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
　　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
　　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
　　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
　　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
　　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
　　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
　　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
　　“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
　　“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
　　“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
　　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
　　“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
　　“谁？”他问。
　　“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
　　“有点印象。”
　　“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
　　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
　　“受排挤？”他问。
　　“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
　　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原先在华盛顿？”
　　“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
　　“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
　　“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
　　“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
　　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
　　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
　　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
　　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
　　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
　　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
　　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
　　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
　　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
　　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
　　她很容易抓握。
　　“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
　　“在看电视。”
　　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
　　“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
　　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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