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灿烂，各放异彩。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同年四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 ·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忆菲氏时写道：“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澜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镣乱，神魂颠倒。菲氏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们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直到今天，《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美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我对菲茨杰拉德毫无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却有一段阴差阳错的“因缘”。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从美国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或是借书看。十二月间，全国高等学府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检讨。轮到我上场那天，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一手举起一本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摈。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沛流离”，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文革”中，全家下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盖茨比》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后来，雨过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盖茨比》译为中文。简直不可思议！“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会偏偏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思前想后，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年以后，我用英文以回忆录形式写了一本纪实体小说，自然把《盖茨比》这段公案写了进去。书于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纽约舞台和好莱坞银幕上活跃过的女明星，她在信中特别提到这个情节，接着写道：
　　我认识他。三十年代期间，我是个演员，住在好莱坞一家名叫“真主花园”的旅馆，许多来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员住在那儿。司各持·菲茨杰拉德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仅见。他那悲惨的处境刻画在他脸上，流露在他声音里。我是在餐厅里结识他的。那天我一个人正在埋头看雷格蒙的小说《农民》，有个人在我肩旁弯下身子说：“你干吗要看那本波兰式的《乱世佳人》？”我回答说：“因为是我的朋友纳特·福柏推荐的，我也非常爱看。”他听了嗤地一笑，又摇摇头，仿佛我无可救药了。我问他：“那你推荐什么呢？”他说：“唤，最优秀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的任何东西。”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盖茨比》的作者又一次显灵！可惜“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并没到此为止。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有一座圣玛利天主堂，离我们在维州的住处不远。这座小教堂建于一八一七年，建筑古朴庄严。每逢主日，一位中国神父在那里为华人教友做弥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里望主日弥撒。我送妻子进堂以后，独自出来在阳光下漫步，心旷神怡。不知不觉间，逛入了教堂边上的墓园，心里默诵起英国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又感到无端的惆怅，神思恍惚。突如其来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块墓碑前面冒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谁？”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气。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指着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低头一看，毫无雕饰的石碑上刻着：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菲茨杰拉德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其妻
　　　　　　　　　　　　姗尔达·赛尔
　　　　　　　　　　　　　　一九００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四十四年前，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和我一道蒙冤受难。今天，我无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万里他乡邂逅他的阴灵。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菲氏家族的几座墓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这里既没有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墓地的庄严肃穆，也没有米兰大墓园的瑰丽堂皇。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扌不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园几步之外就是一条大路，日日夜夜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万万千千的匆匆过客中有几人曾在这里“解鞍少驻初程”，低回凭吊一下这位“美国梦”的化身和爵士时代的史诗大师？也罢，永远摆脱了名缰利锁，超越了生与死的磨难，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将以他不朽的诗篇彪炳千秋。
　　时已正午，弥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踯躅，远远地喊道：“你不怕中暑吗？”我指着墓碑说：“又碰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诧异，走到墓碑眼前一看，笑着说：“这大概可说是阴魂不散吧。我望了一台弥撒，你竟然就有一次‘幽会’。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咱们带一束鲜花，来安慰他的英灵吧。”我又指着墓碑前地面上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她轻轻地念道：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今天中秋，我去多伦多探亲，误了在他百年诞辰去扫墓，怅然若有所失。也是天意莫测吧，正在这时，感谢译林出版社决定重印旧译，就算作献给这位英灵长在的奇才一个小小的花环吧。
　　　　　　　　　　　　　　　　　　　　　　　 巫宁坤
　　　　　　　　　　　　　　　　　　一九九六年秋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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