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什么不轨行为，很体面，找不到一点漏洞。” 
　　尤拉骑在椅背上，像骑儿童摇木马似的，摇晃着椅子。这两天他忙着调查慈善基金会组建的危机中心的业务中心。业务中心位于莫斯科市郊，经营一家不景气的医院——现在借助基金会的资助，医院已正常运转。陷于生活困境，除了寻死再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们来到这里；医生、心理医师、病理学家为他们诊治，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职业和爱好安排他们就业，使他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缴纳费用，但某些患者可以无偿得到帮助，如残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银铃般的嗓音。她一字不落地听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讲完未婚夫的诡秘行径。这个打击使她难以承受。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认为他是故意诽谤斯塔索夫呢？”伊拉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说，“他只是认错人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碰到。” 
　　“伊拉，他没认错人。我的衣服和丽塔的西装他描述得一点不差。在饭店见到有人跟我面貌相仿，又是和一个长得很像玛格丽特的女人在一起，并且穿的衣服也说得一点不差，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斯塔索夫大概是第二十次耐心地对她说，“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爱他，但有什么办法，孩子，应当面对现实。他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伊拉抽泣着。 
　　“约你了？” 
　　“没有。他有事离开几天。” 
　　“你可以相信他再不会给你来电话了，”塔姬雅娜插嘴，“你有他的电话吗？” 
　　“没有。” 
　　“他姓什么，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了。” 
　　伊拉心情压抑，默默不语。塔姬雅娜知道自己的亲戚在想什么。我们都是事后聪明。如果这个人每天都陪着你，干吗要给你电话呢？如果他含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眼睛，献上一束束名贵的鲜花，带你去豪华饭店，向你求婚，承诺去迈阿密度假，干吗要知道他的姓氏？突如其来的幸福会使人感到飞上了九重天，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伊拉又那么痴情……那么忠贞。真不忍心看着她痛苦。 
　　“听我说，娜斯佳要介绍男友的事怎么样了？”当伊拉出屋的时候，斯塔索夫小声地问。 
　　“她要把米沙介绍给伊拉，”她说，“米沙小伙子不错，是单身，人聪明，外表又帅。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让伊拉解脱出来？” 
　　“唔……能不能使她走出低谷，试试总可以的，”斯塔索夫含糊地答道，“万一他们很合得来呢？” 
　　秘密商谈被打断了——伊拉走了进来。她无力地坐在电视前，开始不断地“在频道上跑马”。塔姬雅娜最不能容忍她的这个坏习惯，但今天也耐着性子，什么也没说。 
　　“莉丽娅好吗？”伊拉突然问，眼睛仍盯着屏幕，恰好电视上正播放又一轮德克萨斯式的审判。 
　　“她很好。”斯塔索夫说。 
　　“你们要去海边吧？” 
　　“当然，我已经答应她了。” 
　　“玛格丽特也一同去吗？” 
　　“不，她不和我们去。” 
　　“难道她真的会为了什么西装去打小孩子的主意？这我不能理解。” 
　　“伊拉，别把她和你比较。玛格丽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她善于社交，经常在电影圈里混，对于她来说，一千美元的西装好比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的成功、她的身价。——她从来没给自己买过这么贵重的西服。但请你相信，她没料到莉丽娅哭得那么凶。她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在生闷气，想常见到我。当莉丽娅开始无休无止地号啕大哭，玛格丽特也不知所措。可没退路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西服也已经挂在柜子里。上帝与她，玛格丽特同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管怎么说，这太残酷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伊拉仍按刚才的姿势坐着，说，“即使对一个大人也不能这样做。” 
　　她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声很低，只是泪水如注。斯塔索夫和塔姬雅娜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耸动。他们没有安慰她。有什么用呢？她很痛楚，这很显然。但每个人的痛苦都应当自己去承受、去习惯、去克服。 
　　他跟在她身后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塔姬雅娜，看来，的确身体很糟，因为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不远，还不时坐在长凳上休息一会。在这个新区尾随她很困难，得保持一段距离。人不多，街道上还没有亭子和长椅，视野开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塔姬雅娜很走运，马上需要救护，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会第一个出现，成为附近惟一的一个医生。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擦拭着额上渗出的虚汗。站了一会，又继续前行。他很欣赏这个拖着笨重身子的病歪歪的女人的顽强劲儿：尽管很虚弱，却仍坚持出来散步。 
　　她走到拐角，拐了进去。这是她的老路线。他知道再往前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不能走得太近了。应当等她再走远一些，免得被她发现。 
　　他放慢脚步，这时从塔姬雅娜拐进的街道传来自远而近的马达轰鸣声，紧接着是刺耳的急刹车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他像箭一样冲向拐角。 
　　他们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塔姬雅娜双手捂着腹部跪在车道上。她前面停着一辆敞开车门的红色的“日古利”轿车。一个穿着紧绷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弹力裤的女郎，朝塔姬雅娜弯着腰，好像要扶她起来。几个行人包围了出事地点，感叹着，摇着头。 
　　他快步奔到跟前，推开女郎，伸手拉住塔吉雅娜的手腕。 
　　“我是医生，”他尽可能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使人信服，“发生了什么事？司机在哪儿？” 
　　“我就是，”穿弹力裤的女郎尖声尖气地说，“这不能算到我头上，这里不限速——她想抢在我车前过马路……” 
　　“车开得像发了疯！”旁观的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怎么不感到差耻！怕赶不上自己的葬礼呀？！” 
　　“可这儿连个人行道都没有，”女司机为自己辩解，“我怎么知道她要过马路？” 
　　女郎和行人对骂着。围观的人见没什么意思，没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车伤着您了吗？”他摸着脉，很正规地问。脉搏还算正常，就是有些快，很微弱。 
　　“受了点伤，”塔姬雅娜声音颤颤地说，“我吓坏了。” 
　　“撞在哪儿了？” 
　　“大腿。我头晕得很，我大概走不了了。” 
　　“别担心，”他安慰道，“我扶您到那个长凳那儿，我给您打一针。稳定一下心脏，很快就好了。” 
　　他扶她站起来走到路对面。那儿果真有一张长凳放在浓密的树阴下。 
　　“您真的是医生吗？”她艰难地靠着他的手臂，问道。 
　　“是的。我在‘急救’科工作。业余时间给退休人员打打针，赚点外快。” 
　　他扶她坐在凳子上，打开背包。 
　　“所有的药品我都随身携带着。找我看病的退休人员患的大都是心脏病和心血管病。您需要的药我都有。” 
　　他不动声色地环顾一下四周，确信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太顺了！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描绘成车祸，摔倒，被撞，受了惊吓——造成孩子流产的原因有一大堆呢。 
　　“请挽起袖子。”他拿出小瓶安瓿剂和注射器。 
　　塔姬雅娜解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袖口，裸露出手臂。他飞快地瞟了一眼四周。街上又空荡荡的了，只有那个撞了塔姬雅娜的女郎仍站在红色的“日古利”旁，脸都吓白了，好像比被撞的人还紧张。 
　　“用不用送她上医院？”她喊道。 
　　“不用了，”他大声答道，“一切正常。您走吧，只是别再开飞车了。” 
　　女郎犹豫了一下，然后上了车，慢慢把车开走了。他用酒精棉擦拭着注射的地方。 
　　“您瞧，很快就好了。您好多了吧？” 
　　“不，”塔姬雅娜突然面部发青，“好像更糟了。”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瞧您的静脉看得真清楚……” 
　　他手里拿着注射器，开头不明白为什么针扎不上静脉——手不听使唤，不能动弹，后来反应过来是有人一左一右扭住了他。那辆红色的“日古利”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女郎，迅速跑到他跟前，小心地从他紧攥的手里夺开注射器。“日古利”的后门敞开，下来两个男人，朝这儿走来。 
　　“开始吧，”其中一个心情沉重地吩咐着，“瓦丽娅，你把塔姬雅娜送回家再返回来。高里亚，拍照了吗？” 
　　“一定照办。”他看不到这个人，因为答话的人站在他的身后，紧紧扭着他的胳臂。 
　　“很好。伙计们，快点保护好现场，把所有注射器和安瓿剂贴上标签，经管好。先生，您是否能告诉我们，您要注射的是什么药？” 
　　他当然没做声。但他意识到这只能蒙混一时。他被捕了。啊，你呀！活见鬼！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是他们把他诱进陷阱的吗？ 
　　娜斯佳不记得，她从前曾否这么大声嚷嚷过。她不是在激烈地谴责，可她的嗓门大得连她本人都难以置信。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敢这么做？！拉一个孕妇配合破案！你头脑还有一点理智吗？” 
　　科罗特科夫很无奈。他内心深处也承认娜斯佳是对的，但他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嘴。 
　　“你喊哪门子呢？”他像劝一个孩子，“你这么大声做什么？是塔姬雅娜提出这个想法的，她丈夫斯塔索夫又支持她。你也了解瓦丽娅。她开车时间要比走路时间长：据你的情报，她十八岁就已经是消防协会会员，并系统参加过各种飞车绝技影片的拍摄。导演这么一幕场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安全保障系数是250%。塔姬雅娜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指定时间悄悄跪下而已。你发什么神经？” 
　　“要是突然发生意外呢？突然她摔倒了，被车撞了，受惊吓了？您想过这些吗？” 
　　“但她并没摔倒，也没被车撞，”科罗特科夫辩解着，“娜斯佳，别破坏我的心情。你不是渴望找到哪怕一个凶手吗，我这不轻而易举给你弄来你梦寐以求的玫瑰了，你却还不称心。他背包里装满了毒品，想借此弄掉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的孩子。现在你可以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招供，就会揭开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疑团。好了，娜斯佳，别赌气了。我们得手了。” 
　　“这下他们才称心如意了，”她仍气咻咻地埋怨着，“你们这些不幸的倒霉蛋。我就不信没人治你们。” 
　　“怎么没人？这个科洛布克是干什么吃的？在他手下，有我们好受的。所以，你，我的朋友，暂时可以歇一歇了。” 
　　我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什么遗产？什么几百万元，妈妈是提起过我的爷爷有一个远方亲戚，早在革命前就侨居在国外，从那以后音讯皆无。妈妈连他们的姓氏都不记得了。 
　　“您爷爷的堂兄弟把所有遗产留给了您母亲，就此而言也就是留给了您，因为您的母亲没有行为能力——您是她的监护人，是她死后的继承人。基金会与被继承人的律师达成协议，以私人方式，通过莫斯科的一个律师寻找继承人。这个律师刚刚查明您和您的母亲是继承人，就被收拾了——他没用了，留着又很危险，因为他知道真相。接着就对您下手。现在您明白了吧？” 
　　“我不能……我不能相信这些。” 
　　“您被逼无奈，”娜斯佳温和地说，“卢托夫说您可以赤条条地来危机中心，您以后的收入将归他们所有，是别有意图的。这就是您将来的收入。为了这笔收入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您只要写一份正式保证书，委托基金会的律师支配您的全部财产，一切就收尾了。我们俄罗斯与此不同，但在西方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您的遗产继承恰恰是在西方进行。您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也不会。我学过德语。”不知为什么我补充了这点。 
　　“您瞧。假如继承人的律师是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士，那他很快就能骗取您的信任，您什么也来不及体察。他们通知您，您疯了二十年的爷爷在自己的住地给您留了一幢用来招待客人的小楼，您得签字申明不想得到这所房子并赠给慈善会，来帮助陷入危机处境的人们，事情就了结了。您就永远不会知道您实际损失了几百万。这就是卢托夫接近您的原因。” 
　　她早已经离去，我还坐在我们上次见面的集体农庄广场的咖啡屋里。我的生活怎么了？它成了一副什么样子？ 
　　几百万美元。我拿它做什么呢？也许，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我没能力，对此不感兴趣。我不是领导人物，我只是个记者。可以靠这笔钱无忧无虑地生活。只是去生活……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据说，仅仅把大脑给养通路堵塞三分钟，就会发生不可挽救的遗憾，人会终生残废。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几天前我还是个活死人，但我再也不能活过来了。我失去了维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我根本就不想过这种生活，甚至丧失了活的勇气。这几星期足以使我失去和周围生活的联系。在我对维卡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不能再爱，也不能爱她；在卢托夫对我做一切之后，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切之后，我无法再活在世上。 
　　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令人乏味。我不可能有任何“明天”，因为我昨天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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