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问。我每天都像从事战斗一样谨慎。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安装窃听器之前，肯定从法院取得了一纸命令，允许他们这样侵犯私人的通讯权。法官既然批准发出这一命令，窃听就必然具有合法的成分。
　　我们前边的那个房间仍旧挤满了租来的折叠桌，桌子上摆满了布莱克一案的文件。这表明一件真正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至少在外表上，事务所是比以前忙多了。开业数月之后，我们的日常开支平均每月只有可怜的1700美元，而每月的总收入平均约为3200美元。所以在纸面上，戴克和我可以平分1500美元（含税）。
　　我们勉强生存下来了。我们最好的当事人是德里克·道根；假如他的案子能以对方保险的最高额度25000美元了结，我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们巴望该案在圣诞节前及时了结。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说不上，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戴克，都没什么亲朋好友需要我们花钱为其购买圣诞礼物。
　　我将利用圣诞假日，研究布莱克一案。2月离目前已经不远了。
　　今天的邮件与往常有两点不同。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信函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因而着实给我带来一阵惊喜。第二点不同则令我大吃一惊，我差点儿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方步，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
　　那是一个很大的四方信封，我的姓名地址全是用手书写。里面是一封印好的请柬，邀请我光临本地一家购物中心珠宝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链、金手镯、金项链节前大甩卖。这是一种邮寄广告，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事前印好的标签，我通常都是随手扔进废纸篓。
　　在请柬的底部，在商店营业时间下面，是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的姓名：凯莉·赖考。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字。啥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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