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这个房间的地板中央横陈着一具老年妇女的尸体，不禁使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害的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太①。据初步掌握的材料，眼前的死者却没有放过高利贷，也没有在家里开当铺。而且，“斯大林式”楼房的大住宅里摆设的家具，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和贵族家世。 
　　 
　　①指陀氏小说《罪与罚》中被害的女房东。 
　　著名的科学家斯马戈林院士曾经住在这里。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死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是她的女儿，她一生嫁过三次人，改过三次姓，但是没有挪过住所。在这幢楼里，她大概比所有其他住户住的时间都长。只有她的住房是单独的，其他的房间随着经常变迁的住户早就变成了公房。有的人分到或者是买到新住房搬走了。有的人是同亲戚或者别的夫妇换了房子。房门上扎满了各色门铃按钮和写着姓名的纸片，而叶卡捷琳娜的房间门上只有一个门铃和一个漂亮的金属牌，上书“院士B.B.斯马戈林”。 
　　一位法医鉴定人仔细查看了尸体，一位刑事侦查员取证了脚印。谋杀显然是出于图财抢劫的目的，原本非常富丽豪华的房间被折腾得一片狼藉。一眼就能看出——在这里寻找过什么。 
　　“死者有亲属吗？”侦查员奥里山斯基问一位被请来做见证人的女邻居。 
　　“我不清楚，”穿运动服的少妇犹疑不决地答道，“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不太长，总共才半年。不过我听说，她没有子女。” 
　　“你们楼里谁能谈谈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谁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一些？” 
　　“哦，我可说不上来。”女邻居摇着头说，“我在这里很少同别人搭话，我只是租一个房间，女主人买下一套住宅，拿一个房间供人合住，我们是难民，”她补充说，“从塔吉克斯坦来。这里的人就像躲避鼠疫一样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传染病人似的。所以他们都不怎么同我们说话。” 
　　的确，女邻居提供的情况太少了。需要检查整个单元，搜集一些有关老太太的原始材料，她是被重物残酷地击中后脑致死的。 
　　已故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几乎不与同楼的居民们往来，但是总的看来她的朋友和熟人却不少。作为莫斯科本地人，她在这里长大成人，上完了中学和大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到处都有朋友。当然，远非所有的朋友今天都在人世。但是无论如何，了解死者情况的大有人在。 
　　奥里山斯基首先吩咐，要找到那些经常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来并且能够大概说出究竟有什么东西被抢走的熟人。这样的熟人找到一个——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他同死者十五年前离婚，当时她59岁，而他62岁。十五年来他继续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做客，带来鲜花和一些令人感动的小礼物。 
　　“假如我问起你们离婚的原因，您不会见怪吧？”侦查员小心地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很不寻常的细节：在这么大的年龄离婚，而且又不是为了组织新的家庭。 
　　彼得·瓦西里耶维忧郁地望了一眼奥里山斯基。 
　　“我是个傻瓜——这就是全部原因。我迷上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想，这就是那种真正让人们神魂颠倒，让人们拼死追求的东西。我同卡捷琳娜离了婚。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卡佳很久都在笑话我。她说，你这个过于自信的小傻瓜，活该，对你是个教训。她对我一直很好。后来我多次向她求婚，可是她每次都拒绝了。她说，这么大的岁数出嫁，而且还是嫁给前夫，太可笑了。但是她接受我献殷勤，没有赶过我。” 
　　“这么说，她原谅您了？”侦查员追问了一句。 
　　“原谅了，”阿尼斯科维茨点点头，“她从来不长久生气。知道吗，她的幽默感简直令人吃惊，她善于笑对任何不幸。这么多年来，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卡捷琳娜哭过，您相信吗？一次也没有哭过，倒是经常哈哈大笑。”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同奥里山斯基一起到前妻的住宅去。一路上，他吸了几次戊酸薄荷脑脂。看得出，他情绪低沉，害怕走进不久前死者躺过的那个房间。不过最终，他还是打起精神，悲伤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查看财物。根据他扫视满墙挂画的眼神，以及打开壁橱的每一节抽屉和所有立柜门的熟练程度，奥里山斯基明白，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十分熟悉室内的布局，并且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放有什么东西。 
　　“看来，东西都在原位，”阿尼斯科维茨双手一摊，“只丢了一幅画，一幅小画，但是我不认为是被小偷偷走了。” 
　　“为什么呢？”奥里山斯基警觉起来。 
　　“它太廉价了，也就值几个戈比。放着这些极为珍贵的油画不拿，偷它有什么用。” 
　　“也许，问题在于尺寸。”侦查员推测道，“小画更便于携带。” 
　　“不，您说得不对。”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反驳道，“您瞧，这里有许多小型画，卡捷琳娜的父亲维涅迪克特·瓦列里耶维奇对它们情有独钟，一辈子都在收集。所有这些画都非常名贵，很值钱，请您相信我。可丢失的却是一幅微不足道的小画，那是卡佳从一个街头写生家手中买来的，仅仅是为了好玩儿。” 
　　“那上面画的什么？” 
　　“临摹达利的鲜花和蝴蝶。这种写生画眼下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总之是信手涂鸦。我想是卡捷琳娜随手把它送人了。不可能是谁偷走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 
　　“就算是这样，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关于这幅画我们会查清楚的。而那些珍品呢？” 
　　“都在，一件都不缺。您知道吗，简直惊人。卡捷琳娜有一批精美的祖传首饰：钻石、祖母绿、白金。一件就值多少！然而这些东西却一件都没有拿走。” 
　　这倒真的是奇而又奇了。为什么当时五斗橱的抽屉全都被拉开，东西散落满地呢？显然是找过什么。既然不是找贵重物品，到底要找什么呢？罪犯为什么没有拿走贵重物品呢？贵重物品很多，又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他肯定看见了，甚至也摸过。究竟为什么没有拿走呢？ 
　　必须赶快再找到一个仔细看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东西的人。不能排除，她的前夫发现了失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挑明。 
　　在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一本用药房松紧带穿着的记事簿，里面夹着许多滑脱的纸片和名片，鼓鼓的。侦查员的任务极其明确：从死者的熟人中找到一个能对她拥有的贵重物品提出肯定意见的人。这项任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谈何容易。按照这本记事簿上的姓名一一查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娜斯佳①认真地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一连串的，“去世了……”、“号码转给了其他用户……”、“去世了……”、“去世了……”。 
　　 
　　①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昵称。 
　　第三天，她终于如愿以偿，艺术理论家、彩绘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还健在，并且对阿尼斯科维茨的油画及首饰都了如指掌。当娜斯佳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老朋友遇害的消息，而且还不停地说： 
　　“上帝啊上帝！我一直坚信，她会比我们大家都更长寿！她的身体极好。啊，卡捷琳娜呀，卡捷琳娜！” 
　　“您同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很久了吗？”娜斯佳问他。 
　　“一辈子。”贝绍夫立即回答，“我们的父辈是朋友，我同卡捷琳娜实际上是一块儿长大的。我的父亲和维涅迪克特·瓦列里那维奇都是收藏迷。可是我和卡佳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我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藏品并且继续收藏，可以称之为子承父业。然而卡佳对收藏却不感兴趣，这种事情似乎不能打动她。加之女人一般不爱好……她悄悄地出卖贵重物品，靠这些钱过日子。国家给她的退休金很少，我们的博物馆人员不受尊重。” 
　　“那么什么人继承她的财产呢？” 
　　“国家。卡捷琳娜立下遗嘱把一切捐献给几家博物馆。她没有她可以向之托付这一切的亲属。” 
　　“难道没有一个亲属吗？”娜斯佳不相信。 
　　“没有。当然，亲属还是有的，”贝绍夫用发颤的嗓音回答，“不过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类，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卡佳虽然没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指的不仅仅是货币价值，还有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她很有教养。” 
　　可以分遗产的亲属。这十分有趣。而且是没有，又不是完全没有，假如他们同谋杀有关系，他们就把珍品拿走了。否则谋杀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有什么妨碍了他们？他们杀死了人，却没能把珍品收起来带走……必须紧紧抓牢那些邻居不放。因为能够在这种场合妨碍罪犯的，只能是出现在门外楼梯上的人。 
　　“请您说一说，伊万·叶利扎罗维奇，遗嘱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是否点明了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后，每一件东西归哪一家博物馆继承？” 
　　“我理解您的问题，”老收藏家点点头，“是的，点明每一件东西时，都有各个博物馆和公证部门的代表在场。遗嘱对什么东西交给推进行了明确的登记。有几幅画卡佳没有写进遗嘱，她打算卖掉它们，靠卖画的钱过日子。” 
　　“后来怎么样？她卖了吗？” 
　　“当然。” 
　　“卖给了谁？您知道吗？” 
　　“什么卖给了谁？是卖给我。她把画卖给我了。它们至今在我的手上。” 
　　“倘若这些钱不够花了呢？” 
　　“我同她谈过这件事情，”贝绍夫点点头，“第一，我从她那里买的那几幅画非常值钱。您也许认为，我利用老交情，从卡佳手上廉价购买？才不是呢！我给的是实价，这一点您可以相信。这些钱应该够她生活许多年。第二，如果钱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遗嘱，从遗产中随便拿出点什么东西再卖。”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吗？”娜斯佳归结道，“立遗嘱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经专家仔细验证过，并且确认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担心她会遭到抢劫？” 
　　“这不可能！”贝绍夫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大概这就是个性使然，”在他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老头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说，卡佳从来不担心任何事情。她认为，命中注定的祸福反正摆不脱。其次，我刚才对您说了，她不是特别看重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不到。因为不是她亲手收集的，她没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当然，她的房门包了铁皮，这还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钻石她就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她不适合戴钻石。” 
　　现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拿出阿尼斯科维茨的遗嘱请艺术鉴定家把遗嘱描述的贵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实物对照比较。同时再次鉴定其真实性。因为小偷如果是经常登门造访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乱真，伪造某些东西和油画的赝品。这样一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发现不了有东西失窃。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贝绍夫本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贵重物品。第二个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维茨的前夫，他也经常来访，也熟知墙上的每一幅画和首饰盒里的每一件珠宝。娜斯佳感觉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点，他们就会暴露出来。她最不喜欢这种事情。如果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贵重物品被调换了，那么关于谋杀理由的说法也就只剩下一个，只需从一大堆嫌疑人中寻找罪犯就行了，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实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说法，而且不止一种，这要有意思得多。 
　　她从来没有为几乎不想睡觉吃惊过。从小就是这样。伊拉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一说就安静地钻进被窝，不耍小孩脾气，但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静静地躺着，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到早晨5点钟左右她的眼睛就会睁开。伊拉这么早醒来并不觉得疲劳或者没有睡够。只是她一直就是这样。 
　　发生那场不幸的时候，她才14岁。她被送进寄宿学校上学，直到16岁，然后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的意义在于尽量多地挣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药品和食品要花钱，还有伊拉憎恨的母亲也要花钱。 
　　立法的混乱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工作。早晨5点钟她爬起来，跑步去扫人行道或是铲雪——按季节而定。8点钟擦附近一幢十六层楼的台阶和楼梯。10点半赶到小商品市场去给商贩们送水、送热饭和香烟。下午5点钟市场关闭后回家，上商店、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星期两次去医院看弟弟妹妹，一个月一次去看母亲。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小餐厅擦地板并干完其他的脏活。她没问过自己，能这样坚持多久，她的力气够干多少活儿。她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医生们都说，娜塔莎和奥列奇卡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小巴甫利克还可以，不过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必须做好几次手术，手术费很贵。至于能不能帮帮母亲，她甚至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她早就明白，犹豫是有害的。几年前她从电视上听说，一位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钱。电视台向公众呼吁：帮一把，一个人出一点，能给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员死了。伊拉总共只想过一次，既然那位电影演员和他的朋友们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惟一一次就足够她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做事，必须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则永远没有结果。” 
　　她完全独立地说出“瞻前顾后把我们变成胆小鬼，决断的本色在苍白思虑的袭击下黯然淡化……”这句谢克斯皮罗夫式的豪迈格言时只有16岁。 
　　现在她20岁了。她像一挺装满子弹不停射击的自动枪一样，迈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时还不到5点，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脚走进厨房烧茶。这套房子里曾经住过她的大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她自己。现在只剩下伊拉一个人。从去年起，克服怀疑和恐惧，租出去两个房间，把第三间最小的留给了自己。谢天谢地，暂时一切都还凑合，当然，尽管闹过矛盾。不过，伊拉·捷列辛娜会保护自己，两年的寄宿学校生活教会了她许多事情。 
　　厨房里脏极了——又是沙米尔领来了客人，也是他没有随手收拾干净。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间时就警告过沙米尔：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扫，就还是这个价钱；如果要我为您收拾，那价钱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钱，那也不能弄得跟猪圈似的！一个人应不应该讲点良心？况且，伊拉几乎每天都看见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就准备理直气壮地挣那提高的房钱了。只是对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谦和的大叔，很讨人喜欢，不吵不闹，几乎从不带客人进来。即便有客，他们也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甚至连伊拉的餐具都不动，他自己带有餐具，还自己清洗收拾。总之他是个爱整洁的人，虽然同沙米尔付一样的房钱，却从来不用在他的身后收拾打扫。 
　　幸好，今天是沙米尔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晚上就走，说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结了。下一位房客说来就来，一个星期前，沙米尔领着他来过。伊拉不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这无关紧要，沙米尔及沙米尔之前的穆萨她也都不喜欢。她照样生活，家具完好，也没有把房间烧了。他们准时付房租，从不要赖。万一发生公共危险，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脸，伊拉就着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块黑面包，套上一条旧训练长裤和长袖衫，出门去扫街。打开房管处放扫帚、铁锨和刮铲的储藏室门，她发现她的扫帚没有了。恰好是她的扫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选，用了很长时间，磨光了把，还做了适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扫帚。 
　　“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声埋怨道，“可恶的母狗，连一把扫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然，这是游手好闲的塔尼卡捣乱，对这一点，伊拉毫不怀疑。去她的，没什么，她同她会算清账的。有塔尼卡热泪长流的时候。连跟她在一起的那个野汉子一道。他们想白捡一套房子，作为管院子的人，却横草不拈竖草不拿。他们俩三天来一趟，扫帚动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样撂着不扫。伊拉请求过把那段路固定给她，给她加一份工资，她可以在早晨4点钟上班，清扫两个路段，这比强行派别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议办，就不得不解雇游手好闲的塔尼卡，并且把她撵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赞同这个决定。她的姘夫暗中打发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一群长着无耻嘴脸拿着橡胶棍子的种牛，他们很快便找到环卫部门的上司解释，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赶出宿舍。上司睁只眼闭只眼，放过了塔尼卡。而伊拉面对他们的彬彬有礼倒没什么事，她每次一碰到这个女人，必定当面对她说怎么看待她。而塔尼卡，这个浑身挂满金链子的30岁的丑姑娘，也以牙还牙，简而言之，她们干了一仗。这不，还把扫帚偷走了，这个母狗…… 
　　扫完街道，擦完十六层楼梯，伊拉跑回家冲了个澡，换好衣服。同时决定打个电话。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气说，连跟人说话也是黎明时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怎么样？”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房客。” 
　　“俄罗斯人？” 
　　“不是，是沙米尔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来一趟吗？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5点钟以后，行吗？” 
　　“行。5点到5点半之间你来电话吧。” 
　　“我会打的。谢谢，弗拉迪克大叔。” 
　　“再见。”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伊拉·捷列辛娜曾经是斯塔索夫①的邻居。当时，斯塔索夫娶了玛格里特，同她和女儿莉莉亚住在索科尔尼克。离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革间宿舍。捷列辛家发生不幸时，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给他打电话，对斯塔索夫用不着多做解释。他一听就能明白。 
　　 
　　①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 
　　伊拉第一次打电话就是为了商量一下。她说，她决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钱，但是又担心。斯塔索夫是个当了二十年侦查员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来劝阻、吓唬她。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旦有什么事情可没有谁来保护她。但是伊尔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还是不出租房间的建议。她需要的建议是，如何防备这类不快。 
　　按照斯塔索夫的意见，原则上不可能避免这些不快。不过，他还是给她出了几个主意，照着去做有可能减少危险。当时他建议她事先调查清楚未来房客的情况。伊拉对此有所准备，她同意了，并且如前所说完全照办了。第一个租房候选人是一个正在被侦查的罪犯，斯塔索夫领着伊拉到彼得罗夫卡给她看了一堆画册、照片和判断意见，两天后被侦查人被拘留了。自然，还得使这件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与一个年轻的扫街女工没有关系。对下一个候选人，斯塔索夫在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良好”，为防万一，再次警告说，这种企图是危险的。并让伊拉坚决保证不通知斯塔索夫就不能接收房客。 
　　现在，弗拉迪斯拉夫已经不在民警分局工作了，领取了私人侦探执照，负责“西利乌斯”影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在彼得罗夫卡和内务部仍有朋友，这些朋友都乐于帮助调查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客。事前暗中保险，总比事后为女房主收尸好。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和好友不少，但是，最糟糕的是，他们都有儿孙，儿孙们完全有可能听说一位独居的上了年纪的太太毫无防备的家里保存着贵重物品。尤里·科罗特科夫同侦查员奥里山斯基一道负责组织鉴定油画和钻石首饰的真伪，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像个不爱动的人一样，摊到向认识死者的人询问的差事。 
　　通过这些询问，可以勾画出这位74岁的妇女风风光光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愉快的。1941年卡佳19岁时，未婚夫上了战场，1943年他牺牲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矫型外科医生，姓施瓦伊施泰因，在医生反革命案中被捕，经受不了监狱看守的虐待死于牢房。第二个丈夫死于车祸。第三个丈夫前面说过，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不得不同他离婚。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没有孩子，这一点女难民邻居没有说错。她患有一种妇科疑难病。 
　　换了另一个女人，可悲地失去一个未婚夫和两个丈夫，不知因为什么过错受到不能生育的惩罚，一准会认为自己命运悲惨、生活坎坷。然而这不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甚至难以想象有比她更乐观、更愉快、更友善的人。在她有生之年的交际圈子中，经常有作家、诗人、美术家和演员，她出席所有的首映式、画展开幕式和诗歌朗诵会，近年来更是不漏掉一次剧院老演员俱乐部组织的活动。虽然她从来不是戏剧工作者，许多老资格的演员、导演、舞美都认为她是“圈内人”，因此在总排练时总是邀请她，在首映式上地总是坐在前排，面带赞许的微笑，手捧一大束鲜花，好在落幕时献给他们。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合法婚姻的间隙，她同当时几个颇有名气的人之间，发生过几次轰劝一时的罗曼蒂克，这几次恋爱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是人家甩她，有的是她首先放弃，还有的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双方协议分手。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抹去她脸上的微笑，或者抑止她响亮的笑声。甚至当她那装着刚刚从储蓄所取出来准备买电视机的钱的手提包在街上被抢走之后，她跑回家赶快给女友打电话时，竟然哈哈大笑，好长时间没有说出一个字。 
　　“你想得到吗？”她终于止住笑声开始说话，“我遭抢劫了，真是奇闻！” 
　　话筒里的声音无论如何作不出另外的判断，女友还以为叶卡捷琳娜是在哭，并且伴着歇斯底里大发作，马上开始安慰不幸的人。直到几分钟后才明白，叶卡捷琳娜不是在哭，而是在笑。 
　　“你好像还很开心？”女友大惑不解。 
　　“现在我能怎么样，该号啕大哭，是吗？”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回答她，“你知道我的原则，如果能做成什么就必须做，如果什么也做不成，那就听天由命，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心流泪。再者，我对你说过多次，有天使保护我。既然抢走了我买新电视机的钱，就是说我本不该买。大概，即使我买回来，电视机也会爆炸或是烧毁。既然如此，不如没有这笔钱，岂不强似让我与整套房子一起葬身火海？” 
　　当她的第三个丈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向她提出离婚的打算时，她就是这样坦然接受。而离婚几个月之后，当他重新迈进她的门坎时，她也是这样嘻嘻哈哈。 
　　“啊哈，老猫玩儿够了？”她一面用她拿手的蘑菇汤和加葡萄干、杏干的羊肉抓饭款待他，一面柔声地问，“得失如何，亏了？” 
　　不能说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过于注重仪表或是离不开美容保健院，但是她总是尽量做到外表上看起来舒服，梳理极为考究的灰白头发，淡淡地化妆——墨染的睫毛，高雅的唇膏，颧骨上一抹淡淡的肉色胭脂，保养很好的双手和经常修剪的指甲，她没有随着年龄过分发胖，好穿她喜欢的奶油色衬衫套装。经常到女友家中做客，从不拒绝参加周年纪念宴会的邀请，而这类邀请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有的满70周岁，有的满75，还有的是庆祝金婚。至于从艺50周年纪念就更多了。 
　　“我进入了最佳年龄，”阿尼斯科维茨经常说，“我所有的朋友们都进入了应接不暇过节日的好时光。只是要顾得过来买好鲜花和礼品！” 
　　不错，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朋友和熟人很多，甚至很难想象她会有仇人。因为杀害她如果不是为了油画和钻石的话，就应该有什么个人原因。就算有冲突，大概也是很早的事情。今天坐在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面详细回答所有提问的是已故阿尼斯科维茨最好的一位女友。这类谈话对娜斯佳是一种精神休息：老年人常有注意力和交际力不足的毛病，一般说话很多，尽管这种话题相当悲切。一个亲近的人死了，对他们不用施加任何强迫。相反，往往很难让他们打住话头。但是娜斯佳压根也没有想过制止他们。谈话人脑中产生各种联想，循着联想的思路，他们正在想起并且开始讲述一些乍看起来与死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可能会突然出现从未想过需要专门询问的细节。最主要的是，引导人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讲述。搞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继父曾教导娜斯佳说：“静静地等着他自己说漏嘴或者说出事情的关键。你听他说，不要打断他，赞许地感兴趣地点头，以此为他营造出一个自由驰骋的幻觉，这种虚幻的自由会使他陶醉，使他不再注意措辞。”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遭抢劫后哈哈笑着打电话给她的那位女友。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您说，您的女友同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的关系怎么样？” 
　　“最好了，他们从小就彼此认识。瓦涅奇卡有一段时间甚至曾经向我献过殷勤。真的，这很早了，当时我还不到50岁。您知道吗，他早已丧偶，在为自己物色新的生活伴侣。” 
　　“那您呢？没有接受他献殷勤？” 
　　“干嘛要接受。”舒尔茨风情万种地微笑了一下，“瓦涅奇卡很迷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自由。即使我当时坠入情网，毕竟没有到离婚的地步。” 
　　“为什么？您有小孩子？” 
　　“上帝保佑您，47岁的人怎么能有小孩子！不，孩子们都大了。可瓦涅奇卡是俄罗斯人，而我是德意志人。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我们不应该同非德意志人结婚而被同化。我已故的丈夫也是德意志人。”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怎么样？贝绍夫没有想过向她献殷勤吗？” 
　　“噢，您说什么，亲爱的，他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经过这个阶段了。这是少年之恋。后来卡捷尼卡有了未婚夫，她同他大概是在战前一年半至两年时相遇的。” 
　　“后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贝绍夫的关系如何呢？” 
　　“非常稳定。他们两家是通家之好。伊万喜欢卡佳父亲收藏的画，他总是说，只要卡捷尼卡打算出卖，他就要把它们全部都买下来。”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据我所知，您的女友立下了遗嘱，把几乎所有的画都捐献给了博物馆，只卖了几幅给贝绍夫，是这样吗？” 
　　“是这样，她是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她没有把所有的画都卖给伊万·叶利扎罗维奇，既然他那么想得到这些画？他们可是友好相处了一辈子。到底为什么她不成全他呢？” 
　　“卡佳想让这些画伴随自己度过余生。她一生都看着这些画在身边，不想在大限未到之前同它们分开。起先她的确曾经向伊万提议，在遗嘱中写上把画交给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现得极为高尚。他说，我不要你以为我在迫不及待地盼望你早死。我不想成为你的继承人。更不想白自得到这些画。于是他们商定，卡佳卖给他几幅画，够她过日子，其余的画捐献给博物馆。” 
　　“究竟为什么遗嘱只说捐献给博物馆呢？难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一个亲属吗？” 
　　“亲属她倒是有几个，不过他们不需要画。都是远房亲戚，连通信联系都没有。” 
　　这倒符合实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珍藏着她多年来收到的信件、贺卡和电报，其中的确没有亲属的片纸只字。不论贝绍夫，还是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都一致肯定，是有一些父系亲属，但是都很遥远，不是在摩尔曼斯克，就是在马加丹，而且从来没有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过。也就毫无理由怀疑他们贪图斯马戈林院士的收藏品； 
　　“请您谈谈，假如这些亲属突然出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没有说过？”娜斯佳问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我相信，她说过的，”舒尔茨肯定地回答，“她向我隐瞒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一定说过的。” 
　　“一般说来她可能有些没有告诉过您的秘密吗？” 
　　“噢，亲爱的，”舒尔茨喘了一口气，“应该了解卡佳。她乐观、开朗，但是绝对不多嘴多舌。绝不。假如卡佳想隐瞒什么，无论哪个热心人也打听不出来，我敢向你保证。她善于守口如瓶，而且口风比任何人都严谨。她在这一点上很受好评·可以同她分享任何秘密，完全可以相信，决不会从她的口里传出去。卡佳一生没有骗过一个人，或者就像现在爱说的，信得过。谁知道她把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抽泣了一下，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在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中，她第一次让自己表露出了软弱。娜斯佳在近几天中已经多少遍想过，许多年轻人低估了老年人。他们比不足40岁的人通常所认为的聪明得多，精神上复杂得多，坚强得多。至于把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这已经有点意思了。她悲剧性地惨遭毒手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 
　　娜斯佳看了看时钟——6点半，可怜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坐了四个多小时了。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一位不年轻也不太健康的老太太？ 
　　“谢谢您，马尔塔·根利霍芙娜，由于您的帮助，现在我对您的朋友的印象清晰多了。”娜斯佳温和地说，“我可以请您喝杯茶或者咖啡吗？” 
　　“非常乐意。”舒尔茨兴奋地说，“如果您指给我你们的女卫生间在哪里，我将非常感谢您。” 
　　娜斯佳抱歉地笑了一下。事实上，那个龌龊的地方就在她的那一边对着证人，本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的，不要等到她的忍耐力达到极限。舒尔茨起身去上厕所，娜斯佳桌子上的内线电话马上就响了。 
　　“娜斯塔西娅·巴甫洛芙娜，有空吗？”是斯塔索夫的声音。 
　　“有空，你在哪里？” 
　　“嗯，在走廊里遛遛。能到你那里呆一会吗？” 
　　“来吧。不过别做傻事，我这里有一位证人。” 
　　“你委屈我了，”斯塔索夫抱怨说，“爱情可不是傻事，有人可能不方便。好，我跑着去。” 
　　大概他真的是跑来的，也可能就是从隔壁办公室打的电话，至少，他真的只过几秒钟就来了。同他一起进办公室的还有一位瘦瘦的个子不高的姑娘。她有一张疲惫不堪的脸，长满粉刺。站在她的旁边，两米高、绿眼睛的美男子斯塔索夫显得更挺拔，肩更宽，更漂亮。 
　　“我不能路过门口而不向你表达自己炽热的感情。”弗拉迪斯拉夫一进门就笑着宣布说，“你认识一下，这是伊罗奇卡，我过去的邻居，现在的被保护人，我对你说过她的情况。” 
　　“对，对，我记得。”娜斯佳点点头，“很高兴。” 
　　姑娘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回答她，连微笑也没有。“我们查了一个叫伊里亚斯的身份。”斯塔索夫满不在乎地继续说，“他想租伊拉的房间。” 
　　“那又怎么样？他是个被侦查的强盗还是杀人犯？”娜斯佳开玩笑地说。 
　　“谢天谢地，不是。我们都知道，他是现房客领来的。所以确定伊里亚斯的身份就不难了。笨蛋，当然，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这条线上的一个倒爷。但是暂时还算清白。不是躲藏谁，手没有弄脏，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萝卜头而已。” 
　　此刻回来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好奇地看一眼这奇怪的一对，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的斯塔索夫在老妇人出现时立即跳起来，赢得了她赏识的微笑。而伊拉则没有对她的出现做出反应，对她那文雅礼貌的“晚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哪位要茶，哪位喝咖啡？”娜斯佳殷勤地问着，打开煮水器，从桌子里取出茶杯、咖啡、茶叶和糖，“您要什么，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请来杯茶。” 
　　“我也要茶。”斯塔索夫说，“你呢，伊利莎？” 
　　“我不要。”姑娘嘟哝道。 
　　弗拉迪斯拉夫三大口喝光了自己的茶，毅然站起身来。 
　　“好了，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们走了，谢谢你的茶。看到你很高兴，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你可别不露面。”娜斯佳微笑着回答。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在斯塔索夫和与他同行的姑娘身后默默地看着。 
　　“多么古怪的姑娘。”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她说。 
　　“怎么古怪呢？” 
　　“完全不懂礼貌，她的目光透着腼腆，受到了伤害似的。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问题少年’，是吗？” 
　　本可以只默默地点点头，不扩展这个话题的。可是娜斯佳感激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详详细细开诚布公地讲了许多关于已故的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加上她也想对谈话人做点什么让她高兴的事。看来还得同她再谈一次。而在这种场合，还有什么比讲那些容易使人想起流言的故事更令人愉快的呢？马尔塔日后向自己的熟人说起时还可以引用说，“这是她在彼得罗夫卡听来的大秘密。”老年人最大的乐趣是聊天，而主要的收获就是谈资。 
　　“您说什么，马尔塔，伊拉已经不是少年了，她20岁了。她只是看起来这样。因为她的生活很艰苦，至于她不懂礼貌和腼腆，您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责备她。如果您想听，我告诉您。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自然，舒尔茨想听。别人想听都听不到！ 
　　“也许您还记得，六年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过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妇女从九层楼的窗口扔出了她的三个孩子，自己也跟在他们后面纵身跳了下去，而大女儿逃出门躲进了邻居的家里。” 
　　“对，对，”马尔塔兴奋地点头说，“我看过。” 
　　“这个伊拉就是那个大女儿。” 
　　“您说什么？”舒尔茨两手一拍，“太可怕了！” 
　　“我告诉您一点您也许不知道的事情，”娜斯佳神秘地说，“他们都还活着，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和母亲。不过，当然，都成了重残疾人。惨祸发生的第二天，父亲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承受不了。于是，伊拉在14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您理解吗？完全是孤单一人。为了养活自己和四个残疾人，她还必须做很多很累的工作。尽管他们没有同她一起生活，孩子们住在医院，母亲在残疾人疗养院。可是他们需要食品和衣物。所以，我认为，我和您可以不去计较伊拉忘了说‘谢谢’或者‘请’以及不太懂礼貌的举止言行。” 
　　“可怜的姑娘！”舒尔茨叹了口气，“命真苦，我的上帝啊，命真苦。” 
　　民间哲人说，上帝喜欢有耐性的人。还有人说，善于等待的人最终会如愿以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没有必要陪着这样一个太爱说话的70岁的证人来一段饮茶仪式。她有一大堆当急之务，她应该要几个紧急电话，但是她认为必须表现得沉稳耐心，使马尔塔·舒尔茨心目中对刑事侦查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印象。她因此得到了百倍的回报。因为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说： 
　　“您知道吗，我觉得，卡佳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母亲。” 
　　“您根据什么这样认为？” 
　　“我现在想起来了，关于这一悲剧事件，的确所有的报纸甚至电视都报道过。卡佳没有订报纸，也没有看过报纸。可是她有一次到我家来做客，偶然看到一条简讯，就说：‘不幸的女人。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有好结果。’” 
　　“她还说了什么？”娜斯佳问，她感到嘴唇一下子发干了。 
　　“没有了，大概，这就是不可能从卡佳口中披露、被她带进坟墓的秘密之一。” 
　　把马尔塔·根利霍芙娜送下楼，娜斯佳转身返回自己所在的五楼。不可思议的峰回路转，得来全不费功夫！要是斯塔索夫没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呢？要是他蜻蜓点水地一来就走，没有碰上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呢？要是伊拉表现得像个懂礼貌的正常姑娘，马尔塔没想到对她进行一番评论呢？成功系于一发，每一秒钟都有掉进深渊和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毕竟保持住了平衡，并且顺利到达了预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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