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他，格雷夫。他，格雷夫也不喜欢我。后来，格雷夫给我制造了擂鼓机械，但我仍旧不喜欢他。持久地对某人抱有反感，这需要毅力。奥斯卡虽然没有这种毅力，却直到今天仍旧不喜欢他，虽说已经根本不存在他这么个人了。
　　格雷夫是个蔬菜商。请读者切莫误解。他既不信仰土豆也不信仰皱叶甘蓝，但他对于蔬菜种植却有广泛的知识，喜欢摆出一副园艺师、大自然之友和素食者的面孔。正因为格雷夫不吃肉，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蔬菜商。他不可能像谈农产品那样谈论农产品。“请您看看这种不一般的土豆，”我经常听见他这样对顾客说，“瞧这种丰满的、胖鼓鼓的、一再设计出新形状然而又是那么清白的果肉。我爱土豆，因为它属于我！”自然啰，一个真正的蔬菜商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弄得顾客尴尬不堪的。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在土豆地里活到老的，在土豆收成最好的年头她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年的土豆比往年大那么一点。”此外，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完全靠土豆的收成生活。蔬菜商格雷夫就不是这样，往往是李子的丰年弥补了土豆的歉年给他带来的损失。
　　格雷夫事事夸张。难道他在店铺里的时候就非得穿一条绿色围裙不可吗？他脸上堆笑，自作聪明地在顾客面前把这条菠菜绿的围嘴儿叫做“亲爱的上帝赐予的绿色园丁围裙”，这是多么狂妄啊！此外，他放弃不了童子军那套玩套儿。虽说他在一九三八年已经不得不解散了他的团体，人家也已经让男孩子们穿上了褐衫和合身的黑色冬季制服，然而，以前穿制服或穿平民服的童子军还经常地定期来看望他们从前的童子军指导。格雷夫则身穿他那条由亲爱的上帝赐予的园丁围裙，拨弄吉他，同他们一道唱晨歌、晚歌、漫游歌、雇工歌、收获歌、童贞女选歌、本国民歌以及外国民歌。格雷夫总算及时地摇身一变成了纳粹摩托队队员，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不仅自称是蔬菜商，而且自称是空袭民防队员。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前童子军可以当他的靠山，这两个人在年轻人里出了点风头，当上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旗队长和分队长，所以，在格雷夫的土豆窖里举行的歌咏晚会，可以看做是希特勒青年团地方支部批准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也曾请格雷夫在延考的训导城堡举办训导班期间组织过歌咏晚会。一九四○年初，格雷夫同一位国民小学教师一起，受委托为但泽一西普鲁士区编一本题为《大家唱》的青年歌集。这本歌集编得很不错。蔬菜商格雷夫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由帝国青年领袖亲笔签名的信件，邀请他赴柏林参加一次歌咏队长会议。
　　所以，格雷夫是个能干人。他不仅请熟所有的歌曲和所有的歌词，还会架帐篷，会点燃和熄灭营火而不致酿成森林火灾。他能靠指南针行军到达终点，叫得出所有肉眼能看见的星星的名称，善于讲趣闻和冒险故事，通晓魏克塞尔河地区的传说，能做题为《但泽和汉萨同盟》的报告，逐一列举骑士团所有的首领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日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进而海阔天空地大谈在骑士团的疆域内德意志民族的神授使命，而且很少把人家一听就知道的童子军术语掺进他的报告里去。
　　格雷夫喜爱年轻人。他喜爱男孩子甚于喜爱女孩子。他其实根本不喜爱女孩子而只喜爱男孩子。他对男孩子的爱远超出他通过唱歌所表达的。他的妻子，格雷夫太太，是个邋遢女人，总戴着油迹斑斑的胸罩，穿着满是窟窿的长统袜。可能是这个缘故逼得格雷夫到强壮的、整洁的男孩子中间去寻找纯洁的爱。格雷夫太太的内衣一年四季都如此肮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是说，格雷夫太太之所以变得邋遢，是因为蔬菜商和空袭民防队员格雷夫未能充分赏识她那不加约束的、呆笨的肥胖身躯。
　　格雷夫喜爱强壮的、肌肉发达的、经过锻炼的人。当他说到“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禁欲”。当他说到“禁欲”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一种特殊的体育锻炼方法。格雷夫善于体育锻炼。他不怕麻烦地锻炼他的身体，让它经受烈日的曝晒和严寒的考验，这后一种尤其具有创造性。奥斯卡能用具有近程和远程效果的歌声震碎玻璃，偶或也能融化玻璃上的冰花，使冰柱脱落，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而这位蔬菜商则是一个会用工具攻击坚冰的人。
　　格雷夫会在冰上凿洞。每到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他就用斧头在冰上刨开窟窿。他一大早，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把自行车从地窖里扛出来，用一个盛葱头的口袋裹上斧子，然后骑车经过萨斯佩到布勒森，再从布勒森沿白雪覆盖的海滨林阴道朝格莱特考方向蹬去，在布勒森和格莱特考之间下车。这时，天慢慢亮了。他推着自行车，车上夹着裹在盛葱头的口袋里的斧子，走过结冰的沙滩，随后，在冰封的波罗的海上往前走出二至三百米远。那里，迷漫着滨海浓雾。从岸上望去，谁也无法瞧见格雷夫如何放倒自行车，打开盛葱头的口袋取出斧子，可疑地、一动不动地站立了片刻，倾听着停泊场上被冰冻住的货轮拉响的雾笛，接着，脱掉短大衣，做了几下体操。末了，他开始有力而均匀地抢斧子，在波罗的海上凿出一个圆形窟窿。
　　格雷夫花了整整三刻钟的时间凿好他的窟窿。诸君请勿问我是从何得知这一切的。奥斯卡当时差不多样样事情都知道。所以，我也知道格雷夫在冰层上凿出他的窟窿需要多少时间。他出汗了，他的汗珠从高高拱起的额头上带着咸味蹦进雪里。他干得很熟练，用斧子在冰上凿出一个圆形的深沟，等到这个圆形的两端相连接时，他便脱掉手套，从辽阔的、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一直延伸到赫拉半岛甚至延伸到瑞典的冰层中拽出大约二十公分厚的冰块。窟窿里的水，年代久远，颜色灰暗，漂着冰碴。窟窿里冒出水汽，然而这不是温泉。窟窿吸引鱼。我的意思是，据说冰窟窿吸引鱼。现在，格雷夫或许能够钓到七鳃鳗或者一条重二十磅的鳕鱼。但是他并没有钓鱼，却开始脱衣服，脱了个精光，因为格雷夫要么不脱衣服，一脱起来就得脱光。
　　奥斯卡并不想让读者诸君打起严冬时分的寒战来。所以，我只作简短的报道：冬季里，蔬菜商格雷夫每周两次在波罗的海里洗澡。每星期三，他一大早独自一人去洗澡。他六点钟出发，六点半到得那里，七点一刻把窟窿凿好，脱掉身上的衣服，动作迅速而夸张，先用雪搓身体，随后跳过窟窿里，在窟窿里叫喊。有时候，我听见他在唱“野鹅振翅飞过夜空”，或者唱：“我们爱风暴……”他边唱歌边洗澡，吼叫两分钟，最多三分钟，接着便纵身一跃上了冰层，形象鲜明：冒着水汽的、熟虾一样红的一团肉，绕着冰窟窿狂奔，一直吼叫不停，容光焕发。最后，他穿上衣服，跨上自行车。快到八点钟时，格雷夫又回到拉贝斯路，他的蔬菜店准时开张营业。
　　格雷夫第二次洗澡是在星期日，由几个男孩子陪同。奥斯卡不想说他看到过那番情景，实际上也未曾看到过。后来，大家都议论这件事。音乐家迈恩知道蔬菜商的种种事情，他吹起小号，在整个居民区里把这些事弄得家喻户晓。这些通过小号传播的轶事之一称：冬季里，每逢星期日，格雷夫都由好几个男孩子陪着去洗澡。不过，即使是迈恩他也没有说，蔬菜商格雷夫曾经强迫那些男孩子同他一样赤身裸体地跳进冰窟窿里。见到这些半裸的或者几乎全裸的孩子，个个肌肉发达，意志顽强，在冰上嬉闹，互相用雪搓身子，格雷夫本该满意了。是啊，这些雪地里的孩子确实使格雷夫兴高采烈。他禁不住在洗澡前或者洗澡后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嬉闹，帮这一个或那一个孩子用雪搓身子，也让这帮孩子帮他搓身子。音乐家迈恩声称，尽管迷漫着海滨浓雾，他还是从格来特考的海滨林阴道上看到过：一丝不挂的格雷夫，唱着歌，吼叫着，把他的两个光着身子的徒弟一把拽到自己身边，举起来，驮上一个再驮另一个，像一辆嘶叫着的脱缰的三驾马车在波罗的海厚实的冰层上狂奔。
　　格雷夫不是渔家子，这一点不难猜想，虽说在布勒森和新航道住着许多姓格雷夫的渔民。蔬菜商格雷夫是梯根霍夫人，可是，莉娜·格雷夫，娘家姓布拉施，却是在普劳斯特认识她的丈夫的。他在那里协助一位有事业心的年轻的副主教管理天主教的学徒协会，而莉娜则由于这位副主教的缘故，每逢周末都要到教区住宅去。根据一张照片看——这张照片想必是格雷夫太太送给我的，因为它直到今天还贴在我的照相簿里——那时，年方二十的莉娜健壮、丰满、快活、舒畅、轻率、愚蠢。她的父亲在圣阿尔布雷希特有一个较大的园圃。她二十二岁时嫁给了格雷夫，如她日后一再声称的，当时她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听从了副主教的劝告。她还用她父亲的钱在朗富尔开了一爿蔬菜店。她所出售的大部分蔬菜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水果，都由她父亲的园圃按低价提供，所以生意做得挺好，不必花什么心思，格雷夫也不会拆什么墙脚。
　　如果蔬菜商格雷夫没有那种孩子的爱好去发明什么机械装置的话，本来可以把这爿蔬菜水果店变成一个金矿的。因为它条件优越，设在市郊，没有各种竞争，那里孩子又那么多。可是，当计量局的官员第三次和第四次去那儿检查蔬菜秤，没收了砝码，禁止使用这台秤，还让格雷夫付了大笔小笔的罚款之后，一部分老主顾便不再登门，而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去采购。他们说，虽然格雷夫店里的东西质量总是一流的，价钱也不贵，可是，你瞧，检查员又上他那儿去了，这里面总有点鬼名堂吧！
　　不过，我是有把握的，格雷夫并没有行骗的打算。实际情况是，这位蔬菜商把那台大型土豆秤改装了一下，秤出的分量低于实际分量，反倒使他吃亏。所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在那台秤里装上了一个钟琴装置。它按照秤出的土豆的分量，分别奏出不同的小曲来。比如称二十磅土豆，顾客就能听到一段《阳光灿烂的萨勒河岸》，算作一种饶头；称五十磅土豆，就放出一段《至死忠诚无欺》；称一公担土豆便能诱使钟琴奏出《塔拉乌的小安娜》这首小曲天真迷人的旋律。
　　虽然我深知计量局不会喜欢这种用音乐开的玩笑，但奥斯卡本人倒能赏识蔬菜商的这种怪癖。莉娜·格雷夫也谅解她的丈夫的这些怪癖，因为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恰恰在于夫妻两人能够谅解对方的任何怪癖。所以，可以说，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这位蔬菜商从不动手打他的妻子，从不欺骗她并同别的女人厮混。他既不是酒鬼也不肆意挥霍，反倒是一个快活的、衣着整洁的人，不仅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在前来买土豆并听取一段音乐的顾客中间也是如此。这些顾客由于他生性好交游并乐于助人，因而十分喜爱他。
　　就这样，格雷夫抱着谅解的态度若无其事地眼看着他的莉娜变成了一个邋遢女人。她身上的气味一年比一年更加难闻。当那些同他有交情的人把莉娜叫做邋遢女人时，我看到他总是一笑了之。我有时还听到过他同马策拉特的谈话。马策拉特对格雷夫太太很反感，格雷夫则对着他那双尽管老同土豆打交道却保养得很好的手呵口气，接着又搓了握手，随后说：“阿尔弗雷德，你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她是有点邋遢，这个好莉娜。不过，你和我，我们就没有缺点吗？”当马策拉特仍旧坚持己见时，格雷夫便用坚决而友好的语气结束了这种讨论：“你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了解我的莉娜。”
　　他了解她，这是可能的。可是，她却不怎么了解他。她同邻居和顾客一样，把格雷夫同那些常来找他的男孩子和男青年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做是年轻人对一位虽属业余但全心全意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热情景仰。
　　格雷夫既激励不了我，也教育不了我。奥斯卡也不是他那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决心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库尔特——他现在大约十三岁了——就他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虽说他酷似玛丽亚，像我的地方不多，但是同马策拉特则毫无相像之处。
　　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是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由于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时当十二月中旬。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的情人的肚子越大，奥斯卡的仇恨越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仅仅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有朝一日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企图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那是在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在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常稳稳当当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摇摇晃晃地靠在柜台上。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奥斯卡在下面梯子腿旁边。我利用鼓棒作杠杆，借助我的肩膀和我的坚定决心，将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在纸蛇和小丑面具中间的玛丽亚失声惊呼，但声音微弱。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奥斯卡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拽着彩纸、香肠和面具摔倒在他的身边。
　　实际情况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必须卧床休息，别处都没受伤。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有告诉过马策拉特是谁使她扭伤了脚。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在预产期前大约三个星期，我才企图第二次给她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说出全部真情。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在孩子出世以前，咱们让他跟我妈去住吧！她那儿有空房间。”
　　马策拉特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事实是，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跟她所说的情形完全不同。
　　午休时，她躺在沙发榻上。马策拉特洗完午餐用的餐具以后，在店铺里装饰橱窗。起居室里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①。当他们让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讲话时，我才竖起耳朵去听。就我听懂的而言，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扭伤了脚，现在不得不卧床休养；同玛丽亚一模一样，她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也不得不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心平气和，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奥斯卡不再听下去：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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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1年5月底德军用伞兵袭击，从英军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岛。
　　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玛丽亚的肚子。她呼吸相当困难，两眼紧闭。我闷闷不乐地间或敲几下铁皮鼓。但是她没有动静，并且强迫我不得不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不错，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你现在应该最后下定决心了，奥斯卡，要不然，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继续盯着玛丽亚微微颤抖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右手，这右手准备有所动作，当玛丽亚用右手拧走奥斯卡握在手中的剪刀时，我也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我也许还举着掌中无物的空拳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下一个节目——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前，离开了我们的起居室，面对一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过于狭窄了。
　　两天以后，玛丽亚给我买了一面新的鼓，并把我带到三层楼上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那儿，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煎土豆味。起初，我睡在沙发上，因为奥斯卡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我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味。一个星期以后，老海兰德把我的小木床扛到了楼上。我同意把它放在那张床旁边，那张床曾经窝藏过我、玛丽亚以及我们共有的汽水粉。
　　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奥斯卡冷静了下来，或者说，变得无所谓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肚子，因为玛丽亚怕爬楼梯。我也不到底层的房间里去，不到店铺里去，不上街，甚至连公寓的院子也不去，由于食物供应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院子里又养起兔子来了。
　　奥斯卡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来的明信片。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象。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研究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开始擂鼓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弥赛特曲①，虽说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弥赛特曲。六月十二日（根据我的推算早了十四天），在双子宫这个时辰（并非如我所估算的在巨蟹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父亲受处在室女官的水星所主宰，这使他生性多疑，富于想象力；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身上的某些素质，被我的命宫里的天秤宫的金星所减弱，但在我的儿子身上，却被他的命宫里的白羊座所恶化；我将来会感受到他命里的火星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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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弥赛特曲，摹仿风笛音调的小曲。
　　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像老鼠那样吱吱喳喳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你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鹳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①。我已经想过了，只要不是个姑娘就好，要是个姑娘啊，往后会带来苦恼的！”我几乎没有中断击鼓来再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休想指望得到我的道贺。虽然今天不是星期日，但她打定主意要抹上点红颜色，便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用它搓着面颊，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楼去，到底层给那个所谓的父亲马策拉特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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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西方谚语“翔鹳临门”意指孩子出世。
　　方才已经讲过，时当六月。一个骗人的月份。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胜利①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②，可望得到更大的胜利。那儿，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心旷神怡。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待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已经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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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②指入侵苏联。
　　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①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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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之战。
　　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尝试。
　　洗礼以后，便是聚餐。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鱼汤。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吸饮起来。格雷夫翘起小拇指。格蕾欣·舍夫勒连喝带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含汤匙仍在说话。文岑特手发颤，寻找着杨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两位老太太，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头扎在汤匙里。奥斯卡呢，这么说吧，从汤匙里掉了出来。他溜了，而别人还在喝汤，他到卧室里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摇篮，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考虑，而那些端着匙子的人，虽然一匙匙地往肚里灌汤，头脑却被掏空了，思想越来越干瘪。
　　带轮子的摇篮上方笼罩着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睡着，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啊，父亲的骄傲，它始终在寻找伟大的字眼！眼望着婴儿，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有那简短的一句话：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再三再四地向他许下诺言，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面铁皮鼓，随后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又去同起居室里的成人们凑热闹。那边，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温柔得失常的面孔，以至于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别处。
　　蔬菜商格雷夫得到特殊供应。给他的是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萝卜，因为素食者不吃肉。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而是浇上热黄油享用，热黄油盛在一个还在咝咝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别人都喝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机灵，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又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下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谈腻了，舍夫勒便讲起戈滕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蔬菜商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为什么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他想让人一听就明白，便一边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摹仿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潜艇时，却碰翻了他的啤酒杯。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桌布明天反正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有油迹污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鲁钦斯基大娘拿来一块大抹布，擦掉那一大滩啤酒。她左手端着一个大水晶碗，里面盛的是杏仁屑巧克力布丁。
　　唉，巧克力布丁如果根本不加调味计或者加上别的调味汁该多好啊！可是偏偏加了香草调味汁。黄色的、默而稠的香草调味汁。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然而又极独特的香草调味汁。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因为她是一切香草味的发源地，而她却坐在马策拉特身边，手握着他的手，我再也不能看下去，再也忍不住了。
　　奥斯卡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正吃着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难闻气味，这股气味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
　　尽管我闻到一股酸味，但我仍然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向我袭来，缓慢地，既不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几乎是完整无损的罐头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昏厥了。我在昏厥中游泳，奥斯卡的昏厥扩展到莉娜·格雷夫的脚下——于是，我打定主意，从今以后我每天都要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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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前一章末尾说：“爱已经变成了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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