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下的都是完成的！哦，幸运儿啊，
　　离开人世，却留已竟姻缘一段
　　替他们作无声的应答——
　　韶华流逝，生活并非纷乱杂沓。
　　——诺顿夫人①《加拉夫人》
　　　　英国多数上层或中产阶级的家宅下都有自己的粪池……
　　——诺颖斯顿·怕克
　　《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人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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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诺顿夫人是英国著名剧作家理查德·谢立丹（1751——1856）的孙女，其生平不详。关于她的情况，可参阅本书第十六章对她的评论。
　　波尔蒂尼夫人的府邸座落在莱姆里吉斯后面陡峭的山坡上，那儿视野宽阔，可以俯视远近的景物。那是摄政时期①建造的一所楼房，是波尔蒂尼夫人社会地位的鲜明写照。楼房的底层是厨房。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厨房的设备、卫生等条件之差，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固然，在一八六七年，住在那幢楼房里的仆人可能非常清楚谁是他们生活中的暴君，但照我们今天看来，真正的恶魔必定是那宽大的厨房。厨房里光线昏暗，有三只炉子每天需要加煤封炉两次，捅旺两次。而且，要想有条有理地把这幢楼房里的家务搞好，就离不开炉子，所以炉子是万万不能熄灭的。不管是在酷暑盛夏的日子里，还是在刮着西南风的时候，那个恶魔总是吐着滚滚浓烟——那贪得无厌的炉膛总得喂饱啊。还有那墙壁的颜色！四堵墙壁哭叫着要淡颜色，要白色，可是它们反而变成了墨绿色——那种颜色里含有大量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好在仆人们对此一窍不通（说句良心话，楼上的那个暴君也不懂）。厨房间里非常潮湿，恶魔又吐出了那么多烟雾和油垢，不过这可能倒是件好事，至少那些致命的灰尘就不能飞起，难以逞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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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国史上自1811年至1820年期间。当时，英王乔治三世重病，由其子威尔士亲灭摄政。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由摄政王继承王位，即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后世把这个时期的建筑和装饰称为“摄政时期风格”。
　　在这块阴森森的领地上，当头目的是一位叫弗尔利夫人的女人，她是波尔蒂尼夫人的女陪伴。她身材瘦小，总是穿一身黑衣服。穿黑的原因与其说是守寡，不如说是习惯。她满脸阴郁，究其原因可能是她已看到无数可怜虫穿过她的厨房扬长而去了。男管家、男仆、园丁、马夫、上房侍女、打杂侍女——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波尔蒂尼夫人那么多的规矩，只得逃之夭夭。逃跑固然是一种丢人、懦弱的行为；可是，人家规定你每天六点起身，从六点半干到中午十一点，再从十一点半干到下午四点半，接着又从五点干到夜里十点，而且每天如此，这样，一个星期就得干一百多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顾得了什么脸面和勇气？
　　据传，倒数第五个逃跑的男管家曾将仆人们的心情概括地对波尔蒂尼夫人说过：“太太，今天我宁肯呆在我那穷透了的家里，忍饥挨饿地过一辈子，也不想多在这儿呆一个星期了。”有些人很怀疑，谁能胆大包天，竟敢对那位令人敬畏的女人说这种话？但不管怎样，当那位男管家背着铺盖卷从楼上走下来，并声称他确实说过那话时，其他仆人们听了后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是不难猜测的。
　　至于那个声名狼藉的弗尔利夫人何以能长久地受得住女主人的折磨，这在当地是一团谜。最可能的是，倘若老天有眼，她自己本来也可能成为波尔蒂尼夫人的。她的妒嫉心使她留了下来。再说，这所楼房里常常降临的灾难也使她高兴，满足了她的阴暗心理。总而言之，这两个女人都是后来虐待狂的老祖宗。相互容忍对彼此都有利。
　　波尔蒂尼夫人有两件恨事，或者说一件恨事的两个方面。一是恨脏——当然她有时对厨房间还是能高抬贵手的，因为那是仆人们住的地方；二是恨伤风败俗。在这两方面，哪怕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也别想逃过她那鹰一般的眼睛。
　　她象一只硕大的秃鹫，在无限的闲暇中无休无止地盘旋着。对于第一件事，在人们的五种感官之外她又贡献了第六种感官。她能准确地发现灰尘、指印、污斑、怪味道、破布烂条以及浆洗不周的麻布等。在她家里，任何形式的不洁都在她痛恨之列。她可以毫不手软地解雇不洁的仆人。园丁进屋时手上有点土，厨子衣服上有点酒斑，侍女床下有点乱毛线头，一经发现，他们就得立即卷铺盖。
　　最可恶的是，除了在家里逞威风以外，她还在外面为所欲为。要是什么人礼拜天没有去参加早祷或晚祷，凡让她发现，她必得痛斥人家是极端的道德堕落。她勉强每月给女佣们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有时侍女难得利用这点时间同小伙子外出走走，倘若她发现，这个侍女就要大祸临头；倘若堕入情网的那个小伙子竟敢偷偷地来莫尔伯勒府邸与那个侍女幽会，那么大祸也必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府邸内的花园实在是一个人为的大陷阱。这个陷阱非常人道——此处所谓人道，是说这个陷阱象大张着的嘴巴，但没有牙齿——然而，其力量之大，足以咬断一个人的大腿。波尔蒂尼夫人特别宠爱帮她设陷阱的那些残酷的仆人。这些人，她无论如何是不会解雇的。
　　若非生不逢时，这位太太准能在盖世太保那儿充当个角色。她有一套审讯的特殊本领，可以在五分钟内使最坚定的姑娘泪流满面。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极度傲慢性格的缩影。她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她那完美无缺的一贯正确。她统治别人的唯一宗旨是：要对那些粗野的群氓痛加谴责，毫不留情。
　　不过，在她自己的阶层，在她的一个小圈子之中，她却是赫赫有名的慈善家。倘若你怀疑她的乐善好施，你的对手必定会摆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尊贵善良的波尔蒂尼夫人不是收留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吗？当然我几乎用不着说明，当时这位尊贵、善良的太太只听说过这个比较文明的绰号；比“法国中尉的女人”更加低下的绰号还有，只是她还没有听说过。
　　那件颇为轰动的事件发生在一八六六年春，正是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时间背景的前一年。那件事与波尔蒂尼夫人生活中的一大秘密有关。实际上，那是一种不足挂齿的秘密：她深信存在着地狱。
　　当时莱姆镇的牧师在神学方面还比较开通。不过，对自己的收入来自何方，这位牧师也是心中有数的。莱姆镇的教堂不大，会众也不多，他在那儿供职混得还不错。他布道时颇有窍门儿，热情奔放，侃侃而谈。他使自己的教堂没有十字架、神像和装饰物，总之，没有天主教弊端的任何迹象。每逢波尔蒂尼夫人对他大讲自己对来生的看法时，他总是随声附和，不加争辩，因为他心里明白，手头拮据的牧师是不能与富裕的施主争辩的。波尔蒂尼夫人在金钱方面是有求必应，其大方程度跟她对家中十三个佣人的吝啬程度差不多。前一年冬天（就是第四次大霍乱袭击维多利亚英国的那一年），波尔蒂尼夫人偶染微恙，牧师便不断前去问候，其殷勤程度跟医生差不多。医生一再向她保证，她只是有点肠胃不适，决非是可怕的霍乱。
　　波尔蒂尼夫人并不是糊涂虫，相反，她处理实际问题时极为精明。正象她的舒适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实际问题一样，来生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实际问题。她在卧室里躺着，一个可怕的数学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使她不得安宁：上帝是怎样计算施舍的呢？是根据一个人已经拿出的量计算呢，还是根据一个人按能力应当拿出的量计算呢？已经拿出了多少和应当拿出多少，她比牧师清楚得多。她已经给了教堂一笔可观的数目，但要进入天堂非得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不可，而她知道，那数目还差得多。当然她已经修改了遗嘱，保证所缺份额待她死后可以全部补齐。叫人不放心的是，万一读遗嘱时上帝不在场，听不到“全部补齐”这句话，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在她生病期间，弗尔利夫人给她读《圣经》读的恰巧就是“寡妇的硬币”①那一节比喻，波尔蒂尼夫人总觉得，那个比喻对她太不公平。这件事深深地埋在她的心里，比她肠子里的大肠肝菌钻得还要深。有一天她的身体好了些，牧师面带忧色地前来看她，她便利用这一机会，仔细审查起自己的良心来。开初，牧师打算帮她解脱她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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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寡妇的硬币”见《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讲一个寡妇捐献了两枚硬币，但她已尽了最大的力量。这一比喻是对波尔蒂尼夫人的尖刻讽刺。
　　“尊贵的太太，您这样想是危险的。造物主全知全能，眼明心亮，咱们不能怀疑他的怜悯——或公正。”
　　“话是这么说，要是主问我我的良心是否清白，我怎么回答？”
　　牧师笑了。“您应当说，您的良心是混沌的。上帝怜悯众生，宽大无边，定会——”
　　“别忙，要是他不宽大呢？”
　　“尊敬的太太，要是您这样说话，我就只好说您的不是了。
　　对他的怜悯，我们不能有丝毫怀疑。”
　　两人都沉默了。在波尔蒂尼夫人眼中，牧师好象是两个人似的。一个是地位低于她的下等人，吃喝要靠她，教堂各种活动的大部分费用要靠她，向穷人发放救济品也要靠她；另一个是上帝的代表，在他面前，她必须在心灵上向他屈膝。这样，她对牧师的态度往往是别别扭扭，前后矛盾，忽而居高临下，忽而屈尊奉迎。有时她会挖空心思想出句话来，使这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可怜的弗德里克要是不死该多好，他一定会给我出主意。”
　　“那是自然的。不过，他的主意肯定跟我的差不多，您尽管放心好了。我知道他是位基督教徒。我说的话是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
　　“他的死对我是个警告，也是个惩罚。”
　　牧师严厉地瞪了她一眼。“当心，亲爱的夫人，当心，对造物主的决断是不可妄加议论的。”
　　波尔蒂尼夫人改变了话题。对于她丈夫的早死，世界上哪一个牧师也没法向她解释清楚。这件事只有她和上帝知道。此事象一块黑色蛋白石一样，是一团谜。它有时闪闪发光，象是发出严肃的警告，有时又象是已付出的一笔赎罪款项，来清算她可能犯下的罪孽。
　　“我只是施舍，但还没有做好事。”
　　“施舍本身就是大好事呀。”
　　“我还不如科顿太太。”
　　这种突然的谦恭并没有使牧师感到惊奇。他从以前的材料中早就知道，波尔蒂尼夫人本人也深知自己在虔诚比赛中远远落后于科顿太太。科顿太太住在离莱姆镇几英里远的地方，平生以狂热的施舍名闻遐迩。她常常访贫问苦，是一个传教士协会的主持人，还创办了一所失身妇女之家。不过那个妓女收容所的教诲手段极为严厉，结果那些受益者一有机会便逃回那罪恶的深渊中去。当然，这一点波尔蒂尼夫人并不知道，正如她不知道比“悲剧人物”更下流的绰号一样。
　　牧师干咳了一声。“科顿太太是我们大家的榜样。”这句话简直是火上浇油——也可能有弦外之音。
　　“我也要去访问穷人。”
　　“那太好了。”
　　“只是那种访问总叫人丧气。”这一回，牧师没有帮腔。波尔蒂尼夫人接着说：“我知道这种想法是罪孽。”
　　“快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是的，是罪孽。”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牧师在想着一个小时后的晚饭，波尔蒂尼夫人在想着自己的罪孽。过了一会儿，她想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折衷方案，用异乎寻常的、怯生生的口吻说：“您是否知道有什么女人，比方说某个好人陷入逆境……”
　　“我不大清楚您的意思。”
　　“我想找个陪伴，如今我写起字来感到挺费劲，再说弗尔利太太《圣经》读得也不好。要是有合适的人，帮我抄写和读经，我愿意叫她到我家来。”
　　“好吧，既然您有意，我就给您打听一下。”
　　波尔蒂尼夫人觉得她这一次是做善事，真正投入了基督的怀抱，不过她又觉得过于匆忙，于是便稍许退了一步，说：“在道德品质上，她必须是无可挑剔的。我不能不为我的仆人们着想。”
　　“当然，当然，尊贵的夫人。”牧师说着，站起身来。
　　“另外，她最好没有亲戚。亲戚有时怪麻烦的。”
　　“请放心，我给您找的人，保您中意。”
　　他握了握波尔蒂尼夫人的手，然后向门口走去。
　　“还有，福赛思先生，找的人可别太年轻了。”
　　他鞠了一躬，出了房间。刚走到一层楼楼梯的一半，他突然想到“法国中尉的女人”，便停住脚步。这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在思考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念头呢？是一种与恶作剧不无关系的情绪？或是他在波尔蒂尼夫人面前长期虚伪（至少是不够坦率）的结果？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一阵冲动使他转回身来，走回客厅，站在门口。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合格的人，她叫莎拉·伍德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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