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交给他，请他大声朗读。他读完后我问道：“赖斯基先生，在你这位专家看来，大利公司的这种反应是公正合理的吗？”
　　他事先已有准备。“当然不是。这是骇人听闻。”
　　“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
　　“我方强烈要求把这句话从记录中取消，大人。”德拉蒙德怒气冲冲地说。
　　“同意取消。”
　　我停了一下，让对方平平火气。“我很抱歉，赖斯基先生。”我谦卑地说，满脸是悔恨的表情。
　　“你们所有的钱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吗？”
　　“我们没有其他经费来源。”
　　“向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的保险公司总共有多少家？”
　　“220家。”
　　“那么去年捐赠的总数是多少呢？”
　　“600万美元。”
　　“你们就是用这笔钱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的？”
　　“是的，我们做一点儿游说。”
　　“你在本案中作证，是不是另有报酬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大利公司和我联系，请我前来作证。”
　　我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指着多特·布莱克说：“赖斯基先生，你能看看布莱克太太，直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大利公司对她儿子索赔要求的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他迟疑了一两秒钟，才把目光投向多特，他别无选择。他点了点头，干干脆脆地说：“是的，确实是公平合理的。”
　　我当然早已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只是想用这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迅速结束赖斯基的作证，但我并未指望这会产生喜剧效果。然而，坐在前排中间的三号陪审员，那位壮壮实实的51岁的黑人妇女比维蒂·哈德威太太，听到他这荒谬的回答以后，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非常突然，显然不是出于故意，因为笑声一出；她又同样突然地迅速把它刹住。她双手捂着嘴，紧紧地咬着牙齿，缩着下巴，目光慌乱地左看右看，看看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可她的整个身体仍在不停地轻轻抖动。
　　对哈德威太太十分不利而对我们却十分有益的是，她的笑声具有很强的传染力。坐在她身后的兰森·佩尔克先生，像是被什么东西触着了痒处，顿时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坐在她邻座的伊拉·费伊·索尔特太太同样在捧着肚皮。不到几秒钟，整个陪审席上笑声响成一片。有几位陪审员瞟着哈德威太太，似乎在默默地责怪她这个恶作剧的罪魁祸首。其他陪审员则直视着赖斯基，又好笑又好气地摇着头。
　　赖斯基成了众人的笑柄，当然非常不快。他低垂着头，一门心思地研究地板。德拉蒙德此刻可能也很痛苦，但他干脆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架势。他手下那几个聪明伶俐的年轻雄鹰，一个个都把鼻子埋在材料和书籍堆里，谁也不肯露出漂亮的小白脸。阿尔迪和昂德霍尔两位则专心地考察脚上的袜子。
　　基普勒本人也很想笑。他宽大为怀，让这一小小的喜剧持续了一会，等笑声渐渐停息时，才敲响了他的小木槌，仿佛是以此来正式记录下这一事实：陪审团对佩顿·赖斯基的证词确曾一笑置之。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那可笑的回答，那爆出的哈哈笑声，那对笑声的竭力克制，那咯咯咯咯哧哧哧哧，那表示怀疑的摇头，这一切只不过持续了几秒钟。但我发现这使陪审员们的心情得到了一定的宣泄。他们想纵情大笑，想表达怀疑，并且以哪怕是短短的这一瞬间，却足以向赖斯基和大利公司表明陪审团对自己的所闻的真正感受。
　　尽管这一切转瞬即逝，这却绝对是一个黄金时刻。我望着他们微笑，他们望着我微笑。他们相信我的证人句句是真，而德拉蒙德的证人句句是假。
　　“没有别的问题啦，法官大人。”我用厌恶的口吻说着，仿佛再也不愿和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继续纠缠。
　　德拉蒙德显然大感惊讶。他还以为我会把全天的时间用来盘问赖斯基，在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上跟他磨蹭呢。他翻了翻手上的材料，和T．皮尔斯咬了一下耳朵，站起来说：“我方下一个证人是理查德·佩洛特。”
　　佩洛特是领导杰基·莱曼西支克的高级理赔监理。我录取他的证词时，他气势汹汹，是一只地道的好斗公鸡。因而现在他那副恶狠狠的模样，我当然丝毫不以为奇。他是杰基的顶头上司，他们指望由他来朝杰基头上泼一盆脏水。
　　他46岁，中等身材，挺着个啤酒肚，头上的毛已剩下不多几根，五官歪斜，满脸黄褐斑，带着一副又笨又大的眼镜。在这条可怜虫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他对此显然不放在心上。要是他说杰基·莱曼西支克不过是个也曾极力想勾引他上床的娼妇，我敢打赌，陪审员们准会再次哄堂大笑。
　　佩洛特脾气暴躁，对一个在保险公司理赔部工作了多年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实属正常。与一般的收账员相比，他对人的态度好不了许多，根本不会向陪审团表示出任何善意或信任。他在公司里不过是个不上档次的老鼠，在同一个立方体的笼子里已经干了多久，大概只有他还记得清楚。
　　但现在他却是他们手上的王牌！不管是阿尔迪，还是洛夫金，或是基利，都已经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虽然德拉蒙德的证人名单上公司总部的雇员还有五六个，但我怀疑他是否会把他们全部传上庭。他们能说什么呢？那两本手册纯属子虚乌有？他们公司没有撒谎没有隐瞒文件？
　　德拉蒙德和佩洛特按照排练过多次的脚本，一问一答了半个小时，对理赔部没日没夜的辛勤劳动做了更多的介绍，对大利公司为公平对待投保人而进行的英勇努力做了更多的赞美，而陪审员们则又打了更多的呵欠。
　　基普勒法官决定制止这种无聊的把戏。他打断了他们的双簧，问道：“律师，你别老在原地踏步行不行？”
　　德拉蒙德装出吃惊并受到伤害的样子说：“可是，法官大人，我有权对证人进行彻底的盘问嘛。”
　　“你是有这个权利。可是他说的那些事，陪审团早就听说过啦。别再重复啦。”
　　德拉蒙德简直无法相信法官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仿佛法官专门有意找他的茬，可装得并不怎么成功。
　　“我不记得你曾经催促过原告的律师嘛。”
　　这句话他说得很不妥当。他这是在火上浇油，而且即使他真想比试比试，也是挑错了对象。“那是因为贝勒先生没有让陪审团打瞌睡，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现在继续！”
　　哈德威太太那阵突然爆发的哈哈笑声，以及随之而起的喜剧场面，已经使陪审员们明显地不像原先那么严肃。他们现在已经苏醒过来，时刻准备再从被告方证人的证词中找点乐。
　　德拉蒙德狠狠地瞪了基普勒一眼，仿佛是说以后再找他算账，把事情摆摆平。他又继续提问。佩洛特坐在那里活像只癞蛤蟆，歪着秃头，眼睛半睁半闭。错误嘛确实是有的，佩洛特怀着淡淡的悔恨承认道，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主要的错误都是那个喜欢乱搞的年轻女人，也就是杰基·莱曼西支克造成的。
　　在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文件时，佩洛特对布莱克的索赔申请又谈了几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几封拒赔的信，他倒是在与之无关而且并不重要的文书上面化了大量时间。
　　“德拉蒙德先生，”法官板着面孔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我已经跟你说过，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些文件可以让陪审团作为证据进行研究嘛。这位证人的证词，别的证人早已说过几遍啦。别再磨来磨去啦！”
　　德拉蒙德的感情因此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一位偏心的法官的训斥，此人一个劲儿专挑他的刺。他使劲地克制自己，可他的表演却欠点儿水平。
　　在涉及理赔工作手册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佩洛特说，这只不过是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而已。他本人已不知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本该死的东西。由于不断地修改，大多数老资格的理赔员根本连看都不看。德拉蒙德向他展示了U节，可这个流氓居然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一节。这一节对他毫无意义。对他手下的那些理赔员毫无意义。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听说有哪位理赔员不嫌麻烦翻阅过理赔手册。
　　那么，索赔要求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佩洛特向我们一一道来。在德拉蒙德的导演下，他以一个假定的索赔申请为例，按照正常的渠道，一步一步演解下去。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备忘录，数不尽的步骤。他的语调一直是那么平淡，直把陪审员们听得厌烦至极。坐在后排的8号陪审员莱斯特·戴斯已经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是呵欠不断，眼皮下沉，在拼命地和瞌睡斗争。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佩洛特由于未能在陪审团面前一鸣惊人而有所不快，他也没有丝毫流露。他的声调没有变化，他的举止依然如故。只是临到末尾，他才对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情况，做了一点令人警觉的披露。大家都知道她有酗酒的毛病。上班的时候常常是一身酒味。她工作中的失误比谁都多。她越来越不负责，被解雇是不可避免的。她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佩洛特和大利公司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件事在另一个日子在另一个法庭上将做专门讨论，他们在本案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列入记录，保留到将来再派用场。所以，他们没有把她说成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上床的荡妇，而是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我对此确实是一无所知，”佩洛特说，从而在陪审团心目中赢得了一分。
　　他们又磨了一段时间，直到将近中午，才轮到我盘问佩洛特。基普勒本想休庭吃饭，在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让佩洛特继续作证。
　　我从他签字的给多特·布莱克的一封拒赔信开始。这是那第四封拒赔信，根据的理由是：唐尼·雷的白血病是保险之前的“先存情况”。我要他向陪审团朗读，并且承认是他写的信。我要他解释发出此信的目的，而他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封信本是佩洛特和多特·布莱克两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没有准备拿出来公开，更没有准备在此法庭上公开。
　　他谈到了杰基错填的一份表格，又谈到了与克罗基特先生之间的一次误解。唉，真该死，整个地就是个错误。而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感到遗憾，你不觉得为时过晚了吗？”我问。
　　“我想是。”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还会再发出4封拒赔的信吧？”
　　“不知道。”
　　“那么，这封信是作为给布莱克太太的最后一封拒赔信发出的啰？”
　　这封信里有“最终拒绝”几个字。
　　“我想是。”
　　“是什么导致了唐尼·雷·布莱克的死亡？”
　　他耸耸肩。“白血病。”
　　“又是什么疾病促使他提出索赔申请？”
　　“白血病。”
　　“你在信中提到的‘先存条件’指的是什么？”
　　“流感。”
　　“他是什么时候患的流感？”
　　“我记不起来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档案拿给你看一看。”
　　“不，不必啦。”只要我不拿档案，他怎么都成。“我想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患过流感，亦即在购买这张保单之前，而在申请投保时没有提到。”
　　“对。”
　　“现在请你告诉我，佩洛特先生，根据你从事理赔多年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流感的发作会与5年以后患急性白血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但他却不想说。“我不这样认为。”
　　“这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见过？”
　　“是。”
　　“那么，那次流感与后来的白血病无关啰？”
　　“是。”
　　“那么你在那封信中说的是谎话啰？”
　　他在那封信中当然撒了谎。他现在若说当时未撒谎，那他就是在继续撒谎。陪审团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落入陷阱，但德拉蒙德事前帮他做了准备。
　　“那封信是个错误。”佩洛特答道。
　　“是撒谎还是错误？”
　　“错误。”
　　“一个帮助杀死了唐尼·雷·布莱克的错误？”
　　“反对！”德拉蒙德在座位上吼道。
　　基普勒沉思了一会。我料到德拉蒙德会表示反对，而且我估计法官会判反对有效。可法官大人却另有主意。“反对驳回。回答问题。”
　　“本律师对这个问题再次表示反对，并要求列入记录。”德拉蒙德愤怒地说。
　　“知道啦。请回答问题，佩洛特先生。”
　　“这是一个错误，我只能说到这里。”
　　“不是撒谎？”
　　“不。”
　　“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怎么样？是充满谎言还是错误？”
　　“既无谎言，也无错误。”
　　我转身指着多特·布莱克，眼睛望着证人说：“佩洛特先生，作为高级理赔监理，你能直视着布莱克太太的眼睛对她说，你们公司对她儿子的索赔申请处理是公平合理的？你能这样说吗？”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德拉蒙德求助。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竭力装出一副受人冒犯的样子说：“我想谁也别想强迫我这么干。”
　　“谢谢你。我问完啦。”
　　不到5分钟，我已结束了对他的话问，而被告律师们还在低头奋笔疾书。他们本以为我盘问赖斯基要用今天一整天，而把明天用来折磨佩洛特。可我却不想在这些小丑身上浪费时间。我要打动陪审团。
　　基普勒宣布中午休息两小时。我把列奥拉到一边，交给他一份追加的6位证人的名单。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问。
　　“6位医生，全是本市的，全是肿瘤专家。你要是让你那个冒牌医生上场，他们全都愿意随时出庭作证。”德拉蒙德把骨髓移植手术说成仍处于试验阶段，他的这一策略激怒了瓦尔特·科德。他给伙伴和朋友们施加了压力，他们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
　　“他可不是冒牌医生呀。”
　　“他是冒牌医生，这你清楚。一个从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疯于。我这儿却是6个本地的伙计。你让他上，那一定很好玩。”
　　“在审前命令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你这样突然袭击，太不公平了。”
　　“他们是进行反证的证人。你找法官叫去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他独自站在审判席前，呆呆地盯着我的那份名单。
　　下午开庭之前，我坐在原告席附近，与瓦尔特·科德医生以及他的两位伙伴闲聊。德拉蒙德请来作证的那个冒牌医生密尔顿·杰飞，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后面那一排的座位上。律师们正在为下午的审讯忙着做准备，我把德拉蒙德请到身边，将科德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他。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他们的露面显然使德拉蒙德惊慌失措。3位医生在我身后那一排椅子上坐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5位仁兄只好干瞪眼。
　　陪审团坐定之后，德拉蒙德传唤杰克·昂德霍尔出庭作证。他宣誓后坐下，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巴望着陪审团。在过去3天中，陪审员们一直都在盯着他，德拉蒙德怎么还要把他打出来？难道陪审团还会相信这家伙说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目的很快就露了馅。他们的双簧全与杰基·莱曼西支克有关。她在1万美元现钞的问题上撒了谎。她在签定协议的问题上撒了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协议。她在所谓的拒赔阴谋上撒了谎。她在和上司们睡觉的事件上撒了谎。她甚至在医疗费的问题上也撒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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