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１９０１一１９５６）是苏联优秀的革命作家。他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作家、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文艺工作的组织者，长期领导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他的重要著作除《毁灭》、《青年近卫军》以及没有写完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还有收在《三十年间》里的大量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著作、报告、演说和读书札记。
　　《毁灭》是苏联革命文学中最优秀作品之一，写于１９２５一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７年出版后，立刻引起苏联文学界普遍的注意。当时的《真理报》评论道：“这部描写西伯利亚游击队的溃灭的小说，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阵线上的胜利”。高尔基认为作者“非常有才华地提供了国内战争的广阔的、真实的画面”①。不但在苏联国内，就是在全世界，《毁灭》也起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早在一九三０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鲁迅先生就把《毁灭》翻译过来，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更紧要的是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这样战斗的作品。②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对《毁灭》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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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五三页。
　　②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十四页）。
　　在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开始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联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同时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也是苏联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因此，国内战争的题材就成为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最重要题材之一。
　　《毁灭》描述的就是国内战争时期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的命运：莱奋生的部队受到日本干涉军和白军的追击，一面奋不顾身地战斗，一面突破敌人的包围，虽然损失了许多战士，但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然而不能说，《毁灭》只是表现滨海地区一个特定游击队的战斗历程，莱奋生的游击队的狭小世界是巨大历史规模的真实画面的缩影，里面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革命的基本社会力量：起领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运动基本力量的工人、各阶层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作者根据这个材料，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重大的问题，表现了深刻的、重要的思想。
　　作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扼要地阐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一切敌对的都彼革命扫除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来的，都要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群众里生长起来的，都要在这个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和发展。人的最巨大的改造正在进行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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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三十年问》第九０八页。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巨大的改造过程。法捷耶夫在这次革命中看到”了“人的最巨大的改造”。在《毁灭》里，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描绘战争，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表现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精神变化的过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他们的受锻炼和成长。因此，性格形成的过程就成了情节发展的基础。小说的整个结构都服从于逐渐地、深入地描写性格的任务。
　　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必须有它自己新的英雄人物。在二十年代，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任务，非常尖锐地摆在苏联作家的面前。法捷耶夫认为：“应该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先进分子中”去寻找“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现在最有意义的事是表现我们革命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②。《毁灭》所以产生全世界的影响，因为它的主人公是崭新的英雄人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工人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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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法捷耶夫：《我们处在什么阶段》，见《在文学岗哨上》，一九二七年，第十一、十二期。
　　游击队队长莱奋生是书中的中心人物。他的形象体现了共产党人在人的改造和游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通过对莫罗兹卡偷瓜事件的处理，来培养游击队员们的纪律性，让他们懂得，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同时也向农民强调指出，游击队不同于到处抢劫的白匪。莱奋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在他身上始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自从他接至（命令叫他设法“保全战斗单位，作为将来的核心”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要使它实现，尽管他清楚地估计到前面将有示）利，的困难。在渡过沼泽地的事件里，菜奋生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力和组织才能。在队伍陷入沼泽地的万分危急的关头，手持火把在人群中出现的莱奋生仿佛是力量和智慧的化身。他立刻把张皇失措的人们组织起来，奇迹般地用树枝在沼泽地里铺出一条路，终于把队伍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救了出来。
　　最后，游击队只剩十九个人。莱奋生觉得只有他们是他最亲近的人，他时多（没有忘记自己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他虽然因为丧失了亲爱的助手和同志们而伤心落泪，但当他远远地看到打麦场上的人们，就感到应该很诀地使他们变成自己人，也就是变成革命的参加者，因为，革命的源泉，党的力量，就在于和群众的联系。在这利种同人民的联系中，就存在着革命必然胜利的保证。
　　莱奋生在书中出现时虽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莱奋生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布尔什维克的艰苦漫长的道路。象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那美丽的小鸟”抱过幻想。是严峻的现实和无数次的失望，才使他丢掉幻想，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使他不但学会了正视现实，“照现状来看一切”，而且要从现实出发，“以改变现状。促使正在诞生和应有的事日到来。”
　　莱奋生的形象，是苏联文学中最成功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之一。法捷耶夫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方面打破了二十年代把共产党员都写成穿着皮夹克的巴巴的人物的公式，跨出了新的一步，非常深刻而丰富地显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从而使共产党员的形象显得更为生动、更为饱满。
　　为了充分地、生动地、具体地显示社会主义革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造中的巨大作用，表现新的思想意识、新的道德品质在革命斗争中的形成，法捷耶夫选择了来自人民底层的莫罗兹卡作为自己描绘的对象。在所有的人物中，作者唯独对莫罗兹卡的身世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的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莫罗兹卡身上背着那么沉重的、从旧世界继承得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意识的包袱。
　　莫罗兹卡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的落后的矿工。革命前他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并不寻找新的道路。他来参加革命也是出于自发，凭着他的矿工的阶级本能。他身上有着许多缺点：他不守纪律、偷东西、爱胡闹、酗酒。他参加革命斗争是他的旧思想旧习惯得到改造、新的性格逐步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困难、曲折和痛苦的。他因为偷瓜在大会上受到的严厉的批评，使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在渡口，他克服了要“吓唬人”的愿望，很好地整顿了秩序。这使他突然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责任重大的重要人物。这是他摧毁自己身上的旧习惯的开始，是新思想意识的萌芽。他开始觉得“自己毕生都在力求走上莱奋生等人所走的那条在他看来是笔直的、明确的、正当的道路，但是总有人在执拗地阻挠他”，他把一切失败归咎于别人，“他绝没有想到，这个敌人就在自己心里”，而且这个敌人是顽强的。莫罗兹卡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都要付出巨大的痛苦的代价。他力求走上的那条道路也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笔直平坦。在前进的道路上常有反复。可是到了最后侦察的时候，在面对着敌人的生死攸关时刻，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向同志们报警。为了救同志，他毫不踌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平时在莫罗兹卡的思想意识中发生的仿佛是最小的、然而是最典型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觉察地积累起来，在最紧要的关头来了一个质变。莫罗兹卡逐渐战胜“自己心里”的敌人的过程，就是他性格形成的过程。
　　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也是重要题材之一。在《毁灭》里，法捷耶夫在塑造与工农结合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莱奋生的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反面人物，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终于堕落成为革命叛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的形象。
　　密契克是怀着浪漫主义的幻想来参加游击队的。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斗争不过是一个可以满足他的渴望丰功伟绩的虚荣心的场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使他看到的首先是来自人民大众的游击队员的粗野和其他缺点，而不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本质。他发现现实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他的热情就一落千丈。
　　密契克虽然置身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但是他的心所向往的却是安逸舒适的环境和生活。贪图安逸舒适、怕艰苦、怕火热的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把自己看得重于一切、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的严重的个人主义，这就是阻挠密契克走上革命道路的绊脚石。
　　密契克最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不惜断送了在炮火中搭救了他的莫罗兹卡和其他一些同志。犯下这样可耻的罪行之后，密契克还打算扮演一个受难英雄的角色，要自杀。这时候，他那丑恶的真面目更是暴露无遗了。他不但平时在人们面前要用冠冕堂皇的话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掩饰起来，甚至到了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虽然明白了自己逃跑的可耻含义，还要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我做出了什么事啊，我怎能做出这种求来，凭我这样一个诚实的、对任何人都不存坏心的好人。”他痛苦，并不是因为这种可耻的叛实行为使他受到良心的通责，而是因为这种行为给他自己认为的那种所谓“纯洁无暇”的人格留下了洗不掉的丑恶的污点使他感到懊丧。但是，转眼之间，连这一点痛苦也被可以回到城里去而引起的喜悦所掩盖”。这赤裸课地表现出密契克最爱的还是他自己，包括他的那卑鄙丑恶的行为。对他说来，最主要的是只要保住这条性命，活下去。这时，他把革命的假面具干脆扔掉了。
　　密契克走上背叛的道路是合乎他发展的逻辑的。法捷耶夫就这样一步深入一步地剖析了这个懦夫与叛徒的卑鄙丑恶的灵魂，以无悄的直率揭示了密契克从个人主义者到叛徒的演变。
　　密契克这个形象，既具有独立的意义，也是用来同莱奋生和莫罗兹卡相对照的。
　　密契克和莱奋生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清楚地看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是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抛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同人民结合呢，还是成为自己阶级偏见的牺牲品。
　　莫罗兹卡和密契克是两个对立的形象。莫罗兹卡会偷东西、会酗酒、会撒谎；而密契克却是温文有礼，“洁身自好”的。如果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看，密契克要比莫罗兹卡高尚得多。但是革命的考验却证明，在斗争决定性的时刻，“不道德的”莫罗兹卡用生命的代价救了同志们，而“高尚”的密契克却出卖了那样信任他的同志们。对比之下，谁是高尚，谁是卑下，就一清二楚了。法捷耶夫用这两个形象的对比表现他的主题思想之一：“抽象的、‘全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是没有的”，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程度，才是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如果一切行为和行动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都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那就是道德的。凡是破坏革命的利益、破坏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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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三十年问》，第九０八页。
　　除了上述的三个人物，作者还描绘了工人和农民的形象。杜鲍夫的矿工排体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这个排是莱奋生的游击队的核心。在平时，这个排的严格的纪律和库勃拉克的农民排的自由散漫成为鲜明的对照；在战斗中，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杜鲍夫的排总在那里。在矿工排的成员之一，爆破手冈恰连柯身上，凝聚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勤劳、机智、勇敢，但是从不炫韶自己。是他，用地雷炸掉敌人的军用列车，是他，邦助莫罗兹卡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他，让全体游击队员通过树枝铺成的道路渡过泥沼、在敌人就要赶到的最后一霎把路炸掉。莱奋生的十九岁的助手巴克拉诺夫是革命的年青一代，是在同旧世界的英勇战斗中诞生的新人。巴克拉诺夫身上充满了青春活力，他天真、稚气、勇敢。他对莱奋生崇拜到甚至模仿他的外表举动的地步。但是到故事结尾时，巴克拉诺夫已经成长，莱奋生就是得到他的启发而率领队伍冲出敌人包围的。作者还用浪漫主义的色采描绘了过去的牧人美杰里察的英勇形象。他有着莱奋生“所缺乏的、与众不同的、矫健的体格和一股象不竭的泉流迸射出来的、粗旷的生命力”。他在侦察中落到敌人手里以后，始终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对敌人显示出无比的仇恨和蔑视，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甘心束手待毙，而是赤手空拳地从台阶上跳下去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莱奋生的游击队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丧失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全队只剩下十九个人，但读完全书，给我们留下的并不是不可挽回的毁灭的凄凄、令人沮丧的印象，而是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莱奋生的这个战斗单位象“星星之火”彼保存下来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将生的部队的核心。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莫罗兹卡虽然牺牲，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莫罗兹卡来继续他们朱竟的事业。莱奋生的部队在遭受了暂时的失败、走出森林之后，在他们眼前呈现的一片无限美好的风光，象征着革命的光明远景。打麦场上的人们将是革命的新的主力军。
　　法捷耶夫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的作家，《毁灭》一书出版后，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一年，他曾多次作了相当重要的修改。最初《毁灭》分为三部，后来并为一部，井将《农民》和《矿工》合并为一章，还作了二百多处个别的修改。修改的结果使美杰里察、密契克和其他一些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更为深刻。这个译本系根据一九五九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法捷耶文集》第一卷原文译出。
　　　　　　　　　　　　　　　　　　　　　　　　一九七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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