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双排扣西装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禅只有两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两年中放置的四枚却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变本加厉,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弹,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来,他的炸弹炸死了人。同时,他向报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已经成为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而成为值得正视的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他存在于世,就应该将其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正是迫使芬尼控长急匆匆赶来向布鲁塞尔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学时专修过精神病学,布鲁塞尔则是精神分析学专家。两个人,从同两种学科,代表着两大营垒,而这南大营垒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样看来,芬尼敢于破除门户之见,谦逊好学,确是令人钦佩。
  布鲁塞尔仔细审阅了“炸弹疯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没爆炸的炸弹照片,然后提出了第一个推恻:F。P。可能是利用职业之便制作炸弹,也可能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的恶作剧。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个男人所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制作炸弹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鲁塞尔接着说:“他大概以为他患慢性病应当归咎于爱迪生公司。渐渐地,他又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对他的不幸负责。如果某人确信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烦,便可以认为他有偏执狂的某些特征,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紊乱病症,患者总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幻觉和错觉,而他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却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偏执狂有潜伏期,在这一期间,病势发展缓慢,不易察觉,35岁以后,病状急剧加重。罪犯从放置第一枚炸弹迄今已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的年龄应在40岁以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可能。
  “说得更清楚一些,偏执狂患者通常过于自爱,以此保护‘自我’。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承担责任,而执拗地认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个案子中,罪犯便是对爱迪生公司怀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觉与错觉日益加剧、延展,直至彼及到纽约全体市民和整个社会。诚然,他在爱迪生联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这番推理的出发点未必不正确,他的失误,仅仅在于无凭无据地断定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执狂症形成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患者以后的推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因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发达的人。根据罪犯的笔迹着,他象是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执汪症,我已经讲四种可能。”
  布鲁塞尔侃侃而谈,在座的警察们听得入了迷。
  “如何发现偏执任却是一件难事,”布鲁塞尔继续说,“患者的表现无异常。他行为谨慎,自以为完美无缺,决不会贸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议的事情。刑事档案里不可能有对他的记录,医院和疯人院更与他无缘,原因很简单,一个自以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国精神病学家柯尔会奈的理论,85%的偏执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径运动员: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犯身材均称。不胖,也不瘦。”
  布鲁塞尔又看了一眼罪犯写的信。这些信用词准确,字体清晰,给人以严谨、整洁的感觉。他又说:“第六个可能:罪犯肯定是个表现出色的职工。他按时上下班,工作无可指摘。他穿戴整齐,天天剃胡子,过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时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国人的语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国人之手。‘卑鄙罪行’有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风的意味,那个时代荒诞不经的小说里充斥着这类词汇。再比如,他写的是‘爱迪生公旬’,而美国人只是简略地称呼该公司的缩写。由此可见,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两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强烈,以至罪犯在写‘W’字时,把他平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忘在了脑后。再请看这几张剧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弹,可他原本是干个行为谨慎,精于计划的人,这一切,连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这裂痕在罪犯感情冲动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我们知道,男性儿童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会受到母爱的强力吸引,甚至会仇视父亲,把这种敌对父亲而又不便于公开的情绪隐理在内心深处,有的儿童会在这一过过渡期碰到障碍,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这种障碍。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使他对母亲的违反常情的爱得以滞留、固定了下来,并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视的男性权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亲可能已经过世,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长、可以唤起他对母亲回忆的一个女性亲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泄,这或者意味着他对母亲的情欲,或者意味着要割父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一切便都有了解释。一个正常人,即使和爱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会在纽约城到处放炸弹。由于罪犯在童年时代有碍于父亲,不能把母亲的爱延伸发展,因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持续存在着的失望,也产生了对权威的反抗。这两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势不可挡地渲泄了出来。把这种感情的曲折变化移放到另外一个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为吻合;16年来,他固执地以为别人企图掠夺理应属于他的权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责爱迪生公司,实际上却是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第九种可能:因为爱母亲,他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他是个单身汉,喜欢孤独,没有朋友,我甚至敢说他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是不是同性恋?”一个警察问。
  “不是!他没有朋友,也绝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脸和气,因为他是偏执汪病人,一定要表现得完美无缺。适才我说过他身材均称,现在我甚至进一步说,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这是第十个可能。”
  “您凭什么说他爱打扮?”这是刚才发问的那个警察。
  “不凭什么。我只是试图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个偏执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标准之下。”
  接着,芬尼深长又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独门独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为他要有一个不惊动邻居的僻静处所。
  “第12种可能,”布鲁塞尔说,“他的问题在性方面。他的性冲动既然还未冷却。所以他不超过60岁。还有,刚才我说过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现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们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但是,众所周知,行凶用扼杀的手段在地中海国家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为普遍。历史地看,使用炸弹和匕首一人流行于欧洲中部,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杀案中都有使用炸弹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手段,就说明是个斯拉夫人。这是第13个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14个可能:他有规律地按时去教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是有规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别盖的是纽约和西彻斯特的邮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某地发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该地区的斯拉夫人。这位有了第15个可能,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
  布鲁塞尔大夫的推理纵然出神入化,却也提出第16个可能时犯下了一个错误。在确定“炸弹疯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时,大夫有几种选择:癌、心脏病和肺结核。大夫说,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结核,那他可能早就医好了,于是判断他有心脏病。大夫却忘记了,偏执狂讳疾忌医,根本不会找医生看病。事实上,“炸弹疯子”患的是肺结核。
  布鲁基尔的诊断结束了。
  “您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芬尼探长问。
  “向社会公开这16种可能性,大事宣传。我觉得罪犯愿意被人发现,长期地隐性埋名使他越来越失望,为了从失望中挣脱出来,他需要刺激。应该向他挑战。向他表明,我们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礼。如果我的推理不对,他会告诉我,从而向我们提供了情报,如果我说得不错,随便哪个邻居都会认出他来。”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开门,准备告别。布鲁塞尔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长,补充说:“还有一件事,(大夫闭上了眼)我好象看见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却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样。你们抓获他的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一件双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紧紧的。”
  1956年圣诞节前夕,布鲁塞尔推断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继而又刊登在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
  一时间,公众中掀起了波澜。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打电话的人当中,有报告哪里有炸弹的,有提供罪犯线索的,一切都要核实,都要查阅爱迪生公司的人事档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帐。
  一天夜里,凌晨一点钟,布鲁塞尔大夫家的电话响了;“这是布鲁塞尔大夫家吗?”
  “是。您是谁?”
  “我是F。P。。您最好别插手,否则您会后悔的。”
  说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
  F。P。接受了圣诞节的挑战。四天后,他又在一家图书馆和帕拉蒙电影院放置了炸弹。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写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时30分从西彻斯特发出的:“我看到你们12月26日登在报上的东西。要我投降是荒谬的。不要糟践我的聪明才智。还是把爱迪生公司拉上审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国报纸要求恐怖分子对自己的不满进一步作解释。两天以后,对方有了答复。
  “我一辈子生活在贫困与清苦之中,到头来一无所获。我得到的只是辱骂。我的遭际很好地说明了你们所谓‘美国社会制度之正义’是什么东西。我要让公众明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们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牺牲么?谁是罪人,是我,还是你们?F。P。”
  人是健忘的。这以后,人们又好象放弃了“炸弹疯子”这个话题。过了一些日子,一位妇女在查阅爱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档案时,在公司与其雇员的纠纷部分中,看见了工人乔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况和别人差不多,他受了伤,公司发给了些钱,他嫌不够,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诉信,这种信别的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这样的词,这位妇女显然被挑起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认真地审阅起来。
  1929至1931年间,乔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厂当发电机修理工,该工厂后来被爱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锅炉的膛火喷出来,将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付给他工伤补贴,他经过医治,没有查出任何残疾,几个月后,公司在裁减人员时将其除名。1934年1月4日,当他申请残废补助金未能如愿以后,他宣称自己患了肺结核。
  爱迪生公司的报告,认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丝不苟,手脚麻利,遵守记律,与人和善,品行优良。
  人们又发现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锅炉喷火事故受伤时28岁,今年44岁。他有一个波兰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进一步的暗中侦查证明他尚未婚娶。他和两个姐姐住在独门独院的一座房子里,两个姐姐一个叫安娜,一个叫玛伊,都是独身,她们供给弟弟生活费用,还送给他一辆小汽车,梅泰斯基的双亲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没有工作。警方没有他的刑事记录。他身高1.75米,重74公斤,邻居们说这一家人从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给人的印象总是彬彬有礼。
  “奇了,这和布鲁塞匝大夫说得一般无二,”警察决说,“得找这个人会一会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个侦探来到梅泰斯基家门前。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高大别墅,外表阴沉,灰暗,镶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残破之处,楼前是一个荒凉、却还失事掇得干净的花园。侦探叩响了大门。里面亮了一盏灯,有人踮着脚尖,踩着吱嘎作响的地板走了出来。这是乔治·梅泰斯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睡袍,蓝色的眼睛透过金边眼镜冷静地看着侦探们。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请四个不速之客进了房间。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您的笔迹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这儿。你们以为我是‘炸弹疯子’?”
  “我们恐怕并没有搞错。”
  梅泰斯基只是哑然一笑。他仿佛漫无边际地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把侦探们引到别墅后面的车库里:这是生产炸弹的车间,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么,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么意思。”
  “费厄泼赖(公平的意思)。”
  两个姐姐不知所措地哭着,喊着:“他不会伤害人的呀!”
  侦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头发梳得油光,皮革擦得锃亮,当然,还有更使布鲁塞尔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弹疯子”穿一件蓝色细条纹西装,双排扣,三个扣子全部系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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