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不了，请原谅。您好些了吧。今天看来您气色很好。”她随便说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话，看了她一眼，充满着爱抚地说道：
　　“您没有说错，我好多了。但总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说道：“唉！该进养老院啦。”
　　这一变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别人。教授对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养生之道。
　　“生活是严酷的。”他对女助教抱怨道，“生活过早地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以欢乐和享受的代价换来我们遵守秩序和劳动。我们总是不情愿离开温暖的被窝，放弃诱人的玩乐，热闹的大街，为了事业牺牲了美酒、玩乐，甚至早饭、午饭。把娱乐放到了一边，去尽自己的责任，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到老年，人生的欢乐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懒地准备与任何困难妥协，与一切应当妥协的妥协……生活是严酷的，也是艰难的……鲍里涅维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两眼一闭，一切都完了。可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对啊。”
　　季娜伊达装出哀伤，难过地低下头，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上，对谈话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继续说道，“可是您看我的这块怀表，定是我的同龄者耍笑我，这块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说明我也该安息了。”
　　从他严肃表情来看很难理解，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开玩笑。
　　“您再买一块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个好心的阿姨让小朋友把旧玩具扔掉，再换一个新玩具时一样。
　　教授从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动地抚摸着她的手。
　　“教授，您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两个星期，您会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说己到时候了。谁还要这么一个一拿起书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决这类特殊病例的最好办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功诺夫象我这样的年纪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马车，后面十几个小伙子跟着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应当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要不请假休息？那教研室谁来接替我？谁去讲课、视察陈尸间、出席各种会议呢？”
　　他甩了甩头上的白发，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谈话使他疲劳，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个手势要女助教不要再说话，让病人休息一下。她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仍继续说道：
　　“您可以请一位副手。卢茨基还不错，不妨让他来干。”
　　教授睁开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还需再成熟一些。小鸽子，我看您来干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季娜伊达心里很明白，教授为什么叫她来。她早就期待着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鲍里涅维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属了。
　　“我劝您，教授，还是再考虑考虑。”她表现出想避开早就梦寐以求的位置，“安东·安东诺维奇不久前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对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吗？”
　　一个又一个的人选提到学院里，他都否决了。这一切都有人告诉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达，”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来，您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值得称赞的品德，我还是请求您让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谈话教研室都会知道的。工友是会对他们说的，让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说服他们。
　　“您为什么不选别人单选中我呢？”她从容地同意道，“我应当了解，不对吗？在您的考虑中有没有什么误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
　　“对我来说打暗牌己晚了。人们都很好，可总有缺陷。缺什么也说不出。现在不是考验的时候，急需可靠的人出来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把事情办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终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别人让她来工作，除了她没有别人。这越过了多少障碍，经过了多少争斗和痛苦的考验啊！一切困难和难堪都成了过去，她将成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学术会议的参加者。她的一票将决定人们的命运。
　　“怎么样，您想好了吗？”病人问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强的。眼神表示出拒绝的样子，而内心里仍在犹豫。教授又问了一次。
　　病痛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脸色苍白，鼻子也好象拉长了许多，眼睛暗淡了，颧骨突起。病人站了起来，蹒跚走向床前躺了下来。白发在枕头上形成了一个银光圈。教授以目光请女助教坐到床边。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给病人盖被，但女助教已抢先给病人盖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来女仆，指出房间哪里不整洁，立即帮女仆收拾起来。
　　“你看，这样就很好。”女助教俨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间说着。她还又一次把枕头拍拍松，把床单铺平。问病人：“您觉得好些吗？”
　　教授没有回答，脸上一阵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额，教授从被子下面伸手推开她，而她撒娇似地摔倒了。
　　“别难过，小鸽子，”病人低声说道，“一个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会培养出一百个，不是象我这样瘦弱的人，而个个都是大力士。”
　　教授两眼含泪，工友也抽泣起来。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激动的时刻。
　　“我决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刚才的犹豫，但话音是亲切而真诚的，“您说怎么办，就按您的意见办吧。”
　　“这就好。”教授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病痛过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从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到院里办一下任命手续。我听您的劝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应得非常及时，也免得让别人无意义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谁也不会去麻烦您的。今后凡有争议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让问题搁一搁再说，也许会有变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样，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谆谆教诲好象临终嘱咐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庄严。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给我的时候也曾这样教导过我。多少年过去了，而我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
　　老年人总是用往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同时也是短处。没有比实践检验过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对工友说道，“您看我要休息了，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别欺侮季娜伊达，她是一个天才。小鸽子，我交给您一位顶顶好的人，您可要多多照顾他。”
　　“帕霍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女助教向工友伸出手，同时微笑道，“我们将一如既往友好相处下去。”
　　工友稍稍碰碰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希望您不要反对我，好吗？”女助教对工友坦率地说道，当着教授的面她难以说假话。
　　“我的妻子非常感激您。”他说得不很痛快。
　　教授对这种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只认为是工友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激动，他对工友笑了笑。
　　“对啦，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教授忽然想起来说道，“帕霍姆要求替涅斯捷洛夫辩护一下。据说侦查员把他搞得很苦，您去和侦查员谈谈，以我的名义请他……”
　　女助教眉头皱起，好象抑制着内心里因某种严重问题需要与人交谈的希望似地神经质地紧咬嘴唇。天真的教授以为她内心很难受，问道：
　　“您打算和他谈些什么？”
　　“是的，倒霉的是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侦查员，而且此人特别固执。我去和他谈谈，但谁知道他对这问题又怎么看呢。我知道，我们作为法医鉴定人，这您也知道，是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侦查员的。”
　　……又过了一天。关于教授的病情和马上要离开教研室的消息使他的朋友和助手们感到不快。人们只在化验室里谈论这一问题。涅斯捷洛夫即使没有这一消息情绪也不好。不久前他不得不去抽血，按指纹送去化验。昨天又拿头发去研究。这一切他感到很委屈，他心情很坏。当他和卢茨基谈起这些时，卢茨基沉默不语。
　　涅斯捷洛夫心情坏透了，但当季娜伊达在场时仍得强打精神，保持冷静。无论在解剖室，宿舍走廊，还是在大街上，她的出现总会不由得引起他的不安和喉头梗塞。为了恢复自控能力，他尽量避免看见她和听到她的声音。他埋头工作。可她翻书页、挪动椅子、钢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也使他难以忍受。他甚至觉得她老是在他的身后站着或是象幽灵似地走来走去。
　　只有卢茨基一个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情绪。他仍然那样乐观，和别人开玩笑。经常谈起妻子的成就，谈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现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银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个年轻姑娘，当然是谈情说爱的情节……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过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旧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也使卢茨基失去了往日的乐天派劲头。他偶尔也开个玩笑，但缺乏任何开心的味道。经常是挖苦和冷涩的讥讽。在检查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发生的一切，与侦查员关于死因的意见分歧，还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发生了病态反应，侦查员决定收集一切对涅斯捷洛夫有疑点的材料之后，避开了法医的干预。教研室面临的变化使卢茨基不安。他爱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别人接替他的位置。
　　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解剖室里一片忧郁和沉静。
　　女助教今天迟到了。她是在女化验员那儿耽搁了。女助教对她谈工会的工作。她谈到为俱乐部购买广播器材，为图书馆添置书报和红十字会制作宣传标语的事。女助教几天之内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女化验员可以安心地去疗养了。
　　“在您从疗养院回来之前，”女助教告诉她这些是想让她高兴，“我想办几件事，顺便说一下，这可都算作您的工作量。我想在教研室试试加强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
　　深受感动的女化验员要她再坐一会儿，喝杯咖啡，但女助教很着急，没有听完化验员说不久前她与工友的谈话，就走了。女化验员则追上她，和她一边走，一边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她。“劳驾，我的朋友，”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请帮我卷卷袖子，我简直象个残废人。”
　　他的目光落在用新沙布缠的左手手指上。
　　“您怎么啦？”他问道，“创破还是被子弹打伤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讥讽。女助教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涅斯捷洛夫机械地回过头盯着女助教。
　　“我说话是不加考虑的……”卢茨基抱歉地说道，“您怎么啦？”
　　“不知道，不明白。”她回答说，“一个星期了，老疼，可能是痹疸。这是咱们解剖医生的灾难，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手套破了。您知道外科什么时候看病？”
　　她解开纱布露出发炎的手掌和脓肿的手指。手掌里面也肿了，一道红线延伸至腕骨。
　　“这是什么？”涅斯捷洛夫在想，“难道左手上没有火药烟灰吗？我们的疑点还有吗？”
　　“帕霍姆，我只好请你来帮忙了，”她说，“请原谅。不得不麻烦您。您看见啦，我的手不能动了。”
　　工友斜眼看了看肿胀的手指头问道：
　　“您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搽碘酒搽的？那天我就想告诉您，碘酒不能涂得太多，您搽碘酒就足足搽了三分钟。”
　　“他偷看了。”她在想，讥讽地笑了一声。
　　工友拿来解剖手术用具，挽起袖子。看了女助教一眼就开始解剖。女助教站在一头从远处指点着，满意地不时点点头。认不出他是一个工友了。原来他是一位动作灵巧的解剖大夫：动作稳健严谨，面部全神贯注，目光紧张有神。他的一双经验丰富的眼睛能分辨出肺部的各种淤斑；心室里的凝血块；胃里的发炎部位、肠子粘膜萎缩。工友好象一位名副其实的解剖专家从肾脏上面剥下簿膜切开说道：“肾硬变。肝脏是肉豆蔻形状的，阑尾扩大，脾脏有肥大的症兆。
　　“好样的，帕霍姆，”女助教在他耳边说道，“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解剖专家。您作的病理解剖诊断是可以信任的。”
　　这一赞扬使面临进一步考验的工友受到鼓舞。女助教听女化验员说过工友的医学知识，但没有去注意。现在，她暗下决心要使工友不要在教研室制造混乱。
　　“我常想，”女助教的声音吸引了大家，“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助手——一些技术辅助人员应当表示感谢。对他们劳动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已故巴甫洛夫经常把被学生疏忽的工友树为榜样。在病理解剖室，帕霍姆的同行伊万·格连鲍维奇·特洛费莫夫辛勤工作多年。不少著名学者都听取过他的意见和经过他的指点。他们都能讲出这位工友精湛的医术。大家授予他一个特殊的称号——‘科学师傅’。我提议，”这时，她稍稍停了一下，“在帕霍姆六十寿辰时，就是今年六月，我们也把这个光荣的称号授予他。”
　　“只授予他一个称号还不够，”卢茨基指出，“还应当授予他第二个……帕霍姆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解剖专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侦查员，比如说，他认为鲍里洛维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涅斯捷洛夫由于震惊，手中的解剖刀“当啷”一声掉到地板上。工友生气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无声地耸耸肩膀。助教的脸刷地白了，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慌，她凑到工友前，装出莫明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是被人杀害的？为什么您没有告诉我？”工友手中忙着，没有马上回答。
　　“没有，不管怎么说，不是右手开的枪，而是左手。”
　　女助教及时控制自己，装出没有听懂工友的话，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杀害他的？这可并不属于您拿手的病理解剖诊断的范畴，”她冷笑一声说道，“但我还是应当感谢您。”
　　沉默了好半天。工友使劲摆弄起解剖刀。看来他不想谈下去。卢茨基心中想到，这后面肯定隐藏着只有他一个人不清楚的严重的东西。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说啦？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而在戏弄我们呢？”
　　老人仍然避开女助教的目光，手不离开刀，肯定地说道：
　　“是自己人杀死他的。凶手是在拥抱他，或是假装凑近他的耳朵想说什么悄悄话时开枪的。他自己是无法开枪的。”
　　女助教指出工友下刀不准确的地方，对他讲解该怎样用刀，接着对工友的话评论道：
　　“这种判断令人好奇，是不是，卢茨基？您不是坚持是自杀的吗？等一等，帕霍姆，”她又让工友停下来，仔细查看切开的组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希望您注意。对不起，卢茨基，请讲，我听您说。”
　　“我改变了看法，季娜伊达，”他轻松而简单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杀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从您的鉴定书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坦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高兴，您的法医鉴定书写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们的规则：‘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手是会留下痕迹的！’指纹术是应当尊重的，这一科学比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还要早五百年。您没有注意尸体的指纹，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会说这是侦查员的责任。但您知道侦查员经验不足，您是应当帮助他的。您的结论他不满意，所以侦查员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对这些疏忽司法机关会追究责任的……”
　　卢茨基应当知道，他签署的法医鉴定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虚幻的推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将结束。女助教再一次称赞工友努力工作，马上又说：
　　“上星期在这里我们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侦查员和证人都在场。教授和我在结论书上签了字。您真的要推翻我们的结论吗？这样，我就不得不向教授汇报。”
　　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她想要干什么？她竟想惊动患病的老教授！打扰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工友放下解剖刀。好象马上谈话要他具有相应的姿势似地。干擦了擦手，动手解白大褂上的带子。
　　“以上帝的名义求您别惊动教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好了，没有关系。我怎么会反对您，季娜伊达。”
　　“如果您仍然坚持，”她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说道，“那我请求教授召集会诊，您也出席，一起来讨论。我们再来一次掘尸检验。好在您也不惜辛劳，尸体也施了防腐剂，再次解剖研究一下。您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她以谦恭的姿态说道，“我将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得对您说声‘谢谢’。”女助教对工友说着，内心里却千方百计坚持着自己的谎言。
　　她想，工友只求参加会诊，别的他都会放弃。她的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工友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别引起喧嚷”就行。
　　“这一教授没有关系。”他肯定道：“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过，而且也没有想过。”
　　她示意他回去干自己的事，自己查看起笔记本，笔记本中她记下了教授的指示。
　　“对啦，”她好象无意中说出，“教授还要我去找侦查员，以他的名义要求他别再折磨涅斯捷洛夫了。这一点根据也没有。再告诉他教授仍坚持解剖结论。您看着办吧。”她看了看卢茨基和工友一眼，接着说，“我也许不去找侦查员，等会诊之后再说吧。”
　　这样一卢茨基忍不住了。他没有提及刚才的争论。他开始懂得，女助教要坚持其他人不同意的结论。这些人不管谁正确，但绝对不能因此而让涅捷洛夫蒙受不白之冤。
　　“您不必把教授对您的委托和我们的想法揽在一起。”卢茨基懊丧地说，“不论是您还是我，感兴趣的应当是重新研究一下调查和解剖材料。改正错误任何时候都不晚。我个人准备承担自己疏忽的责任。”
　　工友结束了解剖，缝合好后离开了解剖台。女助教看着他微微一笑。看来这微笑她是费了大劲才装出来的。她说道：“非常感谢您，帮了我大忙，我将很高兴地报答您。”
　　做作出来的戏剧为的是驱散不久前发生的不愉快，以是另一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前奏曲。
　　当工友出去关上门后，女助教在解剖室来回走了几次。突然在涅斯捷洛夫面前停下来。他感到她想说什么，但仍装作没有发觉她似的，他一直耐心等待着。当他俩目光终于碰到一起时，她问道：
　　“您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应不应当放弃鲍里涅维奇是自杀的观点，重新看待结论，还是同意教授和我的一致意见？”
　　涅斯捷洛夫一下子把缠在手上量尺寸的小绳扯断了，狠狠地瞥了她一眼道：
　　“您问我该不该维护表面的名誉，装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还是摈弃虚假的羞耻找出杀害我们朋友的凶手吧！我主张把凶手关进监狱。”
　　女助教疑问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想让他来回答，卢茨基不吭气。她的自制力使她成了一名乔装的侦查员。
　　“您认为鲍里涅维奇是他杀吗？”
　　“完全可能。”卢茨基答道。
　　“这一点倒也可以同意。”女助教说道，接着转向涅斯捷洛夫：“不是别人，而是您，涅斯捷洛夫是受害者死亡时的唯一见证人，您可以回忆起很多的细节。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观察和怀疑。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对侦查员讲呢？审问记录上没有这些。”这话的意思是让他知道，他是唯一可能被怀疑为凶手的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说了假话：或是在审问中？或是对朋友的谈话中。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生气地对她说道，“您的两面派我早就烦透了！你走开！”
　　“你怎么啦？”她恐惧地说道，“你的脸发白不舒服？”
　　这真的是她在说话。她真的害怕了。卢茨基搀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安慰他：
　　“冷静一些，涅斯捷洛夫，难道这样就行吗？要控制自己。”
　　“您的脸色也不好，”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是您的不对，卢茨基，”她轻轻地责备他道，“干么要提起这一话题呢，您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您现在相信了吧，咱们中间是谁为这一悲剧感到痛苦。”
　　这儿句话女助教好象是对弱者庇护的语气，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但激怒了涅斯捷洛夫。他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天秤都震动起来，他气得话音都变了。
　　“你说什么？你在哪儿看见我脸色苍白的，你对卢茨基暗示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既然这样，你也可以杀死他。不要忘了，咱俩都是他的邻居！”
　　现在他脸真的发白，气得站都站不稳。卢茨基抱着他的双肩往自己一边拉，涅斯捷洛夫顺从地被拉出了解剖室。
　　就在这一天女助教把工友叫来说道：
　　“您妻子住的房间不好，房间的空气和阳光都不充足。最好搬到窗户朝阳的房间去，我劝您今天就搬。”
　　工友想拒绝。他不需要她的帮助，但马上又想到，妻子知道了是不会拒绝的。女助教也会告诉妻子的，不这样可怎么对妻子解释呢？
　　“那房间里放着展览用的雕塑和陈列台往哪儿搬呢？”他问道，希望她改变主意或不再坚持这样做。
　　“让仓库保管员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仓库去。”她坚持道。
　　“那教授会同意吗？”
　　“教授再也不会来了。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她伸出指头友好地威胁他道，“我要告诉您的妻子说你的举动古怪，挑唆我和别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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