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医院北面森森街一家小咖啡馆里，思索有关这位自称南希·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的女人的问题。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弗洛伊德问。 
　　“意味着罪恶，”福尔摩斯从容答道。“我们还不知道她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可以肯定，这个女人的手脚曾被捆绑，她曾被关在一间屋里挨饿，这屋子对面隔一条狭窄的小巷有另一座建筑物，她逃跑的方式与她所讲的没什么出入，可惜医院里的人把她全身上下洗干净了，衣服也全烧了。她原来的模样会提供更多的线索。” 
　　我偷眼看看弗洛伊德，生怕他把福尔摩斯的话当成对医院的指责。这位侦探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意识，一方面他知道这女人浑身湿漉漉的，身体状况也很差，需要很好护理，另一方面，他却不由自主地把人看作问题中的因素，结果常常使不熟悉他那套方法的人感到惊诧。 
　　然而弗洛伊德医生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假如我要证明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患者，”他喃喃说道，“那么，我就看不出——” 
　　“你是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而不是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有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她究竟是谁？她真的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来的？或许那只是她的幻想？” 
　　“在弄清事实之前进行推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福尔摩斯告诫说，“那无疑会导致判断误差。” 
　　他点燃烟斗，而弗洛伊德则盯着自己的杯子。两人的位置不知不觉颠倒过来。充当导师的本来是弗洛伊德，现在却变成福尔摩斯了——而弗洛伊德，说句公道话，也并不反对扮演一名学生。 
　　“那么，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我们要不要通知警方？” 
　　“当她被发现时就在警察手里，”福尔摩斯立即答道。“如果他们当时没想出办法，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另外，如果此事真的牵涉到一位贵族，他们恐怕也不愿意插手。” 
　　“那么，你的意见呢？你是不是愿意亲自调查此事？” 
　　“我？”福尔摩斯竭力装出吃惊的模样，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表演得太过火了。“但是我的状况——” 
　　“你的状况显然不会妨碍你，”弗洛伊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而且，工作也正是你所需要的。” 
　　“好极了。”福尔摩斯蓦地直起身子，不再装模作样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情况——他是谁，为什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等。当然，还有他是否有妻子，如果有，是哪国人。由于我们的委托人对某些问题无法回答，所以我们必须从案子的另一头搞起。” 
　　“你说那女人待的顶楼对面有一座建筑物，中间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你的根据是什么？”我问。 
　　“这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委托人皮肤格外白皙，可是从她本人的陈述中我们知道，她的囚室有一个窗户，窗口很大，可以容她逃跑，结论：虽然房间有窗户，却有一样东西在阻挡阳光的照射，否则她的脸色不会那什苍白，这东西除了另一座楼房还会是什么呢？” 
　　“妙极了！”弗洛伊德惊叹地边说边走了。 
　　“我要和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华生，”弗洛伊德走后福尔摩斯说道。 
　　我们付了钱，朝瓦林格街走去，福尔摩斯把烟斗装上烟，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把它点燃。 
　　“有两种可能，华生，”他说。“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说的是真话，另一种可能是她在欺骗我们——或企图欺骗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她身分的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等到搞来材料再说。但是案件中的其他因素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被捆住手脚关在顶楼上？无论她是贵族夫人还是女乞丐，这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绑架她的人想让她干某件事，要么他们想阻止她干某件事。” 
　　“如果她的手脚被捆起来，”我试探地说，“那么后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一些” 
　　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看我。 
　　“可能的，华生。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她假设为女乞丐，一个操美国口音英语的女乞丐——那么她能做什么？他们怕她什么？假如他们怕她，想阻止她做某件事情，那么究竟为什么还允许她活下去？为什么不直接——”他的话音渐渐低落，最后消失了。 
　　“福尔摩斯，假如那些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的确打算干掉她呢？他们会不会故意让她跳到运河里去自杀呢？” 
　　“你是说他们让她逃跑？我不这样认为，华生。她冒了极大的危险，用了极巧妙的手段，这不是那些人所能料到的。你还记得，她顺着排水管偷偷爬下来，把头摔伤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发现我们已经走过弗洛伊德的家，正沿着伯格街向运河方向慢慢走去。我问：“你根据什么认为能找到那座楼？它可能在维也纳的任何一个地方。” 
　　“不，不，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体极端虚弱，不可能走很长的距离。她是在桥上被人发现的，所以她是从那附近什么地方出来的。另外，根据我们的推测，那里还有一条狭窄的小巷，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帮助吗？也许是个仓库。附近有肉库吗？总之，我并不期待着准能找到那幢楼房。我只是想熟悉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他沉默下来，让我自己冥思苦想。 
　　“福尔摩斯，为什么这个女人千方百计逃了出来，却又迫不及待地投河自尽呢？” 
　　“问得好，华生。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案子中很可能是个关键，不过目前探讨她的动机还为时过早，我想这有待于我们先搞清这位委托人的身分。” 
　　“也许我们的推测有些脱离实际，也许她只是在私人关系上遭逢了不幸，一个神经失常的恋人，或者——” 
　　“不会的，华生，”他笑着说。“首先，这女人是个外国人，在催眠状态下她回答问题用的是美国英语。其次，我们听到她提到一个名叫冯·莱恩斯多夫的男爵，这肯定不是个小人物。最后，”他把头转向我，“即便是个小案子，又有何妨呢？我们不会白干的，难道这个不幸的女人因为不如别的女人那么有钱有势，就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吗？”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着他向前走去。这时我们来到一片住宅区，房屋大多是木制的，最高两层，很脏，油漆已经脱落，而且全挤在运河岸边，向前倾斜着；挨着岩石嶙峋的河岸。望不到头的沿河房屋中掺杂着一些仓库和短短的防波堤。 
　　“真是个沉闷的地方，”福尔摩斯环视着四周说，“其中每幢房子都可能设有关押南希·斯莱特的顶楼。” 
　　“南希·斯莱特？” 
　　“如果不用那个贵族的姓氏，就必须用这个名字。” 
　　说着，我们转过身往回走，离开了那个令人厌倦的地方。一路上福尔摩斯寡言少语，只是经过电报局时进去拍了个电报。我们回去时弗洛伊德医生已经在家里侍候，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们。他刚才去查阅了有关贵族姓氏的材料，还抽空去探视了一位病人。 
　　他对我们宣布他的查阅结果：“卡·赫尔穆特·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远房兄弟。他本人是巴伐利亚人，不是奥地利人，大部分财产集中在德国的鲁尔河谷——全是些制造军人的工厂。 
　　“这位男爵曾经是维也纳社交界的顶梁柱——不过很少露面。他非常喜爱戏剧。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她在大约二十年前去世了，给他留下唯一的一个儿子。 
　　“年轻的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卡尔·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在名声上比他已故的父亲要差一些。他挥金如土，债台高筑，品格——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一公认是极差的。” 
　　“那么第二次结婚呢？”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 
　　弗洛伊德叹了口气：“那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的事。他到美国旅行，认识了普罗维登斯市纺织业的一位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他们几乎立即就结婚了。” 
　　“为什么这么急？”福尔摩斯惊奇地问。“有财产有地位的人通常都要把订婚结婚的仪式办得十分隆重，时间拖得很长，借以充分地品味其中的乐趣。” 
　　“男爵已近七十高龄了，”弗涪伊德耸耸肩答道。“也许他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 
　　“是这样，是这样。越来越奇怪。”我的朋友又说，他眼睛半睁半闭，两手的指尖轻轻顶在一起，这是当他集中注意力时的习惯动作。 
　　“他们三月中旬乘文丽西亚汽艇回到欧洲，”弗洛伊德继续说，“径直去了男爵在巴伐利亚的别墅——据说那地方外人是绝对进不去的——大约三个星期之前男爵就在那儿去世了。” 
　　“两个月多一点，”福尔摩斯沉吟道。随后他睁大眼睛问：“你有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死因？” 
　　弗洛伊德摇了摇头：“我说过，他已经不年轻了。” 
　　“但很健康？” 
　　“就我所知是这样。” 
　　“很有意思。” 
　　“但也很难说，”我插嘴道。“如果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即便很健康——娶了个岁数还不到他一半的女子——” 
　　“这一点我已经想过，”福尔摩斯淡淡地说，然后又转向弗洛伊德。“那个寡妇后来怎样了？” 
　　弗洛伊德迟疑了一下。“这个，我没能了解到。不过她好象是住在维也纳，似乎比她已故的丈夫更不爱抛头露面。” 
　　大家沉默了，福尔摩斯思索着，在头脑中整理着这些材料。 
　　“有可能，”他道，“她这样深居简出可以理解：居丧，以前一定没到过维也纳。” 
　　他站起身，看看自己的表。 
　　“医生，尊夫人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歌剧院吗？我记得你说开场时间是八点半钟。” 
　　关于神话般的“维也纳歌剧院”，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枝形吊灯匀观念席上那些如花似锦的贵妇们一身身琳琅满目的珠宝交相辉映。那天晚上演出的是瓦格纳的歌剧，福尔摩斯坐在我右侧，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只开过一次口。弗洛伊德闭着眼，不过不是在倾听，而是在睡觉，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我把手臂伸给弗洛伊德太太，我们四个人慢慢向门厅休息室走去。当我们快走到楼上第一排包厢下面时，福尔摩斯停住脚步向上望望。 
　　“如果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经常光顾剧院，”他在人群小声说，“那么他可能在这家歌剧院保留着一个包厢。”他的头一动不动，只朝包厢那边抬抬眼睫毛。 
　　“肯定会的，”弗洛伊德表示同意。 
　　“让我们试着找找看，”福尔摩斯边说边向门厅移动脚步。 
　　那些贵族和有钱人都有包厢，用不着在休息时随着人群挤来挤去，要挤过外层的女士们和里面簇拥着的先生们达到包厢，需要十分的机智和胆量。 
　　福尔摩斯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番严峻的考验，很快便得胜归来。 
　　回来时，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正和一位先生交谈。那人个子很高，衣着时髦，初看上去还算年轻，尽管有那身讲究得无可挑剔的服装，他却戴着一幅镜片厚得出奇的夹鼻眼镜。 
　　“这位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是我的妻子，我想你认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 
　　冯·霍夫曼斯塔尔显然吃了一惊。 
　　“难道是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大夫？”他迫不及待地问，“真是大荣幸了！” 
　　“我们也感到同样荣幸，”福尔摩斯谦虚地说，微微点了一下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昨天》的作者。” 
　　这位严肃的中年花花公子鞠着躬，脸一直红到耳根，我很难把那副难为情的样子和他的仪表联系在一起。我从没听说过福尔摩斯提到的这部《昨天》，所以只好不失体面地保持沉默。 
　　“你们是不是来这里办一件案子？”他好奇地问。 
　　“也是，也不是，”福尔摩斯答道。“告诉我，年轻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否和他父亲一样对歌剧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冯·霍夫曼斯培尔一时竟茫然了，只呆呆地望着我的朋友。 
　　“真奇怪，你竟提出这么个问题，”诗人缓慢地答道，一边心不在焉地旋转着眼镜腿。 
　　“为什么奇怪呢？”弗洛伊德问，他已经对这边的谈话发生了兴趣。 
　　“因为在今晚之前，我的回答应该是‘不’。”冯·霍夫曼斯塔尔用德语快速而清晰地说。“我从没听说他对歌剧有什么兴趣，而且坦率地说，得知老男爵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很担心维也纳音乐界会失去一位举足轻重的赞助人呢。” 
　　“那么现在呢？”福尔摩斯问。 
　　“现在，”诗人用英语答道，“他来看歌剧了。” 
　　“他现在在这儿？” 
　　冯·霍夫曼斯塔尔困惑了，随后意识到福尔摩斯的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一桩案件的进展，于是激动地点点头。“来。我把他指给你看。” 
　　这时，开场的铃声响了，观众纷纷走回自己的座位。冯·霍夫曼斯塔尔随我们走向我们的座位。他转过头装作寻找熟人的模样张望着，然后轻轻用臂时碰碰福尔摩斯。“在那儿。中间往左第三个包厢。” 
　　我们照他说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包厢中坐着两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服装华贵的妇人，秀丽的黑发上布满光彩夺目的头饰。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身旁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正用观剧望远镜扫视观众。望远镜下面有一副精心修整的胡须，一个刚毅的下巴，一对薄薄的肉感的嘴唇。那个长着胡须的下巴仿佛在哪儿见过。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人好象在看我们。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谨慎作法是颇有远见的，他是个戏剧家，当然很会作戏，而且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福尔摩斯侦破一个案件（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过分沉迷于此事的戏剧性了，尽管他的意图是好的。 
　　突然，包厢中的那个男人放下观剧望远镜，弗洛伊德和我顿时惊呆了——这正是在毛姆堡俱乐部的网球场上被弗洛伊德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带疤的无赖，也许男爵认出了我们俩，但他毫无表示，也许歇格克·福尔摩斯意识到我们俩的反应，但他不动声色。 
　　“那个妇人是谁？”福尔摩斯在我身后问道。 
　　“哦，那是他的继母，我想。”冯·霍夫曼斯塔尔说，“美国一份产业的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 
　　灯光暗了，我仍旧朝那位端坐不动的美人望着。这时我觉得福尔摩斯在扯我的袖子，催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不大情愿，但还是服从了，同时忍不住又朝那奇特的一对望了一眼——英俊的年轻男爵和他的雕像般一动不动的伴侣。她那满头的珠室在昏暗中仍旧闪烁着光彩，这时第二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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