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我们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说服不幸的数学教师，这里不必详叙了。一句话，诱惑、哄骗、恳求、吓，凡此种种全用上了。然而迈克罗夫特使他屈服了。在当时，我还摸不透莫里亚蒂究竟为什么害怕迈克罗夫特，但他确实在这个大胖子面前俯首帖耳。 
　　这笔交易总算作成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又一次想跟迈克罗夫特打听福尔摩斯一家的往事。但我抑制住自己的愿望，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我很快便倚在车厢边睡着了，直至马车驶到我家门口，迈克罗夫特轻轻捅捅我，我才醒过来。我们轻声道了晚安。 
　　“现在就看我弟弟的了，”他说。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上床的，等我睁开眼睛，只见妻子站在旁边，俯身焦虑地审视着我的脸。 
　　我看见她身后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盘子，上面盖着餐巾，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时，我看到盘子里，在糖罐旁边，放着一个黄色信封。 
　　我犹豫地望望妻子，她坚定地点点头，我拿起信封打开。 
　　你能否离开诊所数日？ 
　　猎物开始活动亟需你的协助。 
　　把托比带到哈默史密斯区芒罗街　4号。 
　　多加小心。 
　　福尔摩斯。 
　　托比！ 
　　我抬头看看妻子。 
　　“开始了，”她平静地说。 
　　“是的。”我竭力压抑心中的激动。追踪开始了，结局如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判断。下一步该去取出托比，然后到教授的家和福尔摩斯碰头。 
　　街上什么也看不见。雾，几小时之前刚刚没过脚面，现在却已成为茫茫雾海，把我深深地淹没了。我用手杖探路，慢慢向路口走去，不时闪避迎面而来的行人。终于，我找到一辆马车，乘车蜗行牛步般缓缓向莱姆贝斯区品琴巷3号行进。现在，距离谢尔曼先生住的那条小巷已经不远了。谢尔曼先生是个生物学家，他那条非凡的狗——托比——曾经帮助福尔摩斯办过不少案子。 
　　如果托比是条纯种狗，人们也许会把它看作警犬。然而它非但不是警大，就连血统也搞不清楚。而且，有一个时期它生了病，结果身上的毛脱落不少，外貌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但托比的鼻子极为出色，就我所知，在嗅觉方面它尚未碰到一个可与匹敌的对手，当听到唧唧嘎嘎的动物鸣叫声，我知道目的地到了，吩咐车夫停车等候。下了车，我四处张望，寻找我熟悉的一排排简陋的房屋，找到他的门。我使劲敲门，还大声喊叫，因为里面的喧闹已达到极点。我敲打喊叫了一阵，门终于开了。 
　　“好哇，华生大夫！实在抱歉！进来，进来。” 
　　他怀里抱着一只猴子，我只好侧身从一只獾身上迈过去。窗外隐约传来河鸥在迷雾中乱飞乱撞时发出的鸣叫。谢尔曼把一只独眼老猫轻轻赶下摇椅，请我坐下。 
　　“那么说，大夫，你是需要托比了？”他问道，“稍等一会儿，我去把它带来，你有时间喝杯茶吧？” 
　　“恐怕来不及了。” 
　　谢尔曼很快带着托比回来了，托比认出了我，冲上来热情地使劲摇它那条绳子般的尾巴。 
　　“你带去用吧，多久都行，”说着，他陪我走出屋门，“钱的事以后再说。再见，托比！出色的小狗！代我向福尔摩斯先生问好！” 
　　我一面答应，一面牵着托比朝马车的方向走去。我和托比找到马车，爬了进去。我说了一遍福尔摩斯电报中给的地址（我昨天夜晚也亲自去过），马车慢吞吞地移动了。我们终于移动了。我们终于驶进僻静的芒罗街，看到那盏唯一的路灯发出的微弱灯光，就在那儿停住了。 
　　“我们到啦！”车夫惊喜地喊道。我走下车向四处张望，寻找福尔摩斯的踪影。周围死一般地寂静。当我喊叫他的名字时，声音在雾中奇异地回荡。 
　　我呆呆站立了一会儿，正要向教授的寓所走去——忽然听到从右侧人行道上传来一阵笃笃笃的声音。 
　　“喂？” 
　　没有回答，只有手杖敲打路面发出的不和谐的笃笃声。托比也在倾听那个声音，不安地低声咆哮着。 
　　笃笃的声音由远而近。 
　　“喂！你是谁？” 
　　“马克斯威顿山多么美！”突然从雾中传来一个尖尖男高音的歌声，“在那里晨露早降，在那里安妮·劳莉曾对我倾诉衷肠，为了你，美丽的安妮·劳莉，我愿死去，死在祖先的身旁！” 
　　我惊呆了，一动不动，毛骨悚然，等待那位歌手走近——在一条迷雾笼罩的僻静街道上，一切现实感消失殆尽，旁若无人的神秘歌手在尖声歌唱。 
　　慢慢地，伴随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出现了。借着路灯的昏暗光线，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吟游诗人，上身是破破烂烂的没系扣子的皮背心，下身一条旧皮裤，脚上穿着用带子绑起来的靴子。他头上戴一顶皮帽，帽檐歪在一边。这一切使我感觉到他曾经在煤矿干过活。 
　　这个幽灵般的人走过来，停止歌唱，我疑惧地盯住他，没有说话。 
　　“施舍吗？施舍一个瞎子吗？”他忽然拖长声调说，把帽子摘下，反面朝上向我伸来。我在衣袋里摸索着寻找零钱。 
　　“为什么我刚才喊的时候你不回答？”我有些气愤地问，心里为刚才差点从提包中掏出左轮枪而感到羞愧。 
　　“我在唱歌，不想停下来。”他答道。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赚到钱哪？” 
　　“情况？先生，什么情况？” 
　　“怎么，这该死的雾呀！”我大声说。 
　　“噢，是这么回事。”他又叹了口气，似乎向周围张望了一下。这举动放在一位盲人身上显得有些怪异。 
　　“需要帮什么忙吗？”我问。 
　　“不，不，谢谢啦，先生，我不需要。”说着，他一把抓起我放在他帽子里的钱，塞进衣袋，便踢踢踏踏走了。 
　　我又一次环顾四周，大声喊道：“福尔摩斯！” 
　　“没必要嚷，华生。我就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蓦地回头，和我脸对脸站着的正是那位盲歌手。 
　　“福尔摩斯！”我惊呼道。 
　　他哈哈大笑，一把扯掉假发，撕去假帽，揪下贴在下巴上的假瘊子，最后摘下墨镜，在原来那个吟游诗人的瞎眼部位，福尔摩斯那双眼睛在高兴地闪动。 
　　“很抱歉，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搞点戏剧性的玩意儿。” 
　　马车夫早已被这景象惊呆了，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使他镇静下来。 
　　“可是为什么要化装成这副模样呢？”我追问道，他抬起头严肃地盯着我。 
　　“他把门锁上了，华生。” 
　　“锁上了？谁锁上了？” 
　　“教授。”福尔摩斯一面恼怒地说，一面直起身。“你背后就是他的寓所，昨晚我一直亲自监视着，直到半夜一切都还正常。后来，由于天气阴冷潮湿，我就到街那头的酒馆喝了点白兰地。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找他。他们说些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他们告诉他我布下的网正在收紧，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掉了，一切仍和原来一模一样。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我接到电话，教授离家出走了。怎样走的，走哪儿去，这些还有待我们发现。我之所以装扮成这副模样，是为了提防他的同伙设下埋伏。” 
　　我一面不露声色地听着，一面考虑提出适当的问题。 
　　“是的。一个个子很高，相当胖——少说也有二百来磅——这样潮湿的地面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的靴子非常大，靴尖翘着，后跟是方形的，内侧已经磨损。块头大的人常常把脚尖分开，于是便出现这种状况。他很果断，据我看，他是领头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唉，另一个，”福尔摩斯沉思着叹了口气，向寂静无声的四周张望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很有意思。他比他的同伙矮一点，大约不到六英尺，略微有点瘸，和你一样，华生，是左腿。他曾一度落在后面；后来被同伙叫过去，因为那一段路面他只留下前脚掌的印迹。从步长上可以看出他是跑着赶上去的，而且并没偷偷摸摸地干。他们走进屋子，和教授谈过话便离开了，我本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只是雾太大，有些东西看不出来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抓住这两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为了小鱼放跑大鱼的。当心香草精！”他见我向房子那边走，突然喊，把我拉住。“你差点踩上，”他喘息着扶住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彻底疯了。 
　　“香草精？”我强作镇静地问。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还没丧失理智，先付车费吧，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心神不定地走到马车旁，付了车费。马车轧轧地慢慢走了，福尔摩斯一手拉住我，一手牵着托比，向房子的方向走去。房子虽然还看不见，我已经可以凭直觉判断它方位了。 
　　“你低头看这儿，闻一闻，”他说。我蹲下使劲闻，立刻一股甜丝丝的香草精气味扑鼻而来。 
　　“究竟为什么——？”我问。 
　　“如果会用的话，它比木馏油要好，”他一边说一边让托比上去嗅，“黏性不那么大，沾到鞋上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好处是气味特殊、强烈，保持的时间长久，我相信托比不会再被相似的气味迷惑住，除非猎物穿过一间厨房。再闻闻，小家伙，闻闻！”他哄劝托比，托比听话地嗅着大街靠边处一大片水洼。 
　　“这是我昨晚离开时泼上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继续卸装。“他们一个个全踩上了——莫里亚蒂，他的两个同伙，几小时前莫里亚蒂乘坐的马车也从上面驶过。”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我换了一双靴子。 
　　“现在干什么？”我站起身问。 
　　“让托比跟踪马车。” 
　　他轻轻地拉拉托比，我们出发了。这种气味显然很强烈，尽管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托比仍然走得很快。当福尔摩斯到大街对面的灌木丛中去取他的红毡子旅行箱的时候，托比几乎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跟着托比。 
　　福尔摩斯很镇静，精力十分充沛，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也许莫里亚蒂愚弄了我和迈克罗夫特，也许他真是万恶之源。但眼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把它抛开，不再去想，只是一瘸一拐地尽力跟在福尔摩斯和托比后面。 
　　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格罗斯特街车站，我清晰地听到火车在鸣笛。 
　　我吃力地跟在托比后面，看不出身在何处，福尔摩斯突然止住脚步，拉住我的大衣。 
　　“怎么啦？”我喘着气问。 
　　“你听。” 
　　我竭力排除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倾听着。马蹄声、马具、马车的吱吱嘎嘎声，车夫的呼喊声，还有火车的汽笛声。 
　　“维多利亚车站，”福尔摩斯轻声说。 
　　现在看出来了，真的来到火车站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喃喃自语道，“你带上提包啦？真运气。” 
　　他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你在电报中说过‘数日’，”我提醒他。 
　　他仿佛没听见，跟着托比一直向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篷，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说他叫拉森迪尔？我可没看见他的什么签条。” 
　　“我也没看见。” 
　　“那你究竟是怎么——？”我刚开口，他便笑着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神秘，”他说。“我认出他了，他是伯莱斯顿勋爵的弟弟。有一次，在托琅姆勋爵家举办的晚会上我曾和他聊过天。一个废物。”他兴趣索然地说。 
　　火车到达林茨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带着托比到站台巡查。这一次，福尔摩斯认定莫里亚蒂是直奔纳上纳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睡着觉，清晨到达维也纳。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福尔摩斯和我用手划着十字，顶祝这次能得好运，牵着托比走下火车，我们慢慢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托比没作出令人鼓舞的表示，快走出大门的时候，福尔摩斯的脸变得阴沉沉的。 
　　突然，那只狗一动不动地站住，然后向前窜了一步，把鼻子贴在地上嗅来嗅去，尾巴快活地摆动起来。 
　　“它发现了！”我们一齐喊道。它确实发现了，托比高兴地吠了一阵，转了几圈，便身大门跑去。 
　　它带着我们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停住了，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望着我们。“看来他坐上一辆马车走了。”他平静地说。“在英国，火车站上的马车拉完客人还要回到车站。让我们看看托比会不会对哪辆马车发生兴趣。” 
　　然而它没发生任何兴趣。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我想到几种可能，但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留在这儿，让托比检查每一辆回来的马车。” 
　　“好，我想我该去喝杯茶。”他站起来，把托比的牵带递给我。“我到车站餐室去，我们会碰上好运气的。” 
　　他走了，我回到马车站，每回来一辆马车，我和托比便要走上前去，我伸出手催托比上车去嗅一嗅。 
　　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便已经回来。我们几乎要失望了，这时走到一辆刚回来的马车跟前，突然托比高兴地叫了一声，使劲摇起尾巴。 
　　“成功就在于等待，华生！”福尔摩斯格格笑起来，走去和车夫说话。 
　　但他德语蹩脚，车夫不懂，他于是转向我。”告诉他，”福尔摩斯缓慢而清晰地说，“要他送我们去他几小时前送的乘客所去的地方。”然后他细致地描述了莫里亚蒂的外貌。 
　　话还没说完，那位车夫突然微笑起来，大声说：“啊，是这样！”随后殷勤地请我们上车。 
　　我们坐好后，他劈啪抖了抖缰绳，我们便奔驰在繁忙而美丽的街道上了。马车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路——然后在一幛漂亮的小楼前停下。马车夫用各种手势要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我的那位先生下车的地方。 
　　我们走下车，把注意力转向那幢房子，福尔摩斯按按门铃。我看到一个小牌牌上写着我们将要拜访的人的名字，暗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仆打开门，她看到两名来客带着模样如此奇特的一只狗站在外面，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把我们的姓名、身份告诉她，她立刻笑着点点头，用蹩脚的英语请我们进去。 
　　我们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而雅致的门厅。“请到这边来，”女仆作着手势。依然微笑着，把我们引进一间窄小的书房。我们坐下之后，他问：“喂，华生，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我坦率地承认。“然而这一切很明显，尽管不是什么好兆，”他说着站起来，走来走去查看那位医生的书籍。那些书虽然大多是德文的，也不难看出全是医学方面的——至少在我坐的这一侧。 
　　我正准备要福尔摩斯解释他的话，门开了，走进一位蓄着胡须的人。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透过脸上轻微的笑容，我看出他内心伴随着无穷的智慧。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很大，但黑黑的，深深的，目光锐利。 
　　“早安，福尔摩斯先生，”他缓慢地说着纯正的英语。“我一直在期待着你，你终于决定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你，华生大夫，”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和他握着手，眼睛却仍旧盯住福尔摩斯。 
　　“你可以摘掉这个可笑的胡子了，”他尖声说，“也不必用那种演戏般的腔调说话了。我警告你，最好是坦白，这出戏演完了，莫里亚蒂教授！” 
　　我们的主人慢慢转向他，对他的严厉我毫不介意，只轻轻地说：“我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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