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奸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奸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尔斯彻奇供职，和我一样，现在也是在外边办案。然而，命运并没安排我们在家乡见面，却让我们在异地他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见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枪射击场扫视了眼。现在还是清晨，射击场的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土路边上有许多靶子，都是些用纤维板制成的假人。这些假人个个身挎步枪，面容丑陋不堪。这种生动的靶子取代了那种古老的轮廓靶。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给射手们提供一种真切的临敌感。但就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真正上了战场并开始杀人后才能真正产生这种临敌感。靶子毕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开始射击前，假人身上经常落满鸟儿，这就影响了它们的真实感。
　　当年我在步兵营训练的时候，射击场还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植物也没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现在这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草木，使射击场绿意盎然，几乎看不到战火的痕迹了。我对面大约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像靶，周围长满了杂草。它的两边分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宪兵。在人像靶脚下躺着一具尸体。
　　肯特上校说：“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补充道：“他单单选择了这个地点作案，好让那个丑陋的人像一直低头看着她。”
　　要是这个人像能说话就好了。我转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挥塔和看台之间有一个厕所。我对肯特上校说：“你们没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别的受害者？”
　　“没有……嗯……我们只是不想破坏现场。”
　　“可能还有别的人遇害，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正需要抢救。手册里不是讲过吗？救人第一，证据第二。”
　　“是的……”他四周环视了一下，命令一个宪兵中士：“马上吹号叫富勒姆中尉带全排士兵和警犬来。”
　　中士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看台上有人说道：“我已经通知过了。”
　　我抬头看了看森希尔，对她说：“谢谢。”
　　“不必客气。”
　　看来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转身向射击场走去，肯特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肯特的步子越来越慢，渐渐落在后边。两位宪兵此时正稍息，眼睛不再盯着安·坎贝尔躺着的地方，开始向四周观望。
　　我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说得不错。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着一只运动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件颇时髦的内衣——她的乳罩。她的军装不在现场，靴子、头盔、枪和枪套都不在现场。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贝尔被四肢分开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脚踝都被绑在桩子上。用来捆绑的绳子是绿色的尼龙绳，桩子是绿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军队用的。
　　安·坎贝尔30岁左右，身材很好。尽管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脸很漂亮，轮廓分明。一头浓浓的棕色秀发披在肩上，头发的长度可能比军队规定的要多出几英寸，但现在这已不算是什么问题了。
　　缠在她脖子上的尼龙绳跟手上和脚上的尼龙绳同样粗细，但脖子上的绳子没有勒进肉里。罪犯把她短裤的一条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垫在绳子底下。在场的人中只有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辛西娅来到我身边，什么也没说。
　　我在安·坎贝尔的遗体旁跪了下来，看到她的皮肤已变成了蜡色，脸上的脂粉显得格外明显。她的手指和脚趾甲都已经失去了血色，脸上没有击伤、抓伤和咬伤的痕迹。看得见的部位都没有遭强奸的迹象。尸体周围没有搏斗过的痕迹，脸上没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没有血污，指甲里没有抓下来的皮肉，头发也不太乱。
　　我摸了摸她的脸和脖子，因为尸体僵硬通常是先从这两个部位开始的。但当时这两个部位还都没僵，我又试了试她的腋窝，还是热的。大腿和臀部有几处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这就可以说明她是被绳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块青紫，青紫马上变白了，但手一拿开，青紫马上又出现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断定，死者是在4小时前断气的。
　　长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经学会，不能完全相信证人的证词。但是目前为止，圣·约翰所说的时间顺序还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贝尔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正茫然地瞪着天上的太阳，一眨不眨，瞳孔还没有模糊。这就更证实了我的推断——她刚死不久。我翻开她的眼皮，看到眼帘上有不少血红的斑点。这也是她死于窒息的一条证据，到现在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现场看到的情况似乎都和我的推断相吻合。
　　我解开了安·坎贝尔脖子上的绳于，仔细查看了绳子下面的内裤，发现上面没有任何撕扯的痕迹，也没被身体或其他外物弄脏。短裤上的身份牌不见了。被绳子勒过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伤痕，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这足以证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衬裤减弱了绳子所造成的伤痕。
　　我在尸体周围转了转，发现她的脚掌上沾有泥和草，这说明她死前至少赤脚走过几步。我凑近仔细查看了她的脚掌，发现右脚大拇指根处有一个黑点，好像是沥青一类的东西。看来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车附近，被迫脱光了衣服，至少是脱掉了鞋袜，然后就被迫光着脚——也可能光着身子——走到了被害地点。
　　在我查看现场的这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树上鸟儿吱吱喳喳的叫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照着路两旁的松树，在射击场上投下了一排长长的影子。
　　我问肯特上校：“是哪个宪兵先来到现场的？”
　　肯特叫了一声身边的一位女宪兵，对她说：“向这位长官报告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从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凯西，是个一等兵。她向我报告说：“今天早晨4点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击场发现了一具女尸，距尸体50米以外的路上还停着一辆吉普车。我当时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后马上出发，于5点01分到达了出事地点，一眼就看见了那辆吉普车。我把车停放好，带上M-16步枪跑到射击场，找到了尸体。我给她试了脉，听了心跳，试了试是否还有呼吸，又拿手电筒在她眼里照了照，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我断定她已经死了。”
　　我问她：“后来你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车上呼叫援助。”
　　“你来回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吗？”
　　“是的，长官。”
　　“除了尸体外，你还碰过别的东西吗？比如绳子、桩子、内衣、内裤？”
　　“没有。长官。”
　　“你动过被害人的车吗？”
　　“没有，长官。除了鉴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没动过现场任何东西。”
　　“谢谢。”
　　一等兵凯西行了军礼，转身回到她原来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娅和我面面相觑，好像是在忖度着彼此的心理。这样的时刻能够触动人的灵魂，从而在人们脑海里打上深刻的烙印。我从来不会忘记一个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记。
　　我们回到路上，在安·坎贝尔那辆吉普车周围转了转，看到驾驶室的窗子还开着。许多军队里用的车都没有点火开关钥匙，只有一个启动开关，安·坎贝尔的车就是这样，现在启动开关处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个非军用的黑皮包，辛西娅对我说：“我本想看看包里的东西，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没敢擅自行动。”
　　“看来我们的合作一开始就很不错嘛。去把手提包拿出来吧。”
　　她转到另一边乘客座的车门处，垫着一条手绢将车门打开，又垫着同一条手绢拿出皮包，然后在看台的一条小凳上坐下，开始一排排往外拿包里的东西。
　　我钻到车底下查看了一下，没发现任何异常。我又摸了摸排气装置，发现有的地方还有点余热。
　　我站了起来。肯特上校问我：“有什么看法吗？”
　　“已经有了几个大概的推测，但还得等法医鉴定后才能确定。我想你一定通知过法医了。”
　　“当然通知了。他们已经从吉勒姆出发了，估计现在已经在半路上了。”
　　“很好。”我对肯特说，“法医来了，一定让他们仔细查看一下她右脚上的那个黑点，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肯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觉得我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也许他是对的。
　　“另外，请你派人在尸体周围200米的各个方向进行一次仔细搜查，50米以内的地方就不用搜了。”我知道这样做会破坏地上的脚印，但是反正这个射击场上已经有好几百种脚印了，而我感兴趣的只是50米以内的那些。我对肯特说：“请你让手下人将一切非地上生长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比如烟头、扣子、破纸、瓶子之类，然后报告这些东西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好吗？”
　　“没问题。但我觉得罪犯可能来去都没留下什么痕迹。他可能和被害人一样，是开车来的。”
　　“我想你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建立档案。”我对肯特说，“我希望密封好的坎贝尔个人档案和病历中午前能到你的办公室里。”
　　“好吧。”
　　“另外请你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里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再找一个书记员。派两人到安·坎贝尔的办公室，把桌子、家具等所有东西都搬到证据室里锁起来。我没到之前不要放走圣·约翰中士和一等兵罗宾斯。他们没见我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另外，上校您本人也得接受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去给坎贝尔将军夫妇家里打个电话。去他们家的时候不要声张，带上牧师和一个军官，以防有不测之事发生。别让他们到现场来看尸体。这样好吗？”
　　肯特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说：“天哪……”
　　“阿门。还有，不要让你的手下人透露我们这儿发现的任何情况。要把一等兵凯西的指纹及在场所有人的鞋印提供给法医，当然包括你自己的。”
　　“好的。”
　　“把那厕所棚围起来，不要让任何人使用厕所。在我没彻底检查之前，不要让法医进去。”
　　“好吧！”
　　我走到辛西娅身边，见她正在用刚才用过的那条手绢把拿出的东西一件件放回皮包里。我问她：“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像钱包、现金、钥匙之类的。都没被人动过。有一张军官俱乐部的发票。她昨晚在那儿吃过晚饭，吃的是色拉、鸡，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她补充说：“我们在那儿喝酒的时候，她可能正在餐厅吃饭。”
　　肯特插了一句：“你们俩在一起喝过酒？这么说你们以前就认识？”
　　我回答说：“我们是各喝各的酒，点头之交而已。”我问辛西娅：“你知道坎贝尔的住址吗？”
　　“知道，她住在基地外面，在米德兰维多利街的维多利花园45号。”她又补充道：“我想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些房子都是些常住在乡下的人在市内的住所。”
　　肯特说：“我去和米德兰警察局长亚德利联系，给你们弄一份法庭命令，然后我们去米德兰见他。”
　　“不行，比尔。这件事不能让外人插手。”
　　“没有地方搜查令，你是不能搜查她的住宅的。”
　　辛西娅把从坎贝尔包里取出的钥匙递给我，说：“我来开车。”
　　肯特反对说：“没有地方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在基地之外擅自行动。”
　　我从那串钥匙中取下安·坎贝尔的汽车钥匙，连同那个手提包递给了肯特，并对他说：“扣押她的车。”
　　在上车之前，我对肯特说：“你就留下来指挥这里的工作吧。写报告时可以写上我去了米德兰警察局。如果说我临时改了主意，我将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亚德利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肯特告诫我说，“你会领教他的厉害的，保罗。”
　　“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得耐心等着轮到他才行。”为了支开肯特，不让他再做出什么傻事，我对他说：“是这样的，比尔。我得先去安·坎贝尔的住所看看，把一些该拿走的东西拿走。因为那些东西可能会玷辱她和她的家庭，甚至会影响到军队以及她在军队里的同事和朋友，对吗？这件事办完后，才能让亚德利去拍照。这样行吗？”
　　他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然后点了点头。
　　辛西娅上了车，坐在司机座上，我坐在乘客座上。我对肯特说：“我可能会从那儿给你打个电话。要往好处想。”
　　辛西娅把车挂上了头挡，转了个U型的弯，沿着步枪射击场路向前疾驰而去。
　　“保罗。她为什么被杀？”辛西娅问。
　　“哦，这个嘛……杀人的动机有好多种呢。”我回答说，“有的人为了私利，有的人为了复仇，有的人因为妒忌，有的人为了杀人灭口，有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还有的是杀人狂。犯罪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可是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照我看，如果是先奸后杀，一般可以认为是复仇或者妒忌，也可能是想杀人灭口。被害人也许认识凶手。如果凶手不带面罩或不化装，事后很可能会被认出来。”我接着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色情狂干的，凶手也许没有奸污被害人，因为他在杀人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性欲的满足。我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很难说。”
　　辛西娅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你是怎么想的？”
　　她停一会儿，说：“这显然是谋杀。因为罪犯准备了一整套作案工具——桩子、绳子，肯定还有一种把桩子钉进地里的工具。而且罪犯肯定带有武器，否则无法缴下被害人的武器。”
　　“说下去。”
　　“罪犯用枪顶着她，命令她扔掉武器，然后命令她脱光衣服走到射击场上。”
　　“推理得不错。不过，我不明白他是怎样在监视她的同时又完全控制了她，因为被害人不是顺从型的女人。”
　　辛西娅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也许不是一个人干的。等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出来就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干的了。”
　　“噢。”我又问，“为什么被害人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罪犯施暴的痕迹？”
　　她摇了摇头，说：“我也搞不懂。一般来说是该有些施暴的痕迹的……但把被害人捆起来总不能说是友好的吧？”
　　“当然不是。”我回答，“可那个男人并不恨她。”
　　“也不很喜欢她。”
　　“也许曾经喜欢过。辛西娅，你的本行就是调查强奸案。以前遇到或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吗？”
　　她想了想，说：“本案有些地方跟我办过的预谋强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骤是罪犯一手策划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许罪犯认识被害人，也许不认识，或者是他在寻找取乐对象时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着军装。”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没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过车窗向外看去，闻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树林的潮气混合而成的一种淡淡的气息。冉冉升起的太阳把阳光投在我的脸上，我插上车窗，靠在座位上，脑子里像倒录像带一样浮现出我设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贝尔被捆绑在地上，接着是她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然后是她从吉普车旁一步步向射击场走去……许多事都还说不清。
　　“也许他并没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体地捆在地上，也许是为了让看到现场的人联想到强奸，也许是故意把她的裸体暴露于众人面前，以此来羞辱她。”我说道。
　　“为什么？”
　　“还不知道。”
　　“也许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觉得罪犯认识被害人。”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他认识她。我们又在沉默中行驶了一段路程，我对辛西娅说：“我虽然不知道案发的原因，但对案发的过程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想会不会是这样：安·坎贝尔离开总部后直接到了射击场，把车停在离一等兵罗宾斯的哨所稍远的地方。她和情人约定在此幽会，他们经常这样干。突然，他用枪顶住她，命令她脱光了衣服，然后就是男女间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娅一眼，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对性变态一无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领域。”
　　“说得好极了。”
　　她又说：“你刚才说的纯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说，哪有女人愿意躺在冰凉的地上干那个的？那有意思吗？”
　　我预感到这一天的日程肯定会排得满满的，可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对她说：“你知道罪犯为什么要把她的内裤垫在她脖子上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查一下凶杀案手册里有关‘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吗？她右脚的趾根部有一个黑点。”
　　“我没看见。”
　　“如果那个黑点是她从路上沾来的话，那么她为什么要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因为罪犯命令她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
　　“那她的内衣内裤又怎么会在射击场上？”
　　辛西娅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然后她或者罪犯又把内衣内裤拿到了射击场上。”
　　“为什么？”
　　“罪犯手册里有这样的描写，保罗。强奸犯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往往会有许多奇怪的想法，他们自己觉得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却不会觉得怎么样。让女人脱光了，再让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点，这也许就是强奸犯的怪诞想法。”
　　“有许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记着别和这些性变态的人结婚就行了。”
　　“我们需要让法医验尸，还需要讯问很多人。”
　　我们？一时间，我俩谁也不说话。我扭头看着窗外，开始努力搜寻对辛西娅的记忆。她来自衣阿华州的乡村，后来在州立大学读书，修学了军队的技术课程，获得了犯罪学硕士学位。因为军队的工资高、声誉好、受教育的机会多、选择职业的范围广，所以像她这种来自乡下的姑娘，还有哪些来自犹太区和落后地区的姑娘都乐意在军队供职。我对她说：“我常常想起你。”
　　她没有说话。
　　有过两性关系的男女，只要还正常，还有感觉，还看重那层关系，都会对对方怀着一份特殊的柔情。与此同时，也会有一种难言的尴尬。我们俩人并肩坐在一起，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以及怎么去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常常想起你。请你回答我的话。”
　　她回答说：“我也想过你。”我们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开着车，我们都盯着前方，谁也不说话。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保罗·布伦纳，出生于南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认识奶牛，工人家庭，中学毕业。我不是为了离开南波士顿才入伍的，而是军队到南波士顿把我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工人家庭的后代是当步兵的好材料。那时他们陷入了亚洲的大规模战争。
　　我在步兵营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个不赖的步兵吧。后来我修了大学课程，学习了军队的礼仪，学习了犯罪学和其他专业课程。我不再留恋南波士顿了，就这样，我和辛西娅从北美同一个州的两头，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鲁塞尔，并且坠入了爱河。现在，我和她又在遥远的南方相见了，而见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将军女儿裸露的尸体。爱和友情在这种场合会升华吗？我不敢有什么奢望。
　　她说：“昨晚看见你，真有些惊讶。如果我当时表现得很粗鲁的话，请你原谅。”
　　“不是什么‘如果’。”
　　“好吧。那我就明确地向你道歉，可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笑了笑，说：“可你喜欢办这个案子。”
　　“是的。我对你好完全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如果你对我不好，小心我炒你的鱿鱼。”
　　“别摆架子了，保罗。你不会吵我的鱿鱼，我也不会擅自离职。”她补充道，“我们要一起侦破这个案子，然后理清我们之间的关系。”
　　“非得按这个顺序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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