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了福勒上校在贝萨尼山的住处，按响了门铃。
　　福勒夫人给我们开了门。她看上去不像那天早晨时那么悲痛了。她引我们进了客厅，问我们要咖啡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谢绝了。她坐进沙发里，我们也坐到低背安乐椅里。
　　我和辛西娅已经商量好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决定由辛西娅先来问。她同福勒夫人聊起生活、军队和哈德雷堡的事等等，等福勒夫人放松下来后，辛西娅才对她说：“请相信我们只是想看到公正的裁决。我们来这儿不是想毁坏别人的名誉，而是在寻找杀人犯。同时我们在这儿也是为了确保无罪的人们不会遭到错误的指控。”
　　福勒夫人点了点头。
　　辛西娅继续说：“你知道安·坎贝尔同这个基地里的许多男人有过性关系。首先我想向你保证在我们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中，你丈夫同安·坎贝尔没有任何牵连。”
　　福勒夫人点了点头，我觉得她比原来振作多了。辛西娅说：“我们了解福勒上校作为将军的副官和朋友的特殊地位。我们非常感谢你丈夫的坦诚和他愿意让我们同你谈话的合作态度。我想他一定告诉过你，要像他那样坦诚地对我们，我们也会坦诚地待你。”福勒夫人勉强点了点头。
　　辛西娅没有直接提问，而说了些众所周知的事并表示了同情和关切。对没接到传票的非军事人员你就得这么做。辛西娅目前干得比由我来干要出色得多。
　　时机到了，辛西娅开始问她：“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家吗？”
　　“在。”
　　“你丈夫大约晚上10点从军官俱乐部回了家。”
　　“对。”
　　“早晨2点45到3点之间，或者说3点左右，你们被门铃声吵醒了。”
　　福勒夫人没回答。
　　“你丈夫走到楼下去开门，然后回到卧室告诉你是将军按的门铃，并且说有急事得出去。你丈夫穿好了衣服，也让你穿好衣服。对吗？”
　　依然没回答。
　　辛西娅说：“你跟他一起去了。”接着又补了一句，“你一定是穿了一双7号的鞋。”
　　福勒夫人说：“对，我们穿好衣服一起出去了。”
　　霎时，大家都沉默了。然后，辛西娅说：“你们出去了，那么将军仍呆在你们家里吗？”
　　“对。”
　　“他夫人同他在一起吗？”
　　“不，她没来。”
　　“那么将军留了下来，你和你丈夫一起去了第6步枪射击场，对吗？”
　　“对。我丈夫说将军告诉他安·坎贝尔赤身裸体，就让我拿了一件衣服。他还说安被捆着，所以拿了一把刀子让我去割断她手、脚上拴的绳子。”
　　“好吧，你们开车行驶在前往步枪射击场的路上，在还剩最后一英里路时，你们关了车灯。”
　　“对，我丈夫不想让哨兵看见，他说这条路的前方有一个哨所。”
　　“没错。你们按照将军说的，把车停在安的吉普车旁。当时是几点？”
　　“是……大约3点半。”
　　“大约3点半，你们下了车……”
　　“我看见射击场上有什么东西。我丈夫让我走过去给安割断绳子，并给她穿上那件衣服。他说如果我要人帮忙就叫他。”福勒夫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说如果安不合作就打她几巴掌，说这话时他很生气。”
　　“我能理解，”辛西娅说，“所以你就朝射击场走去了。”
　　“对。我丈夫决定陪我走一段。我想他是担心安会做出什么反应，也许他怕她会变得非常暴躁。”
　　“你走近了安·坎贝尔，对她说什么了吗？”
　　“我叫了她的名字，但是她没……她没回答。我走到面前……跪在她身边，她的眼睛睁着，但是……我尖叫起来……我丈夫朝我跑了过来……”福勒夫人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辛西娅好像对此早有准备，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坐到福勒夫人身边，搂住了她，并递给她一条手绢。
　　几分钟后，辛西娅说：“谢谢你。你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自己会离开的。”我们走出了福勒夫妇的住宅。
　　我们坐上车离开了贝萨尼山。我说：“有时盲目的一击也能中的。”
　　辛西娅说：“但这不是毫无目的的。我是说现在一切都合乎逻辑，与我们了解的事实和人的性格都很相符。”
　　“对。你干得不错。”
　　“谢谢，这是你设计安排的。”
　　一点没错，所以我说：“对，是我。”
　　“我不喜欢男人过于谦虚或谦让。”
　　“很好。你说得没错。”我说，“你认为是福勒上校让她讲实话的，还是她自己决定的？”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说：“我想福勒上校一定知道对此事我们有所了解。他告诉他妻子我们问什么她答什么，要毫不保留，坦诚直言。”
　　“对。同时福勒夫人也是他的证人。他们到那儿时，安已经死了，所以并不是他杀的。”
　　“没错。我相信她。我不相信是福勒杀了安。”
　　我们朝基地中心驶去。一路上我们都陷入了沉思，没有说话。
　　到达博蒙特庄园时，时间还早，但我们决定打破预定的时间，现在就去见坎贝尔夫人。于是我们朝大门走去。门口的宪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替我们按响了门铃。
　　很幸运，开门的人是年轻、英俊的埃尔比中尉。他对我们说：“你们提前了10分钟。”
　　埃尔比戴着步兵军官的勋章，勋章上是两杆交叉的步枪。虽然从军服上看不出他曾上过前线，但我很尊重他在步兵中的地位和他的军衔。
　　我对他说：“我们可以离开，一会儿再回来，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先同你谈几分钟。”
　　埃尔比看上去很随和，领我们进了等候室。在坐下之前，我对辛西娅说：“你不想去方便一下吗？”
　　“什么？噢……对。”
　　埃尔比指着说：“洗手间在休息室左边。”
　　“谢谢。”她走开了。
　　我对埃尔比说：“中尉，我知道你曾同坎贝尔上尉约会过。”
　　埃尔比盯着我看了看，说：“对。”
　　“你知道她也同韦斯约会吗？”
　　他点点头。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我当然能理解这一点——一个英俊的年轻军官同一个算不上英俊的平民、一个讨厌的警察一起争他上司的女儿。我问道：“你爱她吗？”
　　“我不想回答。”
　　“你已经回答了。你的目的正当吗？”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你不是来同坎贝尔夫人谈话的吗？”
　　“我们来早了。这么说你认识韦斯。你还听到过其他的谣传——安还同基地里的已婚军官约会的事吗？”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看来他是没听到过那些话。我想他也不知道地下室的那间屋子。
　　我又问道：“将军赞同你跟他女儿的关系吗？”
　　“赞同。我必须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嗯，3天前你可以不回答，还可以让我们滚，几天后，你可以说出同样的话，但现在你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是，坎贝尔夫人也赞同吗？”
　　“对。”
　　“你同安·坎贝尔讨论过婚事吗？”
　　“讨论过。”
　　“你说说吧，中尉。”
　　“好吧……我知道她同那个叫韦斯的家伙有关系，我……很苦恼……还不只是……我是说……她告诉我……她得征得父母的同意，等将军同意为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布订婚了。”
　　“我明白了。你同将军谈过此事吗？”
　　“对，谈过。就在几周前。将军看上去很高兴，不过他让我认真考虑一个月。他说他女儿是个非常任性的姑娘。”
　　“我知道。接着就是你最近接到命令要去亚洲某地。”
　　他看了看我，有点吃惊：“对……是关岛。”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是忍住了。虽然他职位比我高，可他的年龄可以做我儿子。我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中尉，对安·坎贝尔来说，认识你可以说是最好的事了，但一切都晚了。你陷入了将军和安之间的权力之争，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你潜意识里了解这些。继续你的生活和工作吧，中尉，下次你再考虑婚事时，先吃两片阿斯匹林，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等待那种感觉的到来。”
　　不巧的是，这时辛西娅回来了，还冲我做了一个怪样。
　　埃尔比看上去很慌乱，好像被激怒了，但有些事在他脑子里吻合在一起了。他看了看表说：“坎贝尔夫人可以见你们了。”
　　我们跟着埃尔比走进门厅。他带我们走进一间朝南的维多利亚式宽敞客厅。
　　坎贝尔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朝她走过去。她穿了一套式样简单的黑衣服。我走近时，能看出她女儿同她的相象之处。坎贝尔夫人60岁左右，虽然已经过了漂亮的年龄，但却变得很迷人。至少再过10年，人们才会用一种平静冷漠的口气说：“她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
　　辛西娅先向坎贝尔夫人伸出了手，并说了些安慰的话，我也这样做了。坎贝尔夫人说：“你们请坐吧。”她走向窗边的双人沙发。我们落座后，她将沙发转了一下对着我们。我们中间有张小圆桌，桌上摆着几瓶酒，还有杯子。坎贝尔夫人在喝茶，却问我们：“你们喝雪利还是波特酒？”
　　实际上，我想喝酒，但不是雪利和波特酒所能满足的，因此我没要。辛西娅说她要雪利酒。坎贝尔夫人给她倒了一杯。
　　我惊奇地发现，坎贝尔夫人说话带南方口音。我一下想起海湾战争时曾在电视上看见过她。他们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政治伉俪：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坚如磐石的将军和一位来自南方的有教养的夫人。
　　辛西娅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坎贝尔夫人一直显得很悲伤，直到谈话结束。原来，坎贝尔夫人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是一位军官的女儿，琼·坎贝尔，她的名字，象征着南方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起了福勒上校对她的评价，文雅、迷人、高贵，我又加上忠实和坚强。
　　我意识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辛西娅好像并不急于问那些讨厌的问题。我猜想她一定是觉得时机未到，要么是还未消除紧张情绪，因此我没有责备她。这时辛西娅说：“我想福勒上校和夫人一定在我们到这儿之前给您打了电话。”
　　说得好，辛西娅。
　　坎贝尔夫人放下茶杯回答，语调同她先前谈话时一样平静：“对，是福勒夫人打来的。我非常高兴她有机会同你们谈，她原先是那么心烦意乱，现在好多了。”
　　“对，”辛西娅说，“通常是这样的。您知道，坎贝尔夫人，我接的案子大部分是强奸方面的。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开始向那些知情人提问时，他们总感到紧张，好像人人都上满了发条，但一旦有一个人先开口，气氛就会开始轻松下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辛西娅总是说一旦打破沉默，人人都会争着当证人，录口供，拼命摆脱嫌疑犯的干系。
　　辛西娅对坎贝尔夫人说：“我和布伦纳先生从福勒夫人那儿，还从其他的渠道得知将军曾在午夜后接到过安的一个电话，让他去步枪射击场见她，或许有什么事情要谈。对吗？”
　　辛西娅，真是个绝妙的猜想。
　　坎贝尔夫人说：“1点45分左右，我们床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将军立刻拿起了话筒。我也醒了。他听电话时，我一直看着他。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挂断了，接着他下了床，开始穿衣服。对于半夜打来的电话我从来不问，但他总会告诉我他要去哪儿以及估计何时能回来。”她笑笑说，“自从我们来到哈德雷堡就很少接到这种午夜打来的电话了。在欧洲时，半夜电话一响，他就会飞快地下床，抓起公事包，到华盛顿、东德边境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但他总会告诉我……这次他只说一小时左右回来。他穿上便服走了。我看着他把车开走，注意到他用的是我的车。”
　　“是种什么牌子的车，夫人？”
　　“别克车。”
　　辛西娅点点头说：“大约4点或4点半将军回来后告诉了你发生的一切。”
　　坎贝尔夫人凝视着空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仔细端详这张疲惫、忧伤的母亲的脸，可以想象这些年来她所遭受的痛苦。当然，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不可能赞同一个丈夫和父亲以大局利益、事业的进步和创造积极的公众形象为名对他们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一定是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听之任之了。
　　辛西娅提示道：“您丈夫是4点半左右回的家。”
　　“对……我在等他……在前面的那个房间。他走进门以后，我知道我女儿死了。”她站了起来，“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现在我丈夫的事业完了。我们只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你们能找到凶手，那样我们的生活才能继续下去，我们才能言归于好。”
　　我们也站了起来，辛西娅说：“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查找凶手，非常感谢您能忍住悲痛同我们谈话。”
　　我们出了大门，朝我的车走去，我说：“将军的事业10年前在西点的凯勒军医院就结束了。只是那结局费了点儿时间才赶上并抓住了他。”
　　“对。他不仅背叛了他女儿，也背叛了自己和他妻子。”
　　我们坐进车里，离开了博蒙特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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