缺粮！
　　长安是唐王朝的皇权中心，皇苑内宫、御林禁军缺粮似乎就是唐王朝缺粮。其实唐王朝并非缺粮，富饶的江、淮，湖南、湖北、潇湘、洞庭，粮食年年有余，积谷贮仓，就是运不到京师来。这岂不是转运租庸使的奇耻大辱！
　　刘晏仿佛感到文武百官戳他的脊梁骨，市井百姓朝他吐唾沫。晚上用膳时，贤慧的妻子李氏端来几样可口的小菜，盛上一碗稀粥。刘晏端碗在手，却张口难咽，两行清泪徐徐流下，长叹一声，放下碗来。
　　李氏出身富殷人家，十分贤淑，目视丈夫察视漕运，宣慰诸道劳顿归来，居家月余，心情不畅，茶饭不思，担心他会病了起来，乃好言相劝：“官人忧虑忡忡，当应珍惜自己身体，莫要病了。”
　　“唉！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难求啊！”刘晏嘘叹说着，“禁中缺粮，已到极限，粮库空荡，连鼠雀也犹感饥饿。我怎能熟视无睹！”
　　妻子泪水盈盈：“妾在闺中，家父屡屡教诲，为人妻妾，皆应望夫助夫，家规依从国法，私身交付国家。”
　　“贤妻所言极是。”刘晏以巾掩面，擦去泪水，目视妻子李氏一眼，连连点头，然后闭目沉思。
　　闭目也得不到安宁，破碎的梦又展现眼前，仿佛先帝玄宗正向他笑吟吟地走来：“爱卿自任正字官以来，正字几何？”噢，那是在勤政楼前观看王大娘戴竿时的欢乐时刻。如今王大娘已不见踪影，赐予的象牙笏尚供奉案上，可玄宗皇帝却含恨撤手西去。先帝玄宗躺在西内苍老含恨的面容又出现在眼前，仿佛开元盛世也随先帝一去不复返了！难道开元盛世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能让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吗？他感到代宗皇帝对自己还是仁义备加的，严庄构陷，被贬刺史，代宗即位之日，也是自己复用之时。自己受元振牵连，再贬相位，身名俱毁，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仅过两月，又被复用。君待臣义，臣对君忠，自古如此！生为人臣，就应该克己奉公，唯命是从，有死无二。担当大任岂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畏流言，惧诽谤而愁虑私身！
　　他禁不住心潮滚滚，便铺纸研墨，秉烛夜书，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信中饱含着热情的希望，也饱含着冷静的分析。
　　首先，刘晏指出：从江、淮恢复漕运是“社稷之奇策”。由于刘晏亲赴江、淮至长安进行了实地考察，“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又到了河阴、巩、洛，考察梁公堰，亲临通济渠，步步探讨，理解了过去进行漕运采取的一系列匠心措施，认为开辟漕运，将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至长安是不可失却的当务之急，可以立即改变整个长安地区的缺粮状况，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有着巩固大唐王朝的重大战略意义。
　　然后，刘晏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四利”、“四病”
　　所在。“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石），即减谣赋”，其利一：“东都残毁，百无存一，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其利二：“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海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
　　很明显，刘晏所说的“四利”，首先在于减轻京师三辅、老百姓的谣役和税赋。没有江、淮米粮供给，只有强令增加关中地区老百姓的徭赋，才能维持唐王朝宫苑禁军、文武百官的需求。开通漕运，徭赋顿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心归附的问题，并以此可以恢复残破凋零的农村。着眼点还在于军事上巩固唐王朝边疆，让夷邦蕃属看到漕运开通，贡输长安，而不敢轻举妄动，显示中央政权的威慑作用。而在政治上，通过漕运，舟车相通，必然带来商贾往来，百货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恢复太宗年代贞观、永徽之盛世。刘晏历经玄宗、肃宗两朝，开元盛世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繁荣景象，也历经安史之乱留下的严重破坏和痛苦，怀着深情怀念开元盛世的美好年代而注入自己的理想，恢复贞观盛世。刘晏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不只看到恢复潜运之利，也冷静看到并认真分析了恢复漕运的病难。
　　他在致元载书中说：“函、陕调残，东周（洛阳）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音窜，锅灶）”。
　　“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可以想象，五百里中仅有千余居户，没有劳动力，怎么恢复漕运！这是其病一；而恢复潜运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自寇难以来，河、汴不复疏治，崩岸灭水，所在淤塞，千里回上，若罔不行舟。”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汴水久疏治理，岸石崩坍，已经淤塞，航道犹如无水行舟，修复工程十分艰巨。这是其病二：“东恒、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夹河为害”。其病三；最难办的是：“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候，贱卒亦仪同青紫，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其病四。看看吧，沿黄河五百里，久无河卒保卫，县吏只有施展空拳，盗匪夹河抢掠。从淮河至渭水，绵延三千里路，官军缺吃少穿，一个个仗势如同王候，见到漕运船便强行扣留。官兵如匪而胜于匪，如何漕运粮食！
　　刘晏辩明漕运利病，毅然表示：自己思殒百身，“请护河堤，不辞水死”，“见一水不通，愿荷锸（锹）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
　　元载接到刘晏致书后，心中煞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全权委托刘晏负责漕运。这对于刘晏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元载的大撒手，恰使刘晏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使自己的理财思想和改革措施得以顺利进行。对此，《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述说：“载方内擅朝政，既得书，即尽以潜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客观他说，只有元载的全权委托，才使刘晏得以全面发挥自己的杰出才能，做出永载史册的独特贡献。
　　刘晏所认识到的潜运之“利”只是理想，只是未来，而现实却是漕运之“病”，是重重困难。他只有通过治漕运之“病”，才能达到漕运之“利”。
　　五月的长安，天已渐暖。刘晏怀着“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的决心，再次走出长安，策马前往唐王朝的重镇——扬州。
　　没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潇洒和迷人，只有“初夏五月下扬州”的匆忙和紧张。刘晏当即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汴河，加固黄河大堤；调集一部分官军为漕卒，组织训练，进行武装护送；并紧急从湖南、湖北、广西调粮，由江船运至扬州；然后浮淮河，入汴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了四十万斛粮食输入关中。史书称：“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17）
　　据《旧唐书》卷十一记载，上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关中地区“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正是这种时刻，刘晏亲自押送第一批粮食的漕船驶抵长安。代宗皇帝喜不自禁，立即派宫廷卫士吹奏鼓乐，在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喜迎救命粮，宣读代宗圣旨：“卿，朕的邯侯（萧何）也！”
　　代宗称刘晏是自己的萧何，绝非一时激动过誉之词。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刘晏受新任宰相杨炎排挤诬陷，先被罢相；七月，又被杨炎构贬忠州刺史，唐德宗赐死刘晏，引起许多大臣的不满，纷纷上表指责“诛晏太暴”。后人称刘晏“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为管（仲）、萧（何）
　　之亚“，也绝非是溢美之词，并对刘晏的转运给予”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的历史性定论。
　　注释：
　　（1）参见《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三月条。
　　（2）《唐大诏令》卷115《遗刘晏宣慰诸道敕》。
　　（3）同上。
　　（4）《旧唐书》卷123《刘晏传。遗书元载》。
　　（5）《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6）《册府元龟》卷502《平籴》。
　　（7）《新唐书》卷51《食货志》。
　　（8）《陈子昂集》卷8.（9）《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10）《李太白全集》卷25《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11）《旧唐书》卷105《韦坚传》（12）《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13）《李太白全集》卷8.（14）《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第二》。
　　（15）《贞观政要》卷6《论俭约第十八》。
　　（16）《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7）《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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