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失去母亲，无以取代。妈妈安葬后不久，我开始惦念我可怜的妈妈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了，再没有人带我去看护士英格的白护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识到妈妈死了：妈妈不再去忏悔了。
　　我于是失去了旧城、霍拉茨医生的诊所以及圣心教堂。我失去了对集会的兴趣。既然诱惑者的职业对于奥斯卡已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我怎能再去引诱橱窗前的行人上钩呢？曾经带我到市剧院去看圣诞童话剧，并且领我去看王冠或丛林马戏团表演的妈妈，如今不在了。我孤单单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准时去上课，垂头丧气地走过笔直的市郊大街，到小锤路去拜访格蕾欣·舍夫勒。她给我讲“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夜半太阳国旅行，而我则不为所动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较。这种比较没有止境，忽明忽暗，循环往复，于是我逃避到历史研究中去。《罗马之战》、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克勒的《船队年鉴》，我这些老一套的标准读物，给予我广博的半瓶醋知识。因此，我至今还能背得出所有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被击沉击伤的船只的装甲厚度、装备、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员限额的精确数字。
　　我快满十四岁了，喜欢孤独，经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侣，但我却难得敲两下，因为妈妈去世后，就没人及时给我供应铁皮鼓了。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还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呢？不管怎么说，我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往城里走去，到了离四季咖啡馆不远的地方，落叶纷飞，或者蓓蕾初绽，总而言之，大自然正在起变化；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这位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因而也就是路易十四的直系后裔。
　　我们已有三年未见面，但是，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认了出来。他并非了然一身，而是挽着一位美人儿，南方人，娇小可爱，大约比贝布拉矮两厘米，比我高三指。据贝布拉介绍，她叫罗丝维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梦游女。
　　贝布拉请我到四季咖啡馆喝穆哈。我们到水族馆①坐定下来，爱喝咖啡的女常客们就窃窃私语道：“瞧这些矮个儿，莉丝贝特，你瞧见了没有？是不是王冠马戏团的？可能的话，咱们也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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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放有养鱼缸可供观赏的咖啡座。
　　贝布拉朝我微笑，挤出了上干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皱纹。给我们端穆哈来的侍者，个子非常高大。罗丝维塔太太请他来一块小蛋糕时，就像抬头望一座塔楼似的望着这个穿燕尾服的侍者。
　　贝布拉打量着我说：“看来咱们这位毁玻璃能手怏怏不乐哩！出了什么毛病，我的朋友？是玻璃不听话了，还是声音不灵了？”
　　奥斯卡少年气盛，当即要小试锋芒，显一显他那远未衰退的技艺。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目光对准水族馆里金鱼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刚要唱，贝布拉连忙说：“行啦，我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是行的。别破坏，别让水泛滥，别弄死鱼！”
　　我难为情地道歉，尤其对罗丝维塔太太。她忐忑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着。
　　“我妈妈去世了，”我试图解释我的心境，“她本来不该死的。我怪她自己不好。人家常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看在眼里，都能体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会宽恕。这全都是母亲节的那套废话！我在她眼里，只是个侏儒罢了。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甩掉我这个侏儒。她之所以没能甩掉我，那是因为孩子，哪怕是个侏儒，都登记在她的身份证上的，所以没法随便甩掉。还因为我是她生的侏儒，因为她甩掉我就等于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问过自己，她和侏儒不能两全，于是就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么也不吃，只吃鱼，而且不吃新鲜鱼。她诀别了情人，现在，她长眠在布伦陶。无论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其实，大多数人把妈妈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过其实了，我的好友。您纯粹出于嫉炉才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不是因为您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才进了坟墓。所以，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您既爱虚荣又调皮捣蛋，这两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斜视了罗丝维塔太太一眼，又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长不起来，多难做到的事情啊！多艰巨的使命啊！”
　　罗丝维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梦游女，她的皮肤既光滑又多皱纹，我估计她只有十八岁，但是转瞬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并用阴沉的声音——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不仅打动了我，还使我周身麻木——说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①！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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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我一阵头晕。我抓住拉古娜的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低声耳语：“罗丝维塔会像您的妈妈一样，罗丝维塔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妈妈呀，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Ｘ光似的透视我，就突然胆怯地缩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难道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吓着了她吗？难道她已经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那不勒斯话低声说着，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画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随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极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讲一讲。可是，贝布拉尽管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讲的话：“您的天才，年轻的朋友，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这是我感到陌生的，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口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怎样的性格，那都无所谓。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参加贝布拉的魔术团吧！只要自己多少约束一点，纵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观众的。”
　　我当即明白了。曾经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贝布拉，自己也混到陆军里去了，尽管他继续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因此，当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绝了他的提议时，他丝毫也不觉得失望。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呼吸声，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还聊了一小时光景。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是一行题词——“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留下不少小费，我们起身离去。
　　他们两人一直陪我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并且——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①——把我在演讲台下那段鼓手生涯叙述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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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胁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贝布拉尴尬地微笑着，拉古娜则板着面孔。趁这位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我不行啦，亲爱的朋友，我怎能再当您的老师呢？哦，这种肮脏政治！”
　　随后，他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中间与我相遇时那样吻了我的前额，罗丝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老练了。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论时局怎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失去联系的。”
　　“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这样心灵就得到安宁，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仿佛这位太太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照样徒劳。撒旦，滚开——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登上一辆出租车，完全消失在里面时，我还在挥手；福特牌汽车是为大人们造的，所以，马达一响，汽车开走时，车里不见乘客，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想法说服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他不为所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那么，有谁完全支配了我妈妈呢？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妈妈去世后，最受苦的是奥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乱了姑且不说，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对于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赈①工作。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我坚持敲鼓，在原来是白漆的、现在敲薄了的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烹调书，我则用鼓哀诉。有时，马策拉特哭了，用烹调书挡住脸。扬·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谁也摸不准风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另加了一个男的，而且经常换人——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玩的话，也很晚才开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也许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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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冬赈，纳粹的一项慈善事业，名曰“向饥饿和寒冷开战”。德国人都得被迫为“冬赈”捐款捐物。
　　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妈妈会死的，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鼓和我相依为命。
　　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魆魆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
　　“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娃娃。关你什么屁事。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看样子都很规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
　　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伤愈合后，是允许我看的。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慢慢地脱下羊毛衫，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
　　脊背圆滚滚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播满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个脊背满是一道道的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①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并且一览无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一样敏感、一样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以及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叼来给我的那截无名指。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它，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②。因此，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逢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脊背上的伤疤时，我便敲着鼓，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逢我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由于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一种说法，我也能讲清楚的：当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宽背脊上那些隆起的伤疤时，它们就已经答应我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当时就答应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许愿以前，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可是，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是胎儿时，当奥斯卡根本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玩自己脐带的游戏，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自己的这件东西，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变幻莫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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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般指汽车库、仓房等附属建筑物。
　　②此情节要到第三篇“无名指”一章才交待。
　　今天，我已经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如今只还是偶尔充实的装备。为能再度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不得不跨进三十周岁。读者自会猜到，奥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如此，他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
　　在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强壮的、毋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除去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一处咬伤而外，再无别的伤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只能从背后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①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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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仓库岛，莫特劳河上一个岛，在但泽市区中央，因岛上有木结构大谷仓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
　　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
　　“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①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啰，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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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丁根即波兰的格丁尼亚。
　　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
　　“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
　　“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①、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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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国人习惯，总是带着雨伞，常遭报界嘲讽。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
　　“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
　　“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
　　“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
　　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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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思想者，教会用语，指不信教的人。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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