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时将自己的年度总结寄给朋友们。这些总结被称之为“年度咨文”。当然，这不是完整的总结，只不过是一些摘录而已。年度总结本身是归档的。既积年度咨文，其概念就很清楚：为回答朋友们的询问，他写上一封综合性的信，里面既谈到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也谈到身体如何。枯燥的年度总结在给朋友们的年度咨文中变了样。描绘过去一年中所有的倒霉事件、痛苦以及欢乐，都显得既愉快又严肃；
　　“……一月份得了一次好厉害的脑震荡，滑了一下，仰天摔倒，后脑勺猛地碰到了冰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失去记忆’。我并没有失去知觉，但当我站起身来时，已完全忘记我原本是想去探望一位熟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甚至想，还有好处。试举先例：据说总主教费拉列特·德罗兹陀夫在年轻时特别笨，当过牧童，但有一次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前额，从此之后，他才华横溢，成了总主教。不过，他是有名的反动派，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是被人击了一下前额，这就是说把他朝后推了一下。要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来那么一下（旧俄教育法），那就会被朝前推一下，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才华的由来。虽然由此悟出了敲后脑勺的理论和实践，但我还是决心放弃对自己采用这类措施。……”
　　但长达数页，附有种种表格的归档的总结到底又是为谁而写的呢？他是向谁汇报工作呢？如果只是为了分析过去一年的工作，那么未必非得写出所有读过的书名，所有收信人的姓名，所有听过的歌剧……譬如说，记下多少卷、多少页、多少小时等数字来说明，也就尽够了。从他的总结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向某人或向某个对象作汇报的意愿。他是在汇报。那么是向他自己汇报吗？这听起来自然很动听，但这缺乏现实意义，这儿更多的是艺术上和文学上的臆测，而不是切合实际生活的想法。什么叫向自己汇报？这需要一种双重心理，或近似喜剧性的心理：我向自己写了、汇报了，然后等待决定……
　　我想，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他之所以写汇报，乃出自分析上的必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珍贵，这种感觉是每个成熟的人都有的，在他则尤为突出、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珍惜每一寸光明，使他崇敬时间。
　　熟知他的人都发现了他这个特征。
　　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写道，“他一生的时间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拨给他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就是他的使命和他一生中的主要欢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节约时间，计算归他支配的每个小时和每一分钟。”
　　他是为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所谓的那个“拨给”他的时间作汇报，为了借给他的时间作汇报……可又是谁借给他的呢？这里涉及的已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对目标、对理智，以及对最复杂的生活问题的态度，这些问题，我既不打算探讨，也不打算触及。
　　只有一点我是明确的：他的时间统计法不是一个节俭的计划工作者的预算，把他的时间统计法比作想向时间作自我剖析更为恰当＿
　　艾伯特.施维采尔写到的那种对生活的崇敬，在柳比歇夫身上有着自己的特色，这是对时间的崇敬。他的时间统计法充满了对时间的崇高责任感，这里包含了对人、对全体人民和对历史的理解……
　　这样，由于他遵循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由于他从不把半个小时看成是少量的时间，他做了很多事。
　　他的头脑可以称之为一部组装得非常出色的机器，专门生产思想、理论和批评。这一部机器能生产问题。这部机器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运转，一丝不苟。这部机器被明确地计划用于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从一九一六年起，连续不断地运转，也就是一连运转了五十六年，不出一点毛病。不，已经搞清楚，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机器人，绝对不是：他感觉得到痛苦和悲伤，而且还会干出一些冒失的事来，给自己带来不快。所以在其它一切方面，他受一般人之常情的支配。
　　他自己说：
　　“根据我的观点，把人看作机器是一种迷信，几乎相当于作为拼凑星占表的依据那样的一种迷信。”
　　他举星占表为例并非出自偶然。当时都认为星宿预先就注定了人的命运。但柳比歇夫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柳比歇夫来说，预先安排好的不是命运，不是行动，不是心情，而是他的工作。至少，他的时间统计法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为了达到目的，一切都分配和计算停当。为此，他计划、计算，并按收入和支出两条渠道分别作好分配。这样，他当然要汇报，他要汇报已向目标前进了多少。
　　然而他的道路越走下去就越令人费解——他不时踅入岔道。无缘无故他忽然毫无计划起来，长时间分心旁骛，忘掉了自己主要的任务。不过，即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散漫的人：不管什么工作，一经开始，就干到底。可是要知道，这件工作本身就与他无关，完全不在原计划之内的。
　　一九五三年，好象是毫无来由，他忽然着手写《论李森科在生物学中的垄断》一文。一开始，这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建议，而结果却写成一部长达七百多页的著作。一九六九年，同样是突如其来地写了《科学史的教训》，还写了怀念父亲的回忆录；又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达达派研究》一文；忽然又无缘无故地大写其《评劳合乔治回忆录》；突然写了一篇关于堕胎的论文；马上又是一篇《论叔本华的格言》；紧接着是《论叙拉古战役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叙拉古到底同他有什么相干呢？有必要去写它吗？
　　虽说如此……我国著名的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们都去同他商榷，把学术报告摘要和书籍寄给他，请他提意见。他真象一个古希腊罗马史的行家。但对那些专家们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行家，还在于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他也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议论和自己的异端邪说。
　　就在那篇关于叙拉古的论文中他写道：
　　“我本来觉得，如果在这一场战役中雅典人得以取胜，那么他们在获得了领导权后，就可以联合所有的希腊人，成立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一刻不停地发展希腊文化，……这个观点我过去一直是无批判地接受的。雅典人似乎是历史上的一种奇迹——在一小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还划分为很多很多小的城国）居然能产生高度惊人的文化，这种文化：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几乎是第一次尝被实行民主制度……至今还引起我们的赞叹。出色的雅典人常年的对手是阴险和丘八作风的斯巴达国，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文化遗产……它极端狂妄自大，目光短浅。”
　　如同所有的人一样，他原来也认为真理在雅典人一边，由天才的阿尔基维亚德率领的雅典人理当胜利。但请你们注意下面这一句话：“……现在一系列的想法使我断然改变了自己对雅典人在世界史中的作用的观点。”接下来，他就顺序—一阐述自己的想法，并详尽地论证这些想法。
　　满可以认为他的专业是雅典文，或至少是古代史，某些新获得的资料使他重新考虑和审核，最后改变了自己对雅典作用的观点。难道能想到这是一个生物学家写的吗？反正问题不在学识渊博上。另外还有一点令人惊异：雅典在世界史上的作用问题竟如此使这位生物学家心神不宁！
　　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答，必须在书信和手稿中寻找答案。研究了他的总结，我才搞明白，原来在那段时间里他正准备写一本论文明兴衰的著作，因此去探索雅典的作用。所以这一切完全不是无所事事的学者在逢场作戏。而他之所以著书谈文明的兴衰，是因为他认为必须严厉批判英国最大的生物遗传学家罗纳德·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费歇妄图把社会学归结为生物学，从而证明生物遗传学是人类进步的主导因素，是文明兴衰的原因。
　　柳比歇夫有许多工作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很可能从中表现这些工作的必要性，发现这些工作同他的主要工作之间的联系。但确有东西来路不明，纯粹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为什么他要写关于玛尔法.鲍列茨卡娅的论文呢？又为什么他要去写关于伊凡雷帝的著作呢？当然也可以把这些工作说成是合理的和有根有据的。特别是用缺乏意志力来解释，那理由就更充足了。柳比歇夫显然不善于克制自己。他经常迷上同他完全无关的东西，纠缠到同他毫无直接关系的辩论中去。伦理学的各项公设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方面有的是哲学方面的专家；他又何苦去写五十多页的《评劳合乔治回忆录》——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不能允许的！只有无所事事的学究才会这么做……
　　有这么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医生，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好医生，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医生。对科学家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一个科学家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他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当想象力和灵感消失时，创造性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创造性的源泉也要求兼及旁骛。否则科学家就只剩下追求事实了。
　　……分心旁骛后来在他工作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地位。他自己也抱怨自己无法抗拒周围环境的诱惑，但我想他恐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迷恋。他不善于遵守自己思维方面的定量饮食制，在这一层意义上，他是一个垂涎珍馐美肴的老饕。每当他强有力的逻辑思维碰上什么具有无限诱惑力的东西时，他就无法控制自己。
　　可是这又如何同他的时间统计法相协调一致呢？无论如何无法协调。时间统计法成了他即兴演奏的乐器，用这乐器，他爱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
　　他如此精打细算地统计时间，可他把时间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他的友好对他这方面的责备越来越多。当柳比歇夫着手写关于生物学概况的巨著时，尤为尖锐地提出了“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
　　“……在您的信中，我觉得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您感到自己沉默不语是一种病，感到沉默不语实质上就是病因。这是男子汉的一种出色的美德……我看到，与我们女子比，男子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良知。他们如果不能针对科学或艺术说出良知要求他们说的话，他们往往会生病，甚至还会送命。”紧接着又说，“……但要知道您对科学还负有责任（更深一层的社会责任），它要求您在显微镜旁坐下来，写科学论文……，存在着两种职责：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某门科学某一分支的状况所负的责任。我不信，第二种职责就比第一种更为重要。是第一种职责在起决定性作用。正是第一种职责——发明、重大事件、发现——排除了第二种职责。”
　　友好们的意见归结到一点：科学家的工作应当去解决自己直接担负的任务。他们认为，学术批判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只起次要的作用，“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策略、政治，而不是学术争论。这些问题应当让党和政府去管。”
　　担心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是明智和有远见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曾不得不民研究所领导发生冲突，并被迫退职。后来他的正确性总算得到承认，又被召了回去。再过若干年，在那正义必然胜利，恶行照例受到惩罚的美好的将来，一切都好办，但眼前，人人都可以向他提出：瞧，结果怎么样，值得这么做吗？
　　尽管离开了研究所，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稿子写完。如果他去合乎逻辑地考虑一番，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犯不上为了这项工作引起这么些不愉快的事，犯不上为了它分散搞主要任务的精力……除非出自公民的良心。这倒可能。不过良心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似乎绝对不能同理智相容，不是吗？而且他的良心也由于自己撇下了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备受折磨。他老象是在诸事假，向自己心爱的工作请假。这是为了什么？为真理而斗争？可这并不是他的使命，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探求真相的，并不是探求真理的。真相更为重要……而真理更为需要……，到底他必须如此还是不必如此。到底他应当这样还是不应当这样。他的良心碎裂了。他感觉到这一痛苦的矛盾，感到了在介入争论和发表意见的职责与自己一生主要职责之间发生的剧烈争执。他明白，他撇下心爱的事业不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牺牲自己。实际上，他牺牲了自己的时光。他无法两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的一生是无休止争执的一生。内心的争执使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邪恶更加敏感、更加无法容忍。这无休止的争执培育了他的道德。当一个人意识到历史是由他，也是为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能胸怀全世界。能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民责任感。他对季米里雅泽夫能把一个科学家对纯科学的忠诚与对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如此崇敬，这决非偶然。胸怀全世界，这是从属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感觉。
　　在地仰慕的人中还有爱因斯坦、凯普勒、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就是说几乎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在列奥纳多身上柳比歇夫赞赏他不承认教条、不承认有什么权威。柳比歇夫还赞赏他从数学上去看待形形色色的现象。列奥纳多是相信宗教的，但柳比歇夫发现宗教并未使列奥纳多消极，一反而推动他去进行创造。列奥纳多的伦理思想如同马基雅维里在这方面的思想一样，丝毫没有使柳比歇夫感到不安：
　　“这种思想令人感到不道德仅仅是由于新的伦理令人感到不道德。事实上，这仍旧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崇高的伦理，用理智来解释道德。”
　　柳比歇夫通常对理智评价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却缺乏理智，不善于算计。他的自觉纪律还是生效的，不过在结账时，往往会发现他的花销是他绝对支付不起的。
　　天哪，对于嗜癖和精力分散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谁能说清楚“人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何知道人应当是怎么样的呢？要是做不到集中精力，又该怎么办呢？请回想一下牛顿精力分散的情况。牛顿认为《评先知达尼拉的书……》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创作。他花费了根多时间在神学的著作上，要说他白白浪费时间，那是再容易不过了。某些历史学家善意地为他遗憾。实际上，他的宗教观点同他的科学观点协调一致，甚至相互作用。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在他写的出色的牛顿传中指出了这一离奇的特点，而在他之后，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顿在解决万有引力定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有东西来填补宇宙空间。他就用上帝来填补了这空间。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释万有引力。对神学的研究似乎反而给他带来了好处——这正如凯普勒对占星术的迷信反而促使他创立了潮汐说的正确理论一样。
　　但愿你能知道，
　　诗句可从糟粕中寻找，
　　不需要害臊。
　　占易术吸引住了凯普勒，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碍着他了吗？什么是主要的，什么又是多余的？该由谁来对此作出判断？譬如，瓦格纳把自己的诗篇看得比自己的乐曲还重。如果他是正确的，写诗确实帮助他去作曲，因而他把诗篇看成是比一切都珍贵的东西……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分心旁骛对柳比歇夫有帮助……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九六五年，他忙于研究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他照了几十张、几百张花纹的相片，最终写成了《论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一文。
　　这一条小品文式的标题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虽然这是讥笑他再好不过的口实——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想从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中汲取学术思想啦！
　　从这众所周知的现象中还能搞出什么新名堂来呢？谁没有欣赏过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来的毛茸茸的灌木丛？哪个人都能发现这些图画同植物、蕨类、树叶和木本类植物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
　　问题在于这种花纹和人们对这种花纹的诧异己历时几百年，观察的次数不下于亿万次，因而不见得还能在这方面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美妙的冬日，有一个人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未这么观察过的角度来观察玻璃窗上的这些花纹。他并不是发现了相似，而是发现了相似的规律性。他至多只向前多迈了一步，从大家看过后满意地停下来的地方向前多迈了一步。相似的规律性，也就是自然体系中结构和协调的普遍规律，现在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了。柳比歇夫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写道，在这篇文章中，柳比歇夫提出了科学中两个新的部类：相似理论和“不占空间的对称式”的理论。玻璃窗上的花纹突然出人意外地补充了柳比歇夫所描绘的世界。为了描绘这个世界，他到处收集材料，从最普通和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收集材料，他终于获得了新的和更为深刻的理解——于是平凡的变成了不乎凡的。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最不起眼的东西可以成为发现的源泉。
　　索菲娅·科瓦列芙斯卡娅是从事陀螺——一种孩子的玩具——的研究的，她从新的角度解决了固体旋转的课题。凯普勒应酒商的要求开始计算酒桶的容量。他的著作《酒桶的新测体积学》包含了无限小分析的开端。坎托尔对三位一体进行反复思索，从而创造了自己杰出的论述——多数论。是否从纸牌游戏中产生了当代竞争角逐的理论呢？……
　　责备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友好们，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读他的“不相干”的著作。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正好是他分心去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往往出人意外、引人入胜。它们经常揭示某些东西。例如他对论阿蒙德森的那本书的评述或对施利色堡的囚徒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文集的评述，他关于维尔高尔《人或兽》这部长篇小说的思索，都莫不如此。他的专业性的著作我看不懂，我看得懂的正是这些一般性的著作。…或者是包含在他专业性著作中的那些一般性的东西。在他那些专业性著作中，通常有涉及历史和哲学之处。例如，你只要读一读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多数和单数》那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那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了关于其它星球上的生命的问题、发展理论的问题、天体生物学的问题、控制进化过程的规律的问题，阐述了恩格斯和列宁如何理解进化论……
　　谁能说得准，在柳比歇夫所写的著作中，能永世流传下来的是什么，是普及的哲学著作，还是学术研究著作？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一个问题，他按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失败还是胜利
　　你自己不应去注意。
　　不，应当注意……
　　允许诗人作的事，不一定允许科学家去作。决不允许他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他必须分辨结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工作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到底是失败还是胜利。柳比歇夫创造并不断修订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节约时间，都不是为了以后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入迷的事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破坏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时间统计法没有能控制住他，没有进行抵制。他的时间统计法象过去为他的长处服务一样，开始驯服地为他的弱点服务。
　　……但如果柳比歇夫从某时某刻起，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工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渴望对激动他的事物作出回答，这已成为他出自天性的要求。为什么他就应当强行克制自己？他想尽可能充分地把自己理性中的各个方面，把所有激动他的东西，体现在自己种类繁多的著作之中；有时他认为道德问题比学术问题更为重要，因而他不能撂在一旁不管。
　　是倒确实是这样，但又该将什么称之为散漫和精力不集中呢？
　　一个作家，当他创造的主人公开始违反逻辑去行动的时候，那他是会感到满意的。本来应当这么干的，但出于感情的支配，突然干出了连作家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事。主人公的行动完全不是出自周围环境的支配，但同时在人情上又是说得通的。在这种场合，虚构的人物接近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并以其身上的矛盾令人信服。
　　可是，同一个作家，一旦发现他所熟悉的人作出了一些他不太理解的行动，他一定会去探求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作家要描写这个人，或者描写某个历史人物，那他更要千方百计地去探索那个人的行为的起因和动机，并竭力把这些起因和动机阐述得十分准确和合乎情理，也就是想把所有的矛盾都消灭干净。
　　我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也正是这样。我非把他的行为阐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问题在于我头脑迟钝，知识不够渊博。
　　可能，我没有估计到他外向的气质；可能，他试图通过历史、哲学来表达那几年中我们都感兴趣的事物。这就是他对伊凡雷帝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的由来。
　　也许，柳比歇夫提出的生物学上的问题触及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论他从事什么——辩证法、历史、力学、哥白尼的学说、伽俐略的学说、柏拉图的哲学——处处他的观点总是不同于前人。他总是发现别人错了。不管他到哪里，哪里就有谬误——于是他不得不去对付这些谬误。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才能是一种折磨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了不起的。但与其说这是一种乐趣，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惩罚。
　　他不是去回避，而是同谬误去作斗争。谬误却象九头怪蛇的头那样不断长出来。而他则又必须不断地去斩掉这些头。他是赫利克勒斯，谁也不曾向他提出任务，谁也不去估量他的功绩。
　　那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这么做吗？这可是没有一点逻辑性。柳比歇夫的生活是按时间统计法安排的，时间统计法要求他干什么都要合乎逻辑，给他提供最合理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帮助他挑选最有利的方案。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谋士！但在一种情况下，时间统计法不起作用，那就是当柳比歇夫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动的时候。时间统计法在矛盾面前无能为力。对于逻辑性不强的事物，时间统计法可以用逻辑性强的事物来与之抗衡。现在根本没有逻辑性，于是一切都违背理性了。时间统计法提示柳比歇夫这么做，柳比歇夫却偏偏那么做，似乎存心挑选对自己最不利的、预先没有估计到的方案去做……
　　为什么？……我恍然大悟，根本没有必要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不合情理的，是愚蠢的。毋须再去探索。到底我总算明白了，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掘不动、挖不透的花岗岩层。
　　了解一个人——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之处。
　　我明白倒是明白了，就是解释不清楚。明白和理解可不是一回事。
　　然而这些矛盾并未削弱他的力量。他对生活、对自己、对科学所作的种种思考并未减少他的积极性。行动的渴望在增长。思维在督促着他。他不怕别人向他询问：他那不知疲倦的写作和他那精力充沛的活动，其意义何在。有一点他知道得非常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别人说起过：谁同现实妥协，谁就是对未来没有信心。
　　话又说回来，这一点也并非总能帮他的忙。他根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不相干的事都不去思索，仅仅从事自己主要的、唯一的老营生。他很想向现实妥协，不去关心现实。可是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他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灵出现了裂纹。这是很折磨人的。更使他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还是在违背自己的职责。他是在牺牲自己呢，还是在逃避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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