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潮湿使我的医务加倍繁忙，到四月为止，我已有几个月没接到福尔摩斯的片言只字了。4月24日晚，我正在清扫诊室，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走了进来。 
　　见到他，我十分吃惊，因为他那副模样。那张本来就消瘦、苍白的脸变得更加消瘦、苍白，皮肤呈现病态的惨白，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眼睛不安地转动，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 
　　“我把百叶窗关上可以吧？”他刚进来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侧身靠墙，急步上去把百叶窗猛地掩上，牢牢销好。借着灯光，我看到一颗颗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滴下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汽枪。”我从未见过他这么惊慌失惜。 
　　我替他把香烟点燃。他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 
　　他满意地吸了口烟，把头一扬：“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向你作一番解释，你一定觉得这一切极不寻常吧。” 
　　我点点头，建议到起居室暖暖身子，分享一瓶白兰地。 
　　进了起居室，我把火捅旺，把酒具准备好，等着他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吗？”他咂了口酒。 
　　其实这个名字我听到过，但我没照实说：“从没听说过。” 
　　“嘿，世上真有天才和奇迹啊！”他起劲地说，但身子一动不动。“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甚至整个西方！——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这位“教授”的邪恶天才、无情的报复行动，我越听越感到惊异。他忘记了汽枪的威胁，站起身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告诉我，莫里亚蒂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写过一篇有关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在欧洲轰动一时。但这个人秉承了祖上极为凶恶的本性，于是为时不久他的种种丑行便在大学区不胫而走。最后他不得不辞去教职，来到伦敦，在军队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员。“那不过是块招牌。”福尔摩斯把双手放在我的椅背上，凑近我的脸说道。 
　　“这些年来，华生，我总是感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一股根深蒂固、组织周密的势力，疵护着作恶者，使他们免受法律的制裁。我抓住线索，顺藤摸爪，经过千百次迂回曲折，最后终于发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策划的，其中被侦破的寥寥无几。他是一个奇才，哲学家，是深邃的思想家。他象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的中心，一动不动，但他对千丝万缕的蛛网上每一丝的微小震颤都了如指掌。” 
　　这番奇谈怪论使我惊诧，不过我尽力装作若无其事。这番慷慨陈词没有通常的结束语：从激烈庄严的演说逐渐变成含糊不清的唠叨，最后变成喃喃自语，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我想起上回福尔摩斯谈到莫里亚蒂时，他刚好注射过可卡因。我悄悄走到他身边，轻轻掀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然后摸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微弱，时快时慢。我想脱掉他的外衣，看看臂上有没有最近注射的痕迹，但那样可能会把他惊醒。 
　　我回到座椅上沉思起来。我知道过去福尔摩斯常赴可卡固“狂欢会”，一个多月去一次，平时每天注射三次，浓度为百分之七。我曾劝他戒掉这个自我毁灭的恶习。在某些时候我的劝告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对他还是不如一件引人入胜的新案子到手时那样有效。福尔摩斯所渴望的是工作，是解决最棘手、最复杂的疑团，那时他再无需求助于任何人为的刺激了。但真正棘手的案子是很少见的。难怪福尔摩斯总是抱怨富于独创精神的罪犯太少。会不会因为久久捞不到有趣的案件，福尔摩斯再度变成可卡因的俘虏。 
　　我边想边站起来，在壁炉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然后把一条毛毯盖在我朋友的身上，把灯火捻小。在黑暗中我自己也打起盹来。福尔摩斯把我唤醒，我一时迷迷糊糊，竟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吸点烟，喝点酒吧，华生？”他打个呵欠对我说。 
　　我同意，然后便试探地问起莫里亚蒂教授的事。 
　　福尔摩斯迷惑不解地望着我，“谁？” 
　　我想让他明白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人。 
　　“胡说八道，”他气愤地答道，“如果你还记起别的什么，那我只好认为你的白兰地度数高了些。” 
　　我向他表示歉意，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点点头，指指桌上的白兰地，便走了。 
　　我忧虑重重地把门锁上，头脑一片混乱，就象一个从恶梦中醒来的人弄不清是否仍在梦中。 
　　需要实际一些的证明，我端着一盏灯悄悄下楼，走进诊室，检查百叶窗。当然它们是关着的，而且上了插销。是谁关的？是福尔摩斯还是我？他来过吗？ 
　　这个念头更加荒唐，我咒骂着自己。 
　　当然，他来过。 
　　福尔摩斯和我用过的酒杯仍旧放在那儿。 
　　我立刻叫了一辆马车，奔向贝克街。 
　　不一会儿我便来到熟悉的221号B，我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看到是我，高兴得不得了。 
　　“噢，你可来啦！”她没寒暄，便惊喜地叫起来，把我拉进门。 
　　“怎么——？”我刚开口，她便把手指放在唇上，担心地向楼上望望，但是福尔摩斯的耳朵特别灵，我们的声音已经被他听到了。 
　　“赫德森太太，那位先生是不是莫里亚蒂教授，”尖锐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您瞧，华生大夫，”女房东忧郁地小声对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吃饭，成天关着百叶窗——半夜偷偷溜出去，那时我早已锁了门，女佣人也睡下了——” 
　　“我上去看看他，”我说着走上旧楼梯，一个多么高尚的心灵在这里崩溃瓦解了！ 
　　“谁？”当我敲门之后福尔摩斯在里面问道：“莫里亚蒂，是你吗？” 
　　“我是华生，”我答道，他终于把门打开一道缝，向我窥视着。 
　　“别忙。”他用脚顶住门。“你也许是化装的。你证明你是华生。” 
　　“怎么证明呢？”我伤心地说。 
　　他想了想，突然问：“我把烟叶存放在哪儿？” 
　　“放在那只波斯拖鞋的鞋头里。”这个回答极其准确。 
　　“那么我收到的信件呢？” 
　　“用大折刀钉在壁炉的面饰上。” 
　　“对不起，华生，”他恢复了往常的微笑，“我不能不防一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教授那伙人？” 
　　“正是。” 
　　他把我带进房间，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是玻璃窗和百叶窗都关上，上了插销，而且百叶窗似乎换过了，它们是崭新的，好象是铁制的。 
　　福尔摩斯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把茶杯递给我。他身穿浴衣（鼠灰色那件），伸过手来的时候胳膊裸露着。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简直象个战场。 
　　一小时后我离开贝克街——出来时他仍象进去时那样戒备森严。 
　　不料福尔摩斯的精神崩溃给我的打击尚未过去，又碰到另一件令人不快的意外，我刚进门，女仆便说有位先生等着见我。 
　　她不安地说：“但那位先生一定要见你本人。我不愿得罪他，就让他进来在门诊室等候。”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越想越恼火，正要责备她，只见她怯生生端上一个托盘。 
　　“这是他的名片，先生。” 
　　我将有字的一面翻过来，一阵寒战，全身的血液都快冻成了冰，名片上写着“莫里亚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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