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
　　“你过得怎样？”我问。
　　“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
　　“现在住哪儿？”
　　“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
　　“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
　　“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
　　“我用车送你去。”
　　“谢谢。”
　　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
　　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
　　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
　　“读报给你听？”我问。
　　“好啊。”
　　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喜欢政治新闻，既然这位市长对有色人种一直不错，于是我首先选了这篇。这是一篇星期六的采访记。市长和市议会暂时结成了脆弱的统一战线，要求司法部调查朗蒂·伯顿一家惨死的原因。黑人的民权有没有受到践踏？市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暗示，赶紧让司法部插手此事！
　　因为这件案子受到了多方的瞩目，一个崭新的犯罪集团被指责为这出悲剧的罪魁祸首。谴责市政当局的呼声逐渐稀落下来，与国会的对骂也已停止。那些起初承受了指控压力的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乐于把矛头转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以及它的富有的客户。
　　露比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我向她简单介绍了这件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起诉后引起的反响。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报纸攻击得体无完肤，它的律师不禁要问自己：“这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不仅仅是一会儿。
　　在报纸头版的底部登了一则简讯，邮政总局决定停止华盛顿东北区的邮政大楼工程。围绕着那块地皮和仓库的收购，将河橡公司和甘特利公司卷入的诉讼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因素在做决定时都必须予以考虑。
　　河橡公司失去了一项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工程。任何花了差不多一百万现金买下市区内一幢废弃建筑物的野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不会善罢甘休，河橡也不例外。它会追究律师的责任。
　　压力逐渐扩大。
　　我们浏览了国际新闻，秘鲁发生的一场地震引起了露比的注意，于是我读给她听了，翻到都市版，我看了第一眼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基托·斯派斯的同一幅照片下，用比上次大一倍的字体印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基托·斯派斯遭枪杀，正文中回顾了星期五关于斯派斯先生与伯顿之间瓜葛的介绍，接着对他的身亡用三言两语带过。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华盛顿街头又一个遭枪杀的小流氓。
　　“你没事吧？”露比的问话使我回过神来。
　　“嗯，没事。”我努力收一收心神。
　　“你为什么不读了？”
　　因为我太惊讶了，没法大声读下去，我必须很快将全文扫一遍，看有没有提到蒂尔曼·甘特利的名字，没有。
　　为什么没提到呢？这对我来说再明白不过了。斯派斯这小子出过风头，说得太多，他对我们原告方来说太有价值了，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攻击的目标。
　　我慢慢地把这篇报道读给她听，留神着周遭的动静，观察着前门，希望莫迪凯快来。
　　甘特利肯定发过话。我们即使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用，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踪影全无。干掉目击证人做得太绝。如果甘特利要对付律师我该怎么办？
　　在恐惧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报道对我方有利。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关键证人，但他的话不会再被怀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又一次被提到，在今天早晨的第三篇报道中，与谋杀一个十九岁的罪犯有关。公司高贵的面纱已被撩开，声名一落千丈，它骄傲的名字竟然与被谋杀的街头流氓相提并论。
　　我设想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那位“先生”还没有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我坐在办公桌前，读着这样一份报纸，因为看过其他的报道，所以得知诉状中的最严重的指控确实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我会质问我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迈耶斯，他同样会去质问董事会。我将召集同僚——公司的其他高级律师，我们会要求公司在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我们将坚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簿公堂。
　　我们将提出各种要求。
　　我怀疑绝大部分的高级律师和所有的股东正在做我设想的这一切，过道上是如此吵闹，什么工作也完成不了，公司的效益几乎为零，整个公司一片混乱。
　　“读下去。”露比再次提醒我。
　　我们匆勿阅毕都市版，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相关报道。没有。然而有一篇关于警察清理街头流浪者的报道。这次行动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事件的反应。一名为无家可归者服务的律师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威胁要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
　　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
　　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
　　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啰”，没有“对不起”。
　　“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
　　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
　　“什么？”我站起来。
　　“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
　　“有点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
　　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
　　“他们急吗？”我问。
　　“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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